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林呐

怀念林呐

在庆祝百花文艺出版社诞辰五十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之后，我读到了一本百花同仁的忆旧集。之前，我也料到一些人会借此机会给自己树碑立传，吹嘘自己一番。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自然，也有少数几位令人尊敬的老百花人，怀着真情实感回顾了百花建社初期的艰难曲折而闪光的创业历史。遗憾的是，一位最有发言权的百花社真正的＂法人＂，却如星辰陨落，没有留下一句豪言壮语，就过早地长眠地下了。

他，就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创始人林呐。

我从任希儒、张德育等几位百花前辈以及后来者魏久环等人的回忆文字中读到了一些百花创社和复社初期的历史真貌和林呐其人的可敬品格，心里又一次涌现出林呐老人的音容笑貌和我对他的无尽敬爱和怀念，又一次情不自禁老泪纵横！

从1958年，林呐奉命创建天津的文艺出版社起，他就立志高远，喊出＂办第一流出版社，出第一流的作品图书＂的响亮口号，并切实付诸行动。他广罗人才，不遗余力地扑在＂百花＂这块园地的播耕事业上，先后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孙犁等一流作家作品，推出了富有独创性的散文书系，很快就在全国打造了＂百花＂这块出版界的名牌！

遗憾的是我生也晚，没有赶上百花的初创时期，少长了不少见识。幸运的是我赶上了百花复社和复兴时期，亲历了林呐领导的百花中兴繁荣进程。

1973年我从下放的工厂被调往天津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在我前去报到之前，就听说，天津人民出版社人事关系复杂，不懂关系学的人难以存身。但是我想，我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做官，只求做我一向所爱好的文艺专业工作，想必也无需搞什么关系去钻营投靠，还是决定去了。 那时百花还未复社，只是人民社的一个大组一文艺组。起初，我被安排在文艺组编一点文艺评论等类似剪报一类的杂书。我和林呐没有多少接触，也毫不了解他。后来从我的文研所的老领导吴火那里得知，林呐曾在我调去出版社之前，到吴火那里了解我的情况，这是他用人慎重之处。我的前任领导向他推荐了我，他才高兴地接受我到他的麾下，但我们接触很少，他只在一旁默默考察着我。

初去文艺组不久，我就感到这里的工作环境比较宽松，气氛比较融洽自在，并不象传闻所说那么严重。但是实际情况也不象我获得的肤浅感受那么简单。只是因为文艺组是在林呐的直接领导下，风气较正。就整个人民出版社而言，那确是阴云笼罩，危机四伏的。即使林呐也处于被窥视的压抑状态中。但是林呐对他所分管的文艺组，却管理得十分宽松，既严格要求书稿质量，又处处与人为善，不以＂政治觉悟＂为唯一标准。那时，文艺组人数不多，组长顾传菁，下面有陈玉刚，吕德华，陈景春，张建贵，高维晞，孟淑湘，刘国良，申文锺、郭一臣，邓元惠，谢大光、张雪衫等编辑。虽置身于严酷的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但文艺组内的小气候，还是比较宽松正常的。 1973年在林彪坠机事件后，社会上小道消息，政治笑话频传，我们几位年轻人免不了戚戚私语，互换信息。组里有位新转业来的军人，他受军队的熏陶，以左派自居，经常阴暗地警惕地竖起耳朵听我们几个口无遮拦的年轻编辑在那里嘻嘻哈哈嘀嘀咕咕地交谈着什么，听说他曾在党内生活会上，或单独向林呐打过小报告，但林呐不以为意，组里的＂自由主义＂没有被坚决封杀，个别左派密探也没有立功的机会，使我们这个小＂王国少了很多政治＂煞气＂。

有时候，有几位编辑通过宝坻、蓟县等乡镇作者买到些许难得的土特产，让全体组员分享。林呐深知我们这些工资很低的穷编辑过着如何匮乏的日子，他虽有耳闻，也未加阻止。只要不越出原则，不触动那根最敏感的政治神经一＂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一些纯属小＂自由主义＂行为，他是非常宽容大度的。我们哪里知道，他为了鼓励尊重普通编辑们的选题和想法，保护一些缺乏政治头脑的年轻编辑，经常在党内受到＂右倾＂、＂重专轻红＂等谤议！他其实是背着一副无形的十字架在在维护着那块生气犹存的＂百花＂园地。而且永远是那样从容热诚，淡泊官场名利。也由此，他在全社编辑和职工心目中拥有极好的赞誉和由衷的爱戴。

