1949年春，中共接管上海市。同年暑假，我初中毕业了。经过多次去一些高中报名考试，均因数理化成绩太差未被录取。父母也没有责备我，不得已，只好进父亲所任教的励志中学去上高中。励志中学原来是一所为中小有产者家庭的子弟服务的英文学校，后来扩大为高中全科中学。父亲才到那里教国文课。真是天意，我竟成了父亲的学生。本来这是一次一生难得的亲聆父教的绝好机会，可是我那尚未发育成熟的简单头脑，在新的思想潮流的灌输下，我把父亲的学识学问看得轻如鸿毛，以为他的学问已是老一套了。父亲原是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著名的圣芳济中学的国文教师，来到励志这所新校教课，自然驾轻就熟，毫不费力。他不是夫子学究式的教师，而是像大学的讲学风格。熟读＂说文解字＂的父亲对某些生字讲得很仔细清楚，对某些文章典故的出处也讲得准确无误。他不是照本宣科地枯燥念课文，而是讲有很多课本以外的文史知识和常识。不要说现在，就是当年，像父亲这样的教师也不多见。可惜班上泰半同学来自富有家庭，他们出于自己的前途，看重的是英文或数理化科目，对语文课则当作休息课。因为父亲语言生动幽默，有的同学听时也会大笑，可真正懂得父亲价值的学生不多。即使作为女儿兼学生的我，也不以父亲的学问人品为骄傲，不认真听他的课。我那时受班上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影响，心思只在课外的活动上，什么唱解放区的歌啦，读新的以前没读过听说过的苏联小说啦，不但对父亲的讲课不感兴趣，甚至在学校里一直和父亲保持着距离。
我从小就大脑不发达，对数理化功课既无兴趣也不下功夫学。到上高中时，几乎年年数学不及格，补考。父亲也不以我的数理成绩不佳为失他面子的事而训斥过我，相反，他倒是＂举贤不避亲＂，经常在课堂上表扬我的作文，有时把经过他红笔圈过的我的作文贴在黑板旁边，有时还在课堂上念几段我的＂大作＂，弄得我十分难为情。但同学们倒也不介意，也没有人指责李老师偏向自己的女儿，更没有人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去看。我之所以写这件事，是为了从中看出父亲的天真无邪。这要是在今天，不知将会遭到多少嘲弄，指责和批判！
高中毕业后，我幸运地赶上了1952年的第一次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和扩大招生，统一考试的好机会，我被意外地录取为著名的西南联大之一的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还在＂人民日报＂上发了录取名单。这一结果，给父亲带来了很大的喜悦兴奋。当时，我是我家第一个登上国家重点大学的孩子，父母说我＂戆（傻）人有戆福＂。父母亲在高兴之余，为我积极准备北上的行装，就像为我办嫁妆一般，四季衣物，日常用品，还买了一只木板大箱子，用来盛放我的行头。然后，我就高高兴兴地在十月初离开我生长的家乡上海和我的父母亲，父亲亲自送我去上海的北火车站，我却浑浑噩噩地匆忙地告别了父亲，还未登上火车车厢，就跟一群同样北上的新生，欢喜地投入集体队伍之中了。
现在，当我重温这一段历史时，恍然醒悟到，正是父亲对我的一生道路和命运，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倘若不是父亲全力帮我进入励志中学就读高中，我一定会沦落成为失学的＂社会青年＂，哪里还会有考大学的机会，更不可能走上后来的文学专业道路。我的父亲就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位＂贵人＂！可是当初我不知感恩，填大学报考志愿时，只想走得越远越好。我报名的前三名大学是北大、南开和山东大学，我把离我家最近的复旦大学放在了最后一位。那时激进的我深恶痛绝我一直视为纸醉金迷的上海，一心向往着那个从未见过也完全不了解的北方。我的志愿实现了，我毫不留恋地象小鸟一样飞翔到高空远山去了，把生我养我的父母家乡抛在了脑外。人，是多么容易忘恩负义的啊！
