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又去沙家浜
一九六零年，阳春三月。常熟城外，碧空万里，阳澄湖上，芦叶清葱。沿着湖边的公路上，一辆土黄色的吉普车，摇晃颠簸在坑坑凹凹的路面上。後排座位上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四十多岁光景，神态严峻，时而扫视着路边枯黄的田野，时而埋着头苦苦沉思。女的则始终沉默地凝视着那望不见边的芦荡，俏丽的脸蛋上竟透着沉重的哀愁。
日近中午，车在一个村庄边停了下来。这一男一女下了车，向村里快步走去。这村子正是十几年前闻名遐迩的沙家浜，这中年男子就是那当年威名远扬的抗日英雄郭建光。那女的是他的爱人。
上次来沙家浜是九年前的事。土改刚结束，新上任不久的县委书记郭建光来到村里参加庆祝大会。乡亲们前呼后拥，奔走相告。再加上他身旁的新娘子
━━ 一位新时代常熟城里百里挑一的美人 ━━ 那光艳的风采引来了兴致勃勃的众乡亲，令郭书记生平第一次领略到了衣锦还乡的滋味。他心里早就将沙家浜看作是自己的家乡了。
━━ 一位新时代常熟城里百里挑一的美人 ━━ 那光艳的风采引来了兴致勃勃的众乡亲，令郭书记生平第一次领略到了衣锦还乡的滋味。他心里早就将沙家浜看作是自己的家乡了。
可这一次情况大变了。一路上他压根儿就没想过什么夹道欢迎的场面。他想的是个不敢想的问题：村子里还有多少人活着？
身为县委书记，郭建光清楚知道两个月前县内部分生产队、大队已快断粮。可就在那之前的又两个月，秘书天天递到他面前的是下面送上来的雪片般的喜报。内容不外是：“丰产丰收，产量翻了好几翻，卫星遍地开花。”“事实迎头痛击了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妖风。”“三面红旗万岁！”之类。他当然知道这些全是假的，因为下面都是按照它的授意而层层加码，编造出只能骗三岁娃儿的数字的。可这又能怪他郭建光吗？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挨整，在传达该会精神的省委扩大会上，他郭建光也被点了名，差点因有‘右倾’情绪与彭德怀挂上钩。原因是他的县上报的粮食产量远低于其它县。尽管他自己知道他已经浮夸了两倍多，将实际平均亩产从四百斤虚报为一千斤。常熟是全国有名的鱼米之乡，有亩产六百斤的实力，历来居全省甚至全国之冠，“常熟”即因此而得名。可是为了大炼钢铁，大部分强壮劳力被抽走，荒芜了三分之二的土地，成熟到手的粮食居然因无人收割而大量地烂在了田里。又搞什么“深翻”，把地下两尺多深处的不适宜种植的生土翻上来压在原来的熟土上，结果是实际亩产折了大半。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实际情况更糟糕的其它县汇报的亩产竟都在一千五百斤以上，“卫星”县达到五千斤，最吓人听闻的是最高单产竟达八万斤。郭建光当然是右倾的典型。
收上来的粮食都堆放在大队生产队的集体粮库里，钥匙在负责干部手里。征购开始了，一层层令下，一级级干部，揣着一颗颗颤颤惊惊的心，押着一车车粮食，进了一座座国库。然而实际的数量不到下达征购任务的十分之一。尽管大队、生产队的留存只剩下一小部分，有的地方连社员家自留地收的那么一点点竟也被强迫交出来，但绝对完不成征购任务。干部们都知道一来浮夸露馅了，二来完不成征购任务更无法交待。现在最要紧的是保乌纱帽。虽说是法不责众，然而共产党是擅长于制造典型的，好人好事要有典型，坏人坏事也要抓典型。逃避作为受惩罚典型的最好方法是推人下水，制造出替死鬼来，自己便可逃脱，甚至受到犒赏，因为替死鬼的数量是有指标的，一旦达标，脱难者心头的大石头便落地了。于是便开始盘算起谁是替死鬼的最佳人选。
选替死鬼比选接班人要容易，因为分歧不会大，争议不会多。谁的心肠稍软一点，下手一犹豫，马上就被别人打倒了。当然，这涉及到平时的人事关系和当时的形势，奥妙得很。不过，郭建光的被推下水，却的确与他的表现有关系。他的确是彭德怀一类的人。伟大领袖下令惩罚彭德怀等，推郭建光为替死鬼的人们觉得一点也没冤枉他。这是又一个月以后的事了。
眼前的情况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一个个、一家家地在挨饿，在饿死。沙家浜的光荣历史不能拿来当饭吃。一个月前，他在三级干部会的空隙上，叫来了沙家浜所在公社的党委书记，问他那里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那家伙拍胸脯说“形势大好”。“好你妈个屁！”郭建光心里骂到，气得直打哆嗦。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从上到下一片叫好声，他自己做的动员报告里，不也三句离不开“大好”吗？
形势越来越严重，开始饿死人的消息逆着大好形势的东风逐级往上传，何时传到了伟大领袖的耳朵里，现在已难以稽考了。郭建光的日子很不好过。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有时通宵不眠。大会、小会、做报告、听汇报、下基层…，最难办的是向上级汇报，每次都要挨批。说真话要挨骂，可他又不是说假话的人。怎么也跟不上形势。他心里清楚，他这个县委书记的位子坐不了几天了。
“一定要去一次沙家浜。”他心里一直嘀咕着，“再不去就怕去不成了。”可哪来时间泥？来回150里灰土路，吉普车颠颠簸簸要三、四个小时。可眼下这性命攸关的时刻，做县委书记的，哪能离开半小时呢？
机会终于来了。前天省委组织部来了通知，要他去省委党校集训，工作由县委副书记代理。显然是预料中的事发生了。当天夜里，他梦见丢了一样东西，像是宝贝，又像是破烂。醒来后，想了一想就想通了：“宝贝也好，破烂也好，丢了都无所谓，做人只要不丢良心就行。”当天他立即召集了会议，进行工作交接。使他感到异样的是，今天会场上的气氛大不同往常了。下属们平时对他的恭敬好像也丢了，突然丢了。他讲话时，抽烟的，呷茶的，翘腿的，嗑瓜子的、交头接耳的，闭目养神的……不一而足。当接任的副书记开口讲话时，马上全场肃静，立即恢复了往日的常态。原本投向郭建光的恭敬完全转移到了新书记的身上。
散会后，郭建光找到管理车辆安排的一名科长，告诉他明天要辆吉普车去沙家浜的打算。那科长竟摆出他郭建光从未见过的冷冰冰的面孔。他又尝到了阔别已久的平民百姓的家常便饭的滋味，但对一个刚卸任的当权者来说，这滋味却羞辱得很。他还没有立即想通
━━ 丢权者想不丢脸是不行的。他还不懂得，人民的一份子是享受不到“人民”的荣耀的。他真想爆发，因为心中像个火药桶。幸好站在一旁，平时和他有点私交的一位副书记给那科长递了个眼色，郭建光才平生第一次尝到了有权势撑腰的甜头。短短的一瞬间里，体验到了“有权、无权”的两极滋味，应该说是收获颇丰了。
━━ 丢权者想不丢脸是不行的。他还不懂得，人民的一份子是享受不到“人民”的荣耀的。他真想爆发，因为心中像个火药桶。幸好站在一旁，平时和他有点私交的一位副书记给那科长递了个眼色，郭建光才平生第一次尝到了有权势撑腰的甜头。短短的一瞬间里，体验到了“有权、无权”的两极滋味，应该说是收获颇丰了。
上午九点钟才等来了懒洋洋的司机，颠簸着向沙家浜开去。现在已快十二点，离村已不远。“近乡情更怯，不敢见亲人。”“还有人活着吗？”“沙奶奶还在吗？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阿庆嫂的儿子会如何呢？”郭建光离开沙家浜几年以后，阿庆嫂夫妇在解放战争中双双牺牲了。他们几个月大的儿子被乡亲们掩护了下来，后来一直由沙奶奶领养着。解放后，郭建光一直想将这孩子带进城去念书。但对烈士子女的待遇需视烈士们的生前级别而定。阿庆嫂夫妇生前只是地方交通员，最多只能套上“副班级”，不算干部。因而“小交通”──
那孩子的名字 ── 的户口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作为县委书记的郭建光本来完全有办法，但觉得不是急事，反正孩子在乡下也是念书，自幼经历经历农村生活也好，于是户口的事就搁了下来。现在这孩子已该是十四、五岁了。还有当年那很机灵讨喜，帮着站岗放哨的儿童团长“小贵子”呢？当年他为了传递情报，慌忙之中掉入河里，差点淹死。正好郭建光及时赶到，把他救了上来。后来他逢人就讲，郭指导员是他的救命恩人。郭建光知道他现在是沙家浜的大队书记。几个月前在常熟县的三级干部会上，他还挤到了郭建光的面前，像见到亲叔叔般地亲热，郭建光也很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特别问起了他沙家浜的情况。那情景使到会的其他干部们欣羡不已。小贵子马上红了起来，大会秘书处指定他作重点发言。他表决心要使沙家浜成为“亩产一万斤，钢铁一万吨”的“卫星大队”。
那孩子的名字 ── 的户口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作为县委书记的郭建光本来完全有办法，但觉得不是急事，反正孩子在乡下也是念书，自幼经历经历农村生活也好，于是户口的事就搁了下来。现在这孩子已该是十四、五岁了。还有当年那很机灵讨喜，帮着站岗放哨的儿童团长“小贵子”呢？当年他为了传递情报，慌忙之中掉入河里，差点淹死。正好郭建光及时赶到，把他救了上来。后来他逢人就讲，郭指导员是他的救命恩人。郭建光知道他现在是沙家浜的大队书记。几个月前在常熟县的三级干部会上，他还挤到了郭建光的面前，像见到亲叔叔般地亲热，郭建光也很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特别问起了他沙家浜的情况。那情景使到会的其他干部们欣羡不已。小贵子马上红了起来，大会秘书处指定他作重点发言。他表决心要使沙家浜成为“亩产一万斤，钢铁一万吨”的“卫星大队”。
司机将车停在村边，斜靠在座椅上打起盹来。郭建光夫妇俩下了车，向村里走去。他每向前跨一步就觉得紧张一分。阳光之下夜样的宁静使他恐惧，令他窒息。走到第一家门口，只见门开着，里面空荡荡的，锅台上满是灰，铁锅也被拆走了。大概不是被拿去敲了炼钢铁了，就是被大食堂调去了。再往里走去，却见许多人家的门口挂着白布条，表示已死了不少人，但也说明还有人活着能去挂布条。“还有人活着！”他好像发现了大喜事似的。
果然听到人声了。抬眼一看，见到一处屋顶的烟囱在冒烟。人声就是从那儿来的。他知道，那是公共食堂。此时正是午饭时间，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正在等着开饭呢！“看来还有点吃的。”郭建光心里好像又宽慰了一些。
突然，他觉得那传来的声音有点异样，那是斥骂和哀嚎混杂在一起。“敢和共产党耍花招，你他妈还想活吗？”再仔细一听，还有鞭子抽打皮肉的声音。每一声鞭响，跟着一声惨叫，似乎发自一少年之口。他快步跑上前，见食堂门口拥着一群人。向里一望，只见房梁上吊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一个汉子在执鞭抽打。旁边的凳子上坐着个“胖子”，再外一点便是一群围观者。那胖子喊道：“给我狠狠…”“打”字尚未出口，猛抬眼见到进来的郭建光，立即楞住了。但，只是一刹那间，他跳了起来，满面的笑容迅速地掩盖去了那瞬间的惊慌：“郭书记，我们正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您来呢！”说这话时，仿佛眼泪也忍不住了。
“怎么回事？”郭建光严酷的眼光紧逼着这“胖子”。他就是那“小贵子”，全县闻名的模范大队书记。他其实算不上胖，只不过被旁边枯黄焦瘦的村民们众星托月般地衬托成“胖子”而已。他不敢正视郭建光，回过头去喝道：“怎么还不放他下来？”几个社员七手八脚地将那孩子放下地，松了绑。泪、血、土糊着，叫人看不清他的面孔，他大概也搞不清谁是从天而降的大救星。
“他冒领口粮。”贵书记怯生生地开始向上级汇报那孩子的罪恶，“他哥已死了七天，他不报告，却将死尸往床里推推，自己每天跑来冒领两份口粮。前些时他爹妈死时，他哥也带着他这么干了两天。”
“他们是饿死的，还是你打死的？”郭建光咆哮了起来，右手伸向腰间。原来十几年前拔枪的习惯动作还下意识地留有痕迹。但此时腰间没有枪。终于，他镇定了下来，无言地将目光扫向那一张张枯黄焦瘦的面孔。只听扑通一声，一个老人跪倒在他的面前：“郭指导员，救救我们吧，救救这些孩子吧！”他的嚎啕声如同垂死者的呻吟。跟着，屋里屋外的人都跪了下来，呜咽哽泣一片。同时，孩子们也都哭喊了起来。刚才鞭打示众时，大人们不敢吭声，孩子们也不敢哭，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就是如此地强大。
郭建光眼前一片黑，心口一阵绞痛。这感觉他二十年前有过一次，是他见到一个死于日本兵刺刀之下的孩子时的感觉。但不同的是，那时他知道那叫仇恨，更知道他该做什么。可现在，面对着这凄凉悲惨的景象，他不知道这叫什么，更不知道他该做什么，更确切点说，他没有办法做任何一点“什么”。
他镇静住了自己，伸手将那老人搀扶起来。在说着“大家都起来！”时，声音里藏不住心灵的颤抖。
他走到锅台前。炊事员正在用大铁铲往大锅里搅动着。“你舀一勺给我看看！”郭建光对那炊事员说道。那人舀出了一勺，是一汪黄绿色的稀糊，里面漂浮着当年他在芦苇荡里随时可见的水草。那黄色大概是麸糠树皮之类的粉末。
那刚从地上站起来的老人颤抖着说：“郭指导员，替我们想想办法吧！我们这些老骨头就算了，可不能让这些孩子们活活饿死呀！就算我们这些老不死的作了孽，老天也不该治孩子们的死罪呀！要治也不能饿死呀！枪毙、砍头也比饿死来得干脆利落呀！”郭建光的眼泪扑溯溯地滚了出来
━━ 这条在枪林弹雨里滚爬出来的汉子，已经记不得何时流过泪了。
━━ 这条在枪林弹雨里滚爬出来的汉子，已经记不得何时流过泪了。
他想说点什么，但无话可说。许诺点什么吗？他原有的权力已消失了；安慰几句吗？那只能是骗人；鼓励鼓励吗？连用来鼓励的‘精神食粮’也没有；把平时作报告时的官腔搬出来吗？他没那么无耻。他站在那里，低着头，脑海中和那口大锅里的稀糊一样地在翻腾着。他觉得自己是罪犯，虽然他知道他有充分理由为自己开脱，他很清楚罪魁祸首是谁，但他的良心此时不允许他为自己辩护。
那稀糊出笼了：每个劳力两勺，半劳力一勺半，非劳力一勺。地富反坏右份子及其家属打八折。那一勺大概有一瓶茅台酒那么多。接着是一片吸吮的嗖嗖声，比干茅台酒时的声音来得更响亮，更严肃，可能也更享受。享受到舍不得有任何丢弃──人们用舌头将碗底打扫得干干净净。没听说有人对茅台酒宠爱到如此程度，欢快的干杯之后，绅男淑女们的酒杯底却总还是湿漉漉的。
那炊事员此时俨然是大权在握。那每一勺内含物的厚薄和多少基本在他的控制之下。实践出本领，手头上练就这点功夫并不难。━━
执勺时，厚满的一勺与稀浅的一勺间在卡路里的含量上之差异是不容忽略的。怪不得每个人民公社社员 ━━ 社会的主人翁们 ━━ 在将碗伸向这位初级的“准人民公仆”时表现出那种恭敬甚至谄媚的表情。“这也是‘权’，”站在一旁的郭建光心里想。原来“权”涉及的内容要广泛得多，影响要深远得多，超出了他原先的知识面。他没有发觉的是他已受了一次“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差一点就找到了一个关于“权”的广义的定义来。
执勺时，厚满的一勺与稀浅的一勺间在卡路里的含量上之差异是不容忽略的。怪不得每个人民公社社员 ━━ 社会的主人翁们 ━━ 在将碗伸向这位初级的“准人民公仆”时表现出那种恭敬甚至谄媚的表情。“这也是‘权’，”站在一旁的郭建光心里想。原来“权”涉及的内容要广泛得多，影响要深远得多，超出了他原先的知识面。他没有发觉的是他已受了一次“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差一点就找到了一个关于“权”的广义的定义来。
贵书记站在一旁，没有参与分羹。看来他没带碗来，老婆孩子也没来。“他是不愿享乐在前的，但一定是享乐在后。”郭建光自然明白。(二十年后，郭建光参加了一期老干部古文学习班，读到了“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么句话时，便向他的同学们信手拈来地列举出不少当代的这类辉煌范例。)
“沙奶奶呢？”他盯住那位书记大人，眼里的光芒和当年与日本鬼子拼刺刀时一样。那书记浑身又抖了一下，嘴里挤出了几个字：“两天没看见了，怕是病了。”“去她家！”郭建光的声音抖得更厉害。走出门时，他见到爱人站在墙角里哭泣着。
沙奶奶躺在床上。干瘪而满是皱纹的黄纸色面孔被乱麻般的白发遮盖了一大半，鼻翼在扇动。听到人声，深陷的双眼吃力地睁了开来，凝神对郭建光看了看。猛然间，灰暗无光的眼珠亮了起来，好像即将熄灭的余烬上泼上油一样。“郭指导员，我知道你会来的。我在等你。”郭建光上前一步：“沙奶奶……”他又没话说了━━能说什么呢？他紧紧地捏住沙奶奶的冰凉的双手，凉血、冷泪、负罪感、无名火……交织成种种前所未有的思绪。突然，沙奶奶大吼了起来：“小贵子，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为了保你的官位子，把我们的口粮都交了上去，让这么多人活活饿死。有的人根本就是你打死、吊死的。上面发下来的救济粮到哪去了？郭指导员，你上他家里去搜，搜不出粮食来我沙老太来生就做猪做狗。你这个畜牲，一碗稀粥，就诱哄着糟蹋人家一个大姑娘。我马上就要去见阎王爷了，我要在他面前告你，要他叫你也下地狱。”她哽咽着：“郭指导员，这些狗东西比当年那刁老财还要狠还要恶呀！这二遍苦，二茬罪可不是人受的呀！你们当初干嘛要革那个命呀？”沙奶奶自然用不上二十多年后才时髦起来的词儿──腐败。她抽泣着，话音越来越听不清。郭建光将耳朵凑近她的嘴巴，却猛听到响雷般的一震：“给‘小交通’一个城里人户口吧！”捏住郭建光的那双手像石头般地坠了下去。
吉普车往回颠簸。夕阳映照在阳澄湖上，仿佛在尽力给大地输血。每隔两三里路，可见到一处炊烟，自然是一个个公共食堂的所在地。升起的炊烟失去了它们几千年形影不离的伴侣
━━ 鸡鸣狗吠 ━━ 人这种弱肉强食的高等动物在饿死之前当然得先吞食掉鸡犬这类的弱势群体，弱势者就是该被强食的。代之而起的是一阵阵的哀嚎，竖耳细听便不难判定那是以童音为主旋律的哭泣交响乐。天空中也不时传来阵阵得意的嘶鸣
── 到处鹰歌雁舞，因为有死人肉可食。
━━ 鸡鸣狗吠 ━━ 人这种弱肉强食的高等动物在饿死之前当然得先吞食掉鸡犬这类的弱势群体，弱势者就是该被强食的。代之而起的是一阵阵的哀嚎，竖耳细听便不难判定那是以童音为主旋律的哭泣交响乐。天空中也不时传来阵阵得意的嘶鸣
── 到处鹰歌雁舞，因为有死人肉可食。
郭建光心乱如麻，沙奶奶的遗言像锥子般刺痛着他：“比刁老财还要狠还要恶”、“二遍苦，二茬罪”、“城里人户口”……，尤其是她那一辈子的倒数第二句话━━“你们当初干嘛要革那个命呀？”
━━ 这是一个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像毒蛇般时不时地在心头啮咬着，等着他回答的问题。
━━ 这是一个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像毒蛇般时不时地在心头啮咬着，等着他回答的问题。
想到户口问题，他忍不住要骂娘了：“他妈的这不是把农民当奴隶吗？工人阶级领导，扯他妈的蛋！工人阶级为共产党死了几个人？从长征到抗日，再到解放战争，工人阶级到底干了些什么？”“‘千千万万的烈士’中有几个是工人阶级？他们有几个不是死在工人阶级制造的枪炮子弹底下的？”“到淮海战场的死尸堆里数一数，查查三代，看看国共两边到底哪边工人阶级多，哪那边贫下中农多。没有农民，共产党能有今天？有了今天，就故意地欺负农民，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想起了当年芦苇荡的岁月，更钩起了他对乡亲们的深情。过去，他从来没往“谁欠谁什么”方面去想，“有难同当，革命是大家的事嘛！”但这话底下接下来的一句就应该是：“有福同享，不能忘恩负义呀！”
几年以后文革时，开会时经常唱道：“天大地大不如…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亲”，他脑子里在那“…”的位置上填的是“农民”，而不是别的，并且他觉得，最该唱这两句的人是那伟大领袖，而不是老百姓。“谁欠谁”的问题到后来在郭建光的脑子里变得越来越清楚。这是后话。
眼前的事实是：乡亲们已饿死了许多，沙奶奶也饿死了。郭建光曾许诺过沙奶奶：“待到云开日出时，再来看望你这革命的老妈妈。”没想到，这诺言的兑现不是在“云开日出”之时。最揪心的是孩子们，饥寒交迫地熬上十几、二十天，直至油尽灯枯。“如果是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如此煎熬，我是想让自己死在孩子的前面呢，还是死在孩子的后面？不如，先给孩子一枪，再给自己一枪，一起解脱最好。”
他又想起了几个月前粮食征购时，有大胆一点的干部问：“我们往后吃什么？”明白情况的上级会故意反问道：“你们报上来那么高的产量，现在只交出这么一点点，就会自己没吃了？”被反问者顿时哑口无言。糊涂的上级则会说：“现在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全国一盘棋，统一调配，外地粮食即将调来我地，进行品种调剂。共产党会饿死人吗？”老百姓和基层干部将信将疑，大干部中的头脑清醒者，则预感到灾难的来临，但反正既非己任，亦非己能，更不敢惹祸。天掉下来自有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顶着。
而伟大的党此时也的确正在呕心沥血，考虑着部署人类有史以来死人最多的一场战争
━━ 不是用枪弹杀人，更不是杀敌人。而是对付即将饿死的人民群众，绝不能让亿万饥民揭竿而起的历史重演。为了避免全国性的，尤其是城镇地区的大动荡，不得不采取‘壮士断腕’的办法，将农村公社一级粮库的粮食全部上调至县级以上的粮库，以保证城镇居民的定量供应。社会主义制度以其拥有“举国体制”的高度优越性，实现了按计划、按地区调配饿死人比例的历史性创举。其实，高层的领导们也和郭建光一样，知道“天大地大不如农民的恩情大”，但作为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者，他们当然知道工人阶级的厉害
━━ 城里人哪是那么好惹的？饿急了来个罢工，共产党马上就完了。农民则要好对付得多：把人统统困在村子里，出村讨饭也不批准，逃出去也逃不远，赤地千里之内，没人还有剩饭可施舍，要么饿死在半路，回到家里不被打死，也还是饿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强化民兵组织，“来两个民兵，把这家伙捆起来。”是干部们的随时备用语。天天开会，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搜寻、制造不满分子进行阶级斗争，讲大好形势，传达上级即将调来粮食的喜讯。望眼欲穿的农民们开始还能从食堂里领到些上级拨来的救济粮，然而日渐稀少。干部们此时能不贪污？郭建光此时尚未听说过“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一资产阶级话语，也不能理解干部们“以权谋求不被饿死”这一行为的逻辑上之必然性，甚至合理性。到了八、九十年代，他慢慢搞懂了。看到饱暖的有权者们“以权谋其私”时，反而对“小贵子”们生出了一丝的宽恕。权势者面对饥寒时造孽总比饱暖时作恶要情有可原一点。蝼蚁尚且贪生，何况干部呼！
━━ 不是用枪弹杀人，更不是杀敌人。而是对付即将饿死的人民群众，绝不能让亿万饥民揭竿而起的历史重演。为了避免全国性的，尤其是城镇地区的大动荡，不得不采取‘壮士断腕’的办法，将农村公社一级粮库的粮食全部上调至县级以上的粮库，以保证城镇居民的定量供应。社会主义制度以其拥有“举国体制”的高度优越性，实现了按计划、按地区调配饿死人比例的历史性创举。其实，高层的领导们也和郭建光一样，知道“天大地大不如农民的恩情大”，但作为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者，他们当然知道工人阶级的厉害
━━ 城里人哪是那么好惹的？饿急了来个罢工，共产党马上就完了。农民则要好对付得多：把人统统困在村子里，出村讨饭也不批准，逃出去也逃不远，赤地千里之内，没人还有剩饭可施舍，要么饿死在半路，回到家里不被打死，也还是饿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强化民兵组织，“来两个民兵，把这家伙捆起来。”是干部们的随时备用语。天天开会，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搜寻、制造不满分子进行阶级斗争，讲大好形势，传达上级即将调来粮食的喜讯。望眼欲穿的农民们开始还能从食堂里领到些上级拨来的救济粮，然而日渐稀少。干部们此时能不贪污？郭建光此时尚未听说过“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一资产阶级话语，也不能理解干部们“以权谋求不被饿死”这一行为的逻辑上之必然性，甚至合理性。到了八、九十年代，他慢慢搞懂了。看到饱暖的有权者们“以权谋其私”时，反而对“小贵子”们生出了一丝的宽恕。权势者面对饥寒时造孽总比饱暖时作恶要情有可原一点。蝼蚁尚且贪生，何况干部呼！
不过此时还轮不到他去宽恕谁。现在的问题是他自己已经被惩罚了。他去省委党校报了到。接下来无非是开会、学习、挖思想根源、写检查、做检讨、挨批、劳动，诸如此类。后来被抽去搞社教。开始时的指导思想是要整顿农村干部前一、两年困难时期的劣迹恶行，主要的方法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因为社员们不敢揭发干部，怕遭到可怕的打击报复。工作队员们便在深更半夜偷偷去社员家“串联”以了解实际情况。也的确挖出了不少坏家伙。像“小贵子”那样的干部，就被郭建光所在的工作队狠狠地整了一大批。可是不久就发现，他又错了，原来这种方法是来源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文革开始后被归属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确的路线应是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是要和地、富、反、坏、右作斗争，“干部的多数和大多数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问题都是“小节问题”，不是“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问题”。也的确，按照刘少奇那搞法，共产党不就早已暴露出是“无官不贪”的腐败者群体了吗？那还得了！刘少奇、王光美也的确是要把共产党整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文革伊始，郭建光就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抛了出去，在全专区范围内到处批斗。他很快就不在乎了。好在被批斗时头必须低下，他便利用那低头姿势的便利性进行思考，尽量从批斗会的发言者口中寻找思考问题的提示。当发言者们说道：“我们贫下中农绝不愿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时，他楞了一下，心里想：“这不是沙奶奶临终遗言吗？”原来他在党校集训时，将沙家浜的情况和沙奶奶的话都向组织上作了如实汇报，挨了狠批。但这“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说法却被创造性地“反其意而用之”，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当他被押到工厂批斗时，听惯了“我们工人阶级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后，慢慢地也明白过来，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原来是一样的，都是戴着红顶子的奴隶。还有户口不户口的事，阶级不阶级的事，都是英雄们的历史性创造。工农兵们尝尽了做红五类的精神欣快感，自然应该感谢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因为阿Q们还是有良心知道感谢恩人的。
打倒“四人帮”后，曾经参与过解放劳苦大众的郭建光这次轮到自己被解放了，并被任命为地区顾问委员会主任。过去的老同事、老革命们隔三差五地聚在一起，开口就骂：“文革浩劫把老子给搞惨了，真他妈的惨无人道。”此时郭建光每每一言不发，只是那喷血的眼神，暴筋的额头，告诉别人他有满腔烧不完的怒火。有一天，他终于爆发了：“你们他妈的一个个只想着自己，劫到自己头上才说是浩劫，劫到农民头上就不是浩劫？文革死了几百万，难道比饿死几千万还要惨？这个是惨无人道，可那个是惨绝人寰呀！现在你我都平反了，可有谁替几千万农民的冤魂伸冤呢？这才几年，你们这些口口声声为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大大小小的救星们就全都忘记了，因为饿死的不是你们全家老小。老子心里这口气就是抹不直。再说，文革你我都挨了整，真的就都是冤枉了吗？每个人真的都问心无愧吗？饿死那么多人，我们这些人就没有罪责吗？造反派因为是‘奉旨造反’，才不得不给你们套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其实我们一个个都社会主义得很。伟大领袖将社会主义的干部们冤屈为搞资本主义，造反派也就乐得借棍打狗，出出胸中恶气，并无兴趣追究‘走资’、‘走社’的真假曲直。如果当时号召的是要整‘以权谋私’、‘横行霸道’、‘撒谎作假’、‘溜须拍马’，那就更会万众欢呼了，造反派的队伍就会更壮大，保守派的队伍就会小很多，因为一部分人之所以保守，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当权派走资是对当权派的冤枉，想不通。”老同志们都哑然了。
后来，“好大哥”对他说：“忘记历史太容易了。中国历史上惨死百万人以上的浩劫不下十来次，但都在转眼之间被忘记了。三年饥荒，四、五年后就被忘记；文革也会很快就被忘记的。中华民族是个健忘的民族，不过，健忘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很难说。”“四、五年后就被忘记”？郭建光先是一怔，但立即恍然大悟，脱口而出：“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这是伟大领袖一九六五年见到的人间仙境，距离饿死人高峰的一九六一年，只是四、五年。这“好大哥”是谁呢？容后细表。
到了八十年代，郭建光发现文革果真差不多被忘光了，到了九十年代，八九年发生的那场大风波，也很快从记忆中模糊了。非但如此，早就有人开始否认曾经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实了，更多的人相信饿死人是因为自然灾害，还有人说是因为苏联逼债，粮食都运到苏联去了。面对这些胡说八道，他很难克制自己。历史如果能这样被歪曲的话，天理良心在哪儿？后来，一个人口学的老教授帮他解了疙瘩：“许多资料都不会堙没。如59─61那三年的气象纪录和官方报刊的气象报导都证明绝没有能造成几千万人饿死的自然灾害；开动当时中苏间的最大运输能力运输粮食，其运输量也有限得很，不会导致中国饿死人；而人口变化统计曲线足以证明那三年里中国人口少了几千万，在既没有战争也没有瘟疫的情况下，结论只能是：人祸导致了几千万人被饿死。否认这段历史事实的人，有无耻者，但多数是无知者。”郭建光想起来了：1954年合作化开始后，人均粮食产量年年递减，只好开始定量供应。57年大鸣大放时，有右派分子怀疑粮食被运往苏联去了，后来反击时，就用中苏间的运输能力为根据，反驳了这种右派言论。他之所以记得特别清楚，就因为这是当时唯一的一条能让人们赞同的对右派的反驳。其余的反驳都是强权夺理，当时的真理基本上在右派手里。反右派就是反真理，反真理就引来了饿死人的惩罚。这些说来话长，按下不表。
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来了个西装革履的青年人求见。郭建光觉得似曾相识。那青年开口道：“在下姓刁，祖籍常熟沙家浜。先父刁君德一生前常念及您老的大仁大智大勇，无限敬佩之余，亦深自羞惭往昔之失节。家严辞世前反复叮咛在下：倘有缘拜见尊颜，务必深表敬佩之情与忏悔之意，并希求沙家浜众父老乡亲之宽恕。现呈一丝薄意，聊表愧疚于万一。”说着，从皮包里取出一纸条，恭恭敬敬地双手递上。郭建光接过一看，是一张五十万美元的支票，抬头写着：“常熟沙家浜乡亲”。
原来那刁德一当年被抓住后，伺机逃脱了。跑到台湾，被以汉奸罪关了几年，出狱后做起了生意，居然发了。前几年死了，留下一大笔遗产。遗嘱规定这五十万美元是捐献，另外再备两百万，一旦有可能，就去沙家浜投资。
郭建光先是愕然，接着茫然，━━“这是赎罪？还是施舍？还是嘲弄？”最后想通了：赎罪也好，施舍也好，看来都不是假情假意，是发自于良心的，人有良心就好；至于嘲弄，嘲弄得没道理吗？被嘲弄者若也有良心的话，就该自省。
几天以后，常熟县统战办公室宴请了刁德一的儿子，也请了郭建光和那“小贵子”书记陪客。“小贵子”已不小了，五十多了，现在是沙家浜乡的乡委副书记，分管乡镇企业。下级当他面都称他为“贵书记”。席上，刁先生几次欲言又止，最后终于讪讪地说道：“可否请贵政府帮忙寻找失散了的刁家族人，当年在沙家浜全族有几十人，但现在几乎找不到了。”郭建光盯向小贵子，意思是这事你该心里有数，该你去办。小贵子也只得讪讪地答应着尽量帮忙。这可是个令人头大的问题。除了几个出嫁到外村的姑娘之外，刁家没有几个人了。地主成份兼汉奸家属，社会就是他们的地狱。处死的死了，斗死的死了，寻死的死了，饿死的死了，病死的死了，穷死的死了，只有几个幸运的，虽然一辈子讨不到老婆，绝了后，但毕竟熬到了皇恩浩荡宣布废除成份制度的一天，结束了被钝刀子割肉的岁月。令他们宽慰的是，摘去了黑五类的帽子，据说到了阎王面前，跪在地上时就可以稍稍抬起头来了。红五类、黑五类都得跪着，但红五类可以抬头，最红的可以昂首挺胸，尾巴可以撅上天，不过膝盖绝不可离地。
刁德一的儿子在席间又说到了一件事：刁德一的堂弟刁德群，在抗战期间即参加了共产党，打入汪伪军内部从事地下工作，后来接受组织命令，随国民党去了台湾，继续潜伏。不幸被叛徒出卖，英勇牺牲了。听到这话，那贵书记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原来，刁德群离开大陆时，在沙家浜留下了老婆和一儿一女。可能是因为保密工作的需要，有关领导没有通知地方，因而这母子三人是“三料”黑五类家属