1976年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文艺组为了欢庆这一盼望已久的人心大快事，在家住大理道的小孟家举行庆祝联欢宴会。那天下午，大家各自带着一份佳肴早早来到孟家，如出席盛典一般。傍晚时，林呐忙完公务，也欣然出席，还奉献了一瓶茅台酒。大家一点儿没因他在场，而肃然拘谨起来，照常地高声谈笑。林呐也如我们中的普通一员一般，毫无领导架子身段，和我们全组编辑，满面笑容，满面春风地谈笑风生。那时，我们全组编辑也还年轻，不知深浅轻重，经常直呼林呐其名，或以＂老林＂相称，当着他的面指手画脚，毫不拘束，林呐也从不介意，只是笑着听着，有时也会幽默地应和几句。他是我生平遇到过的最慈爱最亲厚的领导和长者。那天晚上，大家兴奋异常，互相举杯欢饮，也不知喝了几瓶白酒和啤酒，说了多少压抑已久的心里话，席上一片喜气洋洋，杯盘狼藉。那位新调来的平时很政治化的转业军人编辑，那天也喝多了，竟酒后失态，指着林呐胡说起来，引起大家的狂笑。不一会儿，林呐已不胜酒力而醉了。幸而他家离小孟家不远，就由两位年轻男编辑先把他扶送回家休息了。从这一次的欢聚中，我初次体尝到林呐那颗热血沸腾的心是和百花同仁祸福同在的。

1979年，我家突然大祸临头。我的年方二十的长子竟因慢性肾病导致晚期尿毒症，几经转折，住到天津一中心医院的＂三衰病房＂，那里的主任和主治医生都表示回天无力了。有一天，我在社内大院（那时的社址在赤峰道124号）遇见林呐，他关心地问我孩子的病情，我哭着回答，医生说已经没有希望了。林呐却真诚地鼓励我说：没有希望也要治！不能放弃！每次我去找他签字批准借医药费或输血等费用时，他都毫不犹豫地签字同意，并关切地让我注意自身的健康。吾儿去世后，我终日昏迷，不知人事。后来听说，林呐曾亲自去我家吊望过，我却从未对他表示过感激感谢。

1980年，由胡耀邦开创的民主年代带来了全国百花齐放的欣欣向荣的局面，也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复社的大好消息。 作为一位来自冀中老革命根据地的三八式干部和富有文艺创作经验和业绩的专业人才，和原百花社的创始人的资历，林呐自是当仁不让的新百花社社长和党组书记。当年，他亲手营造浇灌培育的百花出版社这块园地，是洒出了他的心血和全部感情的。现在，他又像一位久违家园的老园丁，又和这块百花盛开的园地血肉相连了，老人家内心里的喜悦激奋是可以想象的。 恢复重建＂百花＂，对于林呐，是件驾轻就熟的事。他手下有一支铁杆部队：老于出版编辑业务的副手徐柏容，曾秀苍，周艾文，任希儒等人，美术装帧水平一流的张德育，王治华，陈新••••••还有，熟悉校对出版发行财务管理诸种业务的孙英西、辛培树，徐嘉祥、孙宝泰、涂华一等人，全都是一呼百应的老部下和他的忠实粉丝。很快，＂百花＂这个老营盘又似一轮明月当空照了。靠着老百花的往日声誉，和济济一堂的人才，那些国内外著名的新老作家们都热情洋溢地支持给稿，撰文打气，是百花社的强有力的依靠力量。 我很有幸，被林呐选为他的新部下，分配到百花的重镇＂散文编辑组＂，学到不少老编辑的良好传统，也锻炼了我独立组稿编书的能力，顺利组来并编辑出版过王朝闻、秦牧、新凤霞、孙犁等名家的书稿。 在资深老编辑李克明的带领下，我们到北京吴祖光、新凤霞家拜访组稿，吴祖光二位热情豪爽地把原拟给三联出版社的由新凤霞撰稿吴祖光把关的一部自传体散文书稿交付百花社出版。书名就叫＂新凤霞回忆录＂。但是，当我读完全稿，向三审等领导推荐时，一位编辑部领导觉得书名不妥。在他看来，只有尼克松这样的大人物才有资格用＂回忆录＂这样的书名，新凤霞竟也以此为书名，未免有点托大了。他建议换个书名，我通过书信跟吴老商量，吴颇为不快，坚持不改书名，甚至表示，百花不出，他们可以拿到＂三联＂去出。＂官司＂打到林呐那里，林呐经过一番考虑，同意用＂新凤霞回忆录＂做书名，并将此稿纳入选题出版。不料，到了三审那里，又有几处打了红杠和问号。一者，认为大诗人艾青为新凤霞所写之序有些语病，需改；二者，对新凤霞书内写到她被红卫兵剪去长辫一段内容，不利于党的影响，应删。还有其它一些提法，琐琐碎碎，今天看来全是笑话的问题。更令我失惊的是，那位资深散文组长兼三审，竟然把文内写到的＂阴曹地府＂改为＂阴朝地府＂，还在多处打了问号。我无奈，只好又去北京跟新、吴商量改动。这次吴祖光大不耐烦了。他说，艾青老人肯给凤霞写序，已很难得了，凭什么要让他修改！不改。一切文责皆由我们自负。至于写红卫兵剪辫子那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写？当他继续翻看原稿上划的杠杠问号，和改错了的字，不住地撇嘴说，你告诉我，这是你们哪一位审查官干的。我当然不能违反本社原则，对他说，你不要问了，我会处理的。 回社后，我又一次向林呐汇报了新、吴二位的意见，请他指示，这书到底能不能出。林呐当即拍板说，出！就遵照他们的意见，不再修改，发稿吧。当然，事情也不那样简单。事后，林呐又跟那位思想保守、谨小慎微组长及编辑部领导婉转表达了他的看法和指示，＂新凤霞回忆录＂才得以经过重重阻难出版问世了。我从这次的编稿过程，深深体味到两种不同风格的领导的明显区别，感受到林呐身上那种目光深远且又尊重普通编辑尊重作家作品、敢于力排众议和勇于负责的出版家风度；同样，在多次的接触后，他也看到了我的心直口快，简单急躁和真诚率性的性格特点。