我进入大学第一年级时，享受的是学杂费和食宿医疗费全免的优越待遇，对父母的经济开支没有构成负担。但父亲每月都要给我寄来三元人民币作为我的零花钱。那个年代三块钱可以买书，买零食、邮票等等，足够我的零用开销了。此外，父母亲还每年都要给我寄来一两个邮包。邮包里，像个小百货店一样：衣服鞋袜，针线夹子，还有不少零食，如，苏州采芝斋的西瓜籽，糖果，还有姆妈自醃的咸鸭蛋••••••，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而我不知珍惜父母的心血，每次打开包裹，除了我必需的衣物外，那些吃食全都分给同寝室的女同学一起分享了。
在我上到一年级期末时，竟然好运降临，我因品学兼佳，历史清白，家庭良好，被系、校两级通过，保送去北京俄语专修学校留苏预备班学习，作为留学苏联的准备。父亲得到这个好消息后，喜不自胜，这可能是我这一生给父母带去的最后一次的惊喜和欣慰。在俄专学习期间，学校给了我们全体学生十分优厚的待遇。父母不必再给我寄钱寄物了。我在俄专学校成绩优良，跟班上同学关系和谐，没有给父母带去过担心和忧虑。待到将近期末时，渴望女儿得到留学机会的父亲却得到了我因未通过最高一级领导的政审而不能留苏的坏消息。这对父亲的心情打击很大。他以为是他的历史问题的原故造成了我失去留苏的机会，其实这完全是极左路线的又一突出例证！但那时，无比幼稚的我还不懂＂极左＂二字，也不懂父母失望难过的心情，竟不知用好言去安慰和减轻父亲自责的心情！ 重回南大中文系上二年级的我，学校已改变了免费食宿的制度，每月要收费10元5角伙食费了，那时还没有实行工资改革，父亲的工资不如在聖芳济中学时期高。父母亲只得省吃俭用，给我按时用保价信寄来伙食零用费。我平时基本上是每周或稍长一点时间给父母写信，报告收到了父亲的钱和来信，以及我的生活学习情况。父母又按常例，给我寄来带着他们满腔挂念和关爱的心血给我寄来邮包，一次比一次丰富周到。记得我二十岁生日时，父母给我寄来的邮包格外丰盛，里面有一件时髦的杏黄色短呢大衣，一件中式的花格子呢夹袄，（这在那时是十分贵重的礼物），还有各式零碎小礼物，和我喜欢的零食，当时，我除了惊喜和眉开眼笑外，却没有去深悟这每件东西里深蕴着的父母的艰辛和慈爱。
那年，痴戆愚蠢的我不知不觉地堕入了情网。当我写信告诉父母我的恋爱对象的情况后，父亲写了一封长信教诲我对待婚姻大事要慎重，要考虑对方的家庭因素••••••等等十分至关重要的道理，可我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恋爱中的男女如同一头瞎眼的驴子＂那样，不把父亲的教导当一回事，反认为父亲的思想存在封建意识，回信时表示了不同意见。我不知道那时父母是怎样难过和担心的，但此后，父亲也不好干预远在千里外的女儿的自由恋爱行动，仍是每月按时给我寄钱写信问寒问暖。而混蛋的我，就在热恋期间，犯了一次我终身不能饶恕自己的罪过。热昏了头的我，在收到父亲寄来的保价信之后，像外国小说写的那些轻浮女孩儿那样，只顾自己玩乐，竟忘了回信；第二个月，父亲又按时寄钱寄信，我还是不回信；可以想见，一连两个月不见女儿来信的父母会怎样疑虑不安。到了第三个月，父母亲真是坐立不安到极点了，父亲在他的信上要我立即回信，并盖上我的图章，以示我是否还在人世。那一封写满父母焦虑心神的来信，才把我惊醒了。我这才按照父亲的嘱咐，立即回信并盖上我的图章，告诉父亲我一切平安，并且谎称，学校里活动如何多，自己如何忙于各种活动而耽误了回信，等等。父亲收到我的回信后，并未责怪我，一切都如常进行。但这件事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生都留下了无法宽恕自己的犯罪感。每当我怀念父母时，我的脑子和心里就会升起深深的负疚和自责！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曾有过这样令人鄙视的劣迹和令人不能容忍的不肖行为！我相信，天下所有为人父母者都能体会到父母心里的大爱和挂念之情。当我自己有了那种骨肉连心的体悟后，我的愧疚和不能原谅自己的心越来越沉重了。但是，现在我只能借这篇文字来向我在天上的父母告罪和忏悔，向我的姐妹弟弟告白我此生一次最大的过失。事实上，上帝早就对我作出了审判。我的婚姻失败和长子的早殇，就是上天对我的最严厉的惩罚和报应！这确实是我罪有应得！
1956年暑假，我在庆云胞兄的慷慨资助下，买了火车票回上海探望父母。庆余弟也同时回家过暑假。那年，我因搬迁到新盖的女生宿舍，受了潮气，双脚长满了水泡。父亲已是56岁的高龄了，他为我买来了中药药膏，不止一次弯着腰，耐心地仔细地为我一个一个地挑开脚上和小腿上的水泡，再小心地在疮痕上上药。经过父亲这样不辞辛苦的治疗，大约半个多月，我的双脚才又恢复了正常。