━━ 地主、汉奸、国民党。贵书记领导着全体贫下中农，立场坚定地和这母子三人进行了坚决的阶级斗争。由于享受到黑五类的特殊待遇，母亲和儿子在郭建光六零年去沙家浜之前就先饿死了。让一部分人先解脱起来，捷足先登天堂美境，体现了上帝的仁慈。十八岁的女儿长得漂亮，多活了些日子，因为贵书记恩赐了她多几碗稀粥。可是不多久也死了，是跳下阳澄湖自尽的。乡亲们都知道，是在被贵书记强奸之后。搞四清时，工作队曾调查过此事，可没人敢作证，贵书记也放风说阶级敌人图谋陷害他这个革命老干部，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分析阶级斗争的动向，绝不允许以谣言向共产党进攻。四清工作队来过几拨，对此事都无法或不愿过问，不了了之。郭建光也早就耳闻此事，但也无可奈何。此时，他眼圈红了，红得近于怪异。看得出他是想抄起桌上的酒瓶向小贵子的脑门上砸去。这是他第二次想要小贵子的命。他还是忍住了。十多年后，他看到了电视剧《潜伏》，看到最后，想到那留守大陆的母子俩的后来可能的命运，他晕倒了，诊断是心肌梗死，好不容易抢救了过来。自那以后，他再也不敢看《潜伏》中的男女主角演员的其它作品了。他不知道，他那自觉没脸见人的面孔绽放出来自良心深处的愧疚之美。
━━ 地主、汉奸、国民党。贵书记领导着全体贫下中农，立场坚定地和这母子三人进行了坚决的阶级斗争。由于享受到黑五类的特殊待遇，母亲和儿子在郭建光六零年去沙家浜之前就先饿死了。让一部分人先解脱起来，捷足先登天堂美境，体现了上帝的仁慈。十八岁的女儿长得漂亮，多活了些日子，因为贵书记恩赐了她多几碗稀粥。可是不多久也死了，是跳下阳澄湖自尽的。乡亲们都知道，是在被贵书记强奸之后。搞四清时，工作队曾调查过此事，可没人敢作证，贵书记也放风说阶级敌人图谋陷害他这个革命老干部，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分析阶级斗争的动向，绝不允许以谣言向共产党进攻。四清工作队来过几拨，对此事都无法或不愿过问，不了了之。郭建光也早就耳闻此事，但也无可奈何。此时，他眼圈红了，红得近于怪异。看得出他是想抄起桌上的酒瓶向小贵子的脑门上砸去。这是他第二次想要小贵子的命。他还是忍住了。十多年后，他看到了电视剧《潜伏》，看到最后，想到那留守大陆的母子俩的后来可能的命运，他晕倒了，诊断是心肌梗死，好不容易抢救了过来。自那以后，他再也不敢看《潜伏》中的男女主角演员的其它作品了。他不知道，他那自觉没脸见人的面孔绽放出来自良心深处的愧疚之美。
很快地，沙家浜兴旺起来了。贵书记主持了对刁德一的捐款和投资的使用，办起了乡镇企业，最大的一项是阳澄湖螃蟹的养殖。还有饭店、旅游、电器、玩具等等，百业兴旺，财源滚滚。唯一不成功的是无法将湖里的螃蟹转向河道内养殖，原因是河中腐草、败尸太多，又脏又臭的水里河蟹活不了，男女老幼都知道这道理。贵书记的私人资产据说已过亿，从比刁老财“还要狠、还要恶”而文明进化为“还要富、还要贵”。
贵书记仍然保持着坚持政治思想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经常向群众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这“大好形势”四个字，解放以来他说过写过足有上千次之多了。当然，他也知道，对于刁德一的资金投入，得给群众一个说法。他说，“我们过去的敌人面对着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吓得屁滚尿流，乖乖地交出了他们剥削劳动人民所得的剩余价值。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台湾、香港、海外的大量资金越来越多地投向祖国的怀抱，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果实，充份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说法后来传到了郭建光的耳里，令他笑不得，气不得。在一次电话里，郭建光问小贵子是不是这样说的。
贵书记以无所谓的口气说：“政治思想工作，不就是那么回事嘛，开会时应应景罢了，谁当过真？”
郭建光问道：“你觉得老百姓相信你的宣传吗？”
贵书记回答道：“当然不相信，念经的，听经的，谁个当真的？如今老百姓文化水平提高了，政治思想工作更难做了。我说刁德一的钱是革命胜利的甜果，有几个高中毕业生骂我无耻，说外部资产阶级资金的大量流入明摆着是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苦果。我心里同意他们的说法。但是骂我无耻，就过份了。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统统都是鬼话，几十年来说的的确是不少，但都是工作需要啊，又不是我个人的发明。”
“就不能说点人话吗？自己不说人话，还不准别人说人话。”
“可有什么办法呢？行使和维护权力的需要，做人、做事、说话，都难免不离谱。”
“这就叫‘权力产生无耻！’”
郭建光同意“权力产生腐败”的说法，但他觉得“无耻”比“腐败”更严重。腐败多半是物质的摄入，无耻则是灵魂的脱出。
二零壹零年，党史第二版出版了，其中承认了1960年的人口比上年少了一千万人。“好大哥”和他在一起，由这个数字推算出那三年饿死的人口当在两千五百万左右。虚龄九十岁的郭建光又一次地昏厥了过去。躺在医院的高干病床上，口里一度喃喃地念着：“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很快地，社会上传遍了一个故事：高干们的胃口真不寻常，他们发财的标准是“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
他胸前猛地一阵绞痛，只觉得天摇地动，眼前发黑，接着又见到一亮，远远看去，好像是阿庆嫂、沙奶奶、无数过去的战友们、乡亲们，还有刁家的人，在远处招手。远处的天边泛起了一层层的雾霭，猛然间凝聚成了朵朵的乌云直扑了下来，快到跟前时又剎那间化作了五彩缤纷的柔丝细雨。他感觉到自己回到了早就忘记了的襁褓之中，被飘飘然的惬意裹挟着飞了开去……。
几天以后，在沙家浜村头的墓地上，立起了一座二米多高的墓碑━━“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郭建光同志永垂不朽！”
每年清明节，在扫墓高峰之后的数日内，总有人看到贵书记那日渐衰老的身影，独自一人默立在坟前，不知嘴里喃喃地说着些什么。
朝霞映照在阳澄湖上。发绿、发黑、发臭的潺潺流水以低低的哀吟衬托着远处传来的淫歌艳舞声。
“好大哥”究竟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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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好大哥”（一）
“好大哥”的真名是郝达戈，被人们顺口地叫成“好大哥”。郭建光则在私下里就叫他“大哥”，因为他俩是战场上的生死弟兄。抗战刚开始，大哥就是连指导员，郭建光是他的警卫员，三次将受了重伤的大哥从枪林弹雨里背了出来，而大哥也在战斗中三次救了小兄弟的命。三次对三次，三的立方，他俩是寻常人亲密二十七倍的兄弟。
郭建光自幼是孤儿，连自己的出生年月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属鸡。参加革命后，知道是1921年生，和党同岁，干脆就说自己是七月一日生的，和党同年同月同日生。参加革命时，他一字不识，被分配到郝达戈的连里当警卫员。大哥比他大三岁，原来是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但未等到毕业，就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他家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有近千亩土地，自幼就生活得无忧无虑。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吃苦、玩命，亲戚朋友们都说他是吃饱了撑得慌。对这话，他思考的结论是：“吃饱了撑得慌”是人的正义感得以履行的前提。没有“吃饱了撑得慌”的人，人世间的黑暗就永无止境。黑暗若要永恒地统治世界，首先得不让多数人吃得太饱，因为人一旦吃饱，就不安份了。其实，除了吃苦、玩命，他还因出身问题和知识份子的身份问题，在革命队伍内部遭遇歧视、排挤，甚至差点送掉命呢。
他是1936年去延安的。他参加共产党，是因为痛心于社会的黑暗，觉得中国这几千年的破庙，除了以暴力对之摧枯拉朽外，别无它法。但他最崇信的还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上大学后，他和同学们的主要话题都是国家大事，人人都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但对如何救国，每个人都开出自己的药方，经常发生争吵，甚至打斗。他们法律专业的师生就更是认为解开中国问题症结的任务完全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因为老师们在课堂上一再强调，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能否实行法治的问题。西方之所以比中国发达，就是因为多了个相对健全的法治系统。只要能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制定法律并完全以之治理国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知易行难，孙中山、蒋介石的那一大批人早就知道了这一点，可是做起来很艰难，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但是对共产党，法律系的师生们就视之为洪水猛兽。在他们眼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显示出共产党几乎毫无法律意识，其中所赞扬的农民的行为，都是以暴力对他人的权利、财产和尊严的肆意践踏，是监狱里对待囚犯和战场上对待俘虏都不允许的行为。连“土豪劣绅”的精确定义都没有，更遑论“程序正义”了。完全是义和团行为，共产党是赞赏义和团的。
那时已是1936年，红军已完成长征到了陕北。大学里有共产党地下组织。郝达戈的为人正直、精明是有口皆碑的，党组织就设法和他接触。自然就会谈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联络人对他解释说，那是十多年前发生的事，当时红军还没有成立，共产党也未出面领导，完全是农民的自发行动。共产党的政策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打乱杀的，毛泽东本人就一再强调政策是共产党的生命，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会肆意妄为的。他问对方，共产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在概念上有什么区别，对方的回答是：“共产党所说的政策就是法律的又一个名称，都是管理社会的行为准则，没有原则性的区别。郝达戈又问政策是什么人制定的，回答是少数先进份子集思广益的产物，而法律也是如此，至少现在中华民国的法律就是如此，不是由广大民众制定的，其内容也很难说就是基于人类道德、行为的通则而确定的，因为人类在这一方面就是有分歧的。其制定过程也不是严格地遵循着无懈可击的法律程序的。对中国来说，法律及其制定程序的规范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共产党革命的目的说到底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其政策和法律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郝达戈觉得这话还算站得住脚，反正现今中国大地上任何的法律或政策都是不完善、不成熟的。共产党的政策可以看作是这些法律中的一种，可以不断完善。
联络人动员他去延安。他前思后想了好几天。他不是考虑个人的前途。家境优裕，无忧无虑的他，从来就未把未来的生活出路放在心上。他打算的是为国为民轰轰烈烈地闹腾一辈子，搭上生命也无所谓。他觉得国民党没有希望，更觉得中国需要一场大的变革。而共产党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尤其是红军的严明的纪律，都使他由衷地佩服。联络人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解释打消了他的将信将疑。不过，他还是征求了他最信任的一位法律系教授的意见。老师考虑了两天，对他说：“马列主义是反对现代法治和法制原则的，并且他们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原则也是模糊不清的，他们的“党的领导”很难说是法治还是人治。它可以向法治演变，因为共产党毕竟是个集体组织，不是帝王家族；但也可以向人治转变，因为其发展的过程极有可能会有领袖和权威的出现，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独裁，甚至帝制复辟和世袭。如果他们胜利了，并且又愿意走向法治的话，像你这样的法律人材一定是极其紧缺且又举足轻重的。你现在去延安，就算是押上一大赌注吧！为了中国的未来，押上你的生命吧！”
就这样，他带着自己的生命，奔赴了延安。到达后经过了半个月的集训，就随土改工作队，进入一个新解放的村庄进行土改。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庆解放，大会小会，热火朝天。但过不了几天，他就发现不大对头。被斗的地主，全家只有几十亩地，住的也只是三间土墙瓦顶的旧房，并没有僱用长工。比起贫农邻居来，他是稍微富一些，但比起他郝达戈的家，只能算是穷人的水平。那人被套上“恶霸地主”的罪名，开会斗争。可是在斗争会上，邻里们也说不上他有什么罪恶。对他的最严重的控诉就是“他家一年要吃好几顿粉条炖猪肉，比俺们乐滋多了。”郝达戈纳闷了起来，工作队长发现他情绪有问题，就找他谈话。他如实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恶霸的罪名不恰当。”队长怒了：“你以为所有的地主都像你家那样有几千亩地？能买通反动政府，僱佣狗腿子，欺压贫雇农？我们定成份的标准是,人均十五亩土地就是地主。”郝达戈回答道：“我家的土地的确有几千亩，并且也不得不用钱去应付贪官污吏，但从来不去欺压农民，更不需要僱佣狗腿子。”他从小到大，从未见过家中和乡邻们闹过“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纠纷。他在决定投奔革命前，知道共产党搞土改，斗争恶霸地主。他以为“恶霸”的概念是一定有严格的法律标准的。按照那标准，他自己的家肯定不是恶霸，因为从无恶行。但他赞同将自家的田地分给农民，让耕者有其田。现在他才明白，原来人均十五亩地就是地主了，并且，地主一定要挨斗，挨斗时就一定要被说成是恶霸地主。队长严肃地批评了他，指出他的阶级立场有严重问题，责令他在工作队会上作检讨，可他就是想不通。他只是个二十岁的年轻气盛，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他以为同志之间出现分歧，争论、争吵是正常之事，一定要坚持真理，绝不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他印象中的共产党就该是如此。怎么也觉察不到自己处境的险恶，不知道在共产党队伍中，“异见”的生存空间是微乎其微的。尤其是像他这样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异见是其阶级立场的暴露。坚持而死不悔改者，是一定要坚决清除的。他在会上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队长大怒，下令将他捆起来，关在一草棚中，等候处理。他此时已明白，处理的办法开大会公审，然后枪毙他这个反革命奸细。只是要等待上级批准而已。
也算是命大吧！到了半夜，枪声大作，国民党军队突袭来了。住在大屋里的工作队的同志们都牺牲了，只有他一人因不在现场而侥幸逃脱。找到大部队后，他的“反革命行为”还没有来得及汇报上来，于是他的那段“反革命历史”也就没有暴露。他被分配到别处的工作队里，继续参加土改。并且很快被任命为一个区的工作队长，因为前任队长牺牲了。他虽然只有二十岁，但文化高，又有了一定的土改经验。
他接任的当晚，就召集了全区各乡、村土改分队长会议，了解情况。有一分队长汇报了他的村子中的名叫李四妞的地主婆，顽抗不服，对抗革命，打算明天开斗争大会。但会后如何处理，是枪毙，还是看其在会上的态度再作决定，他向郝达戈请示。郝达戈的决定是看她的态度再说。
斗争会开始了，那地主婆被押了上来，五花大绑，管押的人是农会会长和另一小伙子。还没等郝达戈看清那地主婆的面孔，两个壮汉就将她按倒跪下，以头触地。一边一只粗黑的大手掌，摁在那雪白的颈脖上使着劲小幅度地揉捏着。两条壮腿抵在她的腰上，差点就要将膝盖压上她的背。
围在旁边的其余的男人们，那姿势和面容都像是蓄势待爆的火山，不过要喷发的不像是什么阶级仇恨，而是雄性生物的躁动。郝达戈大喝一声：“松手！”，两壮汉悻悻地松了手，那女人抬起头来，白净俊俏的脸上糊着泪水和泥浆。
一旁边传来了一老太婆的呜呜哭泣声和孩子的啼叫声，是这女人的娘抱着两个孩子。“冤枉啊，她家不是地主呀，得罪了老天，半年死了三个人啊！都是为出公活死掉的啊！”“出公活”的意思是，农民被动员支援前线，运送粮草，抬送伤病员。这种民工的死亡率之高，不亚于直接上战场的部队，因为劳累、飢渴、疾病、冷热，本来就营养不良的农民能坚持到底是不容易的。郝达戈后来估算过，共产党革命，从开始到胜利，民工的死亡人数当有数百万之多。不知道当说到“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时，包不包括他们。
一旁边传来了一老太婆的呜呜哭泣声和孩子的啼叫声，是这女人的娘抱着两个孩子。“冤枉啊，她家不是地主呀，得罪了老天，半年死了三个人啊！都是为出公活死掉的啊！”“出公活”的意思是，农民被动员支援前线，运送粮草，抬送伤病员。这种民工的死亡率之高，不亚于直接上战场的部队，因为劳累、飢渴、疾病、冷热，本来就营养不良的农民能坚持到底是不容易的。郝达戈后来估算过，共产党革命，从开始到胜利，民工的死亡人数当有数百万之多。不知道当说到“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时，包不包括他们。
郝达戈摸清了情况。原来，半年前李四妞家有六口人，五十亩地。公爹、丈夫和小叔三人被动员出公活，结果，弟兄俩在路上生了疟疾，高烧，没医没药，但还得推车赶路，后来倒在了野地里，才被允许回家。可怜的老爹将两个儿子推回家，但一个月后就都断了气。又过几天，老爹也死了。剩下了李四妞和两个孩子。原来五十亩地六个人，平均八亩多一人，是中农。政策规定，民工支前，回乡后一月之内死掉的，算是“因公死亡”，评成份时，照活人算。但一月后死的，就不算了。这么一来，李四妞家就是平均每人十六亩多地，是地主，房子和地都得拿出来分给穷人。她不服，就挨斗。但对她的罪恶控诉不外乎是些鸡毛蒜皮的小纠纷，有些连谁是谁非都搞不清，令工作队员们听着莫名其妙。最津津乐道的发言是揭发这小寡妇在野地里和野男人睡觉的事。
他开工作组会议，想先听听大家的意见。有人说根据文件精神，她就是地主，对地主，我们就一定要站稳阶级立场，不能同情、手软。但也有人觉得，应该灵活执行政策。会上争执不下。郝达戈这次聪明起来了，他宣布向上级请示了再说。
他第二天赶到县工作队总部，向总队长汇报了情况，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想法是他思考了大半夜才生起的灵感。他很清楚，于理于义，李四妞都不该被如此对待，但上一次险些送命的教训告诉他，讲理讲义行不通。他现在知道，他和共产党对“理”和“义”的理解不一样。显然，他的理解采用的是古今中外人所共有的标准，即所谓“心同此理”的理和“仁义道德”的义，大致相当于几十年后才出现的“普世价值”的概念。但是共产党的理和义不是这样的，郝达戈的世界观属于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性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也不能说共产党人不义，因为事实是，共产党队伍中的大多数人都仗义得很，和他一样都有一颗赤诚的心，要解救苦难的大众，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因此他相信，只是对“理”的认识有分歧，而在“义”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只不过，这“理”不能辩，一辩则“理”上的分歧很容易被上升为“义”上的对抗，内部矛盾极容易被转化为敌我矛盾。冥思苦想了大半夜，他忽然脑子一亮，为什么要死抠那“理”和“义”呢？既然在这两点上意见不一致，为什么不在第三点上，即“利”的方面想办法呢？
他想出来了。他对总队长说：“把李四妞定为地主，会严重打击农民支前的积极性。农民出公活，不能只靠强迫，要给予鼓励和奖励，遇难者要给予抚卹，确定成份时，遇难者非但不该导致成份‘提高’，反而应给予特别优待。为了革命的胜利，我觉得调整这方面的规定是极其必要的。”说到“胜利”二字时，郝达戈心里颇得意，因为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诀窍
━━“胜利”中有个“利”字，它既不是“理”，也不是“义”，是独立于“理”、“义”之外的“利”。
━━“胜利”中有个“利”字，它既不是“理”，也不是“义”，是独立于“理”、“义”之外的“利”。
上级采纳了郝达戈的建议，将死亡民工的“抚卹期”延长为半年。宣布李四妞的成份为贫农，并宣布她家付出生命的男人们是为革命牺牲的“好人”。没有说他们是“烈士”，因为那称号所表示的荣誉是有级别的。这一招颇灵，接下来的征召民工出公活的任务就完成得没有预期的那么困难了。只不过，到了八十年代，郝达戈听说，公社化以后，李四妞的儿子因和大队书记发生纠纷，被戴上了漏划地主的帽子。
就在工作队即将撤离该村时，村里传起了“郝队长和李四妞有一腿”的故事，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后来他也听说了这个谣言，开始时火冒三丈，但很快就平静了。他知道，人的欲望受压抑时，就会以语言创造的方式寻求模拟的满足。就像后来的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时，人们的话题离不开“吃”，是一个道理。那天斗争会上，那些壮汉们压抑不住的性虐动机和行为，使他联想起他读过的野史，说的是农民造反和外族入侵时，每占住一座城池，官兵们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强奸，欲求爆发到极端便是奸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提到的“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按：“绅士”不一定都是男人。）这都暗示了什么是很明白的。
他明白土改是怎么回事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阶级区分的分界线只是以土地数量为标尺的人为界线，以土地数量的标尺作为决定人的政治权利的标尺，将一部分人捧上天堂，让一部分人留在人间，把一部分人打下地狱，显然是毫无道义根据的。唯一的根据就是
━━ 暴力。他更发现，绝大部分的中小地主们都是靠祖代的勤劳、智慧和运气起家的，胼手胝足，披星戴月，是农民中的成功者。他们和贫苦农民之间根本就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 暴力。他更发现，绝大部分的中小地主们都是靠祖代的勤劳、智慧和运气起家的，胼手胝足，披星戴月，是农民中的成功者。他们和贫苦农民之间根本就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土改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宗族势力。每一个村子里，村民之间，要么是同姓的伯叔堂亲，要么是异性的姑舅表亲，穷也好，富也好，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在一根绳子上拴了几千年的蚂蚱，要人家互斗，就等于是掀人家的祖坟。这首先得完全依靠外来的暴力，抓一两个典型一杀，就震慑住了。杀人是必须的，每个乡都得找到杀的靶子，基本原则是不认罪就杀。接下来的洗脑便有了效果，尤其是分田分地就更是实惠的利诱。工作队就是这样开展工作的，解放区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困难重重，但却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这过程中，郝达戈还从偶然遇到的当年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的老同志们处，获取他们不经意间透露出的当时的细节。因为如今土改工作的经验说明，没有强大的外来暴力，就根本无法消除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的根深蒂固的宗族意识。谁敢，谁愿意给本族中一言九鼎的长辈们戴高帽子游街？没有强悍的外来暴力，本地农民根本不可能发起革命。各种支离破碎的信息使他拼凑出这样一幅当年湖南农民运动的图画：在北伐节节胜利，地方军阀政府风雨飘摇，自顾不暇的近于权力真空的情况下，共产党在和国民党合作的旗帜下，在农村开展了积极的活动。方法是从外乡组织穷人带着长矛大刀，冲入少数乡村，宣布成立农会，干出那些本村人不愿，不敢干的事，诸如“杀猪出谷”，“戴高帽子游街”之类。然后又威压加利诱，组织此村的穷人去外乡干同样的事。并且，对势力强大的宗族，尤其是有武装的豪强势力，非但不敢触动，而且还要得到他们的默许，甚至与之勾结，联合对付小姓宗族的人家。可见，所谓湖南农民运动实质上就是共产党组织的外乡武装力量的针对弱小宗族中的中小地主的暴力行动，而未丝毫触及真正的豪强势力。就是说所谓“湖南农民运动”不是什么革命。
郝达戈推导出这么个结论：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农民起义军”，实际上都是“地主武装”，是由各地的乡绅、族长组织起来，以宗亲关系为基本架构的军队。他想象自己的家，如果是在古代，当陈胜吴广、朱元璋或洪秀全的军队即将到达时，他的父亲，一个有名的乡绅，就会集合起所有同宗、亲戚、朋友、乡邻等等，至少能有几百名壮丁，举起义旗，迎接、慰劳起义大军。然后就会被编入建制，成为起义军的一部分。他只有这么做，若不和起义军协作，是要被屠村，男女老少要被斩尽杀绝的。起义军的各部，都是在起义军的行军路线上，以如此被裹挟的方式形成的“地主武装”。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根本不具备自我组织的能力，他们只能“投军”而已。农民起义在本质上是不掌权的社会精英，多半来自于地主阶级，向统治者夺取政权的斗争。起义成功后，既得利益当然就还是属于这起领导作用的精英们，农民只是被利用的军事劳动力而已。共产党所说的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农民起义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共产党革命本身也是如此
━━ 毛、刘、周、朱、陈、林、邓 ━━ 都是地主阶级出身的社会精英份子。当他们革命成功后，农民分享到胜利果实了吗？
━━ 毛、刘、周、朱、陈、林、邓 ━━ 都是地主阶级出身的社会精英份子。当他们革命成功后，农民分享到胜利果实了吗？
共产党所说的“阶级斗争”不存在，它只是为夺取政权而发明出来的极其高明的宣传手段，但它不合道义
━━ 郝达戈在参加过几轮土改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他相信，使用如此既残忍但高度技巧的手法，再配以严明的纪律，廉洁的作风和勇敢的精神，共产党是可能胜利的。因为它将能全面控制全中国的农村。粮源、兵源问题解决了，财源虽紧，但能凑合。唯一缺乏的就是武器装备，这是一个大问题。他认为，如果古代的农民起义军能学会哪怕是今天共产党的手法和作风的一点皮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取政权了。今天的共产党比他们不知高明多少倍，但胜利却艰难得很。原因就在于武器装备上。症结就是，人类的科技文明导致了热兵器时代的开始。其后果必然是造反军和政府军力量差距的快速增大。冷兵器时代，造反军支起铁匠炉就能打造出可以和政府军较量的大刀长茅，但热兵器需要复杂得多的科技和工业基础，而这一切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造反军最终就必然要溃败。后来，文革时读到大字报说毛泽东发牢骚，说要是反动派复辟，他就再上井冈山，“找红军去”。郝达戈心想，果真那样，别说五次反围剿，就是五個小時也难以坚持
━━ 远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共产党革命的时代刚好是热兵器取代冷兵器的开始阶段，热兵器的优势还远远没有建立。
━━ 郝达戈在参加过几轮土改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他相信，使用如此既残忍但高度技巧的手法，再配以严明的纪律，廉洁的作风和勇敢的精神，共产党是可能胜利的。因为它将能全面控制全中国的农村。粮源、兵源问题解决了，财源虽紧，但能凑合。唯一缺乏的就是武器装备，这是一个大问题。他认为，如果古代的农民起义军能学会哪怕是今天共产党的手法和作风的一点皮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取政权了。今天的共产党比他们不知高明多少倍，但胜利却艰难得很。原因就在于武器装备上。症结就是，人类的科技文明导致了热兵器时代的开始。其后果必然是造反军和政府军力量差距的快速增大。冷兵器时代，造反军支起铁匠炉就能打造出可以和政府军较量的大刀长茅，但热兵器需要复杂得多的科技和工业基础，而这一切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造反军最终就必然要溃败。后来，文革时读到大字报说毛泽东发牢骚，说要是反动派复辟，他就再上井冈山，“找红军去”。郝达戈心想，果真那样，别说五次反围剿，就是五個小時也难以坚持
━━ 远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共产党革命的时代刚好是热兵器取代冷兵器的开始阶段，热兵器的优势还远远没有建立。
郝达戈并不在乎国民党和共产党谁胜谁负，他只是希望中国能实现法治。国民党有法治的理念和组织框架，但形同虚设，积重难返；共产党现在搞的是人治，但可能只是因为他们不懂法治，并且，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似乎对法治并不排斥。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决定了他们应该能接受法治，因为无私、无畏者最易接近真理。
土改的无理和侵犯人权的手法令他感到很十分沮丧，他甚至一度有过脱离的念头。但后来他想通了，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得放眼于未来，目标是促使共产党的法治化。他把自己想象成是潜伏在共产党内部的“法治间谍”，或者说是一个暗藏的“法治反革命”。
“西安事变”发生了，抗日战争开始了，国共再次合作了，土改暂时停止了。郝达戈被调去新四军，担任连指导员。斗地主时的良心痛苦被打日本时的精神振奋替代了。肉搏战时刀劈日本兵时虽有手软的感觉，但总比枪毙人均十几亩地的地主时的心灵颤栗要释然许多。罪当其罚是法律工作者的良心追求，杀日本侵略者的战场实际上相当于他本职的工作场所
━━ 法庭。
━━ 法庭。
就在此时，新兵郭建光来到了他的连队，他很快就发现这小家伙为人厚道、义气、脑袋灵光，在战斗中勇敢、镇定，是块好料子。就让他当了自己的警卫员。两人在生死患难之中结下了比亲兄弟还亲的感情。这中间，好多次的经历是他们终身难忘的。照理，最难忘的应该是战斗中的生死与共，但对老兵们来说，这些只是家常便饭。真正能撼动他们心灵的，是一些意料不到的突发事件。
第一件是他们的李营长被肃反工作队处决的事。
工作队来到他们营，经过几天的摸底和调查后，下令全营集合。队长宣布：李营长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必须清除出革命队伍。说话间，几个持枪的工作队员冲到营长跟前，试图将他按倒。但那营长武功极为高强，曾徒手和五个持刺刀的日本兵肉搏，最后将对方逐一消灭，自己只受了点轻伤。此时上来的几个工作队员也被他一一撂倒，并且缴了械。他用枪指着工作队长：“你他妈明知道你是在冤枉老子。”那队长也不是软蛋，冷静地看着他：“你想造反吗？这更证明你是个奸细。”营长说：“我要是奸细，你他妈的脑袋今天就留在这里了。这是我的营，你说全营战士会听我的，还是会听你的。”队长吼道：“革命战士听党的命令，绝不会听你这个奸细的。”营长说：“就算他们不听我个人指挥，我讲几句话他们总该听吧！”队长说：“你讲！”
营长说道：“同志们，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在险恶的环境里，团结是队伍的生命。而为了维持团结，锄奸是必要的，杀鸡才能吓猴，没有鸡也一定要找到鸡，没有奸细也一定要制造出奸细。这是苏联革命胜利的经验。我们不知道冤杀了多少自己的同志，今天轮到我了。一个真正愿意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战士，被冤杀也一样是应尽的职责。这是悲剧，但革命需要制造悲剧。不只是我们内部被整肃掉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冤枉的，就连被镇压的地主也是绝大多数人都是罪不当死的。一句话，冤杀是革命的需要，是险恶形势下迫不得已采取的手段。但愿这种需要是暂时的，会随着形势的好转而逐步消失。如果在革命胜利以后，这种制造敌人的手法还需要的话，那就表示，我们的革命不是正义的事业，而是罪恶。”