我在百花，因着林呐的宽容宽厚，和我一向说话没把门的习性，是出名的大炮。常常不管大会小会，我都不计后果地根据事实议论批评社内的不正常现象。造成了某些＂涉案＂领导者对我的恼怒，我的＂明枪＂必然换来＂暗箭＂。在某些待遇上有着明显的厚薄之差。某些对我又爱又恨的同仁说我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楞子＂。林呐也心知肚明，却也爱莫能助。 后来，我因编辑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孙犁的散文集＂晚华集＂＂秀露集＂时，跟孙犁老人有较多接触，也很熟悉了。他在肯定我的基本功时，也同时跟我诉苦似地说，xx，你不知道，有时有些年轻气躁的编辑来了，我真不敢把稿子交给他们。有一次，一个编辑把我的一篇稿子弄丢了，他也不当一回事！还有的人瞎乱删改，校稿也不仔细••••••。我听着他的由衷之言，把他当作一次警钟时时提醒自己，要多倾听尊重老作家们的心声，严格把好每一份书稿的文字关，不出现错字和纰漏之类的问题，同时我也在和吴祖光、孙犁、林呐等众多第一流名家的接触过程中深深品味出他们不但有很高的文化品位，且都有善良正直的一流人品。我从编辑实践中不断接受名家们的文化熏陶和谆谆教诲，懂得了出版事业的神圣责任，也体省出编写之间不仅仅是编辑和作家的简单关系，更不应有任何利益交易的庸俗作风。

孙也针对我的直率性情，说过一些语重心长的话。一次，谈到百花社长时，孙叫着我的名字说：xx，你很幸运，遇上一位像林呐这样的领导，工作上顺利多了••••••。我听出来，孙犁老人语含深意，一方面隐含着对我的天真憨直性格的开导，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他对他的来自冀中的老战友林呐的深情和敬意。从而也加深了我对林呐这位仁厚长者的感戴爱敬之情。

由于林呐平时待人接物平易近人，亲切宽厚，而且不乏幽默，编辑部及行政部门的同仁们在他面前都是无拘无束谈笑自若的。诗歌编辑张雪杉性喜谐谑，每多调侃之语。有一次休息时，雪杉把身材瘦小的林呐，曾秀苍，和略为矮胖的周艾文三位尊者和年轻美编赵中令四人谑称为＂百花四小天鹅＂，还模仿他们的神态，手舞足蹈，表演逗笑，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林呐等人也不以尊者自居，毫不介怀。当然，该严肃任事时，大家是十分自觉认真的。在百花，上下级的关系是平等和轻松的。但同时，也是不失大体的。

