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焦点就在毛泽东，突出其所谓的“残暴”、“专制”。去年一位在全国影响很大的自由派维权人士来郑，我们见了面，对于他为下层群众所作的维权活动，我向他表示了敬意和自我批评。但是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误区使我十分的惊讶！他说文革期间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在批示杀人，杀了多少多少万。而实际情况是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没有批示杀任何一个人，这是在场的其他年纪大的自由派人士也认同的事实。自五十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中，毛主席反复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横竖不杀”。可能使这位朋友不敢相信的是，正是文革中的1968—1969年全国贯彻毛主席树立的“枫桥经验”，砍掉了一大半监狱、劳改队，正服刑的上百万犯人回家接受“群众专政”。也正是那时，就已经撤销了劳教所、强劳所和少管所。当然，文革、尤其是“一打三反”运动中，是杀了许多不应该杀的人，那主要是反对文革的当权派为打击跟随毛主席造反的人滥杀的。就像林彪的“571工程纪要”所说的那样：打着B52（指毛主席）的旗号打击B52的力量。
至于文革初期对毛主席狂热的崇拜是有其时代背景的。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由于中央书记处扩大指标后各级党委追加的几十万“右派”造成的扩大化，形成整个社会的政治高压现象：反对任何一个党员就是反党，反对任何一级领导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会被送去“劳动教养”或打成“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每一个人都可以拿着《毛主席语录》和任何一级领导（从班组长、生产队长到省，市长、中央领导）辩论，可以批判他，可以喊打到他，可以夺他权。就是说，用崇拜毛主席一个权威，打倒了直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级权威，自己“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代替了别人强加的“党领导一切”，那是一个多么大的解放啊！就像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上帝就在你心中，不需要各级主教、神父做中介。
那么又为什么恐惧文革呢？从“民主墙”、“学潮”至今，几十年的任何民权运动哪一个不带有鲜明的文革痕迹。尤其是上世记八十年代末学潮带起的下层伟大的群众运动，高举的是毛主席的画像、高喊的是打到D和“官倒”、用的是大字报和大辩论。对此，无论是当年毛主席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或者我们基层的造反者，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觉：那不就是文化大革命么！所谓对文革的恐惧，说到底是怕“暴民”、是自己幻觉中的“暴民”。从文革、“学潮”至今的中国有这样一个特点：“政治动乱”时社会治安反倒特别的好！象瓮安这些一年几十万起的“群体事件”，哪一个抢了老百姓的东西，烧了平民的房子？这是那些“文明国家”同类的骚乱事件所无法相比的，这也是文革的遗产，叫“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就“毛派”来说，你为何反对政改呢？从1949年的“共同纲领”到1954年的《宪法》、1975年《宪法》，其中那一个政改不比改革后的政改幅度大，整个毛泽东时代，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就是不断的政改。至于向右的政改，我们还真想象不出、一个比我们现在还右的政改后的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以苏俄为例，所谓的“巨变”后，仍然是免费医疗、教育，有房可住，养得起老。苏共垮台了，也没有杀、抓革命者。当时苏联的人民，又为什么要去做保卫”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社会帝国主义”的“男儿”？！如果说苏俄有过去的经济基础，那么，再以比我们穷得多的印度为例，他们全社会还有低标准的免费医疗。难道我们拿着已完全官僚资本化的所谓“国有”、“公有制”符号给自己“画饼充饥”么？
毛派也不应该怕民主。所谓毛派，本身就是文革大民主的产儿，大民主是其天然优势。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难道比没有民主还要坏么？毛主席当年和蒋介石作斗争使用的民主武器，不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罗斯福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说，毛主席绝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
美国也没什么什么可怕，它更讲实用。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留在那里的唯一外国大使馆，就是美国的。只是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美国国务院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决策。前埃及、突尼斯政权本来就是美国的忠实盟友，他们一旦被证明是失去民心（遭大多数人反对后），美国照样“落井下石”将他们踢出去，哪怕以后的新政权难以捉摸。
四：两派对权贵集团和民主的共识，是民主进程的关键
著名学者张宇燕在回忆他的导师奥尔森（和刚去世的布坎南都属于“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相同于毛主席的“七、八年来一次”时，曾说了他自己这样的看法：文革结束时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任何既得利益集团，走什么路，做什么事都是阻力最小的。那么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历史上的最大也最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是全中国人民的公敌，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这个集团，自由派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用赵紫阳的话来说，就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毛派称它是“官僚资产阶级”，就是毛主席说的“官僚主义阶级”和改革开放中生产的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体。也就是说，双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尽管表述、研究和对未来的设想不同。
现在中国，还有一些类似于《南方周末》那样的、受自由派的影响的报刊，更有自由派职业影响的地方，例如学校。尽管也受到很大的压制，尤其是在和权贵集团的利益冲突中。而中国至少有上万种报刊，没有一家是受毛派影响的，两千三百所高校，毛派能登上的讲坛屈指可数。那么为什么毛派不更强烈的要求民主呢？！
无论是程序民主的选举权，还是大民主的广泛表达权和参与权，无论是对国家上层的民主选择权，还是在社会基层工作、生活中的切实的民主权利和自尊，今日中国只要是民主，我们都要。民主是斗争的工具，在现阶段的中国，它也是目的，没有民主，我们没有最低条件下的活动空间，没有民主，一切都只能在根本无法影响社会的小网络、小地方空谈。什么政改、革命，没有最低的民主条件，一切无从开始。尽管有了民主后又会有更多更新的问题，尽管民主并不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进步要求，但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一定是最坏的。——这应该是，也一定会成为两派的共识。
一个共同敌人——权贵集团，一个共同需求——民主，两派如能取得这两点共识，那么，中国的民主进程才有可能开始，中国当今社会的困局才能够突破。因为自由派和毛派是中国当代社会在野的主要政治势力，他们的一致就是基本上成为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在社会的共识面前，包括权贵集团在内的任何其它力量都是阻挡不住的，当今，正是由于势均力敌的这两派纠缠的分歧，因此，两派中的任何一派观点都不能代表全社会的民意，权贵集团才有空子可钻。前年，我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说，“毋庸讳言，两派将来在争取中国未来的道路上一定是对手，但不是今天。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谁都不会有未来”。未来两派的争论，“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双方都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五: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主要动力是群众（公民）运动
一位自由派的学者说得好“除了民间，我们一无所有。”这些年，孙志刚、邓玉娇乃至乌坎这类事情的合情合理的解决，就是因为民众（包括各种思潮）表现出一致的力量。但仅仅这样得到的远没有我们同时在更广泛的不合理社会中失去的更多。必须依靠民众的联合力量，民众的运动（自由派叫公民运动，毛派习惯叫群众运动），首先取得最基本的民主条件，再根据群众的觉悟和要求，一步步走向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较为公正、平等、自由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