他对队长说：“你他妈记住，哪一天这冤枉轮到你头上，你也不要像个怂包。”说着把枪扔给了队长，向一棵树走去，边走边说道：“老子绝不跪着死。节约子弹，用刀砍。来吧！”两手向上，抓住了一根横着的树枝，昂首挺胸，摆出等着大刀向脖子招呼过来的姿势。那队长迟疑起来。站在一旁的郝达戈喊道：“刀下留人。营长这样的表现说明他肯本不是奸细。”营长叫起来：“郝达戈，你他妈猪脑子，我的表现就不会是表演吗？国民党的奸细都受过在这种形势下如何骗人的死里逃生的训练，我今天不死，说得清楚吗？”说着说着，他倒了下去。原来，他用匕首插进了自己的胸膛。
工作队立即开展对全营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以肃清那营长的恶劣影响。指出那营长确实是奸细，他也的确是按照国民党的训练表演的。他最后的自杀也是国民党为避免其余奸细暴露而规定的纪律。他的家属掌握在国民党手里，他不死，国民党就会将他全家杀掉。同时，那队长拿出了一张照片，是营长在搂着一个女人。这就是证据，证明营长是个资产阶级份子，是国民党反动派。他死前所作的对共产党革命的污蔑是他的反动本质的彻底暴露。干部战士们，包括郭建光，都立马相信了：男女靠得那么近，摸肩搭腰，就要搂在一起了，这么不要脸的丑事还敢照成相片，不是国民党是什么？郝达戈仔细一看，立即就知道那是在舞会上跳舞，并且背景模糊显示出跳舞的地点是在窑洞里。郝达戈在延安培训过，知道那儿经常在窑洞里开舞会。从营长和那女人的白衬衫和军裤也能看出那是在解放区。他心想，要是将他当年在大学舞会上的照片拿来，他的脑袋早就没了。
自那以后，他脑子里经常回响起营长的话：“如果在革命胜利以后，这种制造敌人的手法还需要的话，那就表示，我们的革命不是正义的事业，而是罪恶。”这给了他一条新的思考共产党革命的路径。原本他思维的参照座标是观察共产党是搞人治还是法治，现在又多出了另一座标
━━ 是否离不开有意制造敌人的手段。
━━ 是否离不开有意制造敌人的手段。
到了八十年代，他偶尔碰见了一位当年也在场的老战友，另一个连的指导员。他告诉郝达戈，那工作队长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务后，自杀了。两人不甚唏嘘。
令郝达戈和郭建光难忘的另一件事是审讯一名俘虏来的汪伪军官的事。反扫荡时部队被敌人包围，封锁线火力极强，难以突破。郭建光此时已是班长。全班夜里摸进一个村子，突然发现一辆伪军的汽车，车里有一个伪军军官和三个士兵，喝得醉醺醺的。不费吹灰之力，抓住了这几个俘虏，押到郝达戈面前。郝达戈立即认出那军官是他大学时的同学杨启越，现在是个伪军的营长。
杨启越也认出了郝达戈，沮丧地说道：“郝达戈，没想到栽在你的手里，要杀就杀吧！”
郝达戈说：“杨启越，你本来也是条汉子，怎么干起了卖国的事儿了？”
杨启越冷冷地回答：“谁卖国了？你才卖国呢。”
郝达戈大怒，骂道：“你他妈做日本人的走狗，还居然有脸说老子卖国？”
杨启越带有点蔑视的神情：“你们共产党前不久还是苏俄的国民呢，你们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这不是卖国吗？还不如外蒙古呢。人家被苏联强行挖出去，但国名里就是没有苏维埃三个字。”
郭建光在旁边听着呢。听到这话，心里一愣。觉得这是个不容易反驳的污蔑。不过，他相信大哥一定能对付得了这个难题。
只听郝达戈说道：“‘苏维埃’的意思就是由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政权而已，没有‘国家属于苏联’的意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杨启越鼻子一哼：“那是人家觉得你们不够格，没资格加盟，就只能做附庸，做殖民地。不然，你们为什么不起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呢？苏维埃不是苏联是什么？”
郭建光听着气坏了，真想毙掉这家伙。
只听郝达戈说：“我们共产党人信仰的共产主义是反对国家界限的。我们追求的是全人类的大同世界。没有种族、民族、国家的界限，这是远比爱国主义境界更高的理想。”
杨启越问道：“这么说，你们现在的爱国口号就是假的。其实，你们可以不谈爱国，但你们总不至于不爱民吧？”
郝达戈说：“共产主义就是一种爱民的主义，你没见我们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奋不顾身，牺牲生命都在所不辞吗？”
杨启越似乎默认这一点，但他说：“爱民的最高境界不只是牺牲生命，还有比牺牲生命更难能可贵的牺牲名誉。”
郝达戈立即明白了他想说什么：“你是想说，你们这群汉奸，被汪精卫带着，是为了爱民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当汉奸吗？”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汪军内部的最着力，但又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的思想，因为怕被日本人知道。
杨启越说：“看来你是想过这一问题的，不愧是大学里的高材生。汪先生的‘曲线救国’其实是‘曲线救民’。由于汪先生和日本人的协作，沦陷区至少少死了一千万人。不只是阻止了日本人的屠杀，而且因为维护了社会治安，保证了经济发展，极大地控制住了同胞之间的互相残害。扒手、小偷、乱兵、强盗、土匪、地痞、流氓、恶霸、豪强，自古以来都是社会的大患，没有有效的政府，整个社会就要崩溃的。无政府之下的同胞自相残杀，可以比侵略者更残暴无比。汪先生说得很清楚，他组建南京政府，为的就是天下苍生。这有什么不对？”
郝达戈冷笑一声：“明摆着的卖国求荣，居然被说成是救苦救难。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杨启越毫不退让：“汪先生要卖国才能有荣吗？卖了国他就真的能有荣吗？小学生都能懂，全中国最不需要卖国就有足够荣耀的人，非汪先生莫属，全中国卖国最得不到荣耀的人，也非汪先生莫属。你郝达戈知道什么叫遗臭万年，汪先生没你懂？他的品德、智慧和地位都决定了他不会，更不必卖国求荣。”
郝达戈心里还真觉得他驳不倒杨启越。是的，从谋取个人利益方面来说，汪精卫的投日绝对是愚蠢而有悖于他的智商的。未投降日本之前的汪精卫，是郝达戈最赞赏的当代政治家之一。其信念、道德、操守、勇气和才华，是当时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心目中极崇敬的楷模。将他的投日说成是卖国求利，卖国求荣，在道理上很难站住脚。有人将其投日归因于和蒋介石的私人恩怨，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也只是猜测而已，更何况投降日本，做的也只能是很窝囊的鸡头。
杨启越似乎猜到了郝达戈此时所想。他接着说：“做日本人的傀儡远比做国民党的二把手窝囊得多。汪先生在重庆的处境，比起历史上所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把手来，要优越、安全得多，他在国民党内的威望，毫不亚于蒋先生。我相信，汪先生的行动，是和蒋先生共谋的结果。在我们汪军内部，流传着这么个故事，你要不要听？我写下来给你看吧！”
郝达戈说道：“投降还有故事？我倒想见识见识呢。”于是给了杨启越纸和笔。杨启越看来对这一故事倒背如流，挥笔飒飒，须臾而就，递给了郝达戈。郝达戈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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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的重庆
某日，蒋介石突然造访汪精卫，见其居所凌乱狼藉，便笑问道：“兆铭兄何时启程？”汪精卫冷冷地回答道：“今天就走。”蒋公道：“兄当再三思之。”汪答曰：“不就是下地狱见阎王吗？现在就看你是让我去见地下的阎王还是日本的阎王了。你的宪兵队早将我这里围得插翅难飞，我要上的飞机就更是在你的控制之下了吧！”蒋说：“吾兄小看愚弟了。对兄之人品、见识、韬略、情怀，为弟的怎能不知道？但愿吾兄之付出能得其所值。”汪答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吧！你就做你的抗日领袖、盖世英雄，流芳百世吧！我去做我的汉奸卖国贼，遗臭万年就是了。这个地狱没人下，只好我下了。”蒋公道：“难为吾兄了。为天下苍生，兄为其难而受其难；为国家主权，弟为其易而受其益，于心不忍，谨望吾兄珍重！”旋即离别。并立即召见戴笠，责其以“追杀”为名，务将汪精卫平安护送至越南，转赴东京。戴笠煞有介事地进行了“追杀”，以刺杀了汪精卫的秘书装了点门面。
日本东京
汪精卫到达东京的次日，日本天皇立即紧急召开全体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处理。内阁成员的一致看法是汪是假投降，企图曲线救中国，因为他没有真投降的理由：“他的人品的、地位的、智慧的、声名的、前科的，利益的，哪方面的，都没有理由投降的。汪的，蒋的，一条裤子的，不然的，汪的根本的跑不出重庆的。汪的死啦死啦的。”天皇笑道：“你们的，只知其一的，不知其二的。中国的，自古的，舍生取义的，流芳百世的，多多的。但是的，舍名取义的，不怕遗臭万年的，还没有的，或不为人知的。汪精卫的，就是如此的。我皇军将士的，行为不好的，大大的有的。中国人中的，土豪的、地痞的、盗匪的、罪犯的，更是大大的有的，中国的老百姓的，受苦受难的，对我大日本的，也是大大不利的。稳定的，压倒一切的。治安的、生产的，都要维持的，瘟疫的，飢荒的，随时发生的，无政府的，绝对不行的。日本人的，胜任不了的，中国其他人的，胜任不了的，只有汪精卫的，才有威望的。我们要将计就计的，互相利用的。汪精卫直截了当的，说他的投降的，不是为我大日本的，是为了支那百姓性命财产的。民为贵的，社稷次之的，被骂为卖国贼的，他的不在乎的。他的要求的，又是很高的，他的南京政府的，看上去还是独立的，国名的，国旗的，外交的，军队的，名义上都还是中华民国的。还有的，他的，居然要我大日本的，取消在华租界的。他对我说的，要麽杀掉他的，要麽答应他的。我的，答应了的。但是的，只是表面上的。实质上的，他的完全是傀儡的。特别重要的，他的军队的，一定由皇军指挥的，这样的，他的造不了反的。不过的，他的不在乎做傀儡的。他清楚知道的，与虎谋皮的，要求不能高的。他要的，只是减少支那百姓灾难的。令人敬佩的。咱们顺水推舟的，将计就计的，也不吃亏的。”
于是，在沦陷区重新插上了“中华民国”的旗子，而不是什么“大日本支那殖民地”的旗子。汪先生最自豪的自我辩护是：“沦陷区不是我卖掉的，是蒋介石丢掉的。我把丢掉的沦陷区从日本人手上要过来，重新插上中华民国的旗帜，能说我是卖国吗？我和吴三桂一样吗？只要能救天下苍生，吾死不足惜，被骂为汉奸不足惜，做傀儡也不足惜。”虽然汪政府是傀儡政府，但也因之创建起了一种奇特的态势 ━━ 二战的结果，不管是英美苏的同盟国战胜，还是轴心国的德日意战胜，中国总有一个政府站出来宣布中国是战胜国之一。被侵略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 这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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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启越始终注视着郝达戈在读他这个故事时透露出的困惑表情。乘机补充道：“求和，或者说，投降，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手段。在遇到强敌时，动物有三种选择：要麽“斗”，要麽“逃”，要麽“死”，而人则多了个第四种选择，就是“降”。并且，人类有史以来，面临强敌时，选择“降”的人所占的比例远远大于选择“斗”的人，因为要生存，“好汉不吃眼前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经过了无数次的战争，但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因为中国人最善于“降”，最懂得不能“硬斗”。尤其是老百姓，根本就无法，也不该硬斗。清兵入关，绝大多数城市望风归降，但扬州遭屠，因为史可法不降。那被杀的30万扬州城里的男女老幼，真的都视死如归吗？他们心里希望他们的领袖是史可法，还是汪精卫呢？其实，汪精卫式的人物，古今中外，到处都有，否则今天的人类就不会发展到现在的样子。但汪先生的独特之处是，他不是在兵临城下，走投无路时开门投降，而是从安全无忧的重庆飞行几千里去东京自投罗网。何等高尚的情怀，何等令人敬佩的智、仁、勇？”
郝达戈怒了：“看来你们真的是不以为耻了。怪不得你们这些二鬼子杀害了我们那么多抗日军民呢。你们将99%的力量拿来对付共产党，更是证明了汪蒋一气，都是卖国贼。”杨启越答道：“汪蒋是通气，包括我在内，大部分汪军都通蒋，或者找机会通蒋。日本人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不让汪军接触蒋军，否则临阵倒戈的事天天发生。因为汪、蒋的部下，都是国民党，都是中国人，都爱国。是人皆爱国，爱国是人的天性，它和爱自己同源。人只要爱自己，就会爱自己所在的族群，就会爱国、爱民族。”
郝达戈听着对方话里有话，就问：“我们共产党不是中国人？”杨启越冷冷地回答：“你们是苏联人，你们的国名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汪军内部就是这样教育官兵的：‘说我们卖国，但我们的国家还叫中华民国，我们和日本人的协作是为中国老百姓维持治安。共产党的国家叫苏什么埃的，这洋名字中国老百姓念起来挺拗口的。拗口也要卖国。’所以，日本人不担心汪军会投降共产党，才把他们绝大部分调来和你们对垒。我们也乐意和你们打交道，因为你们游而不击。”
郝达戈真觉得拿杨启越没有办法。只好也冷笑道：“现在你我两人，谁是汉奸卖国贼呢？”杨启越说：“这是要拿事实证明的。”郝达戈问：“什么事实？”杨启越反问：“打算怎么处置我？”郝达戈说：“对认罪的伪军俘虏，我们是不杀的。但像你这样顽固不化，和共产党对抗到底的汉奸卖国贼，反革命分子，是格杀勿论的。”杨启越说：“今天这场羞辱，我杨启越再活着，就太没意思了。但能不能让我死得值一点？”郝达戈问：“你想怎样？”杨启越说：“你们已被包围两天，突围不出去，因为对面鬼子碉堡的封锁火力很强。你们就算能过去，损失也一定很大。里面除鬼子外，还有我的部下。我设法帮你解决掉它，就是不知你相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就杀掉我吧！”郝达戈当然知道形势的严峻。如果被杨启越骗了，他的部队就完了，他自己当然更活不了了，活着也没意思了。但放弃这一机会，可能就没有别的机会了。他了解杨启越，知道这家伙是条汉子。他相信人性之中有光芒，也想证实一下这光芒，证实的赌注就是他自己的这条命。赌就赌吧！一挥手，对杨启越说“你去吧！”。杨启越带着他的三个部下走了。郭建光始终默默地站在旁边，心里捏着一把汗。如果被杨启越骗了，大哥的脑袋肯定是没有了，因为就算能侥幸突围，按照纪律，他也要被处决的。
郝达戈命令全连准备突围。他的心跳得很不规则，一秒钟一秒钟地等待着，等待着战斗，也等待着死亡。半个小时过去了，他的心几乎就要停跳了。突然，一声巨响，对面碉堡处火光冲天。没听到鬼子叽里哇啦的叫声，肯定是没来得及叫。郝达戈指挥全连，乘机冲过了封锁线。当休息下来时，发现杨启越部下那三个伪军跟着一起来了。他们告诉郝达戈，杨营长带着他们骗过了鬼子，进入碉堡，一声令下，十几个汪军弟兄一起上，解决了五个鬼子，然后在碉堡内安置好炸药，命令弟兄们先行撤退，他立即就来。可是爆炸的那一瞬间，他们回头看，没见到杨营长的影子。
郭建光始终陪伴在郝达戈的身旁，共尝了这一幕幕的心灵震撼。但是，他太年轻，头脑也简单。他体会不到他那大哥的痛苦。
郝达戈心里有点乱，他花了好多天，才梳理出头绪来。他首先得找出理由，证明共产党绝不卖国。虽然他对前几年苏区内肆无忌惮地杀地主，杀内部人，视法制为无物的做法非常反感，但他也为许多共产党员的志趣的高洁所感动。“共产主义”当然比“爱国主义”的境界要高尚许多。共产主义者毫无私心杂念，而爱国主义则是源自于个人的私心。杨启越没说错，“爱国”和“爱自己”同源，而“爱自己”很难说有多高尚。人之间，人群之间的争斗发端于“爱自己”，“爱国”往往有人群争斗的色彩。而人群争斗往往会置是非曲直于不顾。日本人侵华暴行的发源意识正是他们的爱国主义。只要将爱国主义解释为“和外国人斗”，爱国的热情就很容易点燃，就像鼓动人们打群架一样地容易，所以，对外发动战争往往是转移对国内问题的视线的最有效的手段。但爱国主义更重要的内涵
━━ 热爱国民，为之谋求福祉，则吸引力要弱得多。虽然他觉得“苏维埃共和国”的称呼很不妥，但也不认为这就是卖国，它只是天真、幼稚的对苏联盲目崇拜的玩意。反正，他认为爱国主义只有爱民，才和共产主义有共同之处。
━━ 热爱国民，为之谋求福祉，则吸引力要弱得多。虽然他觉得“苏维埃共和国”的称呼很不妥，但也不认为这就是卖国，它只是天真、幼稚的对苏联盲目崇拜的玩意。反正，他认为爱国主义只有爱民，才和共产主义有共同之处。
他理解共产主义的精神实质是“爱人”，是为全人类追求幸福。仅就此而言，马克思列宁并不比孔子、孟子的“仁者爱人”多出多少理想，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并不比早于其二千几百年的中国儒家学说多出多少新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正是摆出了“爱民”、“爱国”和“爱君或爱党”三者之间的关系了吗？
想到这里，郝达戈对杨启越抄的那故事越来越感兴趣了。蒋介石说，他抗日，救的是社稷，比较次要，而汪精卫投降，为的是救比社稷更重要的民众。次要的事容易做，且能流芳百世，蒋介石讨了大巧；重要的事难做，而又遗臭万年，汪精卫吃了大亏
━━ 为求仁而不在乎吃得耻之大亏，这需要何等高尚的品格呀！他几乎恢复了对汪精卫的崇敬。虽然故事是杜撰的，但郝达戈觉得它是合理的，并且也希望它是真的，他相信在人的灵魂中有这种高风亮节的因子。
━━ 为求仁而不在乎吃得耻之大亏，这需要何等高尚的品格呀！他几乎恢复了对汪精卫的崇敬。虽然故事是杜撰的，但郝达戈觉得它是合理的，并且也希望它是真的，他相信在人的灵魂中有这种高风亮节的因子。
“民为贵，社稷次之”，不仅是一种主张，也是对人类社会实践的总结，全人类都是如此实践的。中国历史上存在过成百上千的“社稷”，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国家主权”，但后来统统都灭亡了，灭亡的方式以“投降”居多。投降了，又怎么样呢？史可法之后的二百多年，汉人不是以做大清子民为荣吗？这就映证了陪史可法死了的30万扬州人死得没价值。汪精卫式的人物，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都是保住了大多数民众的身家性命，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延续。如果都像史可法那样，爱社稷不爱人民，中华民族早就被斩尽杀绝了。当一个族群遭到外强侵犯而无力抗拒时，投降既是悲哀，也是明智，需要汪精卫这样的以人为本的无私的领袖。人民不要史可法那样的胁迫他们去死的领袖，更不会要那么一种领袖
━━ 有传说说，这位领袖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早打、大打，把美帝国主义放进中国，让苏联对中国施放原子弹，那样中国就以付出几亿人牺牲的代价，换来帝国主义的完蛋，共产主义的胜利。但愿这是谣言，不会有这样的领袖，没心肝，没人性，卖国，也愚蠢之至
━━ 对中国放原子弹就能彻底消灭美帝了吗？这传说流毒甚广，在互联网上一点击可找到几百万条相关信息。有待辟谣。如果这传言是真的，并且那伟大的战略决策一定要付诸实施，则每个人都得设法使自己和家人不在那几亿光荣牺牲者之列。最稳妥的办法是移民美国，因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只是，“贫贱不能移”，富贵者才能跑得最快。而最高决策者能有史可法那样的将自己包括在必死者之列的计划吗？
━━ 有传说说，这位领袖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早打、大打，把美帝国主义放进中国，让苏联对中国施放原子弹，那样中国就以付出几亿人牺牲的代价，换来帝国主义的完蛋，共产主义的胜利。但愿这是谣言，不会有这样的领袖，没心肝，没人性，卖国，也愚蠢之至
━━ 对中国放原子弹就能彻底消灭美帝了吗？这传说流毒甚广，在互联网上一点击可找到几百万条相关信息。有待辟谣。如果这传言是真的，并且那伟大的战略决策一定要付诸实施，则每个人都得设法使自己和家人不在那几亿光荣牺牲者之列。最稳妥的办法是移民美国，因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只是，“贫贱不能移”，富贵者才能跑得最快。而最高决策者能有史可法那样的将自己包括在必死者之列的计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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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好大哥（二）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八路军、新四军一天天壮大了起来。日本投降前夕，郝达戈已晋升为团长，郭建光在去沙家浜养伤之前，就是连指导员了。后来又屡屡立功，到新中国成立时，已是团长了。接着，组织上安排他转业，担任了常熟县委书记。郝达戈还留在部队，职务是师政委。
郝达戈在一九四七年就在解放区结了婚，爱人是位军医，叫秦淑文。郭建光则在一九五零年娶了那“常熟城里又一位百里挑一的美人”。她是中学语文教师，叫姚瑶，师范学院毕业。女孩子有这么高的文化，在常熟城里也是百里挑一的。书香门第出生，家教非常好，美丽贤淑，言谈举止优雅得体，人见人爱。自老人到小孩，男女老幼见到她，远远地都要和“姚老师”打招呼。照理，门户不甚般配，郭建光是个当兵的老大粗。但英俊帅气的外表，似憨厚实精明的神气，也可以说是百里挑一的。更何况，“县太爷”这块牌子，全县二十万人的父母官，就远不是“百里挑一”的了。英雄配美人，一时传为佳谈。
一九四八年，秦淑文生了个男孩，一九五零年抗美援朝开始后，便正式起名叫“郝援朝”。第二年，姚瑶生了个女孩，当然就叫郭抗美。“抗美”、“援朝”是当时最时髦的两个名字。曾有统计，全国共有几十万个“抗美”、“援朝”，足以组成好几个军，就凭这个，“抗美援朝”就不可能不胜利。在抗美未出生之前，秦医生对郭建光夫妇俩说，如果你们生个女孩，就给我郝家做媳妇。两人笑着说：“指腹为婚，没问题。”当然是说笑的，毕竟不是封建时代那样由父母包办的。此时，郝达戈已去了朝鲜战场，担任着一个军的政治部主任。
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佬硬碰，战况之惨烈是可以想象的。部队的高级干部们背地里都痛骂金日成。事先不通知中国方面，就突然行动，结果一败涂地，要中国方面出来收拾烂摊子。因准备不足，我方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许多战士不是牺牲在战斗中，却是因冬衣供应不上而活活冻死的。军官们背后都痛哭流涕，因为人员的损失远超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的宣传是：美帝侵朝，再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所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这当然是糊弄人的。高级军官们都知道事情的真相。政治部主任就更苦恼，因为他得大声地以这种谎话作宣传。有干部战士发出疑问：“美国力量那么强，要挑起战争，主动进攻，就一定会准备得极其充分，其势必然是摧枯拉朽，不可能反过来被非常弱小的金日成的军队长驱直入，败得那么惨。”统一的答案是：“美国人耍了诡计，故意后撤，设下埋伏。朝鲜人民军犯了轻敌的错误，盲目冒进，结果中了圈套。”
直到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和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郝达戈才终于理清了朝鲜战争的头绪：是斯大林处心积虑策划的一场战争。他的战略目标，除了进入亚洲腹地，控制太平洋西海岸外，就是制造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启动“冷战”，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 ━━ 从东亚到东欧的庞大的苏维埃殖民帝国。多年来一直萦绕在郝达戈脑子里的当年被冤杀的李营长的话，又一次被证实了━━
为内部团结和士气而制造敌人，有敌忾才能有同仇，杀鸡才能吓猴。李营长说这方法是苏联发明的，他不知道这其实这是实行专制必不可少的基本手法，中国人老祖宗的“帝王术”，玩的主要就是这个。在朝鲜战争上，斯大林就玩得更是炉火纯青了。
为内部团结和士气而制造敌人，有敌忾才能有同仇，杀鸡才能吓猴。李营长说这方法是苏联发明的，他不知道这其实这是实行专制必不可少的基本手法，中国人老祖宗的“帝王术”，玩的主要就是这个。在朝鲜战争上，斯大林就玩得更是炉火纯青了。
东亚方面，斯大林的主要目的是迫使中国和美国开打后向苏联一边倒。东欧方面，则是要以朝鲜战争为藉口关闭东欧和西欧的边界，阻断西方势力对东欧人的影响。由于地域、文化、历史、生活方式、情感和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东欧人自然而然地向往西方世界，苏联的强权暴力的殖民行为更激起强烈的脱离欲求。再加上经济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因素，苏联很快地就必将无法控制东欧。后来的匈牙利、捷克和波兰事件就是明证。斯大林比谁都清楚形势的险恶。他一定会想到，防止这种后果的唯一手段就是强行以暴力隔绝东西欧间的联系，最有效的隔绝就是制造敌对。制造敌对的最有效办法是打仗，打仗就是隔绝的最好理由和手段。一个人若不愿意自己的女儿被邻居的儿子勾引去，最有效的方法是和邻居打一架，让两家成仇，如此则可吆喝住女儿，并关起门来管教。对方的魅力太强了，而己方却很脆弱，不这样做不行。
但是，苏联不能也不愿自己在欧洲直接挑起战火，那样的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爆发，苏联毫无胜算，把自己赔进去都有可能。而在东方的朝鲜开打，规模小一点，苏联自己不需要和西方直接冲突，使中国冲锋陷阵，两个阵营便进入战争状态，但又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难点在于，如何使在东亚发生的朝鲜战争成为关闭东西欧边界的藉口呢？关键就是使联合国直接卷入战争，那么一来，支持联合国立场的西欧主要国家就成了战争的参与方，成了“苏联和东欧人民”支持的“朝鲜人民”的敌人，也就是说，东西欧之间进入了敌对状态，就有理由封闭两者间的通道。如果不是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只是美方单独出兵，西欧国家就不算正式卷入敌对行动，关闭东﹑西欧疆界就还是不名正言顺。只有以联合国的名义进行的战争才算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然包括西欧国家的正式参战，才有理由哄﹑压阵营内部人民和西方世界划清界限，彻底决裂，开启冷战，名正言顺地封闭东西欧的疆界。那么，如何造成是联合国，而不是美国单独参战的形势呢？很简单，让联合国惩罚北朝鲜的决议通过就行。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更简单 ━━ 不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行使对其决议的否决权。其具体做法就更简单 ━━ 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对朝鲜出兵时，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 ━━ 苏联的代表竟故意缺席以至出兵决议被通过。这幺大的事情居然会缺席，手法是相当无耻的。
金日成做梦也想统一朝鲜半岛，正好被斯大林利用。小学生也能搞懂的是：没有苏联的支持，金日成做梦也别想发起战争。后来，中苏分裂时，朝鲜站在苏联一方，中国人骂金日成忘恩负义，无视“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这其实骂得不很恰当，因为，要感谢的话，苏联对朝鲜的“恩情”比中国的大。苏联在1948年就开始武装当时并无战事的北朝鲜。给了他们坦克、冲锋枪、舰艇等苏式装备，还帮助进行军事训练。而当时更渴望武器装备的正在和国民党作战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却只能从苏联得到缴获来的比较落后的日式装备。这正说明，苏联早就在准备朝鲜战争了。鲜血真的能凝出友谊来吗？关键就在于当事双方觉得鲜血宝贵与否。视人命如草芥，草芥的流出物就凝不成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并且，在战前的酝酿与准备过程中，斯大林与金日成两人鬼鬼祟祟地瞒着中方，直到临近开战时才通报一下。其实两人各怀鬼胎，金日成以为他独自就能速胜，不必领中国的人情；斯大林则知他必败，早就计划好待其不可收拾时逼中方上前。若提前告诉中方，则中方要么反对，要么及早备战，尽早、尽快地和金日成联合行动。那样的话，凭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气势，必然是不费吹灰之力，一鼓作气拿下南韩，美国就会来不及干预。权衡的结果，美国就极有可能放弃南朝鲜，接受朝鲜统一的现实。如此则其余西方国家就卷不进来，斯大林就达不到上述和整个西方阵营对峙，发起冷战的目的，所以，故意对中方封闭消息，等到联合国出兵将金日成挫败后，就大张旗鼓地宣告和联合国为敌，取得了关闭东西欧疆界的理由。然后，才逼着中方仓促应战，以致开战时中方始损失很大。
苏联在朝鲜发起“热战”的目的就是启动和西方的“冷战”，冷战的目的是隔绝、蒙蔽“社会主义阵营”人民的视听，建立起封闭式的庞大殖民帝国。这种企图的另一证据是1960年代建起的柏林墙。人类筑墙的目的不外两种，一是阻拦墙外之人进入，这自然无可厚非，另一是制止墙内之人外出，那便是禁锢了。对全体人民的禁锢，就是置人民生活在牢狱之中。
中国方面的参战，并不是什么荣耀之事，只是苏联逼迫的结果，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受到的外侮的继续。日本这个敌人垮了，剩下的就是苏联这个敌人。它像一头猛兽，时刻想着要将中国撕碎。侵略过中国的西欧帝国主义，英﹑法﹑德﹑西﹑葡﹑荷，占领的中国领土到头来都归还了中国，唯有东欧的俄国人占了永久性的大便宜。如果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胜了共产党，接下来便是在苏联这老虎嘴边搞资本主义，这无异于捋虎须。正好成为苏联共产主义革命的下一个靶子。战国时秦国强大，搞‘远交近攻’，先打靠近的国家，和较远而暂且够不着的国家则友好交往。国民党掌权的中国，是临近苏联的弱国，正是‘攻’的目标，不是‘交’的对象。
在那种形势下，苏联大概也不至于想完全吞并中国，但会轻而易举地肢解中国。首先把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变为它的加盟共和国，然后将内蒙并入外蒙，让西藏青海‘独立’。进一步在东北重建一‘满洲国’，将‘汉族人的中国’压缩在长城以南，陕西四川以东的范围内。中国将只剩下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人口和印度差不多。资源匮乏，且政治地理环境远不如印度。印度的出海口很宽畅，周围也无强敌环伺。中国却是出海口壅塞，并处于大大小小外敌的虎视眈眈之下。
苏联会让这一切都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幌子下进行。这是二战后的世界潮流。你说那是中国的领土，他说那是中国人强占的殖民地，中国的汉人必须像英国﹑法国的殖民主义者一样，从占领的非汉族地区撤出。外蒙被拉出去的借口就是这个。那么谁有理呢﹖谁的拳头硬谁就有理。那时说什么“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受到的只会是全世界的嘲笑。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这一方面不会支持中国，尤其不会支持中国为这个和苏联打仗。在汉人区建立汉人的中国，不违背西方人的逻辑，甚至也符合它们的利益。因此，国民党将无法对付苏联的肢解。
只有共产党有办法。中国共产党打垮了国民党，好像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它对付苏联的办法就是适度地妥协，以柔克刚。以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作为政治投资，以与它拜把子呼它为老大哥作为情感投资，使它无法下毒手。尤其是在老大哥面临着西方阵营的强敌时，暂时拉拢住中国这个不可小视的兄弟显然是最聪明的策略，符合其实际利益。这样形势下的中华民族其实是继续着19世纪以来面临外侮时的生存方式。看上去是中国共产党的有意识的革命行为，实际上是改变了式样的屈辱，是另一种式样的‘曲线救国’。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担当起了实行这一‘曲线救国’的重任。苏联搞社会主义，中国就顺着它也搞社会主义，如此则中国暂时得救了。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句话是没错的。
