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陈云之子)为何强调江泽民的反腐前瞻性?



 
人民日报近日发表陈元(作者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
的文章,极力称赞江泽民的“重大贡献”。文中提到,“金融电子化对
遏制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说“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洞察到,现金的大
量使用和管理不严,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不搞金融通
信网,现金管理不严,人们可以从银行提取大宗现金,如果他要搞歪门
邪道,就可以用现金这里走门子、那里走门子,这里送‘红包’、那里
送‘红包’。所以,这是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可以利用的一个很大的
‘防空洞’。

的确,原来送现金‘红包’的都改成送卡,送房子,送车了。也不知道
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是如何腐败的。如果腐败不是变得更变本加厉,
习主席也不至于一上任就大声疾呼,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
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
警醒啊!20121119日《人民日报》)

文章出现的时间颇有意思,习主席刚上任要大展宏图,这年头有多少人
还为江主席唱颂歌呀。网上有报道说,陈元在〝烈士〞公墓,为薄一波
献了个大花篮,上写〝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同志永垂不朽!〞同时还
为毛泽东献花篮,而且落款都注明〝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耐人寻味。

 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贡献
——重温江泽民同志《实现金融管理电子化》有感

2013-04-11
 
摘要: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洞察到,现金的大量使用和管理不严,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不搞金融通信网,现金管理不严,人们可以从银行提取大宗现金,如果他要搞歪门邪道,就可以用现金这里走门子、那里走门子,这里送‘红包’、那里送‘红包’。所以,这是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可以利用的一个很大的‘防空洞’。


1993年6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视察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时,发表了《实现金融管理电子化》的重要讲话。今年恰逢视察和讲话发表20周年,同时也是金融电子化国家重点项目金卡工程启动实施20周年。重温这篇重要讲话,仍然感到它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震撼力,对20年来我国金融电子化的跨越式发展,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个讲话仍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亲自推动金融电子化


1993年,信息化浪潮开始席卷全球,各国纷纷运用信息技术提升金融现代化水平,发达国家已经普遍使用金融通信网和信用卡。而我国金融电子化水平十分落后。一方面,大量金融业务还使用手工处理;另一方面,银行卡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发行规模有限,功能单一。经济运行中大量使用现金,过度依赖现金,以至于在1992年底、1993年初,当信贷过度投放、通货膨胀高企时,我国一度出现现金供应紧张的局面。现金的大量使用及体外循环,不仅对居民个人造成诸多不便,而且难以监督,带来逃税漏税、走私、洗钱、腐败等违法违规现象,扰乱了国家经济金融秩序。


  在这样的形势下,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要实现金融管理电子化。这是建立在他一系列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1993年5月29日,江泽民同志找我谈推进信用卡建设以减少现金使用的情况,我向他汇报了刚刚参观的一个信用卡内部展览,并拿出些样品给他看,也汇报了人民银行建立金融卫星通信网的情况。他明确提出我国也要加快实现金融电子化,加快金融卫星通信网的建设,在全国推广使用信用卡,减少现金的使用,尽快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这次汇报仅两天后,6月1日上午,江泽民同志就来到位于北京沙河的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进行实地考察调研。那天,我陪同江泽民同志考察了金融卫星通信网中央主站的应用系统控制室、卫星站通信机房、主计算机机房、小站试验机房、中国证券交易系统终端室等五个点。


 


在考察之后,江泽民同志随即作了一个精彩的具有很强前瞻性的重要讲话。他把金融支付发展政策摆到国家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提出构建非现金支付体系、大力发展银行卡、建设全国统一的银行卡市场等设想。他指出,金融电子化是实现我国金融管理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既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有利于法制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金融电子化建设的最大阻力不是技术障碍,而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不统一。因此,首先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充分认识减少现金使用和金融电子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强调要克服本位主义,要搞矩阵式管理,调动各方力量,把这项大工程搞好。他要求电子工业部等部门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金融电子化工作作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全力以赴
地组织力量,抓紧实施。


  在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以银行卡联网通用和推广普及为核心的金融电子化国家重点项目“金卡工程”迅速启动。10月,中央成立了由电子工业部、邮电部、人民银行等五部门组成的国家金卡工程办公室,负责推动金卡工程建设的组织协调工作。1994年6月,成立了由11个部门组成的国家金卡工程协调领导小组,胡启立同志任组长,我和其他几个部门的负责同志任副组长,从制定规划、设定标准、开展试点、推广应用等几个方面推进工作。与此同时,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也加快了支付系统的建设步伐。


  二、我国金融电子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经过20年的努力,我国金融电子化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一步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


  一是金卡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促消费、扩内需、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2年末,全国累计发行银行卡超过35亿张,人均拥有银行卡2.64张,而在1993年,平均每300人才有一张卡;2012年全国共发生银行卡业务346.2万亿元,日均发生额近1万亿元,银行卡刷卡消费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比(银行卡渗透率)达43.5%.现在银行卡不仅实现了全国联网通用,还可以在境外141个国家和地区使用。随着金卡工程的推进,智能IC卡蓬勃发展,总量超过80亿张,包括电信智能卡、社保卡、加油卡等,给生产经营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二是基本建立了符合国情特点、跻身国际先进行列的支付系统。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人民银行大小额支付系统为核心,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为基础,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票据支付系统、银行卡支付系统、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等为重要组成部分,清算机构和支付机构支付系统为补充的支付清算体系。其中,人民银行建设运行的大小额支付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和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日均处理支付业务550万笔,金额接近8万亿元,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参与者资金往来的“高速公路”,为加快社会资金周转、有效传导货币政策、支撑金融市场发展及满足多样化的支付服务需求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是其他非现金支付工具以及新兴支付工具蓬勃发展。电子支票、电子汇票的使用不断增多,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等发展势头迅猛,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不断涌现。我国的支付体系建设已经从最初的支付系统“主干线”延伸到覆盖全社会和千家万户的零售支付网络,为广大公众提供了高质量、全方位、全天候的零售支付服务。


  四是金融电子化为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网络环境和技术支撑。目前,征信系统已为国内每一个有信用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建立了信用档案,成为全面反映企业和个人信用情况的“经济身份证”。截至2012年末,企业征信系统为1858万户企业和其他组织建立了信用档案,个人征信系统为8亿多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征信系统作为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在防范信用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至2012年前三季度,累计预防高风险客户信贷业务申请金额5186.7亿元、预警高风险贷款金额4348.5亿元。


  五是规范了市场秩序,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实行金融电子化,使大宗资金往来都要通过支付系统,接受央行的监控,大大减少了现金流通量。1993年流通中现金M0占广义货币M2的比重为16.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7.1%,到2012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下降为5.6%和26.4%.这使市场经济的运行更加规范和透明,大大增强了国家对经济金融的宏观调控能力。


  综观我国金融电子化的发展,可以看出,江泽民同志20年前的这篇重要讲话犹如一场及时雨,开启了我国金融电子化发展的新时代。


  三、金融电子化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金融管理电子化,正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还处在新旧经济体制的交替时期。他的这篇重要讲话,实际上已经从顶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基础架构作出了规划和设计。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专门提到要实现银行系统计算机网络化,积极推行信用卡,减少现金流通量,这表明金融电子化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无论支付系统还是信用卡系统,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既为整个市场经济服务,又规范和管理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电子化的发展,推动了征信系统的建立,从制度层面约束和规范市场主体的信用行为,为改善金融运行环境、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融电子化既是金融基础设施,又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和骨干。江泽民同志把金融电子化建设看成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件大事,他提出要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办一些关系经济全局的大事情。金融电子化就是亟待解决的大事情之一。江泽民同志所说的“经济全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全局。他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我对金融电子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和深化的过程。刚开始只认识到金融电子化是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是国家整个基础设施体系中最尖端、最核心的部分,对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和骨干,则是后来在实际工作中逐步认识到的。这完全受益于江泽民同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刻、透彻的认识,他对金融电子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全局中地位和作用的准确把握,以及他在转轨时期及时果断作出的坚决扭转大量使用现金局面的重要决策。


