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墓碑》一书获海耶克奖(紫荆摄)
记录中国60年代饿死3千6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墓碑》一书,获得2013年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5月29号晚,《墓碑》的作者、新华社前经济记者杨继绳在纽约参加了颁奖活动和座谈。
杨继绳在座谈中表示,书名《墓碑》不仅是纪念死去的3千6百万人,也希望埋葬造成悲剧的这个制度。同时,意识到揭露真相的风险,也算是为自己预先做好了准备。
1959年还在上中学的杨继绳,得知自己的父亲快饿死了,让学校食堂停了自己三天的饭,得以拿着三斤米回家。父亲怕他在家挨饿,让他赶紧回学校。
杨继绳:“后来我才知道,三斤米放在家里,我父亲根本吃不上,那时在农村是很珍贵的米。所以我父亲饿的更厉害了。快死了。他跟我们村子的人说,不要告诉孩子,我告诉他,他还拿米回来怎么办呢?等我死了以后再告诉他。”
起初还以为是自家的不幸,后悔自己没在家帮着挖野菜。为弄清自然灾害对大饥荒的影响,杨继绳多次到国家气象局查当年的气象历史。
杨继绳:“我的结论是:天灾年年有,但那三年是正常年景。”
杨继绳说,当时政府封锁消息,各级干部对上面只说好听的,老百姓不能私下传消息。单在河南信阳一地,公安局和邮电局就扣押了1万2千封求救信。上面来人检查,还告诉老百姓不能拄拐,走路要显得吃饱的样子。
获 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海耶克曾经说过,“经济学的难题是让人们明白,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设计一个系统,其实是多么无知。”(The curious tasks of economics is to demonstrate to men how little they really understand about what they imagine they can design.)
杨继绳表示,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每个五年计划都是失败的,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计划经济是专制的基础,是“命令经济”,使得政治权力扩张到社会各个角落,直至每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自由民主无从谈起。
杨继绳:“他们设计了一个天堂,把中国人引向天堂。这样就剥夺了每个人的自由,每个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食品。”
阅 读海耶克使杨继绳对大饥荒的本质原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为纪念海耶克设立的这个图书奖,旨在恢复人们被侵蚀的思想自由。2012年该奖项得主、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泰勒(John B. Taylor)认为《墓碑》应该成为美国学校必选读物,也应该成为中国学校的必读作品。
纽约经济界人士,包括《经济学人》和《福布斯》杂志等近2百人出席了颁奖活动。现场观众请杨继绳谈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看法。他表示,中国其实是权力控制着市场的经济,存在着深刻的问题。
杨继绳:“中国经济增长靠政府投资,GDP增长很快,但是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市场需求,机械设备大量闲置。产品卖不出去,闲置的生产设备和库存产品都算在GDP里边了。”
他 说,GDP增长依靠政府投资、低工资、破坏性开采资源、不考虑环保,造成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种出来的粮食有毒,这样的增长不可能持续下去。中国人没有 社会保险,大量存钱,几万亿的存款政府可以随便动用。每个县都是公司、每个省都是大公司,可以获得低息贷款。铁道部就欠银行贷款1万7千亿。
杨继绳:“现在中国是权力市场经济,根本问题是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也不被驾驭。所以先建立一个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这就需要政治改革、宪政民主。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社会公平,减少社会矛盾。”
杨继绳希望人们从《墓碑》一书了解历史,不要让悲剧重演。
大饑荒中的周恩來
(1)周恩來對於各地大量死人和農民缺糧是知情的
1958年冬就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春天餓死人更多。也就是說1959年春天,大饑荒已經全面出現。面對成千上萬的農民在死亡線上掙扎,執政者在糧食上沒有採取應急救助措施,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裡剝奪糧食,繼續出口糧食。
國務院秘書廳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
早在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連續收到了大量的群眾來信,反映河南省東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縣發生大量的浮腫病人和死人情況。 1960年2月,江蘇省省委向周恩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者就有12萬多。農村的的情況比城市更為嚴重。
1960年初,周恩來收到有關部門轉來的安徽省一個政協委員的來信,信中反映安徽省和縣、無為縣餓死人情況。周恩來於3月29日致函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要求查明情況後回復。
信件全文如下:
希聖同志:
轉上一信,請閱後派人前往兩縣一查,也許確有此事,也許誇大其辭,但這類個別現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災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轉山東省六級幹部會議文件上,也曾著重指出這一點。請查明後復我一信。
敬禮!
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