但是，问题不只是叫声老大哥那么简单，入伙要有入伙的规矩。《水浒传》里，林冲投奔王伦，要交‘投名状’，就是要先去山下砍个人头来作入伙的献礼。否则对你怎么能轻易就信任呢﹖斯大林发动韩战，目的就包含对中共的收编、利用和考验，逼中国为其火中取栗，开启了冷战时代，巩固住了苏联的以‘社会主义阵营’为名称的殖民地王国。当然，中共开罪了美国人，和美国结盟这条退路也就堵死了。
“抗美援朝”的确是“保家卫国”，只不过，“抗美”是表面现象，“抗苏”才是实质，真正威胁中国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最关键的时期是斯大林死之前的那几年。等到赫鲁晓夫上台后，形势就变了。苏联已显露出颓势，内部已受经济衰落的困扰，外部和美国的竞争既力不从心，也骑虎难下。对中国的觊觎也只有暂时搁置了。
自那以后，自鸦片战争出现的中国的外侮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本来可能是最难对付的苏联问题是共产党解决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如果真有天意的话，老天对国共两党的安置真是煞费了苦心。让共产党赢了，却又不让赢到底，留下了台湾一个尾巴。知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对付苏联以救中国，就让共产党获取大陆政权去执行这一任务；又知道到头来还是‘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就让国民党大难不死，去台湾经营资本主义实验样板。国民党在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条件本不十分成熟。也难为了孙中山﹑蒋介石的惨淡经营，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粗具框架。然而内忧外患，到头来终于招架不住。既然苏联的威胁需要共产党去对付，那就让国民党缩小经营规模，以台湾为舞台，在那儿稳扎稳打，终至于混出了模样，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使之不愧为亚洲一小龙。可见，对国共两党来说，都不失为各得其所。好像听到上帝在说：“国民党，对付苏联你不行，撤下去休整﹗共产党，你行，你上﹗”
朝鲜战争的最大赢家是苏联，最大输家是金日成，什么也没捞着，还差点粉身碎骨。在未来史书上，绝对是恶名昭着的。当然，最悲惨的承受者是朝鲜人民。而韩国人民则是保住了自己的家园，避免了后来如朝鲜那般的食不果腹的凄惨，自然是很大的胜利。日本躲在一旁，发了战争财，很快就从战败的形势下崛起了，也是一赢家。美国人实现了其保卫韩国的原定目标，恢复了南北朝鲜的平衡局面，可以说是政治上赢了。但战场上付出的代价太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全胜的战争。
中国方面的得失分析起来有点复杂。从整个国家来说，参战交出了“投名状”，完成了对苏联的应付。同时，维持住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避免了统一的朝韩的巨大威胁。否则，东西方熱戰﹑冷戰的分界線将不是‘三八’線而是鴨綠江，整個東北，乃至全中国就得更加依賴蘇聯從而更受其控制；東北的朝鮮族人要脱离中国歸併入朝韓的麻煩會比新疆﹑西藏大得多。這麼多年來，北朝鮮的共產黨政權構成了極其重要的屏障。对中国有利但坑了朝鲜的老百姓。但这不是中国方面的责任，苏联是罪魁祸首。“抗美援朝”实际上是“附苏坑朝”，中国政府的行为在很多的程度上是被动的，被迫的。这场战争也为中国赢来了一点面子：居然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國人趕到了三八線以南。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沒有輸的進攻型對外戰爭（抗日战争是防御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向全世界宣佈：中國人民在戰場上站起來了。繼抗战胜利后，進一步地洗刷了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全民族的頹氣。但这种面子上的所得，能否抵偿里子的损失
━━ 志愿军那么巨大的伤亡和国内建设的延耽 ━━ 是很值得斟酌的。这点面子值得炫耀吗？
━━ 志愿军那么巨大的伤亡和国内建设的延耽 ━━ 是很值得斟酌的。这点面子值得炫耀吗？
说中共参战完全是被迫的也不对。这和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也很有关系。毛泽东自己就想打这一仗。他是战争的天才，战争是他的生命，后来的十几年也始终念念不忘地“要准备打仗”，“大打、早打”。但朝鲜战争对他来说，是很不合算的。倒是给中华民族提供了意外的机遇。首先是毛岸英的阵亡这样的偶然事件，使中国从此避免了最高权力世袭制的复辟，避免了后来朝鲜式的道路。这一点，对中华民族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高。同样的，攻克台灣機會的失去也是如此。没有朝鲜战争，就没有后来成为“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在这两点上，毛泽东和他的党的得失与中华民族在得失上的不一致，说明他们不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当然，毛左份子会说：“失去毛岸英和解放台湾的机会使全中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失去了今日朝鲜人民的无限幸福和无上荣光的幸福生活。”━━
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朝鲜战争是郝达戈的噩梦。秦淑文在郝达戈赴朝不久，就因脑出血而突然去世了，儿子还不到三岁，被郭建光夫妇抱回了家。不多久，抗美也出世了。一个月以后，郝达戈才接到噩耗。不几天，他负了重伤，截去了两条下肢，生殖系统也被彻底摧毁，再也无法娶妻生子了，虽然他还不到四十岁。回国养伤，疗养所在太湖边上，离常熟不远。郭建光夫妇经常带着两个孩子去看望他，兄弟之间，要说的话太多太多了。
在一年多的疗养过程中，郝达戈逐渐平静了下来，肉体之苦和丧妻之痛在温柔且无情的时间流逝中逐渐消失了它们的锐利。他有了足够多的时间回味、思考之前的一切，也回到了离别多年却时时渴望着再回钻进去的书斋之中。他开始暗自庆幸他能以肉体的残障换来了精神的安宁。严重残废的副军级干部，且又与世无争，完全是进入了比世外桃源还要理想的境地。世外桃源中人必然会有的生计问题，他郝达戈没有。对这样级别的干部，衣、食、住、行、医、护、书、娱等等，组织上都为之安排得妥妥贴贴的。他要求就在常熟疗养，和郝达戈一墙之隔。本来他可以配备女看护员，但他不要，要了个男看护员，这样事事方便。但在孩子的抚养上就不甚理想了。不过这也不是问题，援朝交给郭建光夫妇照看。生死之交的兄弟，弟妹又是个知书达理，教子有方的老师，再加那不成文的婚姻之约，一切都合理且和谐。
自然而然的，郝达戈成了郭建光家的食客，干脆就在他家包饭了。一到吃饭时间，援朝就搀着抗美过来叫他。一个喊“爸”，另一个喊“好伯”，两人合力推他的轮椅，吃了饭以后，老弟兄俩通常都要聊一会儿。只要不是太迟，两个孩子总是抢着要将他送回去。同事、朋友们来看他们时，会对郝达戈说：“你好福气。人说养儿防老，你没老就享上儿子的福了，连儿媳妇也配合上了。”大家都哈哈大笑。的确是两家人都其乐融融。姚瑶僱了个保姆，家里的一切都搞得井井有条。保姆的工资是每月20元，按那时的物价，20元可以养活三、四口人。取消供给制后，郝达戈的工资是每月160元，看护员费用由国家全包。郭建光两口总共是190元。对两家人来说，不存在钱的问题。至于弟兄俩之间怎么样“明算账”的问题，就不劳他人忧心了。
郝达戈年幼时就享福，因为“吃饱了撑得慌”，出来吃苦干革命了。现在又享起了二茬福，很知道如何“惜福”。他不想干革命了，他已失去了动力。他没法告诉自己“当初参加革命对不对？”戎马倥偬之际，许多问题无暇思考。现在静下心来，首先要想的是：“当时我参加共产党，目的是为中国未来的法治化努力。后来的事实证明，共产党的施政方针是背离法治的。在建国之前，他还抱有一丝幻想，认为在革命时期，共产党事业的核心是武装斗争，整个共产党是一支军队，而军队运作的方式主要是人治。再民主的国家，其军队行为都免不了人治，更何况传统人治的中国呢。他期盼着胜利之后，共产党能够逐步迈向法治化，因为共产党反复且信誓旦旦地宣告，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多党竞争，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当然是法治社会，他相信共产党有可能会恪守它的斩钉截铁的承诺。但建国以后，他就大失所望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批《武训传》，等等，没有一件事有法治的影子。再回头看看它崇信、学习的楷模，苏联，显然是登峰造极的专制王朝。朝鲜战争后，向苏联的一边倒更使他梦中的法治像肥皂泡一般地完全破灭了。
共产党背弃了它的民主承诺。四十年代《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和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尤其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都一再强调要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但结果竟毫无愧色地违背曾经掷地有声的诺言。有基层宣传干部解释说：“宣传民主是为了建立和民主党派、知识份子的统一战线，是一种策略，不会真的实行的。时机一成熟，什么都是可以改变的。”在郝达戈看来，这说法太无耻了。兑现承诺是古今中外全人类的基本道德，关系到做人的品格、形象和名声。人有人格，党有党格，“格”是决定形象和名声的根据。共产党似乎毫不在乎它的党格，不考虑它的名声和形象。它的逻辑看上去是：有枪就有政权，有权就有一切，名声和形象不重要，或者说，名声和形象可以因为权力无边而自己说了算。共产党员们从一开始革命就不怀疑自己的高尚性，民众也相信和崇敬他们的高尚性，因为他们的确有着为解放民众而奋斗牺牲的精神。在获得政权以后，其成员，包括其领袖，高尚的动机逐步减弱、消失，但又认识不到这一点。于是，共产党在自己已经不再“伟光正”的时候，仍然强调自己的“伟光正”，并且发现这“伟光正”形象的维持需要暴力手段。谁知，以暴力手段维护道德形象的行为本身正说明道德的丢失。“党格”背离了人格的标准。
关键在于他们的指导思想
━━ 马列主义，其荒谬的根本在于阶级斗争理论。它一旦付诸实践，就得硬将基本不存在的阶级斗争以暴力强加给社会。这种暴力，残酷且无道德可言。最明显不过的是没来由地编造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罪恶”而将之剥夺、消灭（请参阅本书“《资本论》错得离谱”一节）。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者都离不开反道德的行为
━━ 武装斗争是杀人，统一战线是欺骗，党的建设是内部的自相残杀。依靠这三大法宝取得革命的胜利后，对自身不道德行为的认知就更是被胜利的喜悦、兴奋和得意忘形冲刷得无影无踪。
━━ 马列主义，其荒谬的根本在于阶级斗争理论。它一旦付诸实践，就得硬将基本不存在的阶级斗争以暴力强加给社会。这种暴力，残酷且无道德可言。最明显不过的是没来由地编造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罪恶”而将之剥夺、消灭（请参阅本书“《资本论》错得离谱”一节）。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者都离不开反道德的行为
━━ 武装斗争是杀人，统一战线是欺骗，党的建设是内部的自相残杀。依靠这三大法宝取得革命的胜利后，对自身不道德行为的认知就更是被胜利的喜悦、兴奋和得意忘形冲刷得无影无踪。
党格和人格分离，党性和人性分裂，党性强势的结果，是人性的泯灭。
郝达戈肉体的伤势逐渐痊愈了，但心灵上的伤痕却愈形加深。他是副军级干部，转业后便是副省级。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做省人民法院，或省检察院的院长，这样便是专业对口，因为他是学法律出身的。但他不愿意。因为法律系统没有法治，不是由法治衍生出的法制也就不可能公平、公正和公开，甚至它本身就能制造罪恶。
至于宣传系统，他早就渴望着离开了，因为这个系统越来越堕落。在里面干一天，得说一天的假话，干一辈子，得说一辈子假话，是职业的撒谎者。到死的那一天，总结一下这一辈子所说的话，所干的事，有良心的人会死不瞑目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总之都是鬼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他很早就意识到，共产党极有可能垮在自己的政治思想宣传上，就像那喊“狼来了”的孩子一样地坏在诚信的丧失上。革命时期，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对象是单纯的农民和士兵，其目标也只是鼓舞士气以争取战争的胜利。但进城以后，宣传对象包括进了知识份子和市民阶层，而社会生活的内容已不是打仗了。原先的宣传内容越来越脱离实际，宣传人员的水平越来越跟不上，手脚也被捆得越来越紧，于是，很快就进入了“讲经者无意，听经者无心”的局面。自己“假、大、空、套、废”也罢了，还要“逼”着全社会跟着“假、大、空、套、废”。这“逼”是只有暴力才能做到的，具体的“逼法”就是以言治罪，不跟着假大空套废，想说真话，就要被治罪。郝达戈哪里能胜任文字监狱里的狱吏这活儿？
后来，当改革开放以后，经常说及国有企业亏损的事。郝达戈问郭建光：“亏损最大的国营企业是哪个？”郭建光答不上，但心里知道这大哥的答案一定是有点花花肠子的。郝达戈的答案是：“中共的政治思想宣传系统。”郭建光觉得是那么回事。“投入巨大，但收入是负的。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仰就是被宣传系统逐步打消得一干二净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放他们。”
━━ 这就是宣传系统最精彩的杰作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当变天后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状况已经比中国好很多时，还有左派在哪里撒谎说俄罗斯和东欧人民“活得悲惨”。骗得了人的时候，骗骗也罢了，骗不了人的时候还要骗，说明这骗人的机器已经完全僵化了。
━━ 这就是宣传系统最精彩的杰作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当变天后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状况已经比中国好很多时，还有左派在哪里撒谎说俄罗斯和东欧人民“活得悲惨”。骗得了人的时候，骗骗也罢了，骗不了人的时候还要骗，说明这骗人的机器已经完全僵化了。
抗美援朝结束了，进入了应该全力以赴地进行建设的时期，当权者该做什么，怎么做？郝达戈对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意愿和能力毫无信心。他自己不懂经济，但党内高层中，比他更不懂的人有的是，可是这些人都有权指手画脚。尤其是毛泽东，他非但比谁都不懂，比谁都对经济建设没有兴趣，但又担心大权旁落且自以为是地横加干涉。再加上，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就是当权者一定要干预经济的理论，经济服从政治。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的结果是：集体化的弊病很快就显示出来
━━ 管理者的无知无能加官僚主义和劳动者的缺乏积极性，接下来是管理者的以权谋私进一步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经济上开始捉襟见肘，毛泽东感到了压力，再加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以政治斗争掩盖经济问题的手法。政治斗争就是权力斗争，它和军事斗争一样，是毛泽东的强项。于是就策划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
━━ 管理者的无知无能加官僚主义和劳动者的缺乏积极性，接下来是管理者的以权谋私进一步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经济上开始捉襟见肘，毛泽东感到了压力，再加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以政治斗争掩盖经济问题的手法。政治斗争就是权力斗争，它和军事斗争一样，是毛泽东的强项。于是就策划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
郝达戈身在共产党内，却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身份注视着，预测着一切。匈牙利事件一发生，他就预感到风暴的来临了。他又一次想起那被冤杀的李营长的话：“如果在革命勝利以後，這種製造敵人的手法還需要的話，那就表示，我們的革命不是正義的事業，而是罪惡。”看来这敌人是不得不再次制造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反右的结果，意志高度统一了，创造了条件使发起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统一行动能够实现，从而导致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惨烈的人为灾难。
郝达戈是个严重的残疾人。除了下体截除，颅骨里还有一块弹片，偶尔会有不适的感觉。他便以之作为藉口，要求分配他健康能胜任的工作。领导上也早就不打算要拿他派什么大用场了，尽量给他以照顾，给了他一个省军区副司令员的闲职，几乎没有什么任务要求，就当他是废人一个了。他也落得悠闲，连省军区司令部也很少去，就住在常熟，和几岁的儿子，还有郭建光一家相伴。每天很规律地摇着轮椅出去活动。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还学会了一套坐在轮椅上的保健操。再加生活和医疗条件的优越，居然健康状况越来越好。他把主要的时间用在读书看报上。他想在老百姓中交上了几个朋友，但很不容易，人们都对他敬而远之。省军区副司令常年住在一个县城里的事是很少见的。平时极有威严的县、区、乡大大小小的干部们也会经常到他在公园晒太阳的地方恭恭敬敬地问候他。大家见面都称呼他为“郝司令”。
他在居民中交不到朋友，因为不能和他们谈得太深。他知道他们心里有怨恨，巴不得有上级领导出来为他们作主。他这一现成的大官，本该是天降的救星。也正因为如此，他不能卷进去，否则，麻烦会很大。所幸郭建光是全县第一把手，为人清廉正直，所以，全县干部队伍的作风还不是很离谱。但就这样，老百姓对共产党是离而远之的。
郝达戈在上大学时，酷爱下围棋。他对围棋的看法是：围棋是一种充满自然与民主精神的游戏﹐其规则可以只有简单的数条。最明显之点就是棋子的死活问题﹐它不是硬性的规定﹐而是自然的演绎结果﹐是“一着只可以落一子”和“无气之子必须被吃”此两条规定的逻辑推定。围棋的巨大魅力最根本的源发地即在于这种逻辑推理方式。实际上﹐在上两条规定之外﹐再加上关于“打劫”的规定(本质上此规定应包含在防止无限循环从而争执不下的规定中)﹐便构成了围棋行棋过程的全部规则。(输赢的计数方法在外)。他好不容易地找到了几个棋伴，但后来觉得时间消耗在这上面不值得。但又没有更好的消遣时间的方法。直到改革开放后，可读性的书籍报刊多了起来，他就不下棋了。
郭建光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心直口快，心胸坦荡，对党内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问题，经常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没有多少顾虑。他不像郝达戈这样的“心中有鬼”。可以说，郝达戈多少年来，这个隐藏于共产党内的“法治间谍”实际上是个冷静的旁观者。他的出身和教育背景，再加上较高的职位所提供的信息获取量，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头脑最清醒的“哲人”。他和郭建光过去是生死与共，现在又是朝夕相处，照理可以无话不讲。但他知道，许多话不能讲。郭建光对郝达戈心里的东西不会接受，接受了对他也没好处，所以，对他说话很有分寸。
一个对法治社会孜孜向往的智者，当然一眼就能对现实人治社会看清并对之作出结论：人治社会不可能有言论自由，有异议者只有具备高度的恐惧意识才能生存。他有收音机，可以收听美国之音和台湾电台，但都是在晚间入睡前戴上耳机听，不让睡在另一屋的看护员知道，听到的东西当然也不会出去讲。他是个三十年代学法律的大学生，享受过国民党时期的言论自由。他认识到，国民党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和它的言论自由政策被共产党利用有关系。作为共产党的高级宣传干部，他当然知道制定箝制言论政策的由来。他很早就得出他自己不愿得出的结论：共产党手里没有真理，不理直气壮，不光明正大，没有言论箝制，共产党就无法存在。
一九八九年春，开始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民主运动。从其开始的第一天起，郝达戈就坐立不安。那排山倒海的声势从一开始就没给他带来多少振奋和鼓舞，因为那只是民怨的爆发。对头脑清醒的郝达戈来说，不爆发也知道民怨的存在，但仅仅是爆发，就只能是情绪的发泄，不能解决任何实质问题。必须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但示威者们的出发点只是要求共产党实行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要共产党自己设法改邪归正，示威者们自己却拿不出建设性的建议和具体的要求。作为老党员，高级干部，郝达戈清楚知道，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共产党没有向老百姓妥协的先例，更何况其内部的顽固、保守力量十分强大。很自然的，共产党宣布示威游行为动乱，而示威者当然也不依不饶。这是自古以来统治者和民众之间互不妥协而进入僵持局面的少见的例子，最后的解决只能是统治者的血腥镇压。
处于僵持之下，民众方面面临的问题非常棘手，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内部协调、凝聚成一体的行为主体。就是说，没有组织、没有领袖，因而也提不出行动的纲领、目标、策略和计划。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对手连谈判的资格也没有，因为他们派不出有权威，说话算数的代表。“集体”必须以“组织”的形式活动，而“组织”必须要有领袖，否则，“群众”就只是乌合之众。
郝达戈明白，乌合之众和组织严密并且武装到牙齿的当局僵持的结局只能是血腥的镇压，因为对乌合之众，不使用暴力，要他们自动散伙是难以做到的。尤其像北京那样的地方，时时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涌入，没有非常的暴力措施，天安门广场将会被永远堵住。但是，一旦使用暴力，那就太凄惨、太悲哀了。那将是民族的耻辱，因为它说明统治者和民众双方的素质都很低劣。并且，好不容易形成的中国民主化的趋势就会被彻底扭转，中国要倒退到毛泽东时代。政治上回归毛泽东路线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那条路线所需的一切硬件还完整无缺。尽管倒退以后必然要跌入经济垮台的沟壑，但认识到这一点并知道后悔的事，只能发生在跌到沟底以后。
此时的中国，需要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那样的领袖，这些人都是知识份子。但很悲哀的是，中国没有这样的有勇气的知识份子。
郝达戈心焦如焚。他突然想到：“我就不能豁出去吗？我什么地方不如瓦文萨、哈维尔和曼德拉呢？我不是当年上大学时就准备着为国家、民族押上性命去赌博的吗？此时不正是该押上又一注的时候吗？”他决定了。
首先，他必须起草一份纲领性的文件，使民众明确自己的要求是什么，并且昭告全世界，获得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然后，递交给中共中央，使他们有一个可以讨论的对象
━━ 不管是接受、部份接受或完全拒绝，都是进入了一个可以“有话好好说”的形势。如果中共中央完全拒绝，它也不好完全翻脸而立即进行赤裸裸的镇压。那时，他郝达戈会劝告民众，“见好就收，全身而退”，退出天安门广场和北京的大街小巷。“身”退出了，但“心”还留在民主的阵地上。那么一来，极其明朗的民心向背必将成为对中共后续行为的强有力的影响力量。
━━ 不管是接受、部份接受或完全拒绝，都是进入了一个可以“有话好好说”的形势。如果中共中央完全拒绝，它也不好完全翻脸而立即进行赤裸裸的镇压。那时，他郝达戈会劝告民众，“见好就收，全身而退”，退出天安门广场和北京的大街小巷。“身”退出了，但“心”还留在民主的阵地上。那么一来，极其明朗的民心向背必将成为对中共后续行为的强有力的影响力量。
如果不经过这种有组织、有纲领的和中共中央的对话，即使民众最后会因“疲劳”而自动撤出的话，共产党也要秋后算帐的，否则，对共产党来说，颜面尽失，人心涣散，失去了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控制力量，党就近于崩溃了，社会动乱就难以避免。如此局面对谁都不是好事。结果必然是，共产党为立威，一定要大规模抓捕、镇压，其恐怖的程度绝不会亚于镇反、肃反、反右和文革。
郝达戈对邓小平是有所了解的。如果有强大的民意支持，邓小平原本是有实现民主化的意愿的。但被七九年的“民主墙”搞怕了。他本来想利用民意，一是搞倒华国锋，二是试探着清算毛泽东。谁知民众，主要是知识份子，不敢参与民主墙活动，不敢清算毛泽东，结果民主墙变得污七八糟，并且反而有人搞到邓小平的头上。以致他在党内遭到左派的指责和嘲笑，灰头土脸，只好封闭民主墙。他的结论只能是，中国实行民主化的条件远不成熟，“人民群众”扶不起，甚至沾不得。这一次，如果民众能凝聚而形成强大的有序的力量，他是有可能重新斟酌的，至少，血腥镇压的可能性会小许多。
反正，郝达戈觉得自己义不容辞。他毫无个人的野心，更不是要出什么风头。对自己这次行为后果的唯一预期就是
━━死！ ━━ 枪林弹雨里过来，只剩下半条命，还活到了现在这七十多岁。若再来这么一齣，这一辈子也就值了。中国现在太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去死了。他自信，自己的学识和才华足以当此重任，虽然在中共体制内，他算是低级别的人。但是，一个老红军战士，拥有一九五五年的少将军衔，省军区副司令员，用轮椅摇着壮烈的残障身躯上到天安门广场，其号召力绝不会比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有丝毫逊色。比之无数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伟大领袖”，他不会有一点自惭形秽的感觉。
━━死！ ━━ 枪林弹雨里过来，只剩下半条命，还活到了现在这七十多岁。若再来这么一齣，这一辈子也就值了。中国现在太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去死了。他自信，自己的学识和才华足以当此重任，虽然在中共体制内，他算是低级别的人。但是，一个老红军战士，拥有一九五五年的少将军衔，省军区副司令员，用轮椅摇着壮烈的残障身躯上到天安门广场，其号召力绝不会比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有丝毫逊色。比之无数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伟大领袖”，他不会有一点自惭形秽的感觉。
现在，他要即刻做的是，起草一份纲领性文件作为向中央提交的政治改革建议。建议的内容，首先要考虑的是中央接受的可能性，当然必须具备可行性。其次是要考虑民众接受的可能性。他清楚知道，老百姓的要求是不高的。并且，他认为，中国民主不可能一步到位，得循序渐进。于是，他首先列出了下面的一个提纲：
1．修改宪法，明确规定共产党可继续一党专政三十年，到二零二二年的中共二十大为止。自那以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可作为参选的政党之一参与民主竞选。
2．逐步实现党内民主，对现在十三大的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立即进行改选。由邓小平同志和现任政治局常委以50%的差额拟定候选人名单，由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无记名投票。明确宣布中央军委主席由邓小平同志终生担任。暂且不搞军队国家化。
3．从十四大起，由代表大会按50%差额无记名推举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然后再进行第二次无记名投票，按票数多少决定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内的分工由其内部协商，无法决定时由中央政治局协商或投票决定。总书记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4．十五大起，中央代表大会代表由县及以上各级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选举，各地代表名额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分配。然后，中央代表大会则继续按十四大方式产生中央领导机构。
5．争取在十六大，最迟十七大，实现党内一人一票的党员代表的选举。使得自下而上的各级领导班子都逐步发展到由代表间接选举产生。
6．在党内民主逐步发展的同时，对党外的民主也逐步酝酿和推广，譬如，香港、澳门回归后，尽早地让它们实行一人一票的全民直选议员和特首，并将它们的选举经验向全国逐步推广。
7．维持、鼓励、改进刚刚开始的乡镇基层选举。虽然这选举不伦不类且弊端多多，但有总比没有好。
8．将所有单位内的工会、妇联、共青团、学生会等组织“非官方化”，实行组织内的自由选举。
9．逐步推广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知识份子成堆”的单位的民主选举，尽早实现“教授治校”。
10．落实和扩大人大和政协的参政权力。在未实现对它们的全民选举之前，不授予它们“任命权”，但授予它们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动真格的“质询权”和“弹劾权”。可以将两会合并为单一的“议会”，并对“议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一定的文化程度方面的要求，如大专以上毕业生的水平。如此，则可以在数年内实现“议员”的“半全民选举”，为他们能行使全权的议会权力做好准备。
11．研究最近西方发明的电脑和互联网技术，利用这方面的技术，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克服现有民主国家在选举过程中的各种缺点、困难、弊病和金钱花费等等妨碍民主完善化的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政治文明已经并且将继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2．实行“党内分权”制度，变“块块治理”为“条条治理”。地方“公、检、法”系统独立于地方党政系统，并互相独立，互相监督和制约，也就是“司法独立、分立”，但每一条条必须接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垂直领导。对司法系统进行大规模的人员调整，全面实现司法人员的专业化。
13．“议会”也作为一“条条”，其功能是对其它条条行使确切的监督和制约权。
14．加大反腐败的法律行动，如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和加强群众监督和举报的机制，等等。
15．释放一切政治犯并给予补偿和赔偿。
16．全面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设立“以公共权力侵犯私人权利罪”，切实以法律保障人权。全面开放言论自由，废除党的宣传部门对各种形式的思想表达的干预和审批权。对有可能危害社会的言论或其它方式的表达需经公开的法律程序处理。