  四、金融电子化对遏制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用法制、制度和纪律作保障。1993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制度和管理上还有很多漏洞,容易滋生腐败。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洞察到,现金的大量使用和管理不严,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不搞金融通信网,现金管理不严,人们可以从银行提取大宗现金,如果他要搞歪门邪道,就可以用现金这里走门子、那里走门子,这里送‘红包’、那里送‘红包’。所以,这是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可以利用的一个很大的‘防空洞’。那些搞腐败的人,是不会欢迎搞金融通信网的。为了防止腐败,同腐败作斗争,我们就必须尽快把金融通信网搞起来,越快越好。把这项大工程搞好,一些偷税逃税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你们现在已经把大账监控起来了,如果小账再监控起来,
严格控制现金流通量,对于遏制和克服腐败现象一定会起重要作用。”


  推进金融管理电子化,并将其纳入法制和制度建设,既建设了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也建立健全了金融法制、制度和纪律,使其在防治腐败和不正之风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充分显现。


  金融管理电子化,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科学管理理念,完善反腐倡廉的技术基础、制度基础,为防治腐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一点无论对当前还是今后,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比如,近年来,我国在中央预算单位推行公务卡,用现代化的金融手段控制现金使用、职务消费,堵住小金库,用的也是这个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继续推进金融电子化,将为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高防治腐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有力支撑。


  五、学习江泽民同志思想方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贡献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这为金融电子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对加强金融创新、增强金融的科技支撑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实现金融管理电子化》这个讲话的重要历史意义和前瞻性、指导性,体会到其中闪烁的战略思想、包含的工作方法、体现出的精神作风。我们要以当年江泽民同志带头倡导推进金融电子化的魄力、勇气和决心,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


  一是统筹全局,规划先行,大力开展金融创新。我国金融电子化之所以取得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于江泽民同志的高瞻远瞩和果断决策。他敏锐把握全球信息化发展的脉搏,深刻洞察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大趋势,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战略全局的高度,果断作出推进金融电子化这一重大决策。可以说,在当时条件下,推进金融电子化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重大创新。当前,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重任,我们要进一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好科学规划,促进金融与科技结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二是自上而下,协调各方,集中力量办大事。在金融电子化的推进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协调各方,亲自推动,为我国金融电子化健康顺利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在江泽民同志的大力推动下,金卡工程整合了部委、银行乃至国防科技等方方面面的资源,自上而下推动,用20年的时间追赶上了发达国家。下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深化金融改革,对于改革中那些关系全局的大事,涉及面广、矛盾集中的难事,更要统筹各类资源,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三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江泽民同志始终关注金融电子化建设,除了亲自考察沙河人行清算总中心,他还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江泽民同志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抓住关键带动全局、攻坚克难一抓到底的精神和作风,非常值得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


http://ndnews.oeeee.com/html/201304/11/46329.html 


  (作者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陈元


 


花甲老翁 发表评论于
其实根治贪污是有办法的,只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采用的,
像美国那样实施人民可以合法拥有枪械 , 人民可以给贪官一个
说法,贪官才会害怕,既得利益者的中共,根本就是要维护贪污,这个
政权说什麽都是骗人的!!!
我是一元党 发表评论于
在别人博客的评论里发自己的文章不觉得很mean的吗?自己不会开博客??

交易强制电子化能大大减少违法的金钱交易。例如逃税、贪污、贿赂、挪用等等的违法行为都能在银行留下记录作为证据。这是全世界的共识。
hawei 发表评论于
我相信陈元,因为一个腐败官员是最有资格谈谁反腐最有力。
路桥 发表评论于
从烧香拜佛看腐败现象

佛陀讲解送礼对象与回报区别,福田品质与所得功德差别
(做官有权的人是福田,给大官行贿比给小官行贿回报大)

《佛说四十二章经》上云:“饭凡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一持五戒者;饭五戒者万人,不如饭一须陀洹;饭百万须陀洹,不如饭一斯陀含;饭千万斯陀含,不如饭一阿那含;饭一亿阿那含,不如饭一阿罗汉;饭十亿阿罗汉,不如饭一辟支佛;饭百亿辟支佛,不如饭一三世诸佛。”


表面上看,大陆人个个都很正直;说起腐败,一个个都是义愤填膺,大有说道“腐败”,人人喊打的气势。可奇怪的是,就是这些许多“痛恨”腐败的人们,却时时作出不守规定,千方百计地与官员拉关系,不惜重金的行贿官员。还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迫不得已。

更有一些所谓的人精们,不惜出卖自己的良心和品格,靠踩踏别人来达到自己受不正当利益者。

面对利益,几乎没有几个吃五谷杂粮的凡人能挡得住诱惑。即便有个别者砥柱了贿赂,也架不住多数的围堵,最终只有学陶潜或郑燮,远离官场完事。

尽管人们已看出了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且也找出了治理腐败的办法。但似乎难以实施——许多人不愿当得罪人的监督者,却更愿意选择与有实权的当权者拉关系,增加所谓的感情。名正言顺!

于是,当权者也名正言顺的以“关心”草民的名义,来“灵活”的肢解规则了。

当然,大部分草民便只有为少部分草民“买单”了。

许多人常常感到为何腐败屡禁不止。其实你只要到寺庙里,看到人们在作什么,就会看到产生腐败的文化根源了。

尽管人们来庙里的所为事物不同;但几乎所有的“烧香拜佛”行为,都可以看到一样的行为——给神们送些钱,求神保佑自己或亲人达到自己的心愿。

单说这些“烧香拜佛”的人,肯定是遇到了现实世界无法解决的问题,才来求神“行行好”,给个方便。就其本身来说,也无可非议。

但如果是一个想当官的人,来此求神,给神烧了很多香和钱。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其实与行贿官员谋求官位的举动无异。

由此,便可以看出深入民心骨髓的“贿赂文化”其实就是造成腐败屡禁不止的心理原因了——谁都想比别人多占点便宜——无法摆脱的贪婪欲望,给官场腐败提供了充足的市场需求。

党刊称中国人“活得累”大事小事托熟人送红包
半月谈

2007年7月21日,某品牌发布会现场排队领“车马费”的媒体记者

去医院动手术之前,要给主刀医生递上一个红包,去驾校学车,要给教练递上一条香烟,去政府部门办事儿,要托熟人,小孩上学,要交择校费,去开家长会,要给班主任送点礼物,亲朋好友的红白喜事婚丧嫁娶,统统都要细心打理,怠慢不得,细细想来,中国人活得可真累啊!以下几类“人情世故”还是没有的好:

医生的“红包”

近日有记者在南京街头随机采访了10位市民。10人中有6人称给医生送过红包,4人称自己的亲戚朋友给医生送过红包。给医生送红包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不送心里不踏实。

