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oken Dream Still Vivid”： Wang Dafei
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小星的亲人，与王达非的亲人，建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
《梦碎留痕》，读来令人唏嘘，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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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记忆，现把这段史实登载于此。《梦碎留痕》的全文的链接也在下面，以备查考。
小星敬上
附录：报人 商人 革命者
张 西 洛
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撰写
（1985）
一九四八年夏季，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在蒋家王朝收缩力量妄图守住西南一隅之际，七月的一天深夜，在成都东城区磨房街九号发生了一起抄家事件。率领几十名军警执行抄家任务的是军统局西南区的负责人徐远举，被抄家的是中共地下党员、工商导报总经理兼总主笔王达非。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密报，说王达非家里有同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但搜索结果并无其事，特务们只得怏怏而去。
王达非在从事新闻工作期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钉梢、迫害、传讯之事，不止一次了。这次抄家使王达非感到是特务机关要对他下毒手的预兆，他只得立即从成都转移到上海，接上了党的关系，于第二年二月到香港，不久又从香港到了北平。这时，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王达非以为从此彻底摆脱了国民党的迫害，作为一个自由的革命者可以在新中国的大地上驰骋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一九五五年人为的“潘汉年反革命案件”发生，他因“与潘汉年关系密切”受到株连，六月被捕入狱。一九五六年十月因膀胱癌病危，才允许保外就医。但为时已晚，十二月十日含冤逝世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奋斗的一生，终年才五十岁！
我认识王达非是在五十年前，一九三六年他在重庆商务日报担任编辑的时候。那时，我因参加学生运动同龚远英（罗焚）一起，被巴县中学开除。王达非和当时在商务日报工作的漆鲁鱼、温嗣翔、陶敬之等对我们十分同情，曾在商务日报上公开谴责学校无理开除学生之事。这一年八月，王达非发起创办了一张四开的小型日报齐报，他吸收我到报社担任记者，从此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十年后的一九四六年，他在成都发起创办工商导报，我作为发起人之一又同他在一起办报。在我们相识的二十年中，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我对他的了解是比较深厚的。对这位老报人坎坷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及其办报思想作一简要叙述，是我义不容辞的事。
坎坷的一生 奋斗的一生
王达非于一九零六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四川省峨眉县青龙场一个土布商兼小土地自耕农的家庭里。在耕读传家的庭训下，他读过十一年的四书五经，同时也下田种地。他不满封建家庭的约束，于一九二三年离家到成都，进四川省立第一旧制中学接受新式教育。从此，王达非开始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受到了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的启蒙教育。
三年后，他从省一中毕业了。因为他是违背家庭意愿出走的，这时家里同他断绝了经济关系。王达非生活无着，开始了无依无靠的漂流生活：在川鄂边境杨春芳土匪部队做过录事；到四川军阀杨森办的军政学校受过军训；在四川省丰都县肉税征收处当过小职员；一九二八年冬，一个偶然的机会随一个朋友到了南京。他在南京找不到工作，便住在这个朋友家里写各种稿件，试着向报纸投稿谋生。他憧憬新闻工作，但苦无门路可进。他看见上海的报馆比南京多，以为在那里找个工作比较容易，一九二九年从南京到了上海。在这十里洋场，要找个普通职业都极不容易，何况想进报馆工作。王达非仍然继续撰写各种稿件向报馆投寄，有一些被采用，但大部分石沉大海。他想到报馆工作的愿望十分强烈，一次，因投稿关系认识的一位编辑，见他年轻力壮，问他愿不愿意当制版工人，这家报馆正缺一名制版工人。王达非不计较这些，去当了半年多的制版工人。不久，经在上海的一位四川同乡的介绍，可以回四川到重庆商务日报当编辑。王达非喜出望外，立即带着简单的行装回到重庆，进入商务日报社，先是当编辑，后担任主笔，负责撰写工商经济方面的社论。王达非在商务日报社结识了也是在这家报社担任主笔的漆鲁鱼。漆鲁鱼是从江西中央苏区回到四川的老共产党员。在漆鲁鱼的启发帮助下，王达非在政治思想上有了提高，对共产党有了认识。他同报社的几位具有同样思想的进步报人一起，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主张进行宣传，使这张重庆市总商会主办的民间报纸，成为西南鼓出抗日救亡的一支响亮的号角。
王达非在重庆站稳脚跟之后，便筹划自己办报了。一九三六年年夏天，他在漆鲁鱼、黄宇齐、陶敬之等的协助下，创办了齐报。可是不久，这张报纸因主张促蒋抗日，受到政治迫害，只出了半年便被查封了。
一九三七年春，王达非应四川进步军人张志钥、陈离、吴景伯等创办的成都新民报的邀请，从重庆到了成都，担任了这家报纸的总编辑。与此同时，他还兼任四川日报的主笔和时事新刊（晚报）的总编辑。这一时期，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在成都新闻界中头角峥嵘。