17．根据国家经济状况和通货膨胀的形势，合理调整由国家财政供给的各类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纠正经济收入上“脑体倒挂”的不合理且妨害生产力发展的分配制度。
18．重新研讨计划生育政策，让全民，尤其是专家发表意见，制定出新的人口规划和有关法律，避免人口政策的极端化和非科学化导致长远的严重危害。
19．改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从青少年抓起，其内容应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l 孔孟二十二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l 以孔孟二十二字为标准所建立的“普世价值”为规范的道德行为准则。
l 法律教育。
l 选举知识和模拟活动。
全体人员，包括在校学生，政治学习时间不得多于每星期两小时。
20．对尚未普及汉语的少数民族，采取经济措施，鼓励但不是强迫性地促使他们在语言方面汉化。他们因语言文字障碍而面临着严重的发展困难。连初中水平的文化产品，如书、报、影、视等都生产不出，这样的民族必然长期处于低文化水平状态。既然不愿让他们独立出去“西化”，就得帮助他们“汉化”。否则，既不是仁义，也不是民主，而是坑害。语言同化是人类发展的不可阻拦的趋势，它不违背普世价值，甚至还符合共产主义。
21．允许国内外新闻工作人员自由采访，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增进外界对国情、民情，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了解。
22．建立并逐步完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养老、扶残等方面的社会福利系统。
23．环境保护，刻不容缓，否则遗患子孙万代。
此时已是五月下旬。郝达戈知道，惨剧随时都会发生。他必须夜以继日，挑灯夜战。花了两天两夜，边想边写，边写边改。成功以后，他就开始刻蜡纸进行油印。（那时没有电脑，更没有电脑打印。油印就是将字刻在蜡纸上，再将蜡纸放在油印机的平板上，其下方垫着白纸。用沾着油墨的滚子在蜡纸上滚动，油墨便透过蜡纸上的字渗透到其下的白纸上，字就印出来了。）
他几乎一分钟也没合眼地干了三天三夜，印出了一百份。已是下半夜，他终于可以躺下了。他已叫看护员不声张地买好两张去北京的火车票，连郭建光夫妇也没告知，他不愿意让他们卷入其中。这看护员是他从家乡带来的外甥，四十多岁，比援朝大几岁。结了婚，有了个小男孩，十几岁了，在上初中。郝达戈早就开始向领导上打报告，要求让他这外甥做他的看护员。这职务一直由部队分配来的年轻战士担任，这始终使郝达戈很不安，因为看护员实质上就是干保姆的活，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宝贵的青春时光被耽误了。而他这外甥，只有小学文化，在农村就是种地，到他这儿来，老婆孩子都有了城镇户口，有了固定收入，孩子也上到了好的学校，真是“糠箩跳进了米萝”。领导上后来批准了。家里宽敞，住得下，因为援朝和抗美结婚后一直在苏州工作了，平时不住在爸爸这里。郝达戈还有一“不可告人”的心思是：他是个“不轨之人”，家里有个外人，总是很不自在、不方便的，而自己的外甥，又没什么文化，一切就放心无忧了。
火车是下午五点钟的。下午两点时，外甥敲他的门，他没答应。又敲了两次，还是没声音，外甥赶紧推门，门没栓，他走进去，发现舅舅躺在床上大口喘气。他赶紧上前，大喊“舅舅！舅舅！”并且摇他。发现他已昏迷了。赶紧打电话到隔壁“二舅”郭建光家。郭、姚二人立即赶了过来。一看不好，立即要了救护车，接着又给援朝、抗美打了电话，要他们立即赶回。
医院的诊断是“脑溢血”，要紧急做开颅手术，但常熟县医院做不了，得立即去南京军区总医院。领导上立即派来了直升飞机。两个钟头之内即抵达南京，上了手术台。医生说，因为抢救及时，手术顺利。但会昏迷数日，甦醒后也可能出现偏瘫，完全恢复至少数月。
当他清醒过来时，已是六月五日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在一旁的援朝：“天安门那边怎样了？”话很不清楚，但儿子懂。就回答说：“还是那样。”他从援朝的面容和声音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到底怎么了？”他发急了。医生嘱咐说不能让病人情绪不稳，援朝知道瞒不过，越瞒他会越急。就贴着他的耳边说：“杀人了，至少几百人。”
他哭了，没有声音，只有眼泪，并且只有一只眼睛有眼泪，另一只没有，因为半身不遂，一只眼睛不能动，男儿有泪，重弹不出。
他哭了，没有声音，只有眼泪，并且只有一只眼睛有眼泪，另一只没有，因为半身不遂，一只眼睛不能动，男儿有泪，重弹不出。
一年以后，他基本恢复正常了。但不说任何有关政治方面的话，直到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一个月之前，戈尔巴乔夫已宣布苏联解散。
一个周末的晚上，援朝、抗美回来看他。他突然像是背书一样地说起话来：
“戈尔巴乔夫成功了，因为苏联人民成熟了。赵紫阳失败了，因为中国人民不成熟。瓜熟才能蒂落，瓜熟自然蒂落。”
“‘人民群众’太盲目了。从义和团到红卫兵，到民主墙，到八九民运，统统说明，没有言论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的人民群众只是一群羊。古汉语里有‘牧民’这一动词，说明中国古人是很有见识的。领头羊太重要了。民主运动一定要有领袖。”
“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责任人，但他选择了在六四凌晨行动，表示他有尽可能减少伤亡的意图，因为那时应该是示威者最少的时候。”
“但是，凌晨仍然坚持在广场上的人群中，一定包含着民主信念最坚定的一群人，一群年轻人，中国民主力量的精华，太可惜了。”
“说示威者违反法律是不公平的，因为民众的‘非法’是当局长期的‘无法无天’逼迫、熏陶出来的。屠杀本身就是明摆着的非法。”
“南巡讲话说明邓小平是最想从‘六四’吸取教训，进行补救的人。他把牢了‘生产力是决定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这一基本原理。”
“左派一定会对苏联东欧变天后的暂时性困难做大肆的宣传，右派则应该认真研究实际的情况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苏联、东欧变天的基本机制是专制权力使用专制的方法强制性地实行和平演变。就是说，专制促进了民主。中国未来的道路也只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沿着和平演变的道路曲折而奋勇地前进
━━ 只要你主张政治改革，你就是赞同此路 ━━ 除非你主张武装革命。八千万共产党员囊括了90%的中国社会精英，局外之人能奈何他们吗？但得相信，他们能走出自己的路。”
━━ 只要你主张政治改革，你就是赞同此路 ━━ 除非你主张武装革命。八千万共产党员囊括了90%的中国社会精英，局外之人能奈何他们吗？但得相信，他们能走出自己的路。”
“只要共产党内实行充份的民主，并严格地依照宪法执政，使人权获得充份的保障，长期由共产党一党专政并无大碍。但由此向前的演进很难避免和平演变，因为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的导火索无法拔除，而时时会蠢蠢而动的向计划经济回复的企图会是点燃导火索的火源。经济命脉是专制制度最薄弱的软肋。马列毛主义的克星是经济。”
“要警惕朝鲜对中国发起武装突袭。他们对中国的情绪绝不是友谊和感激，而是仇视。在走投无路时，自杀性地进攻中国是其领导人的人生最壮丽辉煌的归属，陪葬的人越多，就越是朝韩民族灿烂的史诗。”
“我在‘六四’前写的那份提纲还要补充完善，今后还会有用处的。那里面最会引起争议的是关于促使少数民族语言汉化的问题。我坚持这一点。”
“如今中国通用的语言文字，称之为“中文”并不确当。“中文”指的是“中国书面文字”，不包括口语在内。口语是“话”，不是“文”。由于中国人在语法方面的不甚讲究，以致能容忍“我们说中文”这样的错句。在翻译英语的“Chinese”一词时，使用“中文”或“中国话”都不确切，因为“Chinese”指的是“中国人用来说﹑读﹑写的语言”，即包括口语和书面文字两个方面。译成“华语”好一些，但多数中国人不习惯。其实最准确﹑最现成的对应词是“汉语”。“说汉语”﹑“读汉语”﹑“用汉语写”都说得通。
现今人们所指的“中文”、“中国话”或“华语”，实际上都是仅指“汉民族语”，不包括中国其它少数民族的语言。可能是担心使用“汉语”一词有排斥少数民族之嫌，以为使用“中文”意味着代表面广从而排除了汉语的独霸，以示友好。其实不然，也没有必要。如今中国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早就承认了汉语的优势地位，有意或无意地在接受着汉语的同化。不满者也无可奈何，因为这种形势的造成不是武力侵略所致，是和平﹑自然的文化竞争的结果。如果是为平慰少数民族的可能不满而避免使用“汉语”且以“中文”取代之，那其实是画蛇添足，反倒有“假惺惺”之嫌。“汉语”就是“汉语”，不必有所顾虑。
少数民族的语言是注定要被淘汰的，人类有史以来已有成千上万种语言被淘汰。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再过几百年，地球上大概只会剩下十来种语言；再过几千年，地球上只会有最多四、五种语言。优胜劣汰，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人类语言的多样化，是古代交通隔绝，地域间缺少交流的产物，是蒙昧的标志，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独特性，其实更是人类发展的重大障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群体共同意识形成的媒介。共同语言的交流形成共同的意识框架。语言不同，其心必异，其心异则非我族类，非我族类则争斗难免。纵观历史和现实，异族间的战争要比同族内的战争频繁﹑惨烈得多。人类的发展也因此被延缓了不知几何。倘若如今全世界语言统一，现存的许多争斗就可以避免了。“世界大同”的前提之一是“世界语言大同”。
秦始皇贯彻“书同文”以后，共同的文字使得“炎黄子孙”们的同族意识逐步加强，以致以后的年代，汉族人区域的统一趋势基本强于分裂倾向。
四百年前，还未入关的满族人就认识到统治汉族的条件是消除满汉间的意识藩篱，是满族接受汉文化的同化，并且也认识到一切得从接受汉语开始。他们做到了，也成功了。满清政权垮台后，满汉之间的族群界限迅即消失，即使后来日本人费尽心机地炮制出“满洲国”，也未能使满汉再度分离。原因无它，汉语使得满族人完全采纳了汉族人意识。现在中国北方的居民在血统上和南方人差异颇大，是因为一次次地融合了来自更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分期分批地进入，第二代人即在语言上完全融合入当地主流社会，然后再以之同化后来者。江苏北部人过去二百来年中分期分批大量移民上海，因素质较低而遭到严重歧视。然而他们的后代，只要学会了纯正的上海话，文化上和心里上也就完全上海化，从而也就取得了歧视新到的苏北移民的资格。可见语言在族群认同感产生上的作用。实现民族融合，或同化的首要前提，是语言同化，这是少数民族摆脱落后状态的必由之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原住民都在语言上英语化了，否则，连活路都成问题。”
援朝和抗美默默地听着他背书完毕。在爸爸住院期间，他们找到了他写的东西，替他保存好了。
镇压法轮功开始了。他在电话里问一个从公安系统离休的老战友:“练法轮功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不经法律程序处理？我在轮椅上‘打座’了半辈子，我要说这是在练法轮功，也要抓我吗？”那老战友回答道：“别问我，我和你一样，屁权也没有。法轮功犯的忌讳就是自行建立起组织。老百姓一旦有组织，就会威胁到共产党。否则，他们怎么也翻不了天，这是八九民运带来的经验。你想想，当初他们要是有组织、有领导，后果会是如何？”郝达戈心想：“我没你懂？”
二零零八年，他看到了刘晓波的《零八宪章》，看法是：“写得很好，但只能作为‘终极目标’，无法在现实条件下启动。要共产党接受，至少得三十年以后。”后来，刘晓波被抓了，他从鼻子里哼出了句话：“这就没意思了。”转而又喃喃自语：“六四杀人，抓法轮功，抓刘晓波，就和反右、文革一样，法律条文里都没有。肆无忌惮的甜头越尝越有味，无法无天了。” （回本书目录页）
第四章，文化大革命（一）
援朝和抗美，两个生活在蜜罐中的孩子，一天天地长大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严格的家庭管教，再加显得极其友善的社会氛围，种种条件都使两人德智体获得了全面的发展。阳光照耀的环境培养起了阳光灿烂的性格。在大人面前从无胆怯、羞涩的表现，言谈举止都落落大方。两人的各科学习成绩在班上都数一数二，唱歌跳舞都是能手。抗美从来都是三好学生，而援朝上了初中后，就评不上了，原因是老师认为他具有高干子女的“自由主义”的缺点。好在爸爸没有在这方面给他多少压力。1966年春天，援朝已是高三，抗美是初三，就要准备升学了。
一天，援朝回到郭叔家里，忽然见到他的同班同学沙立成。他是随小交通一起来的。沙立成吃惊地问：“你怎么也来这里了？”援朝冷冷地回答道：“我家就在隔壁，我经常来郭叔的家。”沙立成立刻明白了。他知道郝援朝的父亲是郝司令，和郭书记是情同兄弟的老戰友，并且大家都传说他和郭抗美是对象关系，班上同学经常拿他开玩笑。郭抗美是学校里大家公認的校花，又是县委书记的女儿，自然极其引人注目。这沙立成又是誰呢？原来他家在沙家浜，那远近闻名的沙奶奶就是他的祖母。阿庆嫂的儿子小交通从小就是沙奶奶养大的，他和沙立成一样大，都是一九四六年生的。兩人在一起長大，自然如同兄弟一般。小交通初中没毕业，沙奶奶就去世了，又是农村户口，只好在家劳动了。沙立成学习好，困难时期过去后，考上了常熟县中学的高中。
小交通经常在别人面前吹说他不但认得郭书记，而且还到他们家吃过饭，見到過郭书记那要多漂亮有多漂亮的娘子和女儿。但他没见过郝援朝，只是听说过“指腹为婚”的事。此时见到郝援朝，心里有点说不出的酸酸的感觉。他也注意到郝援朝不愿搭理沙立成，沙立成也显得有点不自在。
吃饭时，倒是郝达戈话最多。他好像有许多问题要问这两个年轻人，关于农村的、学校的和社会上的。这两人从未和这么大的干部同桌吃过饭，有点紧张且受宠若惊。好在问题都不难答，比如：亩产多少？农民口粮有多少？够不够吃？一年能吃几次肉？工分怎么记？大田和自留地庄稼哪个长得好？是不是天天开会、学习？学生是不是天天上课，有没有辍学在家的？生了病怎么办？干部会不会打人，绑人？社员出远门要不要请假？向谁请假？不批怎么办？……不知哪来那么多的问题。
郭建光插上了两个问题，要小交通回答：一是：“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是属狗的，21岁了（作者注：那时的人平时都只用虚岁，若非特别注明，本书采用的都是虚岁。）那你应该能知道，村里最近这些年盖了多少新房子。”小交通说：“好像全大队没有什么人家盖了新房子。对了，贵书记和王大队长家的房子都是去年翻新的，别的人家的房子都至少住了十几年没动过了。”郝达戈明白郭建光问这个问题的目的，这是一个很能说明农村新旧状况对比的问题。撇开那那白墙青瓦的民居，江南水乡就徒有虚名了。也只有从来富甲天下的江南，数百年来，才能以这白墙青瓦维持其绮丽温婉的风貌。但这“维持”并不容易，那白墙每隔几年就得修补、粉刷，否则就脱落、斑驳了。郭建光继续问：“没有翻盖，那有没有粉刷呢？”小交通说：“没有。第一要钱，第二要石灰。石灰有钱也买不到，要有关系，走后门才行。所以，许多人家干脆就把石灰铲得干干净净的了。”郭建光脑子里“嗡”了一下，尽管他对这知道得很清楚。这几年忆苦思甜搞得轰轰烈烈，作为县委第一把手，这当然是他的工作重点之一。可是那些苦甜的内容，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实质性的关键性的新旧对比都被有意地回避掉了。像这房子问题，人民生活的首要问题之一，不是最有力的新旧对比的材料吗？比住房问题更重要的当然是吃饭问题，饿死人的情景立即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便问沙立成：“你奶奶去世时，你已十多岁了吧！还记得吗？”沙立成的手震动了一下，差点掉了筷子，讪讪地答道：“记得，那时我十五岁。”郝达戈接着问：“最近这些年，你们村死了哪些人，男女老少一起算，一共有多少，每人死时的年龄是多大，这些你们都该知道吧！”小交通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会：“我知道我们沙家浜村，这几年大概死了百十号人吧！多数人的名字我记得，但很小的小孩我不清楚。每人死时的岁数也能估计个大概。”郭建光不想再问了，他心里实在受不了。
抗美不说话，胡乱扒了几口饭就站起身离开了。她讨厌小交通那贼溜溜，色瞇瞇的眼光，也不喜欢沙立成那谄媚的神情。两人走了後。姚瑶问援朝：“你好像不待见沙立成。怎么回事？”援朝说：“人家是大红人。毛选积子，雷锋标兵，積極進步，前途无限，只是肉麻得叫人恶心。特别是忆苦思甜时的眼泪鼻涕，叫你全身鸡皮疙瘩直竖。我根本不想理睬他。”姚瑶想起來了，去年在全校师生员工忆苦思甜大会上听到过沙立成的发言，会场上不少老师同学都很受感动，台上台下一片哭泣。他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害死了他的爷爷奶奶。村里的地主叫刁老财，带着一大群狗腿子到他家，要抢走他奶奶。他爷爷反抗，被活活打死。他奶奶是地下党员，趁敌人不注意，夺过一个狗腿子手里的刺刀，刺死了那个家伙，然后跳到阳澄湖里自尽了。他父亲那时才三岁，被好心的貧下中農邻居收留養大。是恩人毛主席領導人民鬧革命，貧下中農才翻身得解放，今天由衷地感到無比幸福，無上榮光。
姚瑶是语文老师，文学修养很好，鑑賞作品当然有她自己的口味。虽然她很多愁善感，但听多了忆苦思甜的故事，發現它們很假，更被它们的低俗恶心得很难受。再说，六零年她随郭建光去了沙家浜，亲眼目睹了农民的苦而不是甜，因此对那些编造出的故事不屑一顾，对那次沙立成的发言也就没什么记忆。现在听援朝这么一说，马上就想起來並发现了问题。她问坐在一旁的郭建光:“沙奶奶不是六零年春天我们去沙家浜时去世的吗?怎麼會是解放前被迫害死的呢？”郭建光说:“是啊，当时我们就在她床边，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去的呀!他自己刚才不是还说他奶奶死时他十五岁，那是六零年，不是解放前呀！”在一旁的援朝听到这话，立即蹦了起来:“好不要脸，这种事也能造假？原来人要想紅，首先得撒谎脸不红，沒見過這麼無恥的人。”他想向郭叔和郭婶細問沙奶奶死时的详情，但他们回答得含含糊糊，显然有保留，尤其是对沙奶奶的死因语焉不详，只说是病死的。援朝当然不傻。
他將坐着轮椅的爸爸推回家里。问道:“我要不要将沙立成编造家史的事揭发出去？太丑陋了。”郝达光想了想，说:“算了吧！马上就要毕业了。一旦被揭发，他大学就上不成了。农村人很苦，上到高中毕业很不容易，這次高考決定他一辈子的命运，放他一马吧！这是社会的悲哀。”
“悲哀的社会。"援朝接口而出。郝达戈正色道:“说话注意点，祸从口出。”援朝点点头:“我知道。沙立成多半是会被保送上大学的。我不稀罕这保送。”他知道爸爸也不会在意，但相信他能考上好大学。此时已是一九六六年春天，高三毕业班已停課複習，很緊張。援朝的成績全班第一，運動場上也是好手。但就是評不上三好學生，因為“德智體”三好中，只有這“智”、“體”兩好被校領導認可，而“德”的方面，卻有爭議，因為對“德”衡量標準，乃至定義，領導和普通人不一樣。郝援朝為人正直豪爽，疾惡如仇，樂於助人，風趣活潑，雖然是高幹子弟，但並不盛氣凌人，再加上似乎有着天生的領導和組織能力，在同學中威信很高。但在校領導看來，他“應該在政治思想上，繼承老一輩的革命傳統，克服自由主義習氣，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意思就是，他的政治表現讓領導不滿意，有自由主义。從書記到校長都親自找他談過不止一次話。除了正面開導外，他們都流露出對他父親，郝司令，的敬仰。援朝自然慢慢明白了，真話不是都可以講的，但有的假話他說不來，和沙立成那樣的人就是合不來。
學校裏，另外還有幾個高幹子弟，有時會聚在一起閒聊。古今中外、海闊天空地瞎侃，其中少不了不能外傳的秘聞軼事，對西方世界的了解比一般同学多得多。放假時還會去北京、上海的同是高幹子女的朋友们那裏，偷偷地看老百姓看不到的內部電影。學校領導對高幹子弟的印象是：自由散漫，缺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實際上，在他們中已有了不同程度的政治異見，並且會時不時地有所流露。校領導不敢拿他們怎麼樣，但也当然無法器重他們，各種先進分子的稱號都落不到他們頭上。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吃不了苦，先進分子是一定要苦幹的；再一方面是他們的优越出身使他們肯本不把校領導這些芝麻小官放在眼里。在他們面前表現積極，不啻是降低自己的身份，更何況這種積極是強迫自己的虛假表演。有一次爸爸問援朝，怎麼會評不上學雷鋒標兵的，援朝的回答是評上了丟人，叫人看不起、看不慣。做標兵太假，太肉麻。更叫郝達戈吃驚的是，援朝居然說出這樣的話：“學雷鋒運動可用兩個字概括，一是‘逼’，二是‘假’。領導逼迫群眾學雷鋒，群眾就假假地學。本來的目的是要提高人的道德品質，但‘逼’和‘假’顯然都是不道德的行為。小學生拿出自己的零用錢，甚至從家里偷錢，交給老師，騙說是撿到的，拾金不昧，以完成老師規定的學雷鋒做好事的指標。像沙立成這樣的‘標兵’，还噁心在他是‘出名的無名英雄’。以假裝‘大公無私’作為謀求私利的手段，高明者就可入黨、提拔、獲私利。總而言之，學雷鋒的結果是人品的敗壞，毫無道德可言。好比是：‘誰個鴉片戒得好，賞他二兩大煙土。’”
郝達戈內心十分欣賞兒子的見識，他自己也作了進一步的了解，很快就得出了結論
━━ 學雷鋒運動和道德淨化南轅北轍，‘逼’是專制的強化，‘假’是誠信的喪失，不道德的‘逼’逼出了不道德的‘假’，結果是社會的污化，人性的墮落。他還發現了和反右運動一樣，“檔案”在學雷鋒運動中起到了極為可怕的作用。它们是套在每個人頭上的緊箍咒，是專制政治的強有力武器。文革开始后，学雷锋无利可图了，就见不到学雷锋标兵们的表演了，足见有多假。
━━ 學雷鋒運動和道德淨化南轅北轍，‘逼’是專制的強化，‘假’是誠信的喪失，不道德的‘逼’逼出了不道德的‘假’，結果是社會的污化，人性的墮落。他還發現了和反右運動一樣，“檔案”在學雷鋒運動中起到了極為可怕的作用。它们是套在每個人頭上的緊箍咒，是專制政治的強有力武器。文革开始后，学雷锋无利可图了，就见不到学雷锋标兵们的表演了，足见有多假。
援朝和他的貴冑出身的朋友們，共同的憂心與憤懣之處是前途的渺茫。他們的政治表現達不到標準，單位領導無法給予特殊照顧，尤其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的氛圍，最不允许领导干部公开地徇这种拍马屁之私。入不了黨，則前途絕無光明。父母一旦過世，自己立即就成為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自幼生就的優越感將變為失落感。對援朝來說，這方面還不是問題，因為他有希望考上一所好的大學，將來成為高級的科技人才，前途所在还是踏实的。這是爸爸很早就刻意給他的引導。
可是，“平地一聲春雷”，文革開始了。學校停課，高考停辦。毛主席發出了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號召，造資產階級的反。原先因得不到校領導的青睞而前途無望的高幹子弟們，頓時精神抖擻。從北京開始，高幹子弟率先成立一个叫做“聯動”的紅衛兵組織，批鬥走资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在中學里就是各科的老師），對“黑五類”施以酷刑。這都顯示，他們终于有机会啟動他們的接班程序了。
援朝有點不知所措。他首先是無法確認被批鬥的當權派是否是有走資行為，他覺得他們實際上都是“走社派”，認識、立場、态度以及平时的表现，都表明他们絕對是無產階級左派。至於反動學術權威，何為“反動學術”，概念是很不清楚的。至於“黑五類”罪在那里，他就更無感性認識了。他因為對未來的規劃是做學問，不熱衷於從政當官，對造反、革命興趣缺缺，停止高考使他十分沮喪。他的幹部子弟中的同學希望他出面主持紅衛兵，他很猶豫，就和爸爸討論這事。老爸建議他觀望，不到迫不得已时别介入。他自己也觉得只能如此。既然不想未來從政，現在就不必在政治上跳騰。幾乎所有的積極分子的積極表現都是是為了前途，為了私利，就像沙立成那樣。他郝援朝不必這樣做。
很快地，北京的高幹子女紅衛兵喊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口號。郝達戈問援朝：“這意思是說老子英雄，兒子應該‘爭取’做好漢，還是兒子‘就一定是’好漢呢？”援朝說：“‘就一定是’，因為下聯是‘老子反動兒混蛋’，就將‘爭取’的可能性排除了。”爸爸發怒了：“講這種話的人本身就是混蛋。老子這英雄是拿命拼來的，他龜兒子拼命了嗎？老子英雄是兒子接班的理由嗎？要是就讓這班養尊處優，坐享其成的‘八旗子弟’接了班，共產黨不垮才怪。”
不過援朝有他自己的看法：“但就政治才能而言，有些高幹子弟有着明顯的與眾不同的地方，譬如眼界寬廣，有自信，有魄力，有領導能力，這些都是家庭條件所致。社會對我們父輩的敬仰的同時，也對我們笑臉相迎，交口稱讚，這耳濡目染的結果是培養起我們高度的優越感。”
“拍我們的馬屁也順帶着摸你们的尾巴。不過，這優越感是優點嗎？”
“優越感意味着自信，自信產生魄力。再加上老師、領導指定我們當幹部的機會也多，無形之中培養起我們的領導能力。主動接觸我們的人多，使我們性格外向、陽光，對人處事大方、得體。並且信息來源的相對豐富也使我們比一般人見多識廣，相對優裕的經濟條件也有助於我們的健康狀況和精神境界，不存在‘人窮志短’的問題。”
“这些贵冑儿子们有他们老子那种吃苦拼命的精神吗？他们接班的目的是为吃苦拼命还是为吃香喝辣，特权享受？当年国民党说我们是‘共匪’，但苦于证据不足，因为没有‘匪’会愿意牺牲自己性命而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但若被你们这些纨绔子弟们接了班，你们会愿意为劳苦大众玩命吃苦吗？你们现在高喊着要接班，有多少为人民的动机？显然是冲着特权享受来的。这么一来，‘共匪’的名声就被你们坐实了
━━ 原来‘匪性’是要经两代人的传承才表现出来的。”
━━ 原来‘匪性’是要经两代人的传承才表现出来的。”
“別把我包括進去，我從來就沒想過要接這班。”
“其实，传承也是有条件的。说是‘老一辈奋斗牺牲换来的革命江山，一定要掌握在最可靠的接班人手里’，可是那‘老子一辈’如果真的牺牲了，这‘儿子’就没戏了。沙家浜的阿庆嫂如果没牺牲，现在大概会是个公社妇联主任。虽然只是个芝麻小官，但那小交通也一样会喊着他是好汉要接班的。可惜的是，娘老子英雄得过了头，牺牲了，儿子连城镇户口也搞不上，好汉的资格就更别提了。我的许多牺牲了的老上级，要是活到今天，官位都要比我高，他们的孩子们都要比你荣耀。可如今都在农村，境遇都和小交通一样。沙家浜那在台湾牺牲的刁德群的儿女就更惨了。可见，‘儿好汉’不是因为‘老子英雄’，‘老子牺牲’，而是因为‘老子活着’，‘老子有权’。这真的是好汉吗？别跟着这些好汉们混。从眼下的形势来看，这些好汉哪天变成狗熊都是说不定的。文革的宗旨已经说得很清楚
━━ 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谁是谁不是走资派，又没写在脸上，说不定只好将当权派先一起整了再说，历史上又不是没有先例。老子们一旦挨整，你的这些好汉朋友立马就成了黑五类，不是狗熊是什么？”
━━ 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谁是谁不是走资派，又没写在脸上，说不定只好将当权派先一起整了再说，历史上又不是没有先例。老子们一旦挨整，你的这些好汉朋友立马就成了黑五类，不是狗熊是什么？”
援朝說：“讓這些人做一段時間狗熊也不見得就是壞事。锻炼一番之后，反能成就大事。這些人中，不只是能力強、有魄力的人多，而且心地善良、作風正派的人也多。”
聽到兒子這話，郝達戈瞪大了眼睛：“天方夜譚！奇聞！幹部子弟中，花天酒地，橫行霸道，趾高氣揚，自以為是，不可一世的人還少嗎？我聽說北京的‘聯動’對黑五類動用私刑，非常殘忍，已害死了不少人。古今中外的贵家子弟们，只有在弱势者惹了他们，逆了他们的高贵尊严时，才会面目狰狞。但“联动”是把远躲着他们的“黑五类份子”强拉得来打杀，行径可鄙得还不如街市上稍讲义气的地痞流氓。如此地恃强凌弱，哪有一丝一毫的“贵族风范”？这些人其实是古今中外的贵族子弟中，最低劣的一群无耻小人。”
“當然不可一概而論。這一切是有條件的，最重要的是家庭的教育。古今中外的貴族階級，只要教育得法，其子弟多能成為品格優異的人才，所謂貴族風範是也。其原因是，在權貴子弟的周遭，人们的面孔美丽、友善，沒有任何冤屈或不公會降臨己身，社會顯得十分光明和美好。雖然這一切都多半是假的，但天真的兒童會信以為真，便不知黑暗為何物，自身自然是純潔無邪，形成了心靈中的正氣，成年後即使接觸到邪惡，也很難棄善從惡了。社會底層人就不是這樣，他們自幼就會被赤裸裸的黑暗侵襲，凶險的環境自然會導致自身對環境的惡意，也就很難形成善良，醬缸裏浸染不出潔白。不管怎麼說，未來引領中國政治潮流的一定不是平民出身者。‘贵族红五类’和‘平民红五类’，根本不是一类。‘贫下中农’以为他们多光彩，其实在高干子弟眼中，他们只是和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回事。”援朝認為這是客觀事實，所谓“阶级烙印”，其实是这样打上的。
郝達戈覺得援朝所说的不无道理，他心中暗自高兴儿子能有这等见识。他想象得出，这些见识的来源，是援朝和他的那些高干出身的哥们儿在一起交流得来的，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里，平民百姓是很难形成这类见识的。干部子弟们在一起能进行这种意识方面的交流，不是坏事。但他還是对援朝说說：“老老實實待在家裏，繼續複習功課，我不相信高考會從此廢止的，除非這個國家決意要亡國滅種。”郝達戈當時沒想到，高考竟是一停十多年。
後來，郝達戈對兒子说：“你所说的基本没错，有权人子女的环境的确有利於良善心靈的發育。只要作為幹部的父母有一定的素質和教育方法，子女德智體的成長是比普通平民得天獨厚。但是，這只是為貴冑子弟提供了外部條件而已。實際上成材與否，还得有其它条件，最后的结果需要事實證明。如果將父母的權勢視作自身優越感的依據，則變成歪瓜劣棗的可能性就會高於普通民眾。將優越的成材條件視作絕對成材的依據，是古今中外素質差的貴冑子弟的共性。”
曾經有一次，他和郭建光夫婦談到了各行各業服務員態度惡劣的問題。姚瑤說：“解放前的服务人员，服務態度比現在要好得多。”郭建光說：“那是私營企業，要賺錢，就要爭取顧客。老闆也好，伙計也好，都很注意態度。”郝達戈說：“商店服務的態度對社會風氣的影響极大，尤其是對下一代。它使孩子们看慣了友善的笑臉，有樣學樣，性情自然就會友善溫和。他們並不知道那些笑臉背後的賺錢的‘骯髒’動機。幼時受到了這樣的‘好環境’的潛移默化，一輩子受益匪淺。幼時看慣了惡劣的態度，醜陋的嘴臉，長大了很難有美好的心靈。穷人养的狗多半凶恶，富人养的狗多半驯良，都和他们的境遇有关。仅从这一点来看，私有制就远比公有制优越。私有制使人本性中的私表现为笑脸，为的是钱的兑现，公有制使人本性中的私表现为恶脸，为的是权的兑现。钱的面具是笑，权的面具是凶。”姚瑤說：“現在服務態度的惡劣正是‘權’這玩意造成的。有權需要以威严且不可一世的方式显露出来。”郭建光眼睛一瞪，說：“我和大哥都有点小權，你說我們不可一世嗎？”姚瑤說：“别吹胡子瞪眼睛！你們是‘大人’呀！郝大人，郭大人，還用得着如此發威嗎？人家早就笑臉奉承上來了，大人想動怒也沒機會。可‘小人’就不一樣了，有權不擺威風，這權不就沒用了嗎？”郭建光被奉承得連假怒也裝不下去了：“你不奉承我，我還不知道自己是‘大人’呢！”郝達戈笑着說：“是大人就請息怒，因為大人用不着發怒。你知道齊晏子馬伕的故事嗎？齊晏子貴為宰相，卻非常謙和，而他的馬伕卻不可一世，這就是大人和小人的區別。”
回忆起这一段，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看中国现在的形势，未来接班的方式极可能是世袭或变相世袭。本来这使他对未来民主化的前景很绝望，但现在从儿子那儿得到了启发，发现了希望
━━ 现代专制国家的民主化和其领导人的品德有极大的关系。品格优秀的领导人一定会以专制为耻。既然出身高贵能导致品德高贵，而世袭又可能使这样的高贵者接班，则民主化就至少不会因世袭而受到负面影响。直到进入21世纪后，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的话证实了这一点。那话的意思是：专制的所有不道德的丑陋表现使其领导人感到没有尊严，无颜面对世界，所以非搞民主化不可。这样的领导人就必须是高贵、高尚的人，当然也必须是高能的人。
━━ 现代专制国家的民主化和其领导人的品德有极大的关系。品格优秀的领导人一定会以专制为耻。既然出身高贵能导致品德高贵，而世袭又可能使这样的高贵者接班，则民主化就至少不会因世袭而受到负面影响。直到进入21世纪后，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的话证实了这一点。那话的意思是：专制的所有不道德的丑陋表现使其领导人感到没有尊严，无颜面对世界，所以非搞民主化不可。这样的领导人就必须是高贵、高尚的人，当然也必须是高能的人。