那时我家几位长兄姐妹皆已离家各自远走高飞了。两位长辈只有年幼的妹妹一人相伴，家里的景象已大不如以往那样的热闹兴旺了。对我和庆余弟的回家探亲，父母亲的喜悦之情自不待言。在我的脚病治愈以后，父亲对我和庆余弟预约，8月6号是他的发薪日子，他要请我和弟弟一起到城隍庙去玩和吃点心。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8月5号那天，父亲给我和弟弟搞到两张青年会联欢晚会的票，我们两人高兴地去玩了一个晚上，回家时已是深夜10点多钟了。父亲怕我们饿了，特地亲自去弄堂口为我们买来夜宵，待我们吃完洗漱完毕，他才躺下。我和弟弟妹妹很快就进入沉沉梦乡，大约12点左右，姆妈的喊叫声把我们惊醒了，只见父亲半边手脚抽搐，嘴角微流唾沫，姆妈喊他多声，他已不能出声回答了。如果我们那时稍有点医学常识，就应立即叫救护车把父亲迅速送往医院急救，姆妈以为父亲中了暑，请楼下一位邻居上来，那位长者上来又掐又推拿，一通折腾，把父亲送上了绝路。待天亮后父亲送去医院时，经诊断已是大脑总血管爆裂溢血而无法抢救了。到了当天--8月6号的下午三点钟左右，只听父亲一声长嘘，他吐出了最后的一口气，就与世长辞了。这真是一场来得过于突兀的噩梦！没有任何预警，没有任何精神准备，一生饱经坎坷忧患，肩负重担的我们的父亲就这样匆匆地走了！
自从49年中共执政后，我家的生活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父亲的工资倒比原先低了。为了减轻父亲的重担，上完大学一年级的庆云长兄不得不辍学远赴位于东北沈阳的东北建筑设计院去当一名设计人员。转年，二姐又因抗美援朝参军去了东北边境，我和庆余胞弟也陆续考入大学，父亲身上的担子才减轻了一些，但是，眼看儿女陆续振翼远飞，一个个离开家门，一向热闹兴旺的家庭显得寂寞凄凉了不少，父母的心情却大不如以前了。但毕竟还充满着希望和期盼。父亲以为自己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他像全国所有的平民百姓和知识分子一样，热忱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参加各项政治学习，对子女们积极参加课外的社会政治活动也完全支持。我是中共占领上海后第一批发展的青年团团员，记得我的入团申请书还是父亲用毛笔帮我写成的。
社会上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到处似乎阳光灿烂。黑社会地痞流氓肃清了，歌舞达旦的舞厅歇业了，受人轻蔑歧视的妓女改造了••••••，对这一切，过够了动荡不安生活的父母亲都感到满意和欢迎，他们由衷赞成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哪里想到，不久，一场名为＂思想改造＂运动，实为对全国知识分子的首场＂下马威＂的镇压行动便扑向热烈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广大知识分子。父亲自然也难逃其劫，在一派混乱高压之下，他也被迫交代了他的所谓的历史污点一一其一是曾拜上海青红帮（？）老头子闻兰亭为师（其实只是为了多一条求职的门路而已）；其二是在日伪时期在杭州博物馆做过短短三个月馆员工作；其三是被我家楼下房东推荐当过一段挂名的里弄里的＂甲长＂。如此而已！现在听来都觉可笑，这算得上什么＂历史问题＂！但在当年，这三条＂罪状＂成了压在父亲思想上的沉重包袱。他的日子反倒比从前难过了。我的留苏梦未成，庆余弟被保送去国际关系学院也未被通过，这些情况都增加了父亲的思想压力和对未来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忧虑。之后，学校里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党团组织及领导对这些老教师，特别是一些所谓有历史污点的老教师，歧视损害，简直视为敌人。这种无形的精神重压和摧残，是比一切失业，疾病，流离失所，辛苦奔忙更能致人于死命的。