记者的车马费

“给记者‘捐赠’车马费。”这几乎可以视为当下中国企业进行媒体公关的要义。

随礼真不随便

某网友在百度知道上询问,“北京大兴的朋友要结婚,我该随多少合适呢?”随礼,渐成每个家庭不情愿的人情消费,演化成“钱尚往来”的送钱怪圈,让人反感又无可奈何。

驾校教练的烟

在驾校学车时,甚至有教练反复向学员暗示“潜规则”。有时,教练半开玩笑地说“你来这么久了也不买包烟?”有时教练拿出一个打火机来说“这个打火机好不好?我这个学员真好,送我这么好的打火机……”

怎样请客吃饭

事情放一边,吃饭为大,中国人对于吃饭向来很是讲究,事情大小决定了饭店的规格,是鲍鱼鱼翅,还是剁椒鱼头。

酒桌上的中国

酒精不燃烧,不算搞社交。酒是用来壮胆的,桌子是用来拍板的,酒和桌拼在一起,则无事不可为。

月饼成灾之后

有个在地方法院工作的朋友中秋前期跟我抱怨说,他们那座小城里月饼泛滥,送月饼就像发过节短信一样,像病毒一样传染到每个人,如果你的电话本里有100个人,那么你至少能收到10盒以上的月饼。

应该怎样做人

我们评价一个人的好坏,往往看他“会不会做人”,假如一个人能把这种种“人情世故”都熟稔了,都做到了,在朋友们眼里,他就算是个很会做人的人了,可是这样做人该有多累?

不是前辈留下来的“人情世故”不行,而是我们歪曲了这些“人情世故”。本是表达感谢尊敬之意,却被人认为必须应当,而且发展到事事均得这样做实在荒唐。——杨淙文

从古至今,这条礼的规则就没有简单过,没有人敢去打破,也不能打破,它强大的生命力是几百代人“灌溉”出来的,根深蒂固了。面对它我们只有坦然面对,对自己的心说,看开点。但是仍有一点点的希望,希望它在现代社会的文明的熏陶下,有所改善吧!——俞飞

“人情世故”在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人之间沟通往来的重要媒介和方式,话题中的种种并不能代表中国“人情世故”的全部内涵。——孙巍

“人情世故”现已变得不堪入目,所谓的人情,一般体现在钱、权上,世故已变成好多人不正当行为的故事了。我看改为“故世情人”还差不多。——刘成亮

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基础,以人际关系维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人情世故自然变成了比学识、能力更重要的“制胜因素”。这就是中国的创新能力不行的原因。中国要想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国家,就必须尊重才华胜于尊重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把聪明人的注意力从钻营吸引到创造上来。否则,中国将只能出口衬衫。——王俊岭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决定了,中国人的文化形态!——徐开安

过节,办事,请客送礼。这都已经成为多少年不成文的规矩了。就连外国人也都入乡随俗明白了这里面的人情世故,门门道道。这个好像也是我们五千年文化传承下来的一种传统。可是,到现在都变成了重口味。这个口味,真的其实可以没有。这不,把没实力,本身就带着压力的人更是搞的浑浑噩噩。这样的“人情世故”,真是难。——杨文

人情世故本是一种正常的交际与生活方式,但是发展到现在却已成了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现在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就是面子和关系,这便是人情世故的根本。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中国人,永远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自古以爱所承扬的真诚待人,当被赋予上利益的标签时,显得更加“真诚”了。再这样发展下去,只会造成社会交流的越来越严重的利益当先,连人际关系都开始由各种因素划分开来,这是社会的变相友好。——于瑶瑶

连学生都兴这套了,生日、各种名目的节日同学们都要送礼。虽说都是些小东西,可是这心思可没少花。女生的东西尤其如此,得先观察一阵看她都喜欢啥,缺啥。有人喜欢可爱风,你偏送了个犀利的,那就叫白送。还得惦记着以前谁给自己送了东西,送的是什么价位的,那等他过生日时,也得还礼回去。我还会专门把这些事记下来,以防止有做得不周的地方。真是辛苦。——贝拉

每个中国人都会受这些“人情世故”所烦扰,也不知道这个送礼办事的“习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何开始的,现在要彻底消灭这种“习俗”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即使你不去遵从这种“人情世故”,别人也照样去做。礼物对于中国人来讲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传递自己心意传达对他人祝福的意思,在一些场合,送礼给别人其实不如说是送礼给自己,送出去这点小礼物以求别人给予自己更大的利益,收别人的礼物本是一个件开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收了礼物不就等于接受了一份任务,多了一份责任,事情办不好了还对不起这份人情。唉,总之做人难。——高欣婷

人情世故在中国就像张大网,铺的哪个角落都是,并且没有脉理,理不了逃不去。这是个锻炼情商的活,完全体现了机遇与危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家都不是独立的个体都有相互存在的必要性,只是必要交往演变为了精神压力,并且持续膨胀。——程佳佳

入乡随俗呗,大家都一样的。谁让我们投胎的时候选择了“hard”模式呢?五千年来都如此,岂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唯一的希望在于,我们这些“后字辈”把正确的价值观持之不懈地传递给下一代人,同时身体力行。可是,如果不能团结起来,还是白搭。毕竟谁也不愿惹医生不高兴,那可是性命攸关的问题。而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简直太难了。所以,我不抱希望。——龙在天

且不说这些处于灰色地带的各式好处费,光是压岁钱和份子钱就已经让成年人的世界不堪重负而又无可奈何了。——杨菁

“礼”这个字在中国已经风行了数千年,我们是礼仪之邦,拜访朋友送点礼物、好友长时间不见一起吃顿饭、求人办事带点儿礼品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根本不值得拿出来讨论。但是这些年,“礼”这个字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已经远离了“聊表心意”,而是与金钱越拉越近,现在的人情世故好像都与金钱有关系了,“礼”字现在就代表拼腰包了。这到底是“礼”这个字变了还是我们对它的理解变了?我想原因还是后者吧!假如我们不赋予它那么多的含义,恐怕它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所以说,人情世故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正在或者是已经曲解了它本身的意义。——李特

“人情世故”这几个字现在说起来都是很自然,理所当然的事,现在办个事只要有熟人那就好办多了,既然拖了熟人就免不了请客吃饭送礼,唉。记得前一段时间去医院,早早地去挂号排队,等了俩小时终于轮到我了,可是硬生生地被熟人医生插进去三个人,当时就在想:我要是在这医院有熟人该多好,也不用白白浪费这几个小时了,唉,人情哪,无奈~——雅婷

人情事故让人觉得累,主要是因为有目的性,拉关系是为了办事情,无时无刻不在计算投入产出成本收益,怎能不累。但如果走亲戚看朋友过节聚餐只是为了慰藉心里的思念,表达积蓄的感情,那就是一种享受。只是这世界上没有纯粹的人,也没有纯粹的情,理论上完美的状态在现实中不会存在。但是如果心里明白这一点,至少还是保留一点“纯感情”吧,因为不管愿不愿意承认,我们在内心里都是需要这样没有交换的“人情”的,不是吗?——西铭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注重礼尚往来,但是现在人们曲解了咱们祖宗留下来的美德,还有一句叫“君子之交淡如水”,礼尚往来是没有多少利益驱使的情况,仅仅是为了交流感情,增进友谊。现在的人情世故已经不是那么单纯的了,掺入了很多杂质,拉关系扯关系都是有事相求,人情在现在的社会被无限的放大,作用愈加明显。——张欢