以上都是后话。而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期。郝達戈對郭建光夫婦說，勸兩個孩子暫且別加入任何組織，因為形勢很不明朗。站隊站錯了會惹來麻煩，暫不選邊，天不會掉下來。他倒是提醒他們夫婦二人要更加小心，因為文革鬥爭的對象是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這夫婦倆，一個是全縣最大的當權派，另一個是全縣最高學府裏很有威望的語文教師，除非常熟縣裏沒有走资派和反动學術權威，否則，這两顶桂冠是这二人擺脫不了的。更嚴重的是，兩人都“有前科”。郭建光曾被列為彭德懷路線的追隨者，幸好“反彭”運動最終沒延燒到他這一層；姚瑤在反右前的言論可以收編成集，比許多定性的右派還要右派。只是因為她是縣委書記的老婆，並且鳴放之前受到郭建光和郝達戈的預警而數緘其口，才得以倖免。但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一次，肯定是在劫難逃了。
果不其然，一天傍晚，兩家人又在一起吃晚飯時，門外湧來了一片口號聲：“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郭建光！”，“打倒反動學術權威姚瑤！”。幾十人一下子衝了進來，幾員彪形大漢上前，將夫婦倆雙手反剪，脖子上套上牌子，簇擁着，推搡着，呼喊着，揚長而去。援朝驚呆了。抗美嚇得哇哇大哭，撲倒在保姆王阿姨的懷里。只有郝達戈，不愧是久經戰陣的老將，穩住了兩個孩子的情緒。他問保姆：“王阿姨，多半會有人來問你關於他們家的情況，尤其是問關於國家和工作上的大事，你怎麼說呢？”王阿姨回答道：“他們從來不在我面前講大事，只講柴米油鹽，瑣瑣碎碎。我只是保姆，沒有文化。”其實，她耳朵邊經常會刮到姚瑤在郭建光面前的牢騷怨言，郭建光則總是不搭理，好像沒聽見。郝達戈說道：“當然，他們的大事是不會讓你知道的。”這顯然是對保姆的暗示，同意她的應付外來盤問者的對策。他又問：“抗美交給你照顧，行嗎？”保姆說：“郝司令，你放心，抗美這孩子懂事，省心。”郝達戈說：“那就好，你每月的工錢由我負責，把抗美帶好就行。”保姆說：“謝謝你了，郝司令。抗美包在我身上。郭書記、姚老師夫妻倆人人好、心好，不會有大難的。”
援朝看着抗美趴在保姆身上瑟瑟發抖，不知道如何是好。此時是1966年，援朝19歲，讀高三，抗美16歲，上初三，都面臨着升學考試，但突然停課鬧革命了，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今天又突然大難臨頭，對抗美這個温室裏長大的女孩子來說，驚恐得就要崩潰了。援朝其實也覺得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好在有老爸這個最堅強的靠山在身後。
郝达戈對兩個孩子說：“整個國家進入了非常時期，你們的人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你們長大了，要準備面臨疾風暴雨，要經受考驗。現在最重要的是，一言一行都要冷靜、耐心，切忌衝動。抗美，有勇氣面對嗎？”抗美突然不哭了。援朝則說：“就讓我們一步一步往前走吧！現在我想去探聽一下郭叔、郭嬸的情況。”爸爸說：“好的，但要小心。只要打聽出叔、嬸被關在哪里就行。不要衝動，更不能和人發生衝突。最好是先去找找今天來此地的你的同學，不妨先去問問那個沙立成，今天他也來了。他要是說不清，再去問別人。”
沙立成今天是來郭家參與揪人的，但沒有出頭，只是缩在人後，跟着喊喊口號。他是住校生，援朝說：“那我就先去他們宿舍找他。”抗美說：“我也去。”好伯和王阿姨都說外面天黑，女孩子出去不安全，抗美說：“和哥一起去，我不怕！”好伯說：“那就一起去吧！”一來是那時社會治安很好，不用擔心安全問題，再一方面，帶着抗美，援朝就不會過於衝動。
從家到學校，中間有一段路又黑又靜。突然一條狗從他們面前直竄而過，抗美嚇得叫了起來，一把抓住了援朝的臂膀。援朝也不由自主地摟住了她的肩膀。
剛剛進入了青春期的兩個孩子，此時應該留下人生最美好的记憶時刻。自小及大，青梅竹馬，卻又兩小有猜，就因為那婚約之事，似假似真，時常被人家當玩笑開，隱隱約約地早就有了一種說不清的甜蜜。此時两人偎依在黑暗的夜色裏，有生以来的最甜和最苦交加在一起，不是人人都能尝到的滋味。就這樣緊緊地傍依着朝前走，直到附近有燈光和人影出現才鬆開。
到了學校宿舍，找到了沙立成。沙立成當然知道他們的來意。平時，他有點害怕郝援朝，一是敬畏他出身的顯赫，二是嫉妒他的才華，三是害怕憶苦思甜時假造家史的事，郝援朝有可能通過郭建光夫婦知道真相。再說，幾個月前還受寵若驚地蒙受過郭家的一飯之恩，今天卻又參與了對人家的揪鬥，並且那揪鬥的震驚場面，也是他從所未見的。此時心中自然忐忑不安。面對着郝援朝和郭抗美兩人嚴厲的質問眼神，他不敢抬頭直視。援朝开了口：“那天你和小交通走后，郭叔、郭婶说他们和你奶奶友情很深，她去世时，他们就在旁边。”这话的意思很明白：“你小子有把柄捏在我手里！”沙立成当然知道怕，就主動地說了些他知道的关于郭建光夫妇的消息。他說，是縣委裏有人透風給他們這一派紅衛兵頭頭，告訴他們三年困難時期，郭建光是彭德懷的走卒，反對三面紅旗，反對毛主席。並且在反右時包庇他的右派老婆，使之漏網，因此，是两个個非常典型的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
沙立成參加的紅衛兵是保守派，多數人是紅五類出身，平時的積極份子、上級培養對象等都在裏面。他們站在“黨的領導”一邊，背後自然不缺高手參謀的指點。在絕大多數地方，被上級黨委支持的第一把手，都是保守派的護衛對象。然而像郭建光這樣“有前科”的第一把手，則往往是上級有意拋出替死的靶子。於是，保守派迅速行動，搶先揪鬥郭建光夫婦，打響了常熟縣文革以來最響的一炮。和他們對立的造反派紅衛兵則因組織鬆散，缺少參謀而動作遲緩，被對方佔了先机，正在籌思如何扳回這一城。今天下午，北京傳來消息，說北京紅衛兵對走資派不只抓人，還抄家。所以造反派決定，明天查抄郭建光的家。說到這里，沙立成毋需往下說了，因為既然保守派知道了造反派的计划，就一定會再次搶先行動，時間只能是在今夜。“郭書記、姚老師二人被分開關在校黨支部和校長的辦公室裏，有男、女紅衛兵分別看守，不讓人進去。”
援朝、抗美直奔辦公室。一個門口各有兩個男女紅衛兵守着。他們和郝援朝、郭抗美都認識，但都說，任何人不得接近走資派和反动學術權威。抗美高聲喊道：“爸！媽！你們在裏面嗎？”，邊喊，邊哭。裏面傳來了爸媽的聲音：“抗美回去，我們沒事，在家里待着，不要出去。”抗美又問：“你們吃飯、喝水、上廁所怎麼辦？”一個女紅衛兵搶着回答道：“餓不死、渴不死、憋不死！。但要吃飯就得交錢，交糧票。”援朝從錢包裏掏出兩塊錢和幾斤糧票交給他們。“那蚊子那麼多，怎麼辦？”抗美問道。此時是夏天。蚊子很多。看得出，那幾個紅衛兵已經困了，但被蚊子叮得想打瞌睡也不行。抗美從隨身帶的書包裏拿出幾袋蚊香，“請你們幫他們點起來，行嗎？”沒等紅衛兵回答，援朝說道：“我建議你們進去和他們在一起，點起蚊香，你們也就可以闔上眼睡睡，不然你們能如此熬到天亮嗎？”紅衛兵們接受了這個主意，顯然他們也已吃不消了。當然得先要郝援朝、郭抗美離開。援朝對着裏面喊道：“叔、嬸，我們走了，明天再來看你們，你們自己保重。”抗美嗚咽着不願離開，裏面爸媽都說“你们回去，好好照顧自己，聽好伯和王阿姨的話。”爸媽當然知道，此時好伯是他們最有力的保護人和主心骨。
兩人立即趕回家，告訴好爸要抄家的事。好爸沉思了一瞬間，說：“抄就抄吧！抗美將家中的錢和糧票等重要的東西收好，別的就甭管了。”其實，他很擔心姚瑤會有一些文字上的東西被發現，寫的東西如果出格，就要大禍臨頭。但他不願叫兩個孩子去做毀滅證據的事，千萬不能叫孩子捲進去。一切听天由命吧！援朝對抗美說，我和你一起去你家，我有點零碎的東西在那兒。他直奔郭嬸的書桌抽屜，專找手寫的東西，包成一包。抗美立即就知道他在幹什麼，全身發抖。只見援朝將包包拿着跑出門，過了二十分鐘才回來。對抗美說，我回去了。王阿姨不知道兩個孩子在幹什麼，見援朝走了，就要抗美回房睡覺。抗美哪里睡得着？
援朝到家後，告訴爸爸他將郭嬸的一包東西送到離家幾百米之外的一棵大樹上的喜鵲窩裏去了。外面天很黑，他爬的樹又是別人上不去的，不會被人發現的。郝達戈猛抽一身冷汗，說：“你這事做得太冒險了。你想過被發現後的後果嗎？從今以後，郭叔、郭嬸的事，你再也別過問了。”可是，他能不過問嗎？他時刻掛念着抗美，抗美的事就是他的事，而現在抗美最大的事就是她的爸媽失去了自由。
果然，保守派紅衛兵夜里來抄了家，翻箱倒櫃，鍋底朝天。重點是兩張寫字台和書櫥。最後，搬走了幾十本書，說那些都是“封資修”的東西。抗美偎依着王阿姨，浑身发抖，哭得淚人兒一般。天快亮時，方才合上眼。王阿姨將她挪上床，雖然睡得熟透，眼角上卻仍閃着淚珠。突然夢見天上打雷，暴雨傾盆，臉被打濕了，驚醒了。睜眼一看，是媽媽，是媽媽的臉緊貼着她的臉，灑在她臉上的暴雨是媽媽的淚水。同時，還聽到爸爸輕聲呼喚着她的名字。她跳了起來，揉揉眼睛，愣頭愣腦地仔細看了半天，方才相信爸媽是真的回來了，一下子撲倒在媽媽的懷里，放聲大哭起來。
事情是這樣的：分別看守郭建光和姚瑤的兩男兩女紅衛兵，從郭抗美手裏接過蚊香後，就進入那兩個辦公室，點起了蚊香，爬到辦公桌上，立即呼呼大睡。郭、姚二人也瞇糊了一會兒就醒了，坐在椅子上，看着桌上的紅衛兵，其實是熟睡中的孩子，不想驚動他們。直到八點鐘，學校的書記、校長、老師們都來上班了。看到了郭、姚二人椅背上的牌子：“走資派郭建光”，“反動學術權威姚瑤”，立即就明白了。大家都想笑卻不敢笑。把紅衛兵們搖醒，告訴他們八點多了。他們趕忙從桌上跳下來，邊揉眼睛，邊想着是怎麼回事。看見郭建光夫婦倆，才想起昨天從晚上到夜里的一切。他們告訴書記、校長和老師們，說他們紅衛兵組織昨天晚上揪來了一對牛鬼蛇神，準備開會批鬥。正說着，來了兩個紅衛兵頭頭，說要安排明天開會批鬥全縣最大的走資派。書記問他們，“那這兩人今天怎麼處理呢？關在我們辦公室裏不適合呀！”兩個頭頭猶豫了一會，其中一個對郭姚二人喝道：“滾回家，不得離開，等候批鬥！”郭姚二人便轉身要走。可是那人又喝道：“把牌子掛上走！”夫婦倆站着不動。“要我給你們掛上嗎？”夫婦倆冷冷地看着他，絲毫沒有自己掛牌子的意思。
站在一旁的校長知道是怎麼回事。叫郭姚夫婦自己掛着牌子從大街上走回家，這個臉他們怎麼丟得起？就附着那紅衛兵頭頭的耳朵說：“讓他們自己回去，他們有可能逃跑，也有可能跳河自盡，所以一定要把他們押回家，在大街上大造革命聲勢，殺殺他們的反動氣焰。”那紅衛兵頭頭表示贊同，立即集合了幾十名紅衛兵，人人穿着綠軍裝，戴着紅衛兵袖章，手揮紅寶書，喊着打倒郭姚夫婦的口號，將二人反剪着雙手，套着牌子，沿着大街行進，引來了成百上千的觀眾。
為什麼自己套着牌子回家就丟不起臉，而被押着套牌子回家就能接受呢？就因為以暴力押人使人丟臉的人，自己也沒臉。暴力的行使一旦超過正義的範圍，本身就是無恥。施加這種暴力使他人丟臉，這施暴者其實更丟臉。雙方都丟臉，則恥辱就因被雙方分攤而減輕。文革暴力迫使許多人丟了臉，事情過去後，絕大多數人都忘記了那些恥辱。這表示整個民族對無恥的耐受性增強了。如果這是好事的話，則該歸功於那偉大的暴力對恥辱的分攤；如果這是壞事的話，則全部的恥辱就應該寫在施暴者的臉上。就怕那種被暴力凌辱過的人，既忘記自己的恥辱，又創造出新的暴力對他人進行新的凌辱。暴力是權力的根源，權力是暴力的高級形式。不能被以非暴力形式更替的權力一定是不義的權力，不義的權力不止產生腐敗，更產生無恥。
但是，當時的施暴者們並不感到羞恥，而是為自己的革命行動而意氣風發。被施暴者則面臨着恥辱面前的生死抉擇。姚瑤想死。一個女人，出身於書香門第，受到過足夠的中國傳統和西式教育，被粗野的男人們按倒跪地，套上牌子，反剪雙臂，押上大街。那“押”其實是“壓”，最集中的“壓點”是脖子根部那兩押解者的小指尖和無名指尖，一邊兩點。左邊那壯漢，左手抓住她的左臂，右手按住她的左肩，兩指尖自然就碰觸到脖根的皮肉。右邊那人也貢獻出左手兩指尖作出對稱性的協同。照理，小手指和無名指是人手發揮功能時功勞最小的部件，然而此時卻獲取着最大的享受，享受的方式是以旁人看不出的幅度在那雪白的脖根部上下、前後、左右彈壓，強暴却不乏溫柔。圍觀的人群，人人都認識姚瑤。就那麼大的縣城，誰不認識誰？更何況是美得出名，也能幹得出名的縣委第一書記的老婆。
姚瑤快四十歲了，但由於生活條件好，保養得法，衣着打扮很有品位，再加因良好的教養形成的氣質和風韻，諸多條件的匯聚結果，是一顰一笑之間，仍然煥發着青春靚麗，所到之處，非常引人注目。可如今是，用平時嫉恨她的女人的話來說，“像條死母狗一樣地被男人順地拖着滿街遊行，活丟人。”兩天之後，全縣四鄉八集家傳戶曉的是“縣委郭書記那大美人老婆被男人们剝得精光光、白花花地遊街。”還有更難聽的話比風還快地到處流傳。這樣的奇恥大辱，落在明清兩朝，這女人自己不想死也要被家裏人弄死。她現在是想死，可放心不下的是丈夫和女兒。她回味昨天的一切，回味昨天之前的一切，回味有生以來的一切。猛然間，她豁然開朗了━━ 我為什麼要死？就因為這恥辱嗎？以暴力施加恥辱於我的人不是更無恥嗎？暴力不死，我為什麼要死呢？下一步，他們會不會真敢將我扒得精光光地拖上街遊行呢？常熟城里不知有多少男人、女人要看我被扒得精光光的呢。這世上什麼壞事都幹得出的人有的是，那我該怎麼辦呢？沒別的，就是不死，問心無愧的人難道連聽天由命的權利也沒有嗎？
“他媽的，老娘就是不死，沒臉也不死，逼老娘丟臉，你他媽才不要臉呢！”這位常熟城里大名鼎鼎的淑女名媛爆出了有生以來最髒的粗口。郭建光沉坐在一旁的沙發上，一言不發。過了半天，長嘆一聲：“聽天由命吧！反正自己不死，就由着人家来弄死吧！無所謂！”
“是的，無所謂，放開了一切就都無所謂。頭掉了也不過碗大的疤。”是郝達戈的聲音。他聽說他們回來了，就自己搖着輪椅過來。“一切剛剛開始，冷靜、從容地應對吧！吃飯、睡覺、上班，該幹什麼幹什麼。”大家都默不作聲。“吃點東西，休息一會吧！來日方長，最重要的是不能生病。”說完，他就搖着輪椅離開了。家中一片狼藉，王阿姨想收拾，但無從下手。各人隨便吃了點東西，然後一家三口就都昏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天，地區黨委來人，宣布撤銷郭建光黨內外一切職務，接受革命群眾審查。學校也宣布，撤銷姚瑤的語文教研組組長的職務。接着是紅衛兵組織發出通令，命令二人每天到學校報到，聽候批鬥。並且分別打掃全校的男女廁所。下午開了第一場批鬥大會。當兩人掛着牌子，被男女紅衛兵押上大會台時，全場口號聲雷動。主席台兩邊掛着一副對聯：“一對狗男女，兩個壞東西”，橫批是“牛鬼蛇神”。郭姚二人被押着，掛着牌子，低着頭，分站在主席台兩邊。畢竟是全縣最文明的學府，沒有讓他們“坐飛機”。當發言者質問他們時，他們得回答問題。諸如：“你敢反對毛主席嗎？”回答當然是：“不敢！”“你知道你自己的罪行嗎？”回答必須是：“我有罪！”接下來就會有人帶着全場呼口號：“郭姚有罪，罪該萬死。死了餵狗，狗都不吃！”大家邊喊邊舉手，被批鬥者也得跟着舉手，接受“狗都不吃”的待遇。批判者發言完畢喊口號時，兩人也都得舉手跟着喊。
批鬥會結束後，還是由紅衛兵將兩人押送回家，邊走邊喊革命口號。一對牛鬼蛇神丟人現世，威風掃地。
几天以后，早晨抗美上學，還沒走到教室門口，就多遠見到不少同學圍在那儿，像是在圍觀什麼有趣的東西。近前一看，知道是在看大字報。同學們回頭見到郭抗美來了，就很自然地給她讓出了位置，好讓她看清楚。那大字報是這麼寫的：
“通令：黑五类狗崽子郭抗美，一向仗着她爹妈 ━━
走资派郭建光，反动学术权威姚瑶 ━━ 的权势，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作威作福，贪图享受。沉迷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自小就谈恋爱，恬不知耻。走白专道路，从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充份暴露了其反动家庭出身的剥削阶级本质。从今日起，郭抗美必须老实交代一切问题，两天内写出检查，听候批斗！”
走资派郭建光，反动学术权威姚瑶 ━━ 的权势，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作威作福，贪图享受。沉迷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自小就谈恋爱，恬不知耻。走白专道路，从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充份暴露了其反动家庭出身的剥削阶级本质。从今日起，郭抗美必须老实交代一切问题，两天内写出检查，听候批斗！”
初三乙班《專打狐狸精戰鬥隊》
抗美脑子里一下子“嗡”的一声，彷彿被人搧了个耳光。好在这两天看到针对爸妈的大字报多了去了。从学校到家，大街小巷，到处都能见到被打上了叉，又倒着写的郭建光、姚瑶的字样，有点见多不怪了。但点自己名字的大字报还是头一次见到。她不知所措，回头就往家跑，也不清楚跑回家的目的是什么。爸妈都每天早早地上班去等候批斗，现在肯定不在家，回去干什么？但她就是拼命往回跑，跑到半路，一下子撞上了对面来的一个人，就猛地扑了上去，差不多是躺倒在他的怀里。他是援朝。原来他就是抗美自己也不很清楚的往家跑要找的目标。“哥！”眼泪簌簌地淌了下来。顾不得旁边有人走过，援朝紧紧地搂住了她。抗美呜呜咽咽地告诉了他大字报的事。援朝想了想，拉着抗美回头往家里走。到家后把这事告诉了爸爸。爸爸想了想，说：“不要怕，文革要整的是当权派，不是初中生，他们不能怎么样的。援朝你想想办法，私下里静悄悄地疏通，警告对方不要扰乱文革大方向，但要避免把声势搞大，更不能鲁莽动武。”援朝对抗美说：“别怕！我们现在就去学校，你到班上去，坐到位子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自有办法。”
援朝找到高三级另一个班的一个哥们，他的妹妹和抗美同班。问清了情况。原来写大字报的是班上的三名女同学，其中一人是团支部书记。这三个人平时就嫉妒郭抗美，嫉妒她家庭条件好，吃得好，穿得好，学习成绩好，人也长得好，歌唱得好，舞跳得好，整天乐呵呵的，到处都受欢迎。这份大字报已经准备了好几天了。援朝对他同学的妹妹说：“你能否替我对这三个人说我要和他们谈谈？”那妹妹说：“当然可以，不过不能保证她们会答应。”援朝说：“你对她们说，文革的大方向是打倒走资派，把矛头指向学生是企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问她们的后台是谁，叫她们老实交代。”那哥哥对妹妹说：“告诉她们郝援朝要找她们算账，想在郝援朝老婆头上动土，不是找死吗？”他妹妹咯咯地笑了起来，说声：“行，我去问她们是不是想死。”就笑着跑了。郝援朝给了那同学一拳，那同学躲开，边跑边笑：“患难见真情，英雄救美，老婆也就搞定了。”
第二天一早，那大字報果真沒了。
援朝和抗美每天都照舊上學，但課都停了。每個班都由團支部書記帶領着，按照校領導的佈置，學有關文革的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語錄。但很快地，校領導就無人出面了，因為一個個地都被揪了出來，成了牛鬼蛇神。領導權到了學生組織的紅衛兵手里，但紅衛兵有兩派。在台面上其實看不出有什麼重大分歧，都鬥走資派，鬥反動學術權威，都高呼保衛毛主席。只不過，造反派是真的反當權派，而保守派之所以叫保守派，是因為他們的骨幹本來都是當權派器重的積極份子，被造反派懷疑是明鬥暗保，但也拿不出明確的證據。
当然，学生们，尤其是还都是孩子的中学生们，并没有什么自己笃信不疑的政治立场，更难说有多大的思想分歧。只是因习性不同，平时早就互不顺眼，才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像郝援朝这样的干部子弟们，在加入哪一派的问题上，是矛盾的。从习性上来说，造反派更对他们的脾胃，但家庭的地位却又不允许他们和“站在党的对立面”的造反派合流。援朝平时的哥们此时都是造反派，拉援朝也加入，援朝就推说要考虑考虑。他向爸爸征询意见，爸爸说，你又不想通过造反得到什么，为什么要去冒那个险呢？最好加入保守派，明哲保身即可。不然，哪一天要是造反到我的头上，你站在什么立场？但援朝不愿意和沙立成那样的人站在一边。他选择了一派也不加入，做逍遥派。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因为逍遥者会被两派夹攻，罪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但郝援朝不怕。造反派不愿和他作对，保守派不敢和他作对。不多久，保守派垮了，造反派一统天下，连沙立成也归顺了。郝援朝于是就在造反派组织里挂了个名。
至于抗美，因为爸妈成了牛鬼蛇神，所以两派都不要她参加。她也并不在乎，只是成天担忧着爸妈的处境和前景。但只要援朝一出现，她的心情便立即舒展开来。援朝每天都来她们家，见面时抗美的“哥声”越来越响亮。爸妈未出事前的一年多来，“哥声”有衰退的趋势，因为女孩子长大了，从“两小无猜”到“两小有猜”，再到“两大有猜”，越来越觉得不好意思了。可是现在，已是“两大无猜”了，这“哥声”就远比世界上最甜美的“歌声”还要甜蜜。见面时，只要有旁边无人的空档瞬间，两人就立即抱在一起。王阿姨注意到了这事，策略是提供一点机会，却又只给就那么一点点机会，怕他们出格。她是看着抗美这孩子长大的，现在受这种折磨，心疼得很，觉得援朝现在是抗美最好的依靠。
爸妈每天按时上下班，习惯了上班时的挨斗挨训，回到家时，却发现从未有过的放松。原来人只要豁出去，活着的滋味倒也好将就。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工资还照发。没工资就要饿死的。郭建光已做好了死的准备，饿死是他能接受的死法之一，因为他对自己治下的农民的饿死始终抱有负罪感。自己若被饿死，也是罪有应得。刚开始被斗时，他幻想，毛主席发动文革，斗各级当权派的目的，包括有追究、清算饿死人的责任，哪怕他老人家是推卸自己的责任，找替罪羊也行。如果自己最后成了这替罪羊，被拉出去枪毙，怎么办？他现在能做的，就是想好最后的自我辩护的词句，在子弹飞来之前，把该说的话都说出去，就是了。当然，这事没有发生，因为没有哪个人，那个派敢提“饿死人”这事。文革追究、清算的不是这事，相反的，是掩盖这事，掩盖的方法是以进为退，歌颂导致饿死人的三面红旗。最多，只是编造出相反的罪名来惩治饿死人的直接责任者
━━ 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不说他们因卖力走社会主义导致饿死人而犯罪，竟说他们是走了资本主义。郭建光明白，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掩盖三面红旗导致的灾难。
━━ 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不说他们因卖力走社会主义导致饿死人而犯罪，竟说他们是走了资本主义。郭建光明白，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掩盖三面红旗导致的灾难。
大串聯開始了，援朝如果是自己一個人，早就全國各地滿天飛了。但現在有抗美，既不能丟開她，也不願丟開她，很想帶着她一塊走。但有大字報說，黑五類，包括走資派的子女不准串聯。抗美有點害怕。但援朝說別怕，臉上又沒有“黑幫子女”的標記，誰認識你是誰？抗美還是怕，萬一路上遇到認識的同學，被人家揭發出來，被拉出去批鬥，那可就不想活了。一直以革命家庭出身為榮，到處被人刮目相看的人上驕女，如今竟淪落到社會的最底層，嚐到了被歧視、被欺凌的賤民的滋味。十六歲，原本沒有任何負重能力的的女孩子，能否承受這突乎其來的沉重，是要打問號的。好在爸媽還在，媽媽說這是在“苟活着”，但對抗美來說，只要爸媽在，就是最牢實的依托。
援朝是又一根支柱，甚至是更实在的支柱。他每天晚上都要来看看郭叔和郭婶。过去，他和爸爸几乎天天来这边吃晚饭。但前些时，省里一个老战友打电话给他爸，说他们的邻居，也是一个县级干部，要这老战友提醒郝达戈，必须断绝和郭建光家的往来，否则，若被红卫兵发现，会很麻烦的。人心叵测，提防着好。郝达戈当然明白，和郭建光交谈之后，两人就约定暂且“诀别”一段时间。但每天晚上，援朝还是不声不响地从后门幽幽地窜进来。一方面是爸爸叫他来探望一下叔婶，另一方面，他也渴望着和抗美对个面，做做鬼脸。
援朝和爸爸商討串聯的事，當然主要談的是帶不帶抗美。爸爸說：“有辦法。你不是有好多要好的同學嗎？大家一起走。組成一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帶上抗美，一群人，就誰也不怕了。”援朝開心了，一下子伙集了二十個男生，十個女生，做了一面“沙家浜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紅旗，步行幾十里，到了蘇州，扒上火車，出發了。但去的不是北京，因為北上的火車在蘇州停了十幾個鐘頭也不開，並且也根本扒不上去，車上擠得就像魚罐頭。於是他們改道向南，經上海到杭州下來。這三十個男孩女孩，至少有一半能歌善舞，走到哪裏，只要有時間，就舞起隊旗，拉起手風琴，唱起語錄歌，翩翩起舞。不一會，觀眾就是一大片。抗美和援朝倆人的舞姿最惹人眼球。
一路向南，他們到了廣州，後來又向北到了南昌。南國風光，秀麗迷人。到處都有紅衛兵接待站，有吃有住，雖說吃的沒有家裏好，但也能將就了。抗美開頭幾天頗開心，但沒兩天就不開口了，再過兩天就掉眼淚了。想念爸媽了。援朝也惦記起爸爸來。孩子們都是第一次離家這麼遠，這麼長時間，從來沒有嚐過這思鄉之苦。大家決定，先回一趟家，到家後，可以的話，再出來，去北京。於是，他們就從南昌經安徽，進江蘇，終於到家了。
抗美一进家门，一头扑进王阿姨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她知道此时爸妈还没回来。王阿姨告诉她：“爸爸晚上不会回来，他和别的挨斗的干部被造反派集中起来，关在县委大院里，已两个星期了。在那儿天天劳动、学习、检查、挨批。妈妈现在不怎么挨斗了，因为造反派忙着自个儿打起来了。不过，现在要麽不斗，斗起来比原来狠多了。坐飞机，挂砖头，涂黑脸，剃光头
…… 尽干些糟蹋人的缺德事。一个星期前，妈妈被外地来的造反派剃了“阴阳头”，就是半边头发剃掉，半边留着。她来家后，叫我干脆将那半边也剃掉，说就当是当尼姑了。我看着真心疼。”抗美哇哇大哭起来。哭着哭着，就倒在床上睡着了。
…… 尽干些糟蹋人的缺德事。一个星期前，妈妈被外地来的造反派剃了“阴阳头”，就是半边头发剃掉，半边留着。她来家后，叫我干脆将那半边也剃掉，说就当是当尼姑了。我看着真心疼。”抗美哇哇大哭起来。哭着哭着，就倒在床上睡着了。
又做起了恶梦，又被雨水打醒了，还是妈妈的泪水。她一把抱住妈妈的光头，一声也不吭。她当然想哭，但看到妈妈脸上那一付气定神闲的架势，怔住了。只听妈妈说：“别怕，别在乎，什么都无所谓了。就这么一天天地过，总有到头的一天。”抗美这才又大哭起来。妈妈打岔道：“串联没几天，怎么就回来了？”抗美呜咽着说：“想你和爸爸。”妈妈说：“我们都没事。在家待几天，要去还可以再去。一起走的人多，援朝也在，我和你爸会放心的。”“我想去看爸爸。”妈妈想了想，说：“看看援朝有没有办法。他有好几个朋友的爸妈也被关在里面，让他和他们合计合计，想想办法。”正说着，援朝来了。看见郭婶的光头，他愣住了。姚瑶竟对援朝笑笑，说：“我已遁入空门，什么都想开了。”援朝头直摇，眼泪快要掉下来了。他已从爸爸处知道郭叔被关起来了。他想设法带抗美去探望一下郭叔。姚瑶说：“不行，你不能卷进去，因为搞不好会连累你爸，那可就麻烦了。”
━━ 她把刚才对抗美说的话完全推翻了。郝达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冲击。因为他是军人，“冲击解放军”是反革命行为。更何况，他有着老红军、新四军、解放军和志愿军四重光环，并且又是为革命而严重残废的英雄，这样的人肯定是绝对忠于毛主席的。还有就是他长期以来未担任要职，没犯错，也没得罪人，所以相对安全。殊不知，他是个隐藏得极深的“思想反革命”。
━━ 她把刚才对抗美说的话完全推翻了。郝达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冲击。因为他是军人，“冲击解放军”是反革命行为。更何况，他有着老红军、新四军、解放军和志愿军四重光环，并且又是为革命而严重残废的英雄，这样的人肯定是绝对忠于毛主席的。还有就是他长期以来未担任要职，没犯错，也没得罪人，所以相对安全。殊不知，他是个隐藏得极深的“思想反革命”。
三十個年輕人又出發串聯了。這次去的是北京。在工人體育館的台階上坐了三天三夜，終於等到了被偉大領袖毛主席接見的難忘的時刻。但若干年以後，他們回憶起來，不約而同地想到的是“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他們是那歡呼皇帝新衣美麗的人民群眾，但他們當時還沒有看到赤裸裸的真相，直到後來。
他们又在工人体育馆参加了一次公审大会，公审的是反革命组织的头头。军管会宣布取缔了几个造反派组织，将其头头们抓来进行公审。大会宣布：“将反革命份子押上来！”时，几个被五花大绑的男人被强壮的大汉们推搡着进入球场中央。同学们见过了不少的批斗场面，以为这些被公审者一样会享受到站立、低头的待遇。谁知不是如此。还没站定，押解者们猛地抬腿，对着反革命份子的腿弯处咔嚓一脚，立即都被踢跪在地。然后两个服伺一个，每个人的背上都紧压着两个壮汉的膝盖。对阶级敌人的无比仇恨爆发出的巨大的力量使得反革命份子们的头和膝盖同时着地，如蜗牛状。这三十个年轻人被惊呆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强悍的暴力行为。紧接着排山倒海的口号声之后，是一个接一个义愤填膺的发言，每篇发言中都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力行动。”孩子们总算见识到了“暴力”的模样。女孩子们一个个都吓得发抖，抗美紧紧地靠住援朝的肩膀，差一点哭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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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文化大革命（二）
文革的首要目的是实践、贯彻“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毛泽东自己想象中的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巨大贡献。他认为马克思和列宁只解决了如何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问题，即如何打天下的问题，但没有预见到更加困难百倍的如何保江山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他正当其时地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和方案。他指出，只有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反修防修，识别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并与之作坚决的斗争，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革命江山永不变色。显然，他认为修正主义只是个别人的行为，解决的方法就是清楚这个别份子。这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系统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创新和补充，是在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力挽狂澜的划时代贡献。没有这一贡献，毛泽东充其量只是一位马列主义的执行者，只能和斯大林、金日成、卡斯特罗、齐奥塞斯库、波尔布特等人齐名，是“统帅、领袖、舵手”，但不能和马克思、列宁并列，进入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导师”的行列。文革则是对这一理论和实践的验证和履行，将马列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文革具体进行的构想是：未来如果出现修正主义，出现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人民就用造反（即革命）的方法将其推翻。如此，无产阶级革命就可以保持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未来享受着无限光明的全人类，应该感谢的伟大天才和救星，除马克思、列宁之外，就是毛泽东，因此，马列主义应改称为“马列毛主义”。
这一构想，就像是一个医生宣布他发明了一个可治疗重症的药方一样。问题在于，这医生不懂得，他的发明只是“想当然”。他在未作理论论证和实践验证之前就想当然地宣布：“我发明的药方疗效极佳，万无一失。”他没有问过自己：“要是这药方根本就不对症怎么办？”他更搞不清楚的是，那所谓的“病”根本就不是“病”，不是什么“重症”，而是“有喜了”。笑话闹出来后，人们发现，他根本不是个懂科学的医生，他是个“科盲”。但他就是强行地使用这药方。
毛泽东就是这么个“科盲”，首先的表现是在对文革这一课题的设计上的致命的逻辑错误。他的课题是针对未来的千秋万代的，自然就必须包括“在我，毛泽东，去见马克思之后，不能亲自发动，亲自领导革命”这一形势下，如何避免像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那样，政权被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因此，文革必须设计成在没有毛泽东领导的形势下的打倒赫鲁晓夫式人物的演习。一旦发生那种情况，人民群众就按照这次演习的程序，发起造反，斗倒野心家、阴谋家。但文革不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设计和进行的，而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这场演习所能证实的只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在，亲自发动，亲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下一定能取得胜利的结果，而不能证明当毛主席百年之后这一革命是否具备可行性的问题。红卫兵小将们未能领会伟大领袖的设想，而在那里拼命高呼：“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听着这话时，不知心中有没有产生这样的疑问：“我躺在纪念堂里不再挥手时，你们不是就不前进了吗？”果不其然，不是千秋万代之后，而是不出数年，邓小平就那么“疯狂地”搞起了资本主义复辟，比赫鲁晓夫还要赫鲁晓夫，却不见有一个人起来造反
━━ “竟无一人是男儿”。这结果说明了：文革的演习毫无实际价值，完全白费了。原因无它，设计者是个“科盲”，在设计逻辑上犯下了极其低级的错误而已。