国民党统治时期，社会也曾动荡不安，民不聊生，蒋介石也搞独裁专制，官僚贪污腐败，但对于像父亲这样的普通中学教师，一般的工薪阶层，甚至资本家，还从来没有过查三代、刨六祖，逼迫普通平民百姓交待什么历史出身、社会关系，立场观点一类超出人类正常权利的专制手段。
尤其令父亲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是，他平生最亲密也最敬重的金祖同叔叔的悲惨下场。 金祖同先生（1914一1955），字寿孙，笔名殷尘。回族。浙江嘉兴人。他出身于嘉兴名门，其父金仲清早在1926年就在上海虞洽卿路开设＂中国书店＂，经营中国古旧书籍，线装版本及日本柯罗版印的书籍画册，同大阪博文堂，东京文求堂均有业务往来，积极从事中日文化交流。他先后开办过不少书店，如1941年与罗振常创＂食旧＂于上海天主堂街，1931年与罗振玉创＂墨缘堂＂于大连，1932年创＂中国通艺馆＂于上海汉口路。他并曾著有＂管蠡小识＂一书。颂仲清先生是一位对中国文化事业卓有贡献的老人。祖同叔既生于文化界名门，早年不但深受熏陶，也自有其不凡的独立成长道路。1936年，他东渡日本，师从郭沫若，专攻甲骨文，也曾在宋庆龄、沈尹黙等人的支持赞助下，出版过＂透视＂期刊，任＂说文月刊＂编辑。先后著有＂殷契遗珠＂＂龟卜＂流沙遗珍＂＂殷契卜辞讲话＂＂读伊斯兰书志＂＂台湾的高山族＂＂金山湾访古记＂＂郭沫若归国密记＂等书，并为中国民主进步事业作出过一定贡献。1949年他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不料，因他的妻子有敌特嫌疑被公安局抓走，并进一步波及祖同叔。这对一位一向以参与民主进步事业为荣的十分自尊自重的祖同先生是难以接受的。他竟下定决心，以王国维为榜样，在一个昏黑寂静的夜晚，自沉于上海郊区的一个湖塘里，三天后，家人才获知信息。吾父得到噩耗，亲自陪同祖同叔叔的幼子前往该地察看，听说那时的祖同叔遗体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不忍一睹了。祖同叔卒年才四十一岁，正值风茂英年大有可为之年，他的独子还不到十岁。一代书香之传人，就这样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祖同叔叔的遽然弃世给了父亲极为沉重的震撼和打击。父亲在为祖同叔惋惜和遗憾之余，不能理解何以一位对中共和民主进步事业有过贡献的人士会遭此下场！此后，父亲变得沉默寡言。似乎在思考思索着什么。晚年的父亲把自己的精神、兴趣投入了老、庄、佛、道甚至伊斯兰教诸种信仰的研究，借以寄托自己的情怀和寻求真理。但对祖同叔的辞世，父亲始终不能释怀，每每和吾母谈及他的寿孙弟时，总是叹息不已。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常常产生幻觉，对吾母说，他听到楼下金祖同＂介盦兄＂的叫声•••••• 从此，有家族遗传高血压的病症在父亲身上有了明显发展。他常常头痛头胀，经常看见他用手敲击自己的头部，稍感好受些，就又忙着做事了。他一生为姆妈，阿哥，甚至出嫁后的大阿姐，因婚后没有及时怀孕，父亲也亲自带着他的大女儿女婿去妇科专家处查诊，也曾为我不嫌脏污地治疗脚上的脓疱••••••，唯独没有为他自己花过一分钱医药费，也没有麻烦过任何家人，就匆匆地离开这个他为之做过巨大贡献又无比珍爱的家庭和儿女了！
父亲短暂的一生，没有享过一天儿女的福。他只有付出，付出，不断地付出！忧患，忧患，一个接一个的忧患！幼失慈母，少年失学，战乱逃难，失业，肩挑八口之家的生活和教育重担，最后，还要再一次忍受改朝换代带来的政治上的重重忧患！
父亲过早的突然离世，对母亲对我们儿女都是无法承受的打击。尤其是母亲，她自五十余岁起，独自度过了多少辛酸凄凉的岁月！但是，经历过后来几十年的腥风血雨，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多少知识分子陷于黑暗苦难之中的悲惨命运的事实，头脑清楚理性的母亲，在深深为父亲的不幸命运和他的早逝叹惜的同时，也为父亲及时地避免了多场灾难（＂肃反＂＂反右＂文革等等大小运动斗争）而感到庆幸。当我和姐弟妹们耳闻目睹众多文化知识界的精英人士和普通群众惨遭横扫迫害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庆幸父亲总算及时解脱，避免了难以承受的侮辱与残害。在一个政治上完全黑暗残暴的年代，不但斯文扫地，人们连基本的尊严都被各级政权痞子们踏在脚下，生命还有什么价值！我们的心里一直充满着辛酸和矛盾，每想到父亲一生辛劳，没有享过一天清福，没有得到过儿女的回报，心里就无比辛酸；但若面对现实，看看眼前那么多社会精英都不免于政治灾难，似乎父亲的及时解脱，倒是一件幸事了。