“正是人情世故,转面炎凉。”正是如此,才有“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如醲。“如今的人把人情世故用得更为直白,执行得更八面玲珑,反而弄巧成拙,被人情所累。目的性太狭隘了,情就变成债了。——杨云

中国人在这个潜规则的社会里已经被真规则了,我们身边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一边大骂某腐败风气一边不得不为自己的工作学习向领导献媚讨好,我们看不惯学生干部整日围在老师身边,可自己还是为了入党的那个名额给老师送礼、发短信祝贺,我们一边谴责这个社会的制度一边向这个社会妥协。——胡倩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是受礼法约束数千年的社会,延续至今也是如此,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要做事,先做人”,何谓做人,懂得人情世故即是会做人,简单说就是会察言观色、会来事。究其原因,无非就是权力分配不均衡的问题,权力资源少的一方向权力资源多的一方示好,以寻求更多的权力,试想一下,你的同学结婚你随礼200,你上司结婚你会随礼多少?——陈晓龙

这是“人情”还是“潜规则”?因为中国是礼仪之邦,于是红包、香烟、择校费、礼物都变得理应如此。可,说是潜规则,又真不如说是“人情世故”,因为人人如此,处处如此,事事如此。人情很早以前就不是那么单纯的礼仪往来了。关系变得太重要,人情、面子都变成了这个社会立足的根本。——潘昕妙
路桥 发表评论于
反映前苏联的记录片【极度血腥、暴力,心脏不好慎看】

http://youtu.be/kR3c7Fja-2Y

自己看吧,对于我国的社会进程当有借鉴作用。


俄罗斯电影《契卡》血腥残忍考验忍耐极限

电影《契卡》】脱光衣服,面朝木门,预备,放下指挥棒,手枪射击嘭嘭嘭,尸体运走,冲洗血迹,装弹准备下一轮行刑。这是在卢比扬卡的地下室的日常一幕。契卡,即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于1917年,列宁给缔造者捷尔任斯基的指示是,“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机构”。

http://youtu.be/MxujYNp2q10


《苏联大清洗七十年 回顾、反思与救赎》

网址: http://news.ifeng.com/special/daqingxi/
路桥 发表评论于
儒学八大文化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典型。任何一种社会类型,都有自己的文化现象。比如宗教裁判所就是基督文化的典型现象,贞洁袋就是西方中世纪文化的典型现象。分析这些现相,可以加深对该社会类型的理解,又能更充分的把握该时代的文化特征。儒学时代的文化现象多到数不胜数,但典型现象没有那么多,这里选择其中的八种类型,聊以论述。

1、小脚文化

小脚文化是中国的特产,但不是中国的光荣,而是中国的耻辱。女人裹小脚,大约起始于五代时,至宋代成为风气,明代则不裹小脚即不配作女人。清兵人关,清人本无此陋习,但他们进了中原,很快成了中原文化的俘虏,虽是胜者,犹如败者。便也学着汉人妇女的样,裹起脚来,尽管大清皇帝亲自下令禁止,也不能全然禁住。小脚文化有这等伟力,令现代人百思不得其解。小脚文化直接受害的是女人,最终受害的是社会。小脚文化又是一种残忍的愚昧的文化现象,它的实质是封建等级制。封建等级制是个无形的大网,凡人一入此网,便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或为尊者,便为卑者,或者尊者也是卑者,卑者又成尊者。尊卑之变,因为彼此对象不同。知县见了知府,自称卑职;面对衙役,就是太爷;见了百姓,就是民之父母;见了王公贵族,就是芝麻官。奴才在主子面前,连人都不配作,但大奴才见了小奴才,又成了小奴才的老爷。中国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千变万化,其基本特征没有变化,就是“三纲五常”,尤其是“三纲”,君为臣纲,皇帝的权威高于一切;父为子纲,父亲就是家中的皇帝,儿子就是家中的臣子;夫为妻纲,夫是天,妻是地,再没有出息,没有品行,没有才能,没有志气,屁都放不响的男子,在老婆面前也如同皇帝一般。封建体制,离开等级就没了灵魂,好像孙悟空丢了金箍棒一样。

小农经济需要专制,专制需要等级,结果最倒霉的成了女人。小脚文化虽然不是儒学的发明,但二者一拍即合,越是儒学大家,对小脚越有感情,诚所谓“儒虽未曾伤仁,仁却因儒而死。”小脚文化以最残忍的方式体现了儒学的贞节观。宋儒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看来,把女人的一双天足弄成残废实在算不得什么!而且好像是对女人的一大恩典。女人贞节,未可厚非。问题是男人也应该贞节,否则就不公平,但这是现代人的看法——但愿现代人都能这么看。令人万分沉的是,在儒学的熏陶下,即使是封建时代的妓女,尤其是那些才艺出众的妓女,如柳如是一样的大才女,也要为意中人守节。妓女守节,今后人思之顾之,欲哭无泪。中国女人作出的牺牲,真是太大太大,其对后人的精神震撼,一时竟无以言之。封建等级制不止小脚一端,至少还有清代的辫子文化可以和小脚文化媲美。小脚文化反映的是男性压迫,辫子文化反映的是民族压迫。说来说去,祸根还是一个:封建等级制。这等级制可以说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彻头彻尾,无所不在。封建等级制扭曲人性,从而使人性的异化,要么成为人上人,要么成为人下人。人上人,不能算人,人下人,没资格算人。封建制最缺少的乃是平等,小脚文化的覆灭只是平等的一个小小开端。

2、妻妾文化

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个大优点,是它的一夫一妻制。古希腊时代已然如此,基督教时代,又使这个婚姻形式得以强化。中国则实行多妻制,而且,妻子也有尊单,正室为妻,侧室为妾。妻、妾成群,才显出中国男性的威风和财势。而且,娶女人的数量,正是人格等级的反映。皇帝的权力最大,所娶女人也最多,公、侯以上,依次减少。而且还有法定的人数,超过法定人数,就是越礼,越礼便成一行大罪,很可能因此而失官罢职。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视家庭,家庭的功能远不止婚姻爱情而已。婚姻固然需要,与家庭的重要性相比,就成了次一等的事。婚姻事小,家庭事大,这在现代人看来,不合逻辑,西方人闻之会莫名其妙。而中国的家庭”妙”就“妙”在这里。中国人夫妻间虽然没了感情,但家庭还在,夫人的地位还在,她一样主持家务,一样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而家庭的其他成员,同样对她保持尊敬。妻妾文化是男人主导下的家庭文化,而这种家庭文化与封建王朝是完全同构的。所谓封建时代的家庭就是一个小小的王朝,没有这样的文化作支点,它不可能长期存在。实际上,封建时代的家庭,远不止于仅仅包括它的血亲成员,还包括它所雇佣的奴仆。

就像《红楼梦》中描写的四大家族,论其血亲成员,本也没有多少。但将奶妈、童仆、男佣、女佣、马夫、护院、园丁、杂役、厨师、管家、大小丫环,统统算在其内,也就有了几百口人。而这几百口人,代表的就是它那个大家庭。虽然家庭很大,但是等级差异更大。所以小丫环犯了错,平儿就可以作主拿她的嘴,而风姐无辜打了平儿,平儿却说没什么,“也没打着”。家族文化的外延便是亲友文化,一般家庭倒也罢了,所谓“贫在闹市无人问”。有权有势者,就不一样了,所谓“富在深山有远亲”了。林冲是何等的一条好汉,但碰到高衙内,立码没了脾气。高衙内是个什么东西,要文没文,要武没武,要德没德,要才没才。高衙内虽然什么东西也不是,但他老爸却是个东西,而且不是一般东西,而是官居高位、掌握大权的太尉。太尉的儿子可以横行霸道,皇室的奴才就可能翻云覆雨。国家庭文化又引出外戚文化,外戚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屠杀和仇恨,而且所采取的手段,让任何人听了都会发指。家庭是中国封建文明的堡垒。以致于对一个人的惩罚,封建逻辑下,必定株连他的家庭,严重的还要灭门三族,灭门六族,灭门九族。汉代开国元勋韩信是被灭门三族的,明代方考孺灭门十族,连他的师友也一同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之一,是向旧的婚姻文化开刀真正是选对了攻击点。

