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人老张
老张是一个俗人，所谓俗人，就是不会谈那些高深的话题，而对那些平凡小事有无穷无尽的兴趣。当然，也看不到大趋势，只是对细节有过人的观察力。
比如说，老张经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做菜，从怎么买到新鲜，合适的原料，到怎么洗，然后就是先大火，再小火，根据菜的颜色改变放什么样的调料，颜色到什么程度就应该起锅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就完了，他还会接着讲应该把抄好了的菜放到什么颜色的盘子里，才能引起人的食欲。做一个菜只需要十分钟，但他却可以眼睛放光地讲上一个小时。
对了，他对颜色的敏感从来是有始有终的，于是有一回在办公室里引起了一次灾难。据他自己的解释，正因为他对颜色判断出现了误差，这又是最重要事情，于是他开始拉肚子。他就去看了医生，关键是他异常详细地询问了医生怎么样来判断病情的改变，我琢磨着这个医生可能由此而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
很有些不幸，那天正好来了一个刚从学校分来的女学生，被安排坐在老张的对面，可以作一个合理的猜想，那个位置没有人敢坐。他自然非常高兴有了一个忠实的听众，于是当然就谈起了他当时最关心的事情，大便颜色的改变。
可怜的小姑娘，第一天上班，不知道是可以离开的，努力坚持着。不过到最后硬是没有能挺住，想到卫生间去呕吐，结果是在走廊上吐了一地。
后来领导把老张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禁止他以后对人谈排泄物的颜色。老张就有点觉得委屈，说：
“这是医生说的，也是一种科学，我是在科普，谁能保证自己没有一个头痛脑热，拉拉肚子的，大便的颜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有些这方面的科学知识总是不错的。”
领导就很有些不耐烦，提高声音说到：
“我们这里是办公室，不是厕所！”然后就有些后悔自己没有把门关上，恢复到正常的音量，“你头脑应该多想一想大事，我们国家的四化建设，不要总是讲那些家庭琐事，你是一个国家干部，不是在摆地摊。”
领导肯定是看得到大事的，因为那一年是1989。
那一年的初夏整个北京都是像着了魔式的狂喊不以，人们好像突然有很多话要说，而且还说不完。老张也变得兴奋了起来，不再谈周围那些颜色，改谈那些高级的，关系到人类命运的话题，虽然他还是觉得自己对原来那些话题好像更有兴趣，但是，人总要与时共进，要紧跟形势的嘛。
他的领导号召大家去游行，他当然不会不去，一是那个热闹从文革结束后就再没有过，二是他知道有不要钱的午餐盒饭。于是当然他就更加兴奋了，但是，谁都知道那会有一个尽头，那种兴奋和午餐不是永远能存在的。
于是在那天晚上，他可能是第一次不得不破坏了法律，因为丈母娘生病住院。结果就是看到了不应该看到的事情，倒在地上的学生。可见法律是不可以违反，人不能够知道不应该知道的事情，那可能是有后果的，老张也不能例外，管你是不是俗人。
于是后来上班的时候就听见老张在办公室大声说：
“吓死人了，一个人倒在了地上，我开始不知道是学生，后来看到了白底的校徽，才知道是一个学生。头部中了一枪，不但是有鲜红的血，还有白颜色，黄颜色的东西流到地上，太恐怖了，我从来不知道人身体里面还有这种颜色。”
讲到这里他忽然停住了，目光一下子暗淡，我记得他从来是不会停的，只能推测他是不是在想自己身体里的颜色。接下来就开始讲他为什么从那里走，怎么走，路上看到了什么，等等等。
我现在只记得他最后说，走到家时正是拂晓，他看到极为绚丽多彩的朝霞，因为他从来不早起，不知道北京的清晨是能够有那么多的颜色。
最后因为他总在谈死了的那个学生，那原是不应该被知道，没有办法知道了，也应该被人忘记了的，结果领导让他去援藏。于是一年以后他才在单位里出现，第一天上班就开会，领导遵循惯例，说欢迎他回来，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他一副等不及的样子：
“我这回到西藏可是开了眼界，和一些记者和作家跑到最偏远的地方看了天葬，这我一定要说给你们听。天葬就是把………”
于是所有的人都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只是日历在不停地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