━━ “竟无一人是男儿”。这结果说明了：文革的演习毫无实际价值，完全白费了。原因无它，设计者是个“科盲”，在设计逻辑上犯下了极其低级的错误而已。
结果是，文革非但没有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反而变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催化剂。没有文革，就不会催生出后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的“赫鲁晓夫式野心家、阴谋家”的出现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呢！文革前的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等，以及所有各级党政军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是立场坚定的反对赫鲁晓夫的共产党员，但正是文革才使得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们毫不犹豫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走得比赫鲁晓夫还要远。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支持也在极大程度上是文革催生的。毛泽东大概至死也没有想到会是如此。他如果想到，就会预先将邓小平和叶剑英这两个最危险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继刘少奇、林彪之后，从肉体上消灭掉。“当断不断，必遭其乱”，果不其然。不过，如果真的“当断则断”了，还会有另外的“邓小平”式的人物出现的。这就叫“历史潮流”。
文革的另一不可明说的目的正是和1959 – 1961三年的“三面红旗”━━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 有关。同样是科盲拥有无限的权力导致的恶果，生产力的毁灭性破坏造成几千万人被饿死。灾难之大，远超过了全人类的历史纪录。一个原本以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大救星变成了大灾星，落到遗臭万年，贻笑千古的地步，毛泽东心里的焦躁狂暴，恼羞成怒，是可以想象的。他发现灾难的原因是各级党政干部以隐瞒实情的方法对自己进行的愚弄。他恼火于这种以讲假话的方式对他的愚弄，却不检讨这“讲假话”是他以反右和整彭德怀的方式逼出来的。他更恼火于彭德怀的“不讲假话”的对他的“不愚弄”，因为彭德怀的真话坐实了他的谬误和罪过。照理，他应该做的是认错检讨，引咎辞职。但他在古书堆里找不到这种先例，“先皇”们留下的遗产是，第一，绝不认错，第二，诛杀功臣。打煞了讲真话的彭德怀后，就开始对付讲假话的各级干部。他心中太不爽了。
━━ 有关。同样是科盲拥有无限的权力导致的恶果，生产力的毁灭性破坏造成几千万人被饿死。灾难之大，远超过了全人类的历史纪录。一个原本以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大救星变成了大灾星，落到遗臭万年，贻笑千古的地步，毛泽东心里的焦躁狂暴，恼羞成怒，是可以想象的。他发现灾难的原因是各级党政干部以隐瞒实情的方法对自己进行的愚弄。他恼火于这种以讲假话的方式对他的愚弄，却不检讨这“讲假话”是他以反右和整彭德怀的方式逼出来的。他更恼火于彭德怀的“不讲假话”的对他的“不愚弄”，因为彭德怀的真话坐实了他的谬误和罪过。照理，他应该做的是认错检讨，引咎辞职。但他在古书堆里找不到这种先例，“先皇”们留下的遗产是，第一，绝不认错，第二，诛杀功臣。打煞了讲真话的彭德怀后，就开始对付讲假话的各级干部。他心中太不爽了。
不只是不爽，而是十分的痛苦。到了1976年，临终时的毛泽东的内心痛苦一定是难以描绘的。他有心病，并且不断地加剧。这心病是从国共合作抗日时起就产生了
━━ 他作出了胜利后实行由人民当家作主、多党竞选的宪政民主制度的承诺，但从未打算过真的兑现；胜利后又制定了履行民主的宪法，但被他以“无法无天”的自诩而弃如敝屣；再一个承诺就是，获取政权后，一定要使国家繁荣富强、人民自由幸福。前两项不兑现是明摆着的耍赖。在资讯十分发达的二十世纪，作为一国之主，这种行为既不光彩，也不聪明。心中的不安是可以想象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而眼睛对诺言盯得最紧的，自然是知识份子。于是，建起了主要是针对知识份子的政治高压线。再加上，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都告诉他自己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中，心病日益加重。于是就发动反右，整倒知识份子，使他们无法也不敢追究诺言的兑现。而第三项诺言，保证人民幸福，开始时他自己是很有自信能做到的。但后来发现做不到，就搞了个“大跃进”蛮干了一下，结果是闯下弥天大祸，几千万人饿死，几亿人温饱难全。于是更恼羞成怒。这一次，迁怒的对象就是广大干部了。更出于保权的需要，搞了文化大革命。所有这过程中，采用的理由都是阶级斗争，防止和平演变。
━━ 他作出了胜利后实行由人民当家作主、多党竞选的宪政民主制度的承诺，但从未打算过真的兑现；胜利后又制定了履行民主的宪法，但被他以“无法无天”的自诩而弃如敝屣；再一个承诺就是，获取政权后，一定要使国家繁荣富强、人民自由幸福。前两项不兑现是明摆着的耍赖。在资讯十分发达的二十世纪，作为一国之主，这种行为既不光彩，也不聪明。心中的不安是可以想象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而眼睛对诺言盯得最紧的，自然是知识份子。于是，建起了主要是针对知识份子的政治高压线。再加上，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都告诉他自己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中，心病日益加重。于是就发动反右，整倒知识份子，使他们无法也不敢追究诺言的兑现。而第三项诺言，保证人民幸福，开始时他自己是很有自信能做到的。但后来发现做不到，就搞了个“大跃进”蛮干了一下，结果是闯下弥天大祸，几千万人饿死，几亿人温饱难全。于是更恼羞成怒。这一次，迁怒的对象就是广大干部了。更出于保权的需要，搞了文化大革命。所有这过程中，采用的理由都是阶级斗争，防止和平演变。
使他更不爽的是大祸闯下之后出来收拾烂摊子的是刘少奇等人。他肯定感到很没面子，很不自在。刘少奇等人实际上接管了行政大权，这对毛泽东来说，就不只是恼怒的问题了，而是生起了被夺权的恐惧。若听之任之，则势必权力难保。权力是他的命，拼命也要保权。保权要靠枪杆子，于是就让林彪主军，这也是整彭德怀的主要动机之一，因为本来军权在彭德怀手里，不夺过来是绝对不行的。接下来就是将大灾难之后的经济复甦的努力强扭到他的“阶级斗争”的方向上来。林彪心领神会，首先在军队掀起学雷锋、学好八连、学毛著的高潮，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地方上则是“全国学解放军”，大搞文艺批判。除了计划将刘少奇、邓小平打倒之外，还要将他们控制下的党组织打乱、重组，对各级干部进行全面大清洗。所以，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的最大手笔就是支持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停止党组织的一切活动。“党内有派”，毛泽东自成一派，和差不多整个共产党斗了起来。
文革不只是设计上的逻辑错误，并且发动以后又是错上加错，导致最后的彻底失败。和三面红旗一样，是惨剧，也成了千古笑料。从发动，到进行，到结束，如果不认为毛泽东是神，而是可以用人的智商标准衡量的人，那么就可以发现这个人建国后的智商低得不可思议。原因很简单
━━ 脱离社会，与世隔绝。把“实事求是”视作毛泽东思想精髓的人，根本就没想到毛泽东连什么是“实事”都不了解，更不愿意，也不知道如何“求是”了。
━━ 脱离社会，与世隔绝。把“实事求是”视作毛泽东思想精髓的人，根本就没想到毛泽东连什么是“实事”都不了解，更不愿意，也不知道如何“求是”了。
毛泽东的最致命的错误是没有认识到马列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必败之路。他认为他所创建的制度、路线是绝对无懈可击的，可以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唯一的隐患就是“阴谋家、野心家”的个人反动行为。只要能把这些个别的坏人及时铲除，就万事大吉。苏联“变修”仅仅是因为赫鲁晓夫没有被及时打倒，所以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就不能手软。他认定刘少奇就是这样的人物，所以要打倒他。林彪事件发生，毛泽东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好险！居然还有另一个藏得更深的‘赫鲁晓夫’！”第二想到的当然是：“还会有藏得更深的吗？”于是，想到了周恩来、邓小平。第三个想到的应该是：“身边的人到底谁可靠呢？”第四个想到的应该是：“问题的根本会不会就不是‘赫鲁晓夫式人物’这样的具体的人的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本身的制度路线有问题呢？”他不会往这第四个问题上去想的。
毛的原来的设想是：各级党政干部由工农兵中的积极分子，像王洪文、陈永贵、和造反派的“五大领袖”这样的人担任，彻底推翻以刘少奇为首的，布满全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于是，一开始就支持造反派，搞垮保守派，接着号召造反派夺权，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取代党组织和政府。毛泽东权力盖世，本可以做到从紫禁城内发圣旨褫夺自刘少奇以下各级当权派的权力，同时分封功臣。但他觉得这不能实现发动人民群众造资本主义复辟的反，证明和实践他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目标。下圣旨进行宫廷改组只是眼前的治标，群众造反才是千秋万代的治本，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才能显现。
问题在于，如此就变成了毛泽东领导人民和整个共产党进行战场厮杀的形势。但是，这是一场绝不势均力敌的厮杀。毛泽东又犯下了一个军事家不该犯的致命的错误
━━ 不知己，不知彼。
━━ 不知己，不知彼。
人民是己方，党是彼方。毛泽东不知己，因为他不了解人民。他不了解人民并不支持他。其实，在他的心目中，人民本来就只是兵源、粮源和财源的供应者，只是由他摆布的棋子。他早就忘记了，人民有着和他一样的充满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他不知道，组成人民的“人”，脑子里每时每刻闪动的都是利益问题，即不同程度的物质欲求和不同程度的精神需求。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根本不存在“感谢恩人毛主席”的念头。相反，对毛泽东怨恨、仇恨着的人，倒是真不少。从1927年上井冈山开始，毛泽东接触的人就仅仅是身边的高阶层的共产党员了。自那以后的四、五十年，他就没碰过“钱”这玩意了。对人民来说，钱是命，不碰钱的人，能懂得人民吗？会重视人命吗？让世界大战早打、大打，死上几亿人，消灭帝修反
━━ 想到的是一着棋，没想到的是人的生命的价值并非棋子的价值。就算不是视人命如草芥的没心没肺，也是一种以对生命价值的无视为前提的雄心壮志。这样的雄心壮志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支持吗？
━━ 想到的是一着棋，没想到的是人的生命的价值并非棋子的价值。就算不是视人命如草芥的没心没肺，也是一种以对生命价值的无视为前提的雄心壮志。这样的雄心壮志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支持吗？
毛泽东号召人民造反，造反派自然就代表了人民。他表态支持造反派，保守派就迅速崩溃了。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已完全站到了他的一边。当权派纷纷被靠边、被批斗。各级党委停止活动，首战告捷。毛泽东没有认识到的是，信任造反派的立场和能力都是错误的。造反派的内心并不向着他，倒是保守派更忠诚于他。下面这张表，说明的是当时的学校和其它“知识份子成堆”的单位内，两派人自知或不自知的内心向往的生活方式，这当然也决定了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
两派最根本的分歧是平时的情绪和利益对立。保守派是左派，这一点是明显的。他们的骨干都是文革开始前受党委支持、培养和依靠的对象。他们立场坚定，积极努力，服从听话，一本正经，红五类出身者居多。知识面狭窄，对本身业务之外的东西，知道得很少，许多人从未读过“三国、水浒、红楼、西游”，更别提天文地理、三教九流，外部世界的花花绿绿了。对于“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放他们”的名言，保守派中相信的人比造反派中的，要多得多。从政治实力来说，保守派一直占着上风，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如此，证据就是一党专政还在，一党专政就是左派专政。从人数来看，保守派开始占多数，但实际上是少数，因为许多人加入保守派是考虑到加入它安全性高，将来若有“秋后算帐”，保守派最多只是“没菓子吃”，而造反派则保不住“有苦菓子吃”。
造反派的队伍比保守派复杂，总体来讲，思想比较活跃，知识面较广，自由主义倾向强，和领导疏远、隔阂，讨厌对有权势者拍马逢迎，特别不喜欢政治学习，憎恶于说“假话、大话、套话、空话、废话”，热衷于走“白专”道路。黑五类出身者，即使无法加入，内心里也大多数都向着造反派。总体来讲，造反派在思想意识上和当年的右派有传承关系。保守派认为造反派“反党”，基本没错，因为造反派对当权者和保守派有着意识上或明或潜的对立情绪。他们觉得保守派满口革命的口号虚假而又肉麻，反感或嫉妒领导对他们的亲睐。相当多的造反派成员对社会现实不满，有着生活在窒闷和恐惧之中的感觉，直接的压力来自于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威胁，这也正是他们造反的原动机。撇开利害关系上的考虑，保守派是绝对少数，原因就是，共产党在文革前就不得人心了。
今天的毛左派有一很大的误解，那就是认为，毛泽东支持造反派说明他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站在人民一边，支持人民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事实不是如此。譬如，对刘少奇主张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贫下中农内心里很欢迎，而基层干部反对，因为那会削弱他们的权力。而毛泽东则认为是相反，以为贫下中农反对刘少奇，而基层干部拥护刘少奇，于是就号召贫下中农造基层干部的反。基层干部被冤枉了。对农民来说，恨透了基层干部，现在有了机会造反，可以狠整这批人，解心头之恨，那何必去追究真相呢？贫下中农必须以主张“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为罪名批斗大队书记，尽管他们自己心里最想的才是“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哩。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冒死都要分田到户就是一例。用冤枉大队书记的办法批斗大队书记，心中毫不愧疚，因为你大队书记过去就横行霸道，贫下中农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并且，大队书记真正的干过的坏事，贫下中农不敢揭发，譬如，当年饿死人时的所作所为就不能讲，谁讲谁就没命。文革过来的人可以回忆得出，对当权派的批斗根本就打的不是要害，因为真正犯下的罪行往往是不能揭发的，揭发的人很容易被套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份子”的帽子。于是，造反派就只能打红旗造反，尽管内心里根本不拥护红旗。
造反派和保守派还有一不同之处是：造反派中洋气一些的人比保守派中的多。“洋”在古汉语里只是个中性的名词，但“洋气”却是个歌颂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褒义形容词，其发明者要麽是香港人，要麽是上海人，因为他们最早见识到“洋气”并对之热衷不已。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文化稍发达的地区，譬如任何一个县城里，即使是革命左派，但只要有点文化，就不愿意被人说是“土气”，说明中国人的骨子里就“崇洋厌土”，所以也就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今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越来越洋气，追溯到六十年代，在造反派中找到原始的踪影。而当时的保守派如果还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则连今天大多数的当权者们在他们眼里，都属于该打倒的资产阶级份子之列，因为这些当权者们洋气得绝不亚于西方资产阶级。毛泽东如果活过来看一下二十一世纪，一定会长叹道：“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已死。”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思想就是这样地被“洋水煮青蛙”地和平演变了。
如果不搞文革，而搞一场西方式的竞选，在充份的政纲宣示后，保守派的票一定是投给毛、林一方，造反派则一定会支持刘、邓一方。毛泽东根本不了解这一局面。在将保守派搞垮后，造反派得意洋洋，宣布夺取各级走资派之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毛泽东看来，是他和站在他一边的人民胜利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接近于覆灭了。可是，这“人民”不争气，居然因利益之争而分裂了。这利益不是别的，就是“权力”这宝物。夺权之后，掌权的领导班子如何组成？本来就是乌合之众的造反派如何能在内部公平分配权力而不引起纠纷？这根本就是个应该事先就考虑到但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古今中外，“人民”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分享权力的机会，有了机会，能不争夺吗？争夺的结果，就是分裂。毛泽东没有预见到这结果，还是因为他严重脱离社会，不知道必然会有这种无法解决的权力和利益分配问题，包括分配时的技术问题：夺权后，谁是第一把手，谁是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原来那么多排布得等级森严，高低有序的成千上万的干部职位不是一朝一夕随意形成的。官员的分封过程是个非常复杂、微妙且充满斗争的过程，全国几十万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几十年中干的就是权力分配这技术性很强、政治性更强的活儿。一旦让夺了权的造反派自己操作这分配，就像是狼群要分配突然从天而降的一块美肉一样，除了争夺厮杀，不会有其它的解决办法。
于是造反派分裂了。原先的保守派纷纷钻进了分裂开的造反派的一边，实际是恢复了保守派的势力。分裂双方大打出手，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最后必然会威胁政权的稳定。维持稳定的唯一办法自然是军队的介入。军队的介入称之为“支左”，支持革命左派。但两派中谁是左派呢？在军队看来，复活的保守派势力占优势的那一派是左派。这没有错，因为他们在本质上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造反派就该垮，于是很快地就显露出败象。可能是毛泽东发现了苗头不对，打击造反派显然是和他过不去，于是就又派出工宣队进驻各单位。他以为“工人阶级”比解放军更可靠，但又不好明说。他和林彪的嫌隙大概从那时就开始了━━
林彪指挥的军队打压了他的依靠力量 ━━ 造反派。
林彪指挥的军队打压了他的依靠力量 ━━ 造反派。
但“工人阶级”也不买账，和军队一样，工宣队表面上喊着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实际上接受的是和毛泽东对立的共产党的领导。毛主席领导造反派和共产党斗，但造反派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巴，一旦分裂，和共产党对立的那“老造反派”有什么不垮的？
同时，军宣队也好，工宣队也好，为恢复秩序而建立新的领导班子的任务，从技术角度来看，也只能以原先的各级党政机构为基础，就算他们想支持造反派的话，职务的安排也是非常棘手的。更何况，大多数造反派骨干都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不想废除共产党领导这一原则的话，得首先把这些造反派骨干都拉进共产党，这就更棘手了。可见，毛泽东的文革设想是多么地天真、幼稚、脱离实际的。
原先重组共产党的计划无法进行下去。毛泽东后来和林彪、周恩来的反目，可能是认为他们破坏了他的文革的原先部署。因为支左和党组织恢复活动是这两人主持的。林彪的“五七一”工程，即政变，如果成功了的话，加给毛泽东的罪名一定是“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灭亡的深渊”之类。“九大”的召开，说起来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文革初衷落空而回归共产党领导的原来路线的一个标志。自那以后，各级党组织都逐步地恢复并从新掌权了。对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份子进行了一些惩罚，但没有预期的那么血腥，因为造反毕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造反派毕竟从一开始就是毛主席的依靠力量。
其实，毛泽东当时手里还有一杀手锏，那就是“按巴黎公社的方式进行民主选举。”看到造反派要垮，他不喜欢的原先共产党的势力复燃，但却又居然忘记了开始发动文革的“十六条”决议。决议内明确规定按巴黎公社原则，由群众选举革命委员会。如果他不忘记，并乐意从造反派胜利的时刻起即着手进行选举，就像巴黎公社一样，各级新的领导班子就会以民主的方式产生。他不是忘记了，而是他从来就没这么个打算，从来没想过走这条路。在他的词典里，根本就没有“投票选举”这样的词汇，就像“自由民主”一样。“十六条”从一开始就是不准备执行的表面文章，就和宪法一样。
到毛泽东去世时，他的全部力量只剩下了华国锋和“四人帮”那么几个人。并且还闹起了内讧，共产党支持华国锋，粉碎了四人帮。很快地，共产党又抛弃了华国锋，走上了彻底否决毛泽东路线的方向：阶级斗争理论被抛到九霄云外，他最恨的知识份子被捧上各级领导岗位，夺了工农兵干部的权，实际上是发生了一次“柔性政变”。“帝修反”都成了座上客，经济上实现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等于是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了一半
……，这一切都好像是对照着毛泽东思想而蓄意反着干的。毛泽东在九泉之下，恨邓小平会超过恨刘少奇100倍。这也就说明，建国后的毛泽东是个失败者。
……，这一切都好像是对照着毛泽东思想而蓄意反着干的。毛泽东在九泉之下，恨邓小平会超过恨刘少奇100倍。这也就说明，建国后的毛泽东是个失败者。
2003年，伊拉克的萨达姆失败死亡后，他的残余势力还抵抗了好几年，给美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而毛泽东却连这样的残余势力也没有。而后来出现的毛左派，则主要是由一群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时代很不了解的人组成的。他们对毛泽东的迷信显得最幼稚的一个例子是：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很清廉。殊不知，那时的以权谋私的所得和全社会的利益总量相比，其比例绝不会低于今天的贪污腐败所得。当时有一条很有名的传言：毛主席问周总理：“后门堵上了没有？”总理回答道：“不用堵了，因为后园墙被推倒了。”当时的“走后门”就是今天的“腐败”，本质上都是以权谋私。
一九六七年初，一些造反派组织被军管会以“反革命组织”的罪名取缔,这可以看做是共产党对毛派反击的开始。但这是否是林彪的蓄意所为，就不得而知了。至少，军队在主观上不是和毛泽东对着干的。他们是按照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
━━ 阶级敌人必然要千方百计地混入革命队伍进行破坏活动，所以这种取缔名正言顺。被取缔的造反派组织都有最底层的“社会渣滓”参与其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对之镇压，毛泽东自然不好反对。这么一来，收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煞了造反派的气焰，做好了促使了造反派分裂的准备。这鼓励了垮台了的保守派成员和靠边站的党员干部，轻而易举地策划了本来就注定要分裂的造反派的分裂。新的两派形成了，并且都被承认是“造反派”。斗得更加激烈，全国到处都出现了武斗，有的斗得很惨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因武斗导致的伤亡达几十万人。
━━ 阶级敌人必然要千方百计地混入革命队伍进行破坏活动，所以这种取缔名正言顺。被取缔的造反派组织都有最底层的“社会渣滓”参与其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对之镇压，毛泽东自然不好反对。这么一来，收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煞了造反派的气焰，做好了促使了造反派分裂的准备。这鼓励了垮台了的保守派成员和靠边站的党员干部，轻而易举地策划了本来就注定要分裂的造反派的分裂。新的两派形成了，并且都被承认是“造反派”。斗得更加激烈，全国到处都出现了武斗，有的斗得很惨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因武斗导致的伤亡达几十万人。
从某一方面看，文革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高喊着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和毛泽东迂回斗法。好艰难呀！各级党组织差不多有三年多的时间处于完全瘫痪的状态。好在广大党员干部们“人还在，心不死”，看毛主席您老人家能把我们怎么样。毛泽东信任造反派是看错了人。幸好他不具备知道自己错了的条件，更没有认错的习惯，否则，后来对造反派的“秋后算帐”就要血腥得多。毛泽东大概只是懵了，他发现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界线完全模糊了：造反派分裂了，保守派钻进了分裂的造反派，双方都喊打倒刘少奇，都誓死保卫毛主席。他认为派斗只是人民内部矛盾。他想不到的是，军队支左、工宣队的进驻，偷梁换柱地将被造反派打倒的干部解放、结合了过来，将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干部给清洗了。毛泽东如果发现了这一点，他会愤怒的，因为这意味着刘少奇战胜了他；但如果他再清醒一点，就又会发现他其实还是胜利了，因为他会发现保守派和各级干部并不是刘少奇的死党。反正，毛泽东认为文革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瘫痪了的党组织都恢复了活动，各级领导班子都调整且“纯洁化”了。他当然不知道，随着他个人权力表面上的登峰造极，各级当权者的权力也有样学样地水涨船高，权力的升级伴随着腐败的升级。
表面上看，“九大”的召开，似乎标志着毛泽东战胜了他原先以为已被刘少奇控制的共产党。他打倒了刘少奇，成功地改组了党，牢固地控制了党。可实际上是党胜了，它只是被换了几个人而已，并且那些被换掉的人也是党本来就可有可无，甚至就是本不该要的人。而领袖呢，他肯定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是孤家寡人。甚至林彪垮台之后，他也没意识到这一点。他多半以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衷心地崇敬他，热爱他，服从他。所以，他还以为他有力量打倒周恩来，开始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大概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发生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才认识到他早就输光了。当然也立即明白，只要他一死，已经掌握大权的邓小平非带领全党背叛他不可，于是，紧急打倒邓小平，换上他仍然相信的华国锋。可是，他又错了。他一去世，华国锋立即背叛了他，向党“投降”了，具体行动是清除了“四人帮”等等的毛派力量，其中包括毛的妻子和侄儿。毛泽东泉下有知，会吃惊地发现他原来毫无还手之力。
华国锋还想保留一点“毛泽东思想”，结果被邓小平轻易地推了开去。邓小平的改革，实质上推翻了毛泽东的一切。推翻得是那样的轻而易举，因为“毛泽东的一切”只是一团在消散着的雾气，不就是那荒谬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吗？邓小平的武器是“经济建设”，好比是一块坚实的土地。今日的毛左派想以毛泽东思想反对改革开放，就等于是要用那一团飘薄的雾气冲塌这一块坚实的土地。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思想早就毫无市场了。
但是，邓小平也和华国锋一样，依然口头上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只不过，华国锋是真的要高举，而邓小平只是假假地举一个招牌而已。这不妨称之为“毛泽东旗帜现象”━━
实质的否定与表面的高举并存。共产党离不开毛泽东这面旗子，是因为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的胜利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共有的辉煌，甩开毛泽东，则共产党无法独享那过去的辉煌。而这辉煌从来都被共产党视为其掌权的合法根据，虽然暴力夺取政权的胜利并不就是永远掌权的理由，但共产党认为它就是理由，因此认为毛泽东的旗帜是共产党掌权合法性的标记，不得抛弃。
实质的否定与表面的高举并存。共产党离不开毛泽东这面旗子，是因为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的胜利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共有的辉煌，甩开毛泽东，则共产党无法独享那过去的辉煌。而这辉煌从来都被共产党视为其掌权的合法根据，虽然暴力夺取政权的胜利并不就是永远掌权的理由，但共产党认为它就是理由，因此认为毛泽东的旗帜是共产党掌权合法性的标记，不得抛弃。
建国以后的二十几年，毛泽东最大的迷思大概就是“人民群众的拥护”。他心心念念地想着带领人民群众打仗，再次以他的“人民战争”的思想为指导，彻底消灭帝修反。他从未考虑过人民是否支持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这绝对不是问题，人民怎么会不支持毛泽东呢？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呀！这就令人想起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当时中国国防大学一位教授在电视上向观众们预报了战争的进程，他按照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替伊拉克人民设计了对付侵略者的战略战术，预言了伊拉克人民的胜利。但结果是，一开始，美军就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迅速攻入巴格达，抓住萨达姆。“人民战争”竟没有发生。这位教授最大的失误在于，他忘记了“人民战争”的前提是“人民”愿意参加。人民不愿意参加，哪有人民战争呢？美军未遇到抵抗，因为来自于人民的军队自行溃散，开小差回家了。萨达姆在这之前曾获得过人民90%的选票，显然是被人民骗了，但怪不了人民，因为是他逼着人民骗他的。后来，利比亚的卡扎菲的结局也和萨达姆一样。那位教授接受的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教导，也就想当然地接受了毛泽东对人民拥护的想当然。