3、祖宗文化

中国传统,敬重祖先,讲究孝道,本来是好事。但好事做过了头,正如真理错过一步便成谬误,中国的祖宗文化,至少有三大谬误。一是孝道成了打杀青年的大棒。中国古有《二十四孝》,鲁迅先生对其极为不满,专文予以批判。但与实际情况相比,二十四孝不足道哉。汉代讲孝,正于社会发展有益,明代讲孝,已然与社会发展方向不符。因为时代变人时代变了,孝道不变,孝道就成了历史文化的负面现象。《红楼梦》中贾政与贾宝玉的关系,实在是一种人性大异化,如此作父亲,不但伤害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而且也成为社会文明的阻碍力量。二是为了祖宗,便拼命要多子多孙。生儿子是为了传宗接代,否则便对不起生养自己的父母,对不起列祖列宗。孔夫子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妻子不能生育,就可以将她休掉,另娶;另娶还不能生育,还可以再休掉,另娶;另娶还不能生育,还可以再休掉。正妻不能生育,便觉得对不起婆家,于是赶快给丈夫张罗娶妾,这个才算贤慧。儒学传统不喜欢科学当然无法弄明白,不生育不见得就是女人的问题。为着儿子不借倾家荡产,有了儿子又把她看成自己的奴隶。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为着儿子而奋斗的中国男男女女,还真不算少哩!而中国的人口压力,真如泰山压顶一般,全国大大小小的超生游击队,正是现代化的对象,又是现代化的“大敌”。祖宗文化转化为儿子文化,而且转化得如此自然,如此疯狂,近乎黑色幽默。中国人推崇男性,拼命想要儿子,男儿不免心理负担太重,终于因为心理负担太重而走向自己的反面。男人者,雄性也。但中国男人最怕肾虚,又最容易肾虚。一闻肾虚就紧张得出汗,但偏偏十个男人九个肾虚。

据说,大陆的中药,凡与补肾壮阳有关的,在海外华人中都十分好卖。甚至在西方的某个地下室中,警察一次发现的“虎鞭”竟有一麻袋之多——虎鞭如此之多,吃了也是白废。有人说,中国人肾虚,是因为营养不良,饮食结构不合科学。华人久居西方,再贫困也不至于营养不良,更何况能买能吃虎鞭者,没点经济实力怕也不行,何以换了环境,改了吃法,肾还是总虚。据我看来,中国人的肾虚,至少一半原因,不在生理方面,而在心理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的男儿,特权固然特权,威风自然威风,然而,面子太大了会压坏肚皮,性角色畸形会使两只腰子不堪重负。三是祖宗成法,不容更改。孔夫子讲孝道,还有个期限,说三年不改为父之志,可谓孝矣。但在后儒眼里,祖宗成法,根本动不得,动一动就是不敬祖先。反映在儒学本身,就是儒家然人才济济,但是最少创造精神。两汉儒生一心经学,只知读,不问他事,以至皓首穷经,百无一能。明清儒生,只要中之五十岁中举,胡子都白了,牙都掉了,还高兴得发疯。中华民本身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君若不信,有史为证。但中国儒学的创造无多,对于先人的著作,不敢非议,只会注释。孔丘在公元前六世纪,教育学生用的是《六经》,程朱理学出现在公元十二、三世纪,教育学生的只剩《五经》,朱熹摘取《大学》、《中庸》与《论语》、《孟轲》合成“四书”。直到民国时代,许多私塾在教《五经》、《四书》。甚至连教《五经》、《四书》的本事也没改成《三字经》、《百家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其间经过二千四百年之久,儒学依然这样几部经典,这是《五经》的光荣,却是儒学的耻辱呢?

4、太监文化

太监文化并非中国独有,但在中国的历史很长,发展极为完备。太监文化是一种十分丑恶的令人厌恶的文化现象。太监文化折射的社会文化内容也多,大略言之,可有四个方面:太监文化体现了男人的特权。宫廷中为什么要太监,因为女人大多,而劳务又太重,没有男性服务不行,有了男性又对皇帝的性垄断形成挑战。现代人常说,女人对女人的嫉妒,往往超出女人对男人的嫉妒之上。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性嫉妒,男人,至少封建时代的男人才是无以复加的。太监是男人特权的牺牲品,而太监也是男性,于是太监本身就包含了双重悲哀,他们既表现了男性压迫的悲哀,又表现了等级压迫的悲哀。太监文化体现了皇帝的特权。太监的历史早于皇帝,大约更古老的时候,它刑主要是一种刑法,但在有了君王特权之后,受它刑的人又有新的用场。太监本是刑余之人,但服务对象只是王室,因此它不但体现了男性的权力,而且体现了皇帝的权力,唯皇室才能使用太监。太监本身又有了双重身份,它在皇帝家中自然是头等奴才,但在臣子面前,却又有了另一种脾气。中国俗语“宰相面前七品官”,七品官比起皇帝驾前的太监,依然不过是芝麻一颗而且。

大凡看过《法门寺》的人,都可以体悟一下宫中太监的厉害。虽然如刘瑾一般的太监,历史上确也不多,但如贾桂一样的没性别的混混,却是历朝历代,屡见不鲜。太监文化是对皇帝文化的反证。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人的生命,所谓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头发是不能随便剪的。因为头发不能随便剪,清人入关,头发才成了与头颅等价的大问题。封建文化最重视身体,因为最重视身体,所以对人的惩处才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要让你身体受苦、受伤,乃至残缺不全,直至零割碎剐,锉骨扬灰。中国古有五刑,五刑的内容,历代皆有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总是与伤害身体有关。而贯重的刑是把身体剁碎,甚至烹成肉酱,送给各位大臣传看。比死刑轻一级的就是宫刑,宫刑无论男女,男性宫刑为割势,女性宫刑为幽闭。宫刑是对生命的反动,它不像死刑一样反动的极端,却比死刑使受刑人倍受屈辱,让他们失去男性或女性,成为不男不女不配作人的人。太监文化又是奴才文化的典型表现。太监属于超等奴才,不但皇帝对他们无所避讳,而且后妃对他们同样无所避讳,因此他们最易成为皇家的鹰犬,最易成为恶势力的帮凶。宫廷政变少不了他们,宫内自相残杀更少不了他们。正如唐玄宗少不了高力士,西太后少不了李莲英。太监文化很容易使转化为特务文化,在明代尤其如此。他们以变性的方式扮演了特务角色,会比一般特务来得更凶恶、更兽性。明代的廷杖,没有太监,不能发挥得那么淋漓尽致,那么惨无人道。唯其如此,中国宫廷若没有太监参与其中,血不会流得那么多,也不会那么腥。太监文化对人性的异化,罪责不在太监,而在被阉割了的历史文明。