林呐的另一特点是，为人慷慨。每次跟他一起出行，都是由他掏钱请吃午饭或点心。有一次，社里几位美编和文编陪他同去北京办事，顺便一起在假日去房山县云水洞游览。路上，我像孩子一样，问他，今天请我们吃什么？他略作沉思状，幽默地笑着说，请吃豆腐脑怎么样？我一听大笑说，这算什么吃饭！他也呵呵呵呵地笑了。一路上，美编小赵等人，跟他老林老林地叫着说笑着，毫无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隔阂。在走到云水洞山脚下时，林呐因有肺心病而气喘不止，自然地放慢了脚步。而小赵等健壮小伙儿早就到达山顶，只有我也因爬山困难而陪着林呐徐徐慢行。有时还得停下来在路边山石上坐下来歇歇。直到天色将晚，小赵多次下山来找我们，才慢慢走到云水洞，观赏了洞中那种种神奇稀有的钟乳石和云雾缭绕的水色山石，然后才尽兴而归。可惜的是，那天上山时，林呐一路气喘不能说话，很少交谈。但是，我跟林呐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了。有时甚至忘记了自己小小编辑的身份而多次对老社长随意玩笑或脱口顶撞。而林呐像对待孩子一样，从不计较或责备，甚至没有面露过不悦之色。

不久，在一次全社选题会上，大家提出不少好点子，在综合了编辑部群体意见之后，在林、徐二位领导的决策下，＂百花＂独出心裁，创办＂小说月报＂和＂散文月刊＂。我和邓元惠同时被调到小说月报编辑部去充实力量，我们的任务是从全国如雨后春笋般的杂志中选拔出一批优秀中短篇小说，正如著名散文家秦牧所说的＂艺海拾贝＂那样，也是一项从＂山花烂漫处＂去＂众里挑一＂的＂星探＂似的工作。工作量是繁重的，但也是我深有兴趣的。从小喜读文学读物的我，又有幸在大学时期，在一流名师大德的授业下，阅读了大量中外第一流的好书名著，积累了一点阅读鉴赏能力。现在能又一次投身艺海，广泛地阅读欣赏和选拔文学佳作，编为选刊，这对于我，正如鱼得水，我欣然从命，并全力以赴搜寻、推荐最佳作品。 正好，我们赶上了八十年代初期，全国文苑从饱受压抑的状态中复苏，一批中青年作家，怀着积蓄已久的满腔激情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气息，带着无比真实的泪痕，伤痕和血迹，写出一大批琳琅满目的现实主义佳作的好时节。那个年头，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文坛上一次小复兴时期。我们把这些散落的珍珠连成一串光彩夺目的项链，让全国广大读者＂花最少的钱，读最好的作品＂，尽享＂珍馐＂，大大过了一把＂精神盛宴＂的瘾＂！小说月报创刊一发行，大得读者之心，也在全国文坛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春风，深受广大新老作家的拥护和支持，极大地发挥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作用，对当时的文坛新苗也起了不小的鼓舞玉成的作用。不少新人新作，都是通过小说月报脱颖而出的，如军内作家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青年作者铁凝、梁晓声、冯骥才等等，都是通过小说月报的桥梁茁壮成长的。这样的例子实在举不胜举。 最初几年，全国优秀中长短篇小说评奖名单出炉，小说月报的优秀作品中奖率曾高达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这使这本刊物的全国发行量高达一百五、六十万多册，曾一度雄踞全国杂志发行量第一之位。 那时，林呐工作繁忙，不能一一审读我们推荐的作品，不得不采用每月一次或两次统稿会，由我和元惠分别汇报每篇推荐作品的内容，供参加＂月报＂审读工作的林、徐、周（艾文）等几位领导做最后审定。也从此，我跟这几位平易近人又深通文学三昧的领导十分熟悉了。有时在评审会上，不分领导与被领导，会忘情地争讨不休。性情率真的老周最喜欢发表看法，＂目无领导＂的我也常常忘乎所以地跟老周对呛，而林呐总是耐心和善地倾听着，只在关键性时刻提出一些问题加以指点。通过一番平等争论最后归于统一后，大家依然心情舒畅，干劲十足。每一期月报的发行数量都给我们带来了喜悦和鼓舞，忘记了辛劳，也使我们的上下级关系越来越亲近和谐。有一次，开统稿会，我因故迟到了，我不但不表示抱歉，竟忘乎所以地学着越剧红楼梦里的台词，对着社长办公室门口说了一句：林妹妹我来迟了••••••，借以掩饰我的愧意。当时大家都笑了，林呐也没有生气责备我的无礼。虽然，事后我深自悔疚我的轻浮不恭，但于此也可看出林呐对待像我这样年轻无知的编辑是如何慈祥容忍，不摆架子，不存嫌隙的。