一九三八年秋，王达非在成都由四川日报负责人、中共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杜琈生和周子和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王达非工作更加努力，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对他各种各样的迫害。
这里，我想列举他的几件遭遇：
一九三九年，王达非约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四川省分会的几位青年同志，发起创办时事新刊，自认总编辑。青记四川分会是王达非在一九三八年春为对抗国民党把持的新闻学会而发起组织的，参加的绝大数是进步的青年新闻工作者。时事新刊由游元亮任主笔，孙文石任采访主任，苏幼农任副刊编辑，张漾兮任漫画编辑。这是一张很有特色的报纸。它由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的机要秘书张雪崖任发行人，因此这个报纸同邓锡侯就发生了关系，代表地方势力的利益，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王达非利用川康绥靖公署的电台，抄收新闻电报，比成都其它的报纸消息多，来得快，特别是在坚持抗日这一点上，态度非常鲜明。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抗日社论、短评和反映形势的报道，受到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欢迎。时事新刊的发行量，通常是七八千份，最高时曾达到一万份以上，在当时的成都，这样的发行数是很可观的。因为报纸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它的发行量又如此之多，时事新刊就成了国名党的眼中钉。但特务机关碍于有邓锡侯这样的后台，不便对它下手。一九四零年春，国名党特务机关定下一箭双雕之计：他们趁成都米价暴涨，组织流氓以暴动方式攻破位于时事新刊附近的重庆银行的米仓，怂恿饥民抢米，以达到打击地方势力的目的；同时诬称这次抢米事件是中共为了扰乱地方秩序发动的。他们趁此大举捕杀进步人士。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省委军委书记车耀先就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捕的。肇事地点在时事新刊附近，在现场采访的时事新刊记者朱亚凡和另外两名工作人员被指为暴动的现场指挥者，当即被特务逮捕，不经审问，就地杀害，同时宣布查封时事新刊。王达非是这家报社的发起者和主持人，面临危险，他在邓锡侯的掩护下，离开成都，逃亡重庆。他到了重庆，经邓锡侯驻重庆代表刘堃南的介绍，进入利昌进出口贸易公司担任秘书室主任。利昌公司由四川地方军政人员合资经营，邓锡侯、刘文辉、夏仲实、余中英、吴景伯等，都是利昌公司的重要股东和后台。王达非从此既是新闻记者又是商人的双重身份，从事着艰巨的党的地下工作。可是，当时有些进步人士不了解这一点，认为王达非投入了地方军人的怀抱，充当了资本家的代理人，流言蜚语四起，王达非为此极为苦闷。
一九四一年冬，利昌公司迁到成都，王达非随之回到成都。这时，他以他卓越的经营管理才能和充沛的精力，使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得到了邓锡侯等人的赏识和信任，到成都后就担任了利昌公司代行总经理的职务，协助董事长蓝尧衢开辟了猪鬃的出口业务，使利昌公司业务大振。
王达非虽然在工商界大展才能，但他还是留恋着新闻工作。正好这时成都的华西日报因缺能干的主持人而声誉日低，销数下降，这家报纸的董事长潘文华对王达非十分器重，就聘请他担任总经理兼总主笔。王达非接办华西日报后，约请中共地下党员杨伯恺任主笔，进步报人吴汉家任总编辑；还用了一批要求进步的革命青年担任编辑、记者。报纸经常发表民主教授邓初民、马哲民、沈志远、黄药眠、彭迪先、黄宪章等人撰写的文章。由于得到四川军人的信任和支持，这家报纸在王达非的主持下，充分利用了地方势力同国民党政府的矛盾，政治上反对独裁，提倡民主；经济上反对四大家族的垄断政策，大力保护地方经济的发展。华西日报一时成为川西中流砥柱的民主报纸。到了一九四五年夏天，华西日报的言论和报道引起了国民党的严重注意，再也不容忍这家报纸对它的揭露和抨击，由蒋介石亲自手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中统特务头子魏绍澂由重庆来到成都，胁迫潘文华改组华西日报。王达非和报社的一些主要骨干，被迫集体从华西日报撤出。魏绍澂夺取了华西日报，自任总经理和总编辑，从此华西日报便失掉了它的进步性。
王达非在华西日报三年多，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应付着各种政治力量，保持了这张报纸的进步性和民主性，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一方面国民党特务机关从未放松对他的监视，在他就任这家报纸主持人的同时，特务机关就派了一个特务窃取了采访部主任的职务，并对他进行监视。王达非是知道这个人底细的，但不得不做出妥协任用他。由于王达非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的支持和保护，特务只能对他监视，却不敢对他下手。另一方面，他还要在编辑部内部同思想“左倾”的人进行交锋。当时，有人希望把这张报纸办得越红越好，发表的言论超越了当时政治环境允许的范围。王达非则主张根据客观环境，言论不能过激，最好进行旁敲侧击、转弯抹角的迂回作战。但是王达非的这些斗争策略，被有的人视为右倾保守。王达非认为，在成都办进步报纸虽有地方军政势力的保护，但是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国民党的力量始终占上锋。成都不是延安，不能把解放区的一套搬到国统区来。这本来是极其普通的道理，可是有的同志，偏偏要把华西日报当成新华日报来办，似乎只有那样才是革命。这种内部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直到全国解放后，还有人控告王达非丧失立场，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内奸”。那几年，我在成都办了一个星期快报周刊，王达非每每同我谈起这些情况，感到十分苦恼，甚至说过，对付这样的同志，比对付国民党特务还难。