5、面子文化

中国人重视面子,有时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所谓不可理喻,即面子有时甚至比生命更重要。外国人和中国皇帝打交道,首先碰到的是礼仪问题。中国人见皇帝要下跪,外国人也得下跪,如果不跪,则一切无从谈起。中国古成语中有一句“嗟来之食”,一个人饿得半死,有人招呼他吃饭,但说话不礼貌,于是这人坚决不吃,宁可饿死,不吃“嗟来之食”。现代人不明此理,说他态度不好,先吃了他的饭,再打他一顿行不行?这实在是不明中国传统文化的面子理论。面子即是礼制,没有面子,比没有命更可怕。这其实在孔夫子时代,已然有之。孔丘最讲究礼仪,他老人家礼的学问极大,礼的规矩也极多,举凡吃、穿、住、用,没有一样不讲“礼”的。单是吃饭,已经十分麻烦,别的不说,且税九大不食。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

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中国人重面子.所以多多少少有些害怕批评。一听批评就不高兴,而且想方设法要对批评者的态度、批评者的资格、批评者的动机、批评者的背景等方面大找原因。你说我屁股不干净,但态度不好,这不行;你说我屁股不干净,你的屁股也不干净,也不行;你批评得对,屁股也干净,但动机有问题,还不行。即使这一切问题均不存在,就因为你的背景不对,比如你的朋友是我的对头,或我的朋友是你的对头,又不行。中国人害怕批评,虽然有很多极有哲理的格言,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这些美好的信条,长官大人如能实行一半,既是下属的大幸;皇帝老爷如能实行1/3,则是天下人的万幸。但其实际,也不过说说而且。说的人兴高采烈,听的人心悦诚服。但腚还没有坐热,便一闻逆言,大发淫威,不给你来个五马分尸,已经是格外开恩矣。中国封建文化,因为以等级制作为最基础的文化体制,因此,人的独立人格很难存在。君有君格,臣有臣格,官有官格,民有民格,民格与官格相比,则不成一格,官格与君格相比,更不成一格。缺少独立人格的一大表现,即没有主见,不能也不敢自己为自己作主,对周围舆论最是重视不过,所谓“人言可畏”,在我们中国人身上表现得特别典型。我们——尤其我们的祖先,对外界的臧否总是特别的重视,而在收听别人的意见的时候,耳朵特长,眼睛特亮,心眼特小,报复心特重。因为一言不慎而成灭门之祸的事情,历朝历代,皆有发生。

所以中国人有一个信条,认定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不吃不行,两利相较取其大,该吃还吃;祸从口出,不说可以,两害相比取其轻,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也不说。中国官僚中点头先生、划圈先生、叩头先生、没嘴先生、哼哼先生、是是先生甚多,这是一个基础性原因。事实上,面子再大,哪有科学更大,面子再重,哪有事实更重。不管你是谁,只要批评得对,就应该接受过来,并迅速改正。比如中国人古有随地吐痰的毛病,别人向你提出来,且不管这人是国人、是洋人,是学者、是无赖,是打过你亲爷的仇人、还是救过你亲娘的恩人,是抢走你女朋友的“坏人”、还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士,这个都不去管他,只问他说得对不对。如果有人请你生吃癞蛤模,即使这是孔夫子的建议,也该坚决顶住,或请他老人家吃个样子给你看。反之,如果有人当面提出癞蛤模生吃不得,指出者即使是秦桧,也应该立码照办。先把癞蛤模放归大自然,然后再去与这奸人理论卖国之事。

6、乡井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本,以土地为本。中国人重视土地,超过任何一个民族;但是这土地的概念,不见得是国家疆土,而是赖以生存的田地。拼命保护田地的不见得是政府,而是依靠这土地,祖祖辈辈存活繁衍的老百姓。中国人重视土地,热爱土地,衷清热土,土地比任何东西对中国老百姓都有吸引力。这种文化心态,无论农民也好,无论地主也好,无论官僚也好,无论帝王也好,无论儒家也好,无论道家也好,甚至佛教、道教也好,大家都没有意见。中国封建时代唯在这个问题最容易取得一致,也最有共鸣性效应。统治者最怕流民,因为流民乃是天下大乱的祸根。农民守土不流,则是国家大幸,所以中国人的理想乃是国泰民安,国家要太平,百姓要安居。不但国泰民安,还要安居乐业。安居则是国家之福,不安居则会酿成社会动乱。不论哪个时代的皇帝,但有一点头脑,或者说没有昏庸到一塌糊涂程度的,对于流民无不重视,对于无法遏止的流民浪潮,无不大伤跤筋,大感头疼。对中国农民而言,有土地则有生活的保险.失去土地则失去生活的依据。老百姓到了卖田卖地的关头.或者表明这个百姓确实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或者说明这卖地者乃是个败家子。

中国人热爱土地,更热爱劳动。劳动不怕辛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对蓝天,年年月月,终生不息,但没有怨言,没有更高的企盼,只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中国人依恋土地,在土地中能找到无尽的乐趣。中国人的房子,不像西方人那样,向上发展,而是呈平面状态。靠山依山,近水依水,千变万化只依自然。中国人的娱乐,多与土地相干,斗蟋蟀,玩蝈蝈,驾鹰牵犬,走马射猎,以至五牲六畜,离开田舍,马上失去原始依据。中国人热爱土地,专注于家庭,正是儒学本意。儒学在朝言忠,在家言孝。中国人热爱土地,依恋土地,终于成为极富特色的乡井文化。美国人也曾寻根,但那只是研究,中国人的寻根问祖,则近乎宗教情感。荣耀不归乡里,不是真荣耀;落叶不能归根,不唯死者难瞑目,生者亦永不安心。中国的乡井文化,优点在乎它可以并已经成为中国人相互依存的强大凝聚力。其缺点,则是缺少开拓性,缺乏应变力。中国封建文明二千年终于未能顺顺畅畅进入近、现代文明,根本原因固然在于小农经济如海洋一般,要改变它确实大不容易。其乡井文化心态,也是造成中国人历久难变的重要原因。

7.生存文化

孟轲论王道,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轲的王道理想,不期然而然地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文明的不懈追求,其中之甘苦艰辛,非华人子孙怎能体会深深!中国封建文化真正的依靠就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能有什么大作用,有饭吃有衣穿,鸡鸣猪壮,儿子能有孝心,老人能够吃上几顿肉,就是理想的田园生活。为着这生活,多少人劳累,多少人忙碌,多少人战风沙场,多少人血洒田原。中国人有吃的传统,朋友礼遇,非吃不可,所谓杀猪宰羊,以待贵人;所谓“草食壶浆,以迎王师”;所谓通宵达旦,歌舞升平。总而言之,没有酒喝,没有肉吃,就不能算真朋友,就不能算真快乐,就不能算真庆典,就不能算真富贵。中国重视吃喝,吃喝必据之以礼,本质是重视生存;所谓“食色,性也”,并非一味好吃好色。吃是生存的保证,色是传衍的保证,有食有色才能传宗接代。不但活着的人可以生而无虞,而且瞻望未来,可以后顾无虞。一个农民,一年辛苦,所得无几,除去为儿子的婚事,女儿的嫁妆,扣除必要的积蓄之外,余下的无非穿衣吃饭,过节过年。好的年景,或有结余,差的年景,便成亏歉。