有一年，天津作协发展一批新会员，百花也有几位编辑入会。一位女编辑因没有入会而委屈哭泣，林呐得知后，他作为作协理事立即就通报作协把她补进会籍，林呐也问我，是否想入作协，我却不知好歹，直不楞瞪地回答：我又不是作家，要那虚名干什么！林呐并没有因我的顶撞而恼怒，笑笑罢了。 后来，又有一次，在开完＂月报＂评审会之后，我在林呐面前忘乎所以地发牢骚说，月报的工作量那么大，经济效益那么高，却没给更多奖金••••••云云，林呐说，得照顾左邻右舍啊，不能光给月报的人特殊待遇•••••，我又说，我们常常把杂志带回家看到深夜，每天都得读一二十万字哎，••••••林呐不语。过了一会儿，他语带惋惜地叫着我的名字说：xx，你太没有城府，比我还没有城府！••••••我不懂其中深意，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没心没肺地顶嘴说，这样不好吗？我又不想••••••下面半句话是想说＂入党做官！＂总算及时刹车，没有嘴快说出来。林呐见我孺子不可教，也就微笑摇头而已，不再往下说了。直到百花社接连换了几任领导之后，经过比较，我才咂出老社长林呐的种种难再得的可敬可佩可贵之精神品德。

早在＂百花＂复社之初，出版局就派送了两位完全不懂出版业务的＂钦差大臣＂来＂监管＂百花的党的领导和行政事务。一位是出身团市委曾因过左言论而被误打成右派的金姓副社长，一位是靠工宣队起家的极左党徒姓季的副社长。他俩似乎得了出版局的尚方宝剑，气势不善地前来＂百花＂上任。最可笑的是那位金副社长，自以为很懂文艺，常常要在全社大会上发表演说，结果，一而再地出丑。他最著名的几段笑话成为＂百花＂上下人的取乐段子。譬如，他把＂臀部＂说成＂殿部＂，把＂赤裸裸＂唸成＂赤果果＂，类似的笑话不一而足。但是可不能小觑这一小丑兄。他没有少上出版局打林呐的小报告。他经常跟林呐唱些反调，甚至，当林呐等领导打算给全社每人发一副手套，他也反对，还到局里告密。本来，他的资历、水平、威望跟林呐根本没有可比性，但他毫无自知之明，常常跃跃欲试，想凌驾于林呐之上。最后是＂瞎子点灯一一白费蜡＂，落了个丑闻昭著。听说，他退休后，经常出没舞场，炒过股票，倒卖过邮票、假古钱••••••毕竟露出原形！ 另一位季副社长，则有另番表演。他自以为曾当过工宣队长，来头不小，经常面无笑容，颐指气使，对编辑部的任职升级发奖金等经济人事大权，他都紧抓不放，指手画脚，以他的好恶为标准，来提拔任用编辑和发放奖金，力阻林呐的指示。私下里，他竟指挥后勤人员到他家中擦地抹窗，帮他采购送物等，搞得全社上下，人心不舒。更严重的恶果是，这二位＂细作＂深得局首长的欢心和信任，偏听偏信，对林呐抱有偏见和敌意。论资历，论贡献，论水平，林呐早该也完全胜任局长和宣传部长一类职务，＂百花＂还能取得更大更多的业绩，但在党内诸多形左实右的阴暗人物的掣肘下，林呐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权能力量领导作用。加上他本性谦和，无意争春，他最高也就是得了一个出版局副局长的虚职。这是令众多百花的正值人士扼腕叹息的事！

