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私塾 《刘振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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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01, 2013
我自称为孔子门生，是有根据的。因为儿时正式入读私塾时，塾师领我对着孔夫子的画像和「天地君亲师」牌位，恭恭敬敬的磕了五个头，他老人家在上面一声不吭，这不就是默认收我为门生吗？
儿时的我性格固执、倔强，大约在四岁多时，表哥在对门开办了一所私塾，家人就将我送去接受管教。私塾里要整天坐着，不能说话，不能走动，稍稍违规就被骂，每天都有人被用戒尺打手心。可能是因为被严厉训斥过吧！几天后，我就坚决不肯上学，还点名骂表哥「某某某，狗日的」，屁股随即被狠狠地抽了几巴掌，第一次进私塾也就到此为止，有没有认几个字或读几行书，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我在一年以后才正式开蒙。当时表哥的私塾搬到了我家南边的关帝庙里，入学仪式严肃认真，所以印象也就特别深刻。我跟着表哥从三字经、百家姓、大学直读到中庸，前后近两年时间。每天早晨到学堂念书，等到先生进来、在椅子上坐下，一个个点名上去，先背前一天教的书，再按先生的要求，背任何一段已学过的书，背不熟的下去再念、再来背，再背不出来就要吃戒尺了，所以每天都有人被打。
背完旧课教新课，其实只是一小段，以认字为主，也简单讲解，但对理解并无要求，学生也就不认真听；我还一度怀疑，先生自己大概也不甚了了。整个上午，背书花的时间多，教书用的时间反而少。
上厕所也有名额限制，三、四十人只有一根竹牌，轮流持牌如厕，所以厕所里只有一个人，就不会嘻戏打闹了。
表哥爱打牌，夏日昼长，饭后就到麻雀桌上战斗，学生们就成了花果山上的猢狲。因为课堂设在大殿里，高大宽敞，关公和关平、周仓及他们的一群部下，天天与我们为伴，学塾只用了大殿的一角。
从大殿下几级台阶是个大庭院，院子中间有个焚烧炉，石头上刻着「敬惜字纸」四个字；一棵大白果树，树围要三、四个人合抱。我们有足够的空间玩耍，搭台唱戏、打弹弓、翻筋斗，热闹非凡。
下午四点左右，先生回来时已吃过晚茶，有时还带点酒气，负责警戒的学生发出信号，所有人都回到座位上，左右摇摆着上身高声朗读，大堂里振聋发聩，这样的高潮持续约一个小时，先生看到日头西沉，喊一声：「放学！」立刻就一哄而散。
不久因日寇在本镇长期驻扎，表哥的私塾散了，我就到外地亲戚家去读洋学堂，插班二年级。三年后回到自家，镇上的日伪军据点已被新四军打掉，也开办正规小学，可是由于这里是春季入学，要到半年后才能进去读五年级，我就到熊人福先生的私塾，半年里学完了论语上半部（上论）。
熊先生教学非常认真，课文一句句的讲解。书法训练，更严格要求，所以私塾里的学生个个都写得一手漂亮的大、小楷。只有我生性愚钝，又一心想念洋学堂，半年里论语学进去的甚少，连书法也没多大长进，说来惭愧！
熊先生是镇上公认的厚道儒者，学养深厚，斯文儒雅，长期在外地工作，由于日寇入侵，才赋闲回家乡。他态度和蔼，谆谆善诱，从来不体罚学生。他带的十几个学生，都是亲朋子弟，基本上是义务教学。我看到他家长年喝麦糁子粥，十分清贫，而此时我家更一贫如洗，拿不出一点点「束修」，深怀歉意，以后又一直没有报答的机会。
我三进私塾，切身体会是，除了识字外，获益甚微。倒是在读师范时，教语文的钱绍禹先生，抛开教材，全部选读古典散文，打下了文言文的基础，让我终生受益。
旧式私塾无论是形式或内容，都已经远远脱离了现代社会的需要。近年来有人提倡读经尊孔，还在大众传媒上反复宣讲所谓「国学」，实在是浪费社会资源，误导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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