我在本文开始，曾提到一九四八年七月王达非被抄家之事。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王达非最露骨的一次威胁和迫害；同时还反映出国民党同四川军人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刻了。
一九四六年春，王达非在党的指示下，得到了邓锡侯、刘文辉及其财团蓝尧衢等的同意和支持，在成都发起创办工商导报。一九四七年王达非通过关系从美国驻成都空军撤走时留下的剩余物资里，买了一台原来配备在B-29型轰炸机上的六波段收发报机，用来抄收英、美、法各通讯社的英文电讯。在购买这台功率很高的收发报机的同时，特意从燕京大学新闻系聘请了两位毕业生担任英文电讯的翻译和编辑工作。这台收发报机安放在东城区磨房街王达非的住宅里，并且由他本人亲自抄收英文电讯。这完全是为了扩大报纸新闻来源的需要而设置的，一年多工商导报在这方面发挥了优势，许多重要新闻都从外国通讯社首先得到，报纸的内容因此大大充实。
富有斗争经验的王达非预计到特务机关会以此来找麻烦，所以在买了这台收发报机以后，立即让报社电讯室主任蔡应同把接连发报装置拆掉，只留下了收发部分。可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是来找麻烦了。一九四八年七月的一天深夜，特务头子、军统局西南区的负责人徐远举，率领了几十名武装军警包围了王达非的住宅，他带领几名特务闯进室内，首先把这台大型收发报机守住，然后在屋里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徐远举一口咬定这是同延安通讯的秘密电台，要把这台收报机带去检查。王达非同他讲理，并且明确指出：这台机器只是作为抄收新闻电讯用的，并不能对外发报。这天晚上，王达非有一个朋友借宿在他家里，也站出来以现任政府官吏的身份同徐远举争辩。王达非镇定自如，沉着冷静，一定要当场试一试这台机器是否能发报才让特务带走。徐远举知道王达非在四川的地位和影响，更明白邓锡侯、刘文辉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这时只得应王达非的要求，找来了当地的保甲长，保甲长虽然证实了这台收报机确实只能抄收、不能发报，徐远举还是强制把收报机带走。
这场斗争整整坚持到次日凌晨。第二天早上我因事到王达非家里去，一进门看到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王达非脸色苍白，他的妻子姜定侠气愤地对我说：昨天晚上我们被狗咬了！“狗”是当时我们对国民党特务的代名词，我一听，完全明白了。特务登门了，今后怎么办呢？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七月底，王达非借利昌公司在上海开设分公司的机会，到了上海，摆脱了特务的危害。
王达非的坎坷生活并未结束，甚至在解放以后还遭受磨难。一九五零年一月，王达非由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工作，担任党派处编辑研究科科长，他在工作中十分努力。特别是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王达非负责整理编纂有关运动发展的资料和数据，他将全市二十多个工作组报来的材料，认真查对、汇总、分析，整理上报。这些材料受到了到上海指导运动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好评，认为王达非的工作，帮助领导机关防止了夸大案情、扩大界限等“左”的倾向。
上海市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刘人寿常向主持统战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潘汉年谈起王达非的工作能力和表现，引起了潘汉年对王达非的重视，潘有时直接向王达非布置任务，分配工作，而王达非对交代的任务都完成的十分出色。由于这样，潘王二人往来较多，关系逐渐密切。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开始后，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副市长潘汉年被指控为“内奸”，定为全国重大反革命事件。王达非被以“与潘汉年案有关”和“与潘汉年关系密切”为由受到株连，于一九五五年六月九日被捕入狱。这一逮捕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家属完全不知道。王达非被捕后，当即向组织上提出三条保证：一，他没有任何叛党卖国的行为；二，他没有包庇任何叛党卖国的人和事；三，他没有作过任何出卖人民利益的事情。王达非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老实、襟怀坦白的态度，向组织提出了申诉并请求进行严格审查，但这些申诉并未引起重视。一九五三年春天我曾经从北京到上海，得知王达非因病住在广济医院，特地去医院探望。他告诉我说患的是膀胱癌，但情绪极为乐观，希望早日把病治好，还要继续为党工作。在他卧病在床的时候，我看见他还抱病处理工作，毫无悲观情绪。
王达非被捕入狱后，得不到起码的治疗，病情更加恶化了。直到一九五六年十月，这个高大魁梧壮实的汉子，变得骨瘦如柴了，这时才允许家属出面保外就医。而离开监狱还不到两个月，在十二月十日便含冤去世，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因案件未了，死了还不准张扬，由家属葬于上海江湾公墓。
我在北京得悉这一噩耗时，真是欲哭无泪。一个坚强的、忠贞的革命者，未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却无辜死于冤案之中，能不悲乎！这一冤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九八二年，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之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而王达非离开人世已经二十六年了。（本附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