林呐，身材不高，且较瘦弱。他白净的面容上常带着笑容，满头黑发中略有几许银丝，鼻梁上架一副金丝边眼镜，一副出自天然的儒雅温厚的性情中人的风度。他酷爱文学，也亲身实践创作；还爱好书法摄影等艺术。他头脑睿智，目光深远，作风平易而潇洒，态度和蔼而不失尊严；既不失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也保持着高贵淳厚的人性。人们并不因为他的宽厚宽容民主平等的工作作风而减少了对他的敬重和爱戴。 我从老社长林呐身上似乎还隐约感觉到一点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的身影气息和亲民特点。他对全百花人的真诚关爱和亲如家人，犹如阳光普照众生；他又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全百花的人心和深情。这是所有新老百花人共有的感同身受，无需投票通过的事实。

我曾想过，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夺权建立新王朝初期，在短期内获得民心，除了专政的铁拳外，也是由于党内确实拥有一批像胡耀邦、林呐这样的有抱负、有作为、有胸怀、善于用人又仁厚亲民的共产党人有重大关系。

公道自在人心！

可惜的是，历史总在重演！圣贤多遭打击！中国百姓和知识分子翘首以望的盛世总是好景不长！ 自从林呐离开我们以后，＂百花＂象走马灯般地你方唱罢他登场，先后换了几任社长和党的领导。继林呐之后，先是谢国祥，他保持了林呐的谦虚谨慎精神，颇有＂礼贤下士＂之风。可惜他的出版业务不如他的前任。不久他就升迁出任出版局长和宣传部长去了。此后，又从局里派来继承者。初期，也还大体维持局面。一自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起，风气渐变。＂百花＂原有的雄心和创新精神渐渐被官气和商品气息侵袭。官们已无任何创新本领，只重门面风光和获奖数量，借以炫耀自己的政绩，拾级而上。更严重的是，在几个出版社之间，滋长了一股＂近亲繁殖＂的腐败风气。以党、社领导为首，互相输送交换自己的子弟盘踞编辑部或行政部门。有的衙内甚至官居某社领导副职之位，作风恶劣，声名狼藉。这是林呐时期的＂百花＂从未有过的先例。至于在发展党组织的业绩方面，也是数重于质，更无所谓＂威信＂可言了。

今日之＂百花＂，就是今日之中国文化领域的一个缩影。党的新一代领袖已经不再讳言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之腐败，不仅凸现在党、政、军、警、和经济领域的官腐吏贪上，灾难之重尤在新闻媒体、文化、教育、影视、娱乐、医疗、体育、卫生等等上层建筑方面。什么共产党人，革命军人，专家权威，白衣战士，都难逃＂金钱＂的威慑和奴役！十九世纪法国上演过的伟大的巴尔扎克的＂人间戏剧＂，不幸又在二十一世纪的文明伟大的中国变本加厉轰轰烈烈地上演了。一个小小的文艺出版社又怎能＂免俗＂呢！谁能摆脱全社会的大气污染啊！

林呐走了，清清白白地走了，我们怀着遗憾沉重的心情送别了他。他虽然走了，依然活在我们的心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百花一次次迎来了新的领导。他们的声势仪仗可比林呐威风得多了。看看那本忆旧集的花名册吧，很有几个插满了花里胡哨的人造羽毛，什么、党盔、官职、委员、劳模•••五光十色，都是列入共产党正册的风光人物！ 而林呐，一个真正为百花、为出版事业做过贡献的人，却没有一张正式的照片出现在那本书的前面！ 每当我面对着今日中国的＂万花筒＂时局，看到某些领域的虚假繁荣现象时，我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当年＂百花＂复社创业和办刊出书的真正鼎盛兴旺时期，全社齐心协力，朝气蓬勃的岁月画面，我会又一次怀念昔日的乐园＂百花＂和他的创始人领导人林呐，而不禁一次又一次地老泪纵横，不堪回首••••••

照有些革命标准说，林呐自然算不上是一个伟人，但我以为，林呐确是一位无私忘我、与人为善、全心全意献身文艺出版事业的真人，也是一位襟怀高尚、宽容宽厚、泽被众生的好人和不计自身利害荣辱得失、豁达潇洒的性情中人！对于这样一位把毕生精力和志趣用在事业而不是用在争权升官整人上、屡受打击挫折、不被充分评价的有德之士，相信在当代的文化出版史上不会被疏漏遗忘，更不会在感受过他的可贵精神品格的百花人心底淡忘！


04/08/2013 洒泪草成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