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说的时候，时常会有像是在读诗的感觉。比如读沈从文的《边城》：
“……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这些文字，诗境纯净，诗意盎然。
许多人都说萧红的小说散文化意味浓，我也有这感觉。从散文过渡到诗，就很自然了。事实上我读鲁迅的《伤逝》，也有一种读诗的感觉。读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里第二章《好友之死》，我会想起海子的诗。村上写道：
然而自从木月自杀的那个晚上开始，我无法再把死（还有生）看得那么单纯了。死已不再是生的对立。死早已存在于我的体内，任你一再努力，你还是无法忘掉的。因为在五月的那个夜里箍住木月的死，也同时箍住了我。
我就这样一面感受那空气的凝块，一面度过我十八岁那年的春天。但同时，我也努力不让自己变得深刻。我渐渐能意会到，深刻并不等于接近事实。不过，左思右想，死仍旧是一种深刻的事实。我便在这几乎令人窒息的矛盾中，来回地兜着圈子。如今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奇妙的日子。在生的正中央，一切事物都以死为中心，不停地旋转着。
似乎是，村上从死的窒息中活过来了，而海子没有。
甚至读雨果《悲惨世界》那么厚重的长篇，我也从中体验到诗心：一种顽强的、浪漫的仁爱。
说到自己的作品，我写第一部小说《不能讲的故事》时，就有读者评说我的小说有些诗化。最近文友秦无衣写道：“…… 虔谦的性格中，无疑具有惠安女性的这些特性。不过，在阅读过她的作品之后，我发现，她的身上，更多的似乎是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锋芒闪现的、光泽熠熠的诗人气质。”
今年感恩节前，中国大陆发生了五个男孩因寻暖出意外不幸死于垃圾箱里的悲剧。受到这个哀痛的震撼，我难以遏制地写下了《天天和五个男孩》。我自己这样描述这部小说：惨淡的现实，倔强的浪漫，诗一般的语言，融现实和童话为一体……
小说是细腻（或者说琐碎）实在的，诗歌是空灵的。惠安女的辛劳是实在的，芦花一生的悲欢离合是实在的，五个男孩的悲剧是实在的；而惠安女辛劳人生中的坚韧和期盼，芦花与命运抗衡的温柔和信念，五个男孩身后的火花…… 这一切，似一派无尽的留白，让灵魂去寻觅，让良心去触摸，让情爱去拥抱。小说中不仅蕴藏着诗意，小说语言本身就可以是很诗化的。比如《天天和五个男孩》中的这一段：
天天后来再也没见过后老师。有人说，她搬回北京，又从北京搬到美国，就是她那个收养小狗的朋友住的地方。每天早晨，天天会习惯性地走到桐河边，仿佛后老师还会划着竹筏来接她过河。河水缓缓流着，天上的云静静地倒映河水中。在这极静中，天天意识到，后老师也已经离她很远很远了，虽然不像陶一然他们离得那么远，可是美国，它远过桐河，远过桐山，甚至远过那北京城。偶尔有水鸟掠过水面，飞向桐河对岸。天天看着那鸟儿的背影，它们远去的鸣叫在她耳边留下一串曲声……
虽然诗歌是我接触文学的第一步，但是我开始写诗的时候，只是喜欢和尽情，并不知道文学是什么。由诗歌转入散文，最后步入小说，我的终极感受：诗歌、散文和小说，虽然从语言技术上讲各有特征，但是从它们内在的灵韵上看，它们之间真的并没有太大的界限。前面说到我从小说里读出诗的意味，其实诗歌散文也可承载小说般厚实的内容。古代的史诗也叙事，读翻译过来的荷马史诗，除了感觉到语言的韵律外，实在很像在读小说。我自己也写过一部长篇叙事诗《劫后之魂》，写的是一位在911中舍身救人的女子的前世人生。知名散文作家邱俊伟的获奖作品《老严头》，它的细节刻画和对人事的描写和小说不分上下。作者写道：
老严头个子很矮，当然矮决不是他的错，但是他的胖就显得太瘆人。别看我们几个伙伴学习不怎么样，但是起外号绝对是一流。栓子眉头一皱说：以后就管老严头叫“武大郎”，我想了想说还是叫“矮冬瓜”更合适。三娃子的鼻涕眼看就要流过嘴巴，他狠狠猛吸了两口，把两条鼻涕收回去，说该叫“严矬子”。最后铁蛋把我们全部否定，铁蛋起的外号，我们一致赞成，从此称呼老严头为“铁公鸡”，就是小气的意思。
正因为小说、散文和诗歌之间有着相通的文学灵性内核，所以看到一位三栖作家我不会吃惊，但是假如看到一位小说家写不好散文，我会。
中国画讲求虚实相间。一个完满的人和人生也一样有实有虚。而作为生活映像的文学，诗歌、散文、小说，以相同的虚实内涵，不同的虚实层级度数，共同构架了和谐完整的文学华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