一个王朝,一年收获,大抵如是。除去国家开支,就是皇家的开支,皇家的开支也是国家的开支,丰年则有结余,歉年必定亏空。中国农业经济基础,本身极为孱弱,其原因在此。它既禁不起自然灾害的打击,也经不起内乱外患的冲击。外患冲击,可能使国力衰竭,内乱的打击则可能使王朝倾覆。中国小农经济基础。机生存为第一要求,视生命为第一要素,视家庭国家为第一要事,视“三纲五常"为第一要义。而对个人信仰、个人价值、对理论的要求、对真理的探索,则是其次再次的事。中国人不喜欢抽象,不大强调信仰,也没有多少理性要求,宋明理学虽然是儒学中最重视理性思维的学说,但依然不脱传统儒学大规范。理性固然理性,还是更重视礼教的作用,在“三纲五常”上下功夫最大,对忠、孝、节、义最是着迷。中国自古以来,有为国献身的人,有为家献身的人,有为民献身的人,有为父母、儿女献身的人,有为礼教献身的人,也有为爱情,为技艺,为某种癖好献身的人,但绝少为信仰献身的人。儒学文化本质上不属于信仰文化。虽然它也重文明,讲理性,但它以规范为核心,而不以逻辑思维、抽象理念为特色。

8、清官文化

清官源于何时,广义言之,自商秦以来,便有清官赃官别。狭义地说,则是宋明以后大行其道的文化现象。清官中典型人物,如包拯、如海瑞、如孙安、如刘墉。史上虽有其人,事迹则多为编撰。有些人物,史书上不过三言两语,小说中则掀起滔天巨浪。有些人物,虽然于史有证,也绝对不会如小说写得那般神通广大,能力通天。中国人盼清官,是无可奈何中的一种企望,是荒原大漠的一池清水,是久旱无雨时的一块乌云,是饥渴欲死时的一个饼。中国人盼清官,因为清官太少,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中国人依赖清官,因为没有法制;中国人想象中的清官具有无边法力,因为自己缺少伸冤报仇的能力,只好含冤,以待他人。

清官多出于宋、明时代,由此可知,中国封建文化已经走到末路。因为皇帝乃一国之主,又有假天命而御万民的无尚权威,百姓有冤,应靠万岁爷作主,不靠皇帝而寻找清官,可见皇帝的威信开始衰落了,王朝的威信开始衰落了,于是人们寄希望于有一个清官出来为民作主。大凡明、清时代的小说、评话,没有几个皇帝是有作为的。唯有文武百官中或有一个、二个出类拔萃,不同凡响,有能力拯救黎民于水火,拯救国难于危亡的忠臣良将。但这不过是一个幻想或者一出悲剧而已。到头来,不是清官不清,就是清官成了皇帝淫威下的牺牲品。清官梦的真正破灭,正是现代文明的开始。然而,中国文化却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清官的迷梦,千呼万唤,恁地难惊醒。
路桥 发表评论于
中国传统文化,你其实并不可爱

三年前我刚开始在论坛上玩的时候,就试图和网友们探讨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精髓,竟没有一个网友能明确阐述。也许中国文化的确太博大精深了,没有人能探究出个所以然来。

这个现象让我感到,中国文化好比一个高度复杂玄妙的工具,没人能吃透它的功能,没人知道它真正的价值所在,于是每个人按自己的理解按自己的需求小心翼翼地使用它,同时又左顾右盼的看别人的眼色:我用的对吗?

这样一种“工具”比起简单实用的锯子榔头,价值何在?

今天有网友说:“有人问起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我却不敢讲,真的不敢讲。”也许这是一个明白人,可他为什么不敢讲?是怕自己讲的不对还是怕别人泼污水?

不管是哪一种担忧,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体现,怕自己说错,是患得患失,所以来个中庸:和稀泥地折中一下,说一堆大道理,最后总结一个“每一种文化都有精华,去粗取精,吐故纳新”云云;那些泼污水的行为,则是窝里斗的表现,也就是不讲真理,凡事按“道德”评判,不符合“道德”的,就是反动的。我们的文化缺少宽容,缺少思辨。

其实中国文化并不难理解。问题是人们在讨论时往往容易犯两个错误:

一是揪住某个现象或条文就事论事大做文章,看不清现象后面的本质。比如一个说中国人粗俗无礼,一个说我们的文化提倡温良恭俭让。粗俗也好温良也罢,这都是现象不是本质。中国人粗俗吗?不,中国人对于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关心备至爱护有加,出了自家门,大家心里都明白,为什么?温良恭俭让则是一种品性,是中庸使然,但这种品性的另一面就是不讲原则,不思进取,明哲保身的和稀泥。

中庸本身用来修身养性或许不错,拿来治理国家就牵强了,除了让百姓麻木不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还有什么好处?如果用中庸作为外交策略那就滑天下大稽了——当别人的军舰战机开到你门口时,你还“温良”地高唱“有朋自远方来,以和为贵”吗?

某些所谓的“文化精髓”其实只是一种理想,一种说教,从来没有真正落实到民众的行为上,最典型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上到帝王下到父母,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所以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婆媳之间,上下级之间都是一种强制的压迫关系,只要你“高”人一等,你就可以“施于人”,别人只有服从的份,没有说“不”的权力。在一个不知民主为何物,没有个体存在、只有忠孝礼义、尊卑贵贱、等级森严的封建文化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永远是一个遥远的理想,而不是一个贯穿民众行为规范的文化现象。这好比现在高唱“八荣八耻”,“五讲四美”,现实里我们看到的是谎言欺骗,贪污腐化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文化,而八荣八耻却是一个高高挂在头顶上的排位而已。

其二,把圣人的一句话或一种思想拿出来当作“文化”是错误的,何况那些经典每一个人的诠释都不同。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有四五种释义,就连“中庸”,有的人认为是“和稀泥”、“折中主义”,圆滑世故,有的人却觉得是“中和”——保留其正确的一面,舍弃其错误的一面,甚至还是“正直”——刚正不阿,矢志不渝。

无论如何,中庸是什么,如果我们跳出圣人的说教,看看现实里中国人的处世原则,就不难理解了。

我觉得,评判中国传统文化要看本质,看它真正影响了中国人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部分。说一千,道一万,中国传统文化是产生于封闭的小农经济下的一种封建文化,其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是封建的,是和现代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科学、法制相悖的。所谓吐故纳新,我们就要去除一切封建的内涵,敞开胸怀接纳一切适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灿烂辉煌的,正是这种灿烂,让中国的封建社会在风雨中摇摇摆摆伸衍了几千年。可见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强大。可是这种强大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究竟是一笔财富还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我一直不敢往深处设想:如果不是别人用坚船利炮砸开国门,如果不是十月里的那一声炮响,在强大的传统文化的凝聚力下,中国社会今天是怎样一幅场景?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清明上河图”中的一个人物吧?

我们的国门毕竟被迫向“夷人”开放了,可是从推翻帝制至今,我们经历了一次次复辟,一次次保皇,一次次反污染防渗透防演变,直到今天的谷歌事件。西方的思想真的那么可怕吗?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又成了一个空中楼阁,因为我们历史上没有一次是象明治维新那样主动的“吐故纳新”,艰难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也在腥风血雨中悄然落幕,至于“改革开放”,也只不过局限于在“鸡的屁股”上“不折腾”,思想的开放,文化的接纳还很遥远。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潮流冲击下开始衰落了,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离人们渐行渐远,从沉淀下来的那些杂物中,我们慢慢看到传统文化的不足。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导,但儒家思想只有一部分被接受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更多的只停留在一种思想流派的说教层面。

为什么某些儒家思想没有落实到中国人的行为上?以至于现在人们常说,如果大家照孔子说的去做就如何如何,或是觉得现代人把儒家的精华都丢失了,等等。

文化是民众生活中自觉产生或接受的行为或观念,如果一种思想是先进的,强大的,顺应人性的,那它怎么会不被民众广泛接受,又怎么会丢失呢?