毛泽东“反修防修”的战略部署和萨达姆对抗美国入侵的部署一样，都依赖着“人民支持”这个前提，并且都是在实际上不存在的前提。两者分别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美国军队势如破竹地粉碎了。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
━━ 与人民隔绝。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 脱离群众 ━━ 这是专制制度的统治者无法摆脱的困境，因为摆脱的方法只能是放弃专制。
━━ 与人民隔绝。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 脱离群众 ━━ 这是专制制度的统治者无法摆脱的困境，因为摆脱的方法只能是放弃专制。
毛泽东，萨达姆，和那位“穿新衣的皇帝”，三位领导同志，有一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太善良，太相信他们治下的人民群众了。结果的局面是，被人民骗了。但是，好像也怪不得人民，因为是他们自己逼着人民骗自己的。不让人民讲真话，人民不讲假话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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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抗美插队
1968年，抗美18岁了，初中毕业已两年，照理就该上高三，进行高考复习了。但是，时间已耽误了。看来毛主席也知道每个年轻人都有前途问题，不能老是待在家里吃闲饭，于是，就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号召。学校、街道开始了全面动员。
郭建光和姚瑶此时处于逍遥状态，“享受”着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悠闲时光。他们和一般的被批斗对象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他们想开了，做好了豁出去的准备。尤其是郭建光，出生入死，枪林弹雨里的过来之人，应付这种局面实在是小菜一碟。对姚瑶来说，传统和现代的教育都告诉她，人命，尤其是女人之命，是个随时可以抛出去的东西。巾帼不让须眉，丈夫不在乎死，她也不在乎。更何况，形势的发展不像刚开始时那么的恐怖，倒有点像是在上演着闹剧、滑稽剧。但是，他们又不是全无顾虑的，顾虑的是女儿的前途。
居委会主任上门来动员抗美插队了。她客客气气地说明了来意，并且表示，如果有办法的话，可以自己寻找、选择插队的地方。并说她三天以后再来听听郭书记和姚老师的意见，说完就走了。夫妇俩面对着沉默了一会。郭建光开口道：“这事躲不掉，让居委会安排吧！”姚瑶说：“不行，得自己找个地方。最重要的是找个没有血吸虫病的地方，这就非沙家浜莫属了。”
江南水乡，血吸虫病是个大问题，感染上一辈子就完了。疫情最严重的是临近的崑山县。常熟的情况虽不算很严重，但许多公社都有散在的流行，而沙家浜一带则基本未见报导。可是，一提到沙家浜，郭建光心里就惴惴地，他把那儿看做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但又觉得对乡亲们很愧疚。自六零年那次以后，他又去了两次，但回来后心情总是很严重，因为乡亲们的境况不好呀！他到各公社视察，当地的干部总是跟着他形影不离，基本不可能从农民口中得到实情，一看就知道农民不敢讲真话。尽管他经常搞“突然袭击”，但当地干部们往往是前脚后脚地就跟上来了。偶尔能有一点机会和农民接触上，农民也不敢讲真话。他只有从房屋的日渐破败上，看到农村的凄凉。
他是北方人，参加新四军后开拔到苏南，受了伤后进了沙家浜养伤。刚到时，他很吃惊：这地方的人，住的，吃的，穿的，是北方农民根本不能比的。再穷的人，一天三顿白米粥就咸菜，都还是能吃饱的。那在郁郁葱葱的稻田和芦苇荡之间错落有致的白墙青瓦房，比起北方那枯黄的天底下横竖着的枯黄的泥墙草房，再粗野的人也会生出美感的萌动。仅就住房而言，江南的贫农绝不亚于北方的小地主。当时和现在乡亲们吃什么，穿什么，他当然也很清楚。结论只能是：在他的治理下，沙家浜乡亲们活得不如解放前。他越来越怕提沙家浜，因为他愧疚于未能兑现当初对乡亲们的许诺。他虽然知道这一切绝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但负罪感源自于人性中的良知。
如果是在过去，作为县委书记，他会对为女儿选择无血吸虫病的地方插队的事感到羞愧，因为领导干部应该以身作则，牺牲在先。但现在他不管了，他已被打倒，不再负有以身作则的义务，尤其是对他不赞同的政策，更没有责任为之牺牲。他意识到追求个人利益是个人的权利，只要不侵犯他人利益就行。替女儿选一个危险少的地方插队，显然不违背做普通人的基本道德。但是，他知道，农村的环境，根本不适宜于知识青年的成长，从贫下中农那里，除了吃苦耐劳，勤劳节俭之外，学不到任何有益于年轻人成长的东西，实际上，更需要受教育的是农民。女儿这一去，面临的问题将会很多，前途难卜。
此时他当然想到了大哥。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了，怪想念的。刚开始被批斗时，他们不敢见面。大哥坐轮椅，过来一次非常惹人注目。郭建光当然也不愿连累大哥，所以也不敢过去。本来两家都有电话，但红卫兵抄家时，将他们家的给拆了。其实，即使有电话也不能用，因为是通过话务员手接的老式电话系统，很容易被监听。好在援朝几乎每天晚上必到，传达他爸的问候和一些极其关键的信息与建议。后来，夫妇俩成了“死老虎”，两派又打了起来，也就没那么紧张了。于是他俩在天黑以后偷偷去见了大哥两次，从他那儿得到对形势的分析和指点。目的只有一个，如何韬晦、等待，听天由命，切莫自己惹事。今天，为抗美插队的事，就一定要见大哥了。因为，心照不宣的是，抗美的事也是大哥和援朝的事，他们家媳妇的事怎能不听他们的意见？再一件重要的事是，造反派找到他，表示要解放他，结合他进革委会的领导班子。这事他就更要听大哥的指点了。
天黑以后，援朝来了，郭建光要他回去告诉他爸，说想见他。一会儿，援朝过来，说他爸要他们一家一起从后门过去。见了面，几双眼睛互相凝视了一会儿，不知有多少话要讲。还是姚瑶先开了口，说了抗美插队的事。大哥已经知道此事，居委会主任也已见过他。是来拍马屁的。说：“您为革命贡献出了自己的健康，应该得到特殊的照顾。您的儿子可以不去插队。以后一有机会，我们一定给他安排一个好工作。但郭书记的女儿，我们就暂且没办法了，只好先去插队，以后再找机会。”那主任当然知道郝、郭两家的关系。
好伯同意抗美去沙家浜的想法。“不只是血吸虫病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沙家浜是你的‘老巢’。”他看着郭建光说。“别拿馅饼不当干粮，在当地的关系很重要。那小贵子被打倒靠了边，但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很大。现在是造反派头头沙立成掌权。这两个人都不是好人，但当权派中，能有几个好人？权力是个坏东西，有了它，人就会无法无天，肆意妄为。无权的人，为了生存，只有与之虚与委蛇。没办法。”今天，他说话和往常有点不一样，不避讳对两个在场的年轻人说这种有违官面的话，因为他觉得孩子们大了，已经开始思考了，适当的启发是必要的。“西方有个谚语，说‘熟悉的魔鬼比不熟悉的魔鬼要好对付。’更何况，这两个人，在你们面前，并不敢露出魔鬼的面目。”姚瑶明白大哥的意思。抗美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又没经过什么世事，到哪里都让人很不放心，相比之下，还是沙家浜最安全。小贵子虽坏，还不至于敢坏到郭建光的头上。而且他似乎做人还有点讲义气呢。郭建光被批斗以后，他还两次派人进城顺便问候、安慰郭建光，并且还带了点鸡蛋等农产品，不像其他干部那么势利眼。可见，人是个很复杂的东西。至于沙立成，毕竟是受了教育的人，又和郝援朝是同班同学，再坏也得收敛一点吧。他们当然都会想到郭建光不见得会被永远打倒在地。更何况，外面都知道，郭抗美早迟是郝家的媳妇，这两个人是绝不敢冒犯郝达戈的，巴结还来不及呢。抗美去沙家浜的事就这么定了。
那沙立成，现在已沙家浜公社的革委会主任。在六六年秋季，学校里保守派垮了以后，他看到政治上已没了出路，又没课上，更因为经济困难，撑不起住校的生活费，就回到了沙家浜。回家一看，发现那儿的保守派仍然势头很旺，造反派还在受压。他在学校里参加的保守派垮了，全国所有大中城市，乃至县城里的保守派也都垮了，沙家浜的保守派不可能不垮，公社、大队的当权派不可能不被打倒。于是，他就先和当地造反派策划好，然后串联了学校和县城里的造反派，再加外地来串联并煽风点火的红卫兵，几百人浩浩荡荡开进沙家浜，宣布所有公社和大队的主要干部统统是走资派。开了几十场批斗会，当权派们威风扫地，包括沙家浜大队的贵书记在内。一下子，造反派气势如虹。
沙立成的这一做法叫做“打时间差”。比起大城市来，偏远的小地方运动的进程总要慢一拍或几拍。因此，下面的形势会如何发展，参照大地方的形势就一清二楚。他自己所属的保守派垮了后，他家乡的保守派还没垮，这不正是大好的机会？于是就摇身一变而成造反派。利用的就是形势发展上的时间差距。不过，这家伙也有两下子。他让当地原来的造反派司令在前面打旗号，他自己则在一旁摇羽毛扇。一方面搞“斗、批、改”，另一方面“抓革命促生产”，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广大贫下中农，狠批猛揭走资派们反对毛主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在生产方面，他懂得贫下中农的要求
━━ 别指手画脚地指挥他们怎么种庄稼，他们比干部们懂。无为而治就行。贫下中农比原先心情舒畅了不少，都称赞沙立成年轻有为。他此时只有23岁，和郝援朝同班，但大两岁，因为农村的孩子上学迟。大概有天生和环境两方面的条件，使他比同龄人要老道成熟得多。接下来，正式宣布夺权，他当上了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兼沙家浜大队的革委会主任。
━━ 别指手画脚地指挥他们怎么种庄稼，他们比干部们懂。无为而治就行。贫下中农比原先心情舒畅了不少，都称赞沙立成年轻有为。他此时只有23岁，和郝援朝同班，但大两岁，因为农村的孩子上学迟。大概有天生和环境两方面的条件，使他比同龄人要老道成熟得多。接下来，正式宣布夺权，他当上了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兼沙家浜大队的革委会主任。
他尝到了“打时间差”的甜头，所以接下来继续密切注意大中城市的形势发展。六七年底，六八年初，他发现，在造反派分裂后的派斗中，“老造反”开始失势了，分裂出的另一派在实际上已被原先保守派渗透了，控制了，并且得到了军队的支持，优势越来越明显了。沙立成知道，他第二次“打时间差”的机会又到了，他所属的造反派该分裂了。当然，这分裂也不全是他故意制造的。他和那造反派的正司令，现在的公社革委会正主任之间，实际上也逐渐地起了矛盾。这是必然的，古今中外，所有造反者掌权后，必然会起内讧的。县革委会里已进驻了军代表，但还没有安排到公社一级。沙立成于是暗暗地整理了那正司令的材料，跑到县军管会，打起了小报告。这是他从小就擅长的事。更何况，小报告的关键内容也不无事实，那正司令掌权后就开始了腐败，如公款吃喝，不正当男女关系，态度骄横，言语粗暴，等等，已在造反派内部引起了摩擦。并且，沙立成从来就善于接近领导，知道如何摸清领导的意图，取得领导的好感，此时和军管会同志接触，就更是轻车熟路。当然，最主要的是他迎合了军管会的意图，军管会正准备着对公社级的革委会进行清理呢。“老造反派”正是军管会要对付的目标。见到沙立成的汇报，军管会的同志就说让他们研究研究，要他两天后再来。军管会立即去了常熟中学对沙立成的历史进行调查，发现原来他在文革前就是学雷锋标兵，学毛选积子，入党培养对象，文革刚开始时是坚定的革命派（军管会对保守派性质的内定立场）。又是有名的“革命老妈妈”沙奶奶的孙子，根正苗红，一切条件都很理想。于是，沙立成再来时，得到的是军管会的明确支持，鼓励他和钻进革委会的阶级异己份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沙立成立即点起了造反派内的路线斗争之火。追随他的人虽是少数，但战斗力很强。像他这样的高中毕业生，全公社也没几个，更何况他是政治斗争的内行。那正司令当然也不是好惹的，组织反击的势头很猛。沙立成胸有成竹，知道下一步应该是武斗，于是就藉机生事，挑起暴力冲突，接下来，自然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挑起武斗。跟着的当然是县军管会的介入，宣布对沙家浜公社革委会进行改组，免去原正主任的职务，由沙立成接任。在得到军管会的许可以后，沙立成和原先公社的第一书记接触，表示愿意结合他进领导班子，对各大队原先领导班子中的一些人也作了表态，包括沙家浜大队的贵书记。对领导班子中的造反派人员进行了逐步的清洗。就到今晚郝、郭两家人商讨抗美插队的事时，沙立成已稳稳地坐在了公社革委会主任的位子上了。（“九大”以后，党组织恢复活动，24岁的沙立成火线入党，并被任命为公社党委副书记，体现出领导班子老中青的三结合。1968― 1969年之间，在全国，这种通过“打时间差”而挤进核心圈子中的人还真不在少数呢。）
“老造反”夺权后成立革委会，是毛泽东文革运动的计划，但整个共产党暗中抵制。不只是和造反派在路线斗争上针锋相对，而且，从共产党干部的切身利益来看，就更不能容忍了。若让造反派得逞，那么多干部丢了职位，最终必然连饭碗都要丢掉。郝达戈看得很清楚。他对郭建光说：“造反派兔子尾巴长不了，共产党不会容忍他们夺权的。和他们搅到一起，绝没有好菓子吃。”郭建光点头道：“对。那我就等着他们再来批斗吧。”郝达戈想了想，抓起了电话。他是打给县军管会主任，一个团级干部的。这人是他过去的下级的下级。这次来常熟支左时，已经来过郝达戈家，带来他现在的首长对老首长的问候。郝达戈在电话里对他说：“造反派要结合郭建光，郭建光不愿意，可能要面临新一波的批斗。他有旧伤在身，再折磨身体肯定吃不消，你看怎么办？”对方回答说：“让他去南京查伤，为革命负伤的老同志，这点待遇是最起码的。他可以明天就出发，伤不治好别回来。”郝达戈明白，如果郭建光这个在群众中威望很高的前第一把手被造反派结合了去，对要清理造反派的军管会来说，麻烦要多出许多。所以，军管会也乐得让郭建光离开常熟一段时间。郝达戈对郭建光说了此事。“明天就去南京，和造反派打个招呼，就说是军管会同意的。”
造反派无法，只好结合了另一名原来的县委干部，结果是，另一派对这名干部发起猛烈的炮轰，说他是黑手。当后来造反派完全垮了以后，这名“黑手”被免去了一切职务。
1969年初春，抗美和另外几十名知识青年，登上几辆大卡车，戴着大红花，被敲锣打鼓地送去了沙家浜公社，分散在十几个大队里。抗美去的沙家浜大队距离县城最远，有七十多里地。公社革委会主任沙立成在欢迎大会上，特别表扬了郭抗美同学，不愧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以身作则，到本公社最偏远的地方安家落户。是大家学习的好榜样。
去同一生产队的共有四名女同学。从公社到大队，再到生产队，要步行半个钟头。贵书记此时已是大队革委会主任，特地带了几名社员来接她们，将她们的行李担上，向村里走去。贵书记一边走，一边和她们聊天，非常热情。
四个女孩被安排在贫农张奶奶的家里。张奶奶六十岁了，一个人，无儿无女，家中有三间瓦房，腾出一间来让四位姑娘住，倒也整洁宽敞。生产队早就搞来了四张小床，两张八仙桌，四张方凳，四条长凳。这样的条件是北方的知青所不敢指望的，但江南就是江南。
贵书记叫张奶奶替四位女孩准备好了午饭：大米白饭，萝卜烧猪肉加青菜汤。此时已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社员们连稀粥加咸菜都不大能吃得饱。这顿饭是由大队部解决的。接下来，从当天晚饭开始，她们就得自己解决了。生产队给了她们每人50斤大米，算两个月的口粮。还给了她们四人一块自留地，面积是半分，即3平方丈，长2丈，宽1.5丈，或者说，长6米，宽4.5米。是给她们种蔬菜用的。还对她们说，可以让张奶奶教她们养猪、养鸡。张奶奶还告诉她们明天街上逢集，可以去买点东西。所谓“街”，就是公社革委会的所在地，那里有供销社、粮站、医院、饭店、理发店，还有一个电影院呢。
这文革时期，全国都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割资本主义尾巴，主要是要废除自留地，废除集市贸易，禁止私人饲养畜禽和各种副业。为什么沙家浜还允许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存在？这就有点微妙了。毛主席号召消灭资本主义，但如何消灭，具体的措施是由地方决定的。总的形势是，越是左的地方，手法就越极端，结果就是越发穷困。这就有着文化和观念上的因素了。东南沿海地区，江、浙、沪、闽、粤诸省市，和北方及内地不一样。从大跃进起，直到文革结束，“资本主义尾巴”都割得很不彻底，从未禁绝过自留地、集市贸易、家庭副业等等。这也正是三年飢荒时这些地区饿死人最少的原因，也正是改革开放一开始，这些地方就捷足先登，率先登上资本主义高地的原因。
抗美她们得自己动手做晚饭了。张奶奶告诉她们，大队给了她们一堆柴火，在院子里。是一堆芦柴。这是他们大队拥有的最优越的条件
━━ 有大片的芦荡。烧火的芦柴自然不该缺。但也不是能满足供应的。因为芦柴可以拿去卖钱，因此，社员分到的数量也有限，得省着用，否则不够。不够的话，就只好去路边拾取零星的芦叶和芦棒作补充。能有得拾取，已经是很好了。其它地方连拾取也是不可能的。知道农民缺吃少穿的人，不一定知道农民也“缺火”，实际上这从来都是农民的另一严重问题。这个问题到二十一世纪也仍然存在着，到二十二世纪能否解决，也未可知。
━━ 有大片的芦荡。烧火的芦柴自然不该缺。但也不是能满足供应的。因为芦柴可以拿去卖钱，因此，社员分到的数量也有限，得省着用，否则不够。不够的话，就只好去路边拾取零星的芦叶和芦棒作补充。能有得拾取，已经是很好了。其它地方连拾取也是不可能的。知道农民缺吃少穿的人，不一定知道农民也“缺火”，实际上这从来都是农民的另一严重问题。这个问题到二十一世纪也仍然存在着，到二十二世纪能否解决，也未可知。
城里人的燃料是煤，家家户户都用煤炉烧定量供应的蜂窝煤。抗美她们面对着眼前这柴火，不知如何下手。离开家前，妈妈说过，乡下烧柴，家里无法示范，要她到那儿后请农民教她。“肯定不难。”妈妈说。爸爸在一旁插嘴道：“所有的农活，和所有的家务事一样，对现在有知识的人来说，都不难。认真地学，很快就会的。”他心里想，农业劳动实际都是简单劳动，有知识的人去干农活，绝对是浪费人材。
于是抗美就请教张奶奶。张奶奶手把手地教她们。一边教，一边说：“贵书记说你是郭指导员的女儿，要我好好照顾你。郭指导员可是个好人哪！要是干部们都像他那样，那社员们的日子就好过了。”正说着，外面传来了一个女人的甜美的声音：“抗美妹子在家吗？”说着就进来了。“哎唷！真的这么漂亮呀！怪不得人家都说郭书记的女儿比她妈还要漂亮呢！你妈我见过一次，真的就像是天仙似的，没想到这妹子可更是粉嫩水灵呀！”她抓住了抗美的手，两眼直溜溜地瞅着，弄得抗美怪不好意思的。张奶奶在一旁说道：“这是贵书记的娘子，特地来看你的呢！”抗美微微一笑，说到：“原来是大嫂。大嫂才是真的漂亮呢！”这大嫂看上去30岁光景，大概是沙家浜地区百里挑一的美人了。
火点着了，张奶奶又教她们如何拨弄灶膛里的柴火，调节火头的大小，尤其是如何节省柴火，获取最高的燃烧效果。在这之前，抗美就淘好了米，下到了锅里，加上了水，烧起了粥来。贵书记娘子说：“看来妹子会烧饭呀！这粥里放的水不多不少.你妈一定教你的，她就很能干的呀！”
的确，这两年来，妈妈教了她不少家务活。因为爸妈前途岌岌可危，命运难卜，抗美必须准备随时独立生活，并且是十分艰巨的生活。教她如何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烧菜做饭，浆洗缝补，大小巨细，一应家务事，都跟着王阿姨一起做。有时还会让她跟着王阿姨上街买菜，见识见识如何讨价还价。抗美发现，家务活果真不难，她很快就掌握了家庭主妇的几乎全部的技能，今天又学会了农村的大灶烧火。那几个女孩多少也会一点，后来也就都很快地成了熟手。当天的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她们都是喝粥就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晚上，她们在黯淡的煤油灯下，讨论着写出一张单子，列出明天上街要买的调料菜蔬之类的东西。临行前，妈妈告诉她，如果是和别人一起吃饭，分摊费用的话，买什么东西都要先听听别人的。因为经济条件各家不一样。抗美在家差不多天天都有荤菜可吃，但别人家可能一年才能吃几次鸡鱼肉蛋。在一起吃饭，就会有人出不起钱。宁愿吃得差一些，不然什么叫艰苦呢？开始时可以一星期回家一次，补充点营养，慢慢地要习惯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富贵和贫穷都不是天生的，一靠努力，二靠机遇，寻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只要不放弃努力和奋斗，走到哪，活到哪。果然，那几个女孩最后达成的采购清单上，只有鸡蛋这一项“奢侈品”。
第二天早饭后，她们就去赶集了。生产队到公社，有陆路和水路。陆路是一条约一米宽的土路，两旁是绿葱葱的芦苇，算得上是风景如画，风清气爽了。要是没有人世间的一切烦恼，一辈子就活在这儿，倒是挺快活的。荳蔻年华的少女，幻想着隐士的生活。边走边想，越走越发现路上的灰土越多，才明白自己是在“尘世”里走着。
油盐酱醋，蔬菜杂物，大包小包，东西还真不少。抗美觉得怪重的。但是，突然没有份量了。她一吃惊，回头一看，原来援朝把东西接过去了。抗美轻叫了一声，几乎要跳起来扑到他怀里去。但煞住了。光天化日之下，男女之间必须保持距离。妈妈警告过她，和援朝在一起走路时，两人肩膀之间必须保持15公分以上的距离，不然人家会说闲话的，还会说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抗美当时问，那么14.9公分行不行呢？妈妈看上去很严肃地说：不行！抗美就又说，那么，14.99公分行不行呢？妈妈忍住笑，说：“也不行！阶级立场是一分一厘都马虎不得的。”抗美有点惋惜地说：“要是阶级立场能清楚地用尺量准确，那倒也好办了。”妈妈说：“是要用尺量的，裤脚管宽一点、窄一点，都会涉及到阶级立场的问题。世界观是有尺寸标准的。”抗美笑了，妈妈也笑了。这笑容抗美差不多记不得从妈妈的脸上消失了多久了。
那几个女孩也回头看见了援朝。抗美有点脸红地对他们说：“这是我哥，郝援朝。”其中一个女孩，叫刘小琴，对援朝说道：“昨天上车时，我见到你来送行的，怎么今天就来了？就这么放不下？”援朝说：“是不大放心。你们这些小孩，第一次离开家，谁放心？”另一叫张卫红的女孩说：“看来你这哥比爸妈惦记得更凶呢。”大家都笑了。援朝又替每人都减轻了一些重量，边走、边说、边笑地一会儿就到家了。
援朝开始视察她们的新家，看看有没有什么他可以帮忙的事。突然从外面来了几个人，竟是沙立成、贵书记、大队妇联主任刘秀花，生产队的沙队长，还有两个大概也是公社或大队的干部吧！沙立成向郝援朝伸出手，郝援朝觉得有点别扭，因为同班同学之间是从不握手的，但现在已走上社会了，就不能免俗。沙立成对贵书记说：“这是我的同班老同学郝援朝。”贵书记说：“早就听说了，郝司令现在身体好吗？”同时也伸出了手。援朝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因为他早就听说过此人的德性，但也只好应付：“谢谢你，我爸很好。您就是贵书记吧！久仰了。”沙立成又逐一地介绍了另外几个人。并且指着抗美对他们说：“这小妹妹在我们学校里可是挺有名的大明星呀！”沙立成的意图，旁边那几个人都清楚，是要告诉他们他和郝、郭两家的关系不一般。
其实，外界传言，沙立成如此年纪轻轻就能当上公社革委会主任，是因为郝司令的关系。人们都相信，贵书记也相信，沙立成自己也耳朵里也刮到过这说法，他很乐意人们这么想，这可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绯闻”呀！捏造、炒作自己和权贵之间的特殊关系是一门能对前途、处境举足轻重的大学问
━━ 自古以来，包括现在，都是如此。他竭力和郝援朝、郭抗美显得很亲密，既显示自己有后台，有来头，同时也是警告老贵 ━━ 人们对贵书记的背后称呼 ━━ 意思是：“你他妈这个色鬼，给我老实点，别痴心妄想。”
━━ 自古以来，包括现在，都是如此。他竭力和郝援朝、郭抗美显得很亲密，既显示自己有后台，有来头，同时也是警告老贵 ━━ 人们对贵书记的背后称呼 ━━ 意思是：“你他妈这个色鬼，给我老实点，别痴心妄想。”
客套了一会，沙立成对老贵说：“到吃饭时间了，你那儿有什么好吃的？”老贵忙说：“好东西没有，就是粗茶淡饭，大家一起去吧！”前几年因干部们被斗，吃喝之风剎住了好多。现在又抬头了。
贵书记对援朝和几个女孩子说：“一起走，上我家随便吃点。算是替你们接风吧！”抗美和援朝都不想去，但妇联主任刘秀花上来，将那几个女孩子连拉带拽，她们也就愿意了。援朝和抗美知道，如果就他俩不去，那就是搞得很僵了，于是只好跟着走了。
到了老贵的家门口，给人的感觉不一样，原来是他家的房子看上去比邻居们的要新，要漂亮。喝酒是免不了的，“粗茶淡饭”也有七八个盘子，都是鸡鱼肉蛋之类。酒是当地的特产 ---- 江南花雕，浓度不算高。但几个女孩子都说不会喝酒，援朝也推辞说喝了会起风疹块，只喝一小杯。那几个干部们可是就开怀畅饮了，并且划起了拳。援朝在不经意间，懂得了划拳的规则。
酒足饭饱了。沙立成站起身，和援朝、抗美打了招呼，说欢迎下回再来，就和那几个醉醺醺的干部们一起走了。贵书记也说了几句客气话。援朝他们也说了谢谢后，就回到抗美她们的住处。那几个女孩都累了，去睡午觉。援朝和抗美就从后门溜了出去。芦苇和麦苗都绿油油的，再加油菜花的金黄和暖洋洋的拂面春风，想不心旷神怡都不可能。走到无人能看见的地方，两人立即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大自然太美好了，可惜人世间却烦恼多多。援朝告诉抗美，他入伍当兵的事已有眉目，很快就要离家了。抗美哭了，眼泪沾湿了援朝的衣裳。援朝安慰她，说他只要有机会回来，就一定会来看她的。平时就多写信吧！“我们还年青，未来的路很长，但我相信前景是乐观的。”援朝信心满满。
援朝和大家告别后就走了。他不要抗美送他去公社汽车站，因为回来时天就黑了。爸妈一再叮嘱抗美，天黑时一定要当心，尽量别出去。援朝回头看看抗美泪水鼓鼓的双眼，招招手就快步走了。
第二天，她们一大早就起来，吃完早饭后，生产队上工的铃响了。她们就走到了队场上。她们本以为社员们会鼓掌欢迎她们的，但他们却是默不作声地瞪大了眼睛盯着她们看。后来她们才知道，社员们只知道开会听完发言后才鼓掌，这还是干部们去外面开会时学会后回来教他们的。他们不懂得鼓掌是一种感情的表达，以为只是开会时的一项规定。
开始劳动了。既种生产队的大田，也种自留地。很苦，很累，也脏。女孩子们第一天手掌上就都磨起了泡，晚上回家用针挑开，擦上酒精，痛得钻心。临行前，爸妈叮嘱抗美，去了就要好好干，人生在世，吃点苦也是需要的。和人要好好相处。人有好有坏，要长点心眼。妈妈也特地交待了她女孩子要特别注意的安全问题。
最叫她们感到不便的是厕所，又臭又脏，并且遮挡也不好。张奶奶建议她们用马桶，抗美就上街去花两块多钱买了一个。除刘小琴和张卫红外，另一个女孩叫马慧琳，她话最少，好像心事重重。后来才知道，她家里条件不好，并且又是黑五类出身，所以整天很沉闷。她问抗美这马桶一人摊多少钱，抗美看出她的心思，就说：“你们不要出钱，这是我一人买的，以后我们要是分开不住一起的话，我带走就是了。现在我们一起用，但得每天轮流着倒马桶。”可是抗美不会倒马桶，因为她们家从来都是用的抽水马桶。她们几个就教会了她。但她觉得恶心，很不习惯。不过转一想，人家能受得了，我也应该能，这是爸爸对她说的：“人家能做的，你就该都能做。”常熟城里的家家户户，有几家能用上抽水马桶的？
四个人比起来，抗美最活泼。虽然自爸妈挨批斗以来，屈辱和恐惧始终缠绕着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疲沓了。形势疲沓了，心情也疲沓了，或者说，麻木了。她的活泼的天性又复活了。第一天上工，社员们一边干活，一边时不时盯着她们看，但是，男男女女的眼光中的含义是不同的。那三个女孩有点怕羞，不太敢抬头回看，可抗美不一样。她自小到大，就是被人呵护、抬捧着长大的，很习惯和人交流，毫无“怕人”的习惯。她大大方方地向每个看她的人笑，并且找话和对方说，弄得对方反而显得怯生生的了。
休息了，队长就对抗美她们说，早就听说你们城里的姑娘会唱歌跳舞，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呢？抗美说：“听说你们生产队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能不能你们先来点呢？”队长说：“好，我们先来，然后你们来！”于是，队里就有四个姑娘站起来，开始唱了。唱的是语录歌。“我的天！”一听她们唱，抗美浑身的鸡皮疙瘩直冒起来。从来没见过会有人把歌唱得这么难听的。曲调唱走了，歌词吐得土气十足。好不容易忍着听到最后。轮到抗美她们了。她们就将刚才那几个队里的姑娘唱的语录歌又唱了一遍。社员们都听呆了。听真人唱歌如此好听，他们还是头一回。接着，队长又要大家鼓掌，欢迎抗美独唱。抗美就唱了一曲“在北京的金山上”，社员们算是开了眼界了。
突然，抗美眼前一亮，看见多远的地上有两只癞蛤蟆，一大一小，大的驼着小的，小的在大的背上上上下下不停地抖动。抗美高兴得不得了。指着那儿，边叫边跳边笑：“真好玩，真好玩！”社员们轰地一声，爆发出一阵猛笑，有的人笑得前仰后合，好像他们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笑的事情。没有几天，方圆几十里内的人都听说了这件奇闻，结论是，城里的丫头这么不要脸！
当晚，大队妇联主任刘秀花来到抗美她们住处，问长问短，以示关怀。然后捏低了声音说：“你们今天看见了癞蛤蟆驼背的事了？”女孩子们又笑了起来。刘秀花一脸严肃：“以后别再讲这事了，人家会骂的。”抗美一脸错愕：“骂什么？”刘秀花低声正色道：“骂不要脸。”并补充道：“那两个癞蛤蟆是在做不要脸的事，你们不懂吗？”她们几个都傻了。抗美说：“我以为那大的是蛤蟆妈妈，小的是她的孩子呢！小孩骑在妈妈的背上，就像人一样，当然好玩囉！所以忍不住要笑。”刘秀花说：“你们在城里从来没见过？”抗美说：“城里哪能见到这个？”刘秀花又端详了一下其他三人的表情，相信了这些女孩子们是真的不懂。连这个也不懂，怪不得毛主席要叫她们来农村接受再教育呢。
刘秀花走后，抗美说：“怪我们无知吧！看来我们的这无知在他们看来是个天大的事。看她那一脸的正经像，真像是对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的再教育了。”刘小琴说：“你别说，还真的是上了一堂课呢！”
第二天一早，她们又去上工。发现社员们的脸色异样，尤其是男人们，一个个色瞇瞇地盯着她们几个。女人们也对她们投以不屑的目光。一个男人开口故意地对旁边一个女人说出了很粗很粗的话，并伸手要去摸那女人，那女人佯骂道：“去摸城里来的水灵灵的大姑娘，你他妈敢吗？”那男的讲：“你看我敢不敢？”说着就向抗美她们几个走来，指着马慧琳说：“这个长得怪俊的，让我摸摸看。”手伸向了马慧琳的脸。马慧琳吓得叫了起来。抗美将手里的锄头一举，对着那家伙说：“不准动！再动当心我劈死你！”那家伙后退了两步，说：“郭大小姐，我没碰你，你是郭书记的女儿，郝司令的媳妇，打死我也不敢碰你。”男女老少们一起哄笑了起来。抗美叫道：“哪个要是敢动手，不劈死他才怪呢！沙队长，你管不管？”沙队长是生产队长。他还没来得及说话，传来了妇联主任刘秀花的声音。她喝道：“二狗子，你他妈真的想死？”那二狗子愣住了：“什么大了不起的，真要脸还是假要脸？”刘秀花已到了她跟前，哗搭一个耳光搧在他脸上。二狗子手捂着脸，还真有点搞不懂呢。刘秀花对沙队长说：“现在让几个知青姑娘去大队部准备一下宣传节目吧！”沙队长说：“好，你们几个就去吧！”刘秀花对她们说：“你们先到大队部等我，我一会儿就到。”
她们几个走不多远，就听刘秀花对社员们说：“开会！”社员们都做到了地上。刘秀花说：“你们搞错了。城里的姑娘打小起，就没见过癞蛤蟆驼驼背。昨天晚上我问了她们，她们还以为是老蛤蟆喜欢小蛤蟆，驼着它高兴呢。她们真的一点不懂。”社员们一起“啊”了一声。有两个老太太就骂起了小狗子：“你这个东西不是人！”小狗子也显出满脸的惶恐与愧疚，知道自己闯了祸。
原来这事的背后，蕴藏着颇深的文化。就是农村的“调情文化”。男男女女之间，田头地尾，使用非常粗鄙的言语对骂，边骂边笑，边笑边骂，毫无顾忌，其乐陶陶。譬如，看到癞蛤蟆驼背，男的会对旁边的一个女的说：“你就是那大蛤蟆，那小的是你家老公公。”那女的就会回骂道：“那是你家老婆和你大哥。”男的又会说：“那大的是你，小的是我，好不好？”接下来的对骂就是非常直白地用男女生殖器的词汇造句。有的地方还会动手。男人将女人扑倒在地，试图骑压，女人则从地上抓起泥土往男人脸上撒，将男人眼睛迷住后推开。若抓不到泥土，只能消极反抗，侧过身，或背朝上，不让男人触及正面。男人接下来则必须适可而止，不可以过份。否则，女人就有权，也必须翻脸了。女人也一样可以主动侵略
━━ 几个女人联合起来，将一个男人扑倒，扯下他的裤衩，往里面撒泥。这都是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的娱乐活动。
━━ 几个女人联合起来，将一个男人扑倒，扯下他的裤衩，往里面撒泥。这都是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的娱乐活动。
这样的自编、自导、自演的娱乐活动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节目更为广大贫下中农所喜闻乐见，并且也不被上纲上线到“资产阶级腐朽无耻”的高度。党员、干部、积极份子们都从不以之为忤，并且也会有分寸地参与其中。也就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没有干预其中，因而就不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 别看游戏者们那么放肆下流，但他们非常严格地遵守着明确的游戏规则而不越轨，“盗亦有道”。这些规则包括：第一，不得将玩笑施加于未婚的黄花闺女；第二