父亲走了，带走了我们全家从此不再出现的充满阳光，合家团圆，欢乐喜庆的情景！也留给了我无尽的怀念和遗憾！
我对父亲自有更多的感恩和怀念，因为父亲对我有过一种特殊的温暖和恩情。 我从一出生，就因不是男孩而令姆妈失望，又加我相貌不扬，爱哭，深为姆妈厌憎。父亲则不然。有一度，他曾把我放在大床上，晚上我就睡在他的身旁。小小的我，每每因为他把我搂得太紧而醒了，使劲挣脱了他的臂膀才又翻身睡着。所以，我留有极深的印象。到了我稍长时，又因我脾气倔犟任性嘴快，和美丽乖巧文静的二姐，形成鲜明的对照，姆妈对我更失去了好感。在看到或听到姆妈对我的态度时，父亲虽也不免取笑我为：＂砖兄＂＂糟兄＂，＂丑丑夫人相＂•••••••等等，但也为我＂伸张正义＂过，我曾亲耳听到过父亲对姆妈讲，“小囡是来投生的，不是来投死的，要赏罚分明•••••”一类的话。 大约在我六七岁时，有一天，父亲出于好心情和对我的爱心，亲自动手给我剪了一个＂童花头＂，然后领我去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我童年时期唯一的照片，至今我还保留着。从这张小小的一寸相片上我深深地感受到父亲对我的无言的爱！以后，我在父亲的潜移默化的薰陶和影响下，不知不觉地从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从母亲那里没有得到的温爱，幻想和追求，我的性格似乎越来越近似父亲了。但是，比起父亲的聪明灵巧能干，对人的关怀入微，博大胸怀•••种种天赋秉性和美德，我就无地自容了。我实在是父母的一个不肖之女！
自从我考入大学中文系后，父亲似乎有希望我成为他的同行和知音了，内心的喜悦和期望常常溢于言表。父亲的某些来信曾流露过他对我的大学环境的向往，常常以他的工整的字体给我写信鼓励和奖掖，有时也简短地和我探讨一些文学历史方面的问题或看法。可惜年轻气盛轻浮浅薄的我，不知珍惜，更不知虚心去认真跟博学的父亲多请教。为了帮助我更多更好地掌握汉文字能力，父亲还曾寄给我一册厚厚的＂辞源＂大辞典，供我终身享用。我之能在历来的岗位上胜任语言文字工作，深深得益于父亲的栽培和言身二教。这是我终身不会忘记的。
我年轻时，不曾充分理解父亲赐给我的名字的深意。只是朦胧中听说，是因我家祖籍苏州吴县，和父亲对我寄托的期望，故以吴下阿蒙之典来作我的名字。著名作家秦牧有一次好奇地问我的名字的意思，我只能含糊其辞地向他解释，其实我心里也不甚了然。直到近年，总结我一生的命运和道路，才省悟出，父亲对我一生的祝祷和深深的爱：＂蒙＂者，蒙恩蒙福也。乃是父亲期望祝祷他的三女儿一生得到上天的恩惠和赐福，他老人家深深地希望我这又丑又蠢的三女儿一生能幸蒙上天赐福，幸运一生。
也许是上天听到了父亲内心的声音和他慈祥的愿望，在我的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我确是蒙上天保佑，蒙父母之恩，尤其是父亲对我的厚恩，让我得到了最大的爱和满足。直到晚年，是天上的父母和伟大的苍天把我送到一个当今世界最安宁最慈悲的净土新西兰这片美丽的土地，让我得享清福和安赏晚霞。
我亲爱和仁慈的父亲啊，我纵有千言万语也道不完写不尽你一生的辛苦劳累，你的聪明才智，你的仁厚博大胸怀，你对我和你全部子女的深恩厚德！我只能用这粗糙的文字来肤浅概述你一生的业绩和品格，以及我对你深深的爱和感激、怀念，我的刻骨铭心的追悔和遗憾！最后，我谨以我的至诚之心情，向吾父的在天之灵献上一副迟到的挽联：
毕生辛劳，徒为儿女做马牛；泽被众生，苦耕竟未享福果；
天赐厚赋，空怀绝技屈良材；才兼艺文，俗世难容性情人！
缅怀我的父母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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