一种文化,如果不是因为外来力量的打击而被丢弃或走向衰落,那么这种文化一定开始腐朽了。

中国传统文化正在衰退,而现今社会的种种弊端也都可以从文化上找到根源。文化是制度之母,如果我们谴责制度的腐败,最好先从文化上反省产生这种制度的根源何在。

导致今天传统文化的衰落,其原动力在我看来是其本身的三大致命伤。

其一,儒家文化的许多“精华”部分,都是从圣人的标准出发,拿来要求“君子”的道德守则,什么“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啦;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啦;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啦;君子欲衲于言,而敏于行啦;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啦;君子和而不同啦;吾日三省吾身啦;言必信,行必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等等……。这些个人拿来修行当然好,而作为民众统一的行为规范难免不落得个水中月镜中花。

所以说,“仁义道德”讲了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常态不是相互合作协调的温暖,而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难怪孔圣人自己都说“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

现在人们感叹“道德沦丧”,其实中国社会何时有过圣人眼里的“道德”?只不过以前人们关心的只是吃饱肚子,“温饱思淫欲”才是人的本性,所以顺应人性的措施和制度才是根本。

其二,儒家的“中庸”使得原本一个很好的理念又受到另一个相反的制约。比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前半句已经包含了学和思两个概念,而且重在鼓励人们思考,何必又多一个“思而不学则殆”呢?所以这样一来思考是要受限制的,你刚开始思考,就又要回到书本的“经典”上去“考据”了。所以尽管有人辩护:“儒家也说要思考啊”,可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为什么鲜有真正的思想家,为什么中国人从来没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因为我们的传统不让你创新,只要你“考据”。

“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前半句似乎有一些人文精神,可是一个“忠”字,揭示了这句话的本质:君待臣以礼只是幌子,“忠君”才是儒家的本质。历朝历代,哪个君待臣以礼了?君杀死一个臣子就像捻死一只蚂蚁,可是哪个臣子不忠,不但自己脑袋不保,甚至被灭了九族都没处申冤。当然,君赏给臣一个小物件就是“礼”了,至于给个一官半职那是要三叩九拜,感恩戴德一辈子的。所以到了今天,每每改朝换代,最高领袖就晋升一批“将军”,那样就不愁没有效忠自己的“臣子”了。“忠”无疑是我们的文化,而“君待臣以礼”从来没有一丁点文化上的影子!

“父慈子孝”又是一个传说。各位问问自己,我们周围有几个“慈父”?老子打骂儿子算什么?可谁要是不孝,那么就该千刀万剐了。所以千百年来,慈父在我们的文化中鲜有,孝子贤孙的奴才层出不穷,“孝子”也成了文化象征,甚至是道德规范。

不管是忠还是孝,都是要求一方单方面的顺从另一方,因此没有平等公平可言。忠君侍主不去说它了,孝好不好?用今天的眼光看也不好,不谈父母之爱,只谈孝道有什么意义?且不说孝对于子女思想自由和人格的扭曲,即使为尽孝而孝本身,对长辈也未必是好事。例如现今有不少单身空巢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可子女就是不愿送老人去养老院,因为怕背上“不孝”的罪名。于是老人只好孤苦伶仃的艰难生活下去。

此外,没有可“证伪”性,也是传统文化的缺陷。即,如果君不待臣以礼怎么办?臣是否可以反对君,是否可以不忠,要求君下台?如果父不慈怎么办?子是否可以反抗,是否可以不孝?圣人没说,我们也不能思考,因此只好一路“忠孝”下去。

所以,“礼”与“慈”可以点到为止,甚至完全是个摆设,而忠和孝是必须的,无限的,中国人的个性缺失和奴性也就在“忠孝”二字下被塑造的完美无缺了。

其三,儒家学说以道德为准绳,缺乏对基本是非做价值判断的理性客观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义”和“利”如何界定,标准是什么?如果进一步按圣人的话做:“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那就是,凡事都要适中,稳稳当当不偏不倚,一切以“义”为准。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义”,连强盗都有“义”,是不是只要自己觉得合乎“义”,合乎“道德”就好了呢?

道德的随意性使得“义”成了左右摇摆的秋千。读书是有道德的事,那么读书为什么?原来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那么这黄金屋和颜如玉是不是“利”呢?

同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生命的价值远不如道德里的“贞节”。连一条人命都无所谓,崇尚“天人合一”的国度何时对自然界的生物有所敬重?

在传统的中国人眼里,道德是多多益善,是没有底线的,越“道德”越好。于是“孝”就变成极端变态的尝粪、摇铃、卧冰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无兄弟也”——多么美好,多美宽宏!那么在圣人眼里,四海之内的“君子”是和“小人”是成为兄弟呢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缺乏明确的界限和公认的标准,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就窝里斗来斗去,这也就成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吧?

下面简单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

第一个缺陷是缺乏平等的理念。“平等”是指人格上的平等和法律上的平等,无论君臣父子,贫富贵贱,在人格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基础。

从古至今,传统文化从来没有真正提倡过平等,如今的“拜官主义”和“拜金主义”更是让有权势之人横行,百姓尊严扫地。可悲的是,当拜官拜金成为社会文化,百姓也就意识不到自己的尊严和人格,也就不再追求平等自由,只要能得到官位,能得到金钱,尊严和人格是可以拿来交换的。当“潜规则”变成自愿行为,也就成了“潜文化”了。

第二个缺陷是缺乏科学精神。传统文化关心的是人伦不是自然界,所谓人伦也是怎样“治人”,“防人”。“四书五经”等任何一部儒家经典里没有一丁点科学影子,所以中国人的思维笼统模糊。中医的无法量化无法重复就是一个缺乏科学精神的佐证。

中国科学不能发展的道理也体现在中医的停滞不前上:只讲考据,不求创新。这当然也有尊古守旧的传统:凡是祖先的东西都是博大精深的,我们只能继承发扬,不能破旧立新。当西医从古希腊的体液说走到细胞分子时,我们还把黄帝内经奉为圣经。

第三个缺陷是缺乏法治观念。儒家的德治贯穿中国历史,到了今天我们还能听到“以德治国”的声音。不必讳言,今天的中国社会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人治国家。

有人提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民主。殊不知,这句话在20年前或许有些道理,如今的腐败是全民的腐败,腐败现象已渗透到每一个家庭之中,在一个视法律为儿戏,道德沦丧的社会实行民主将是一场灾难。面对这样一个浑沌世界,唯一紧迫的是健全法制,并将司法独立与党派行政,用强大的法律恢复基本社会秩序才能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开端。

综上所述,无论什么人说出一大堆大道理,无论你把传统文化吹的天花乱坠,它的核心价值观(在我看来就是忠孝和中庸)无疑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除非我们愿意退回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里生活,否则除了文化的外延形式(文学艺术音乐绘画语言文字等),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今天中国社会里除了阻碍中国向现代化发展已没有什么价值了。
砖头bro 发表评论于
有什么耐人寻味的。陈元原本要和薄熙来攀亲家的。
longwo 发表评论于
完全杜绝是不可能的。可行的路是增加成本。电子化的确增加了犯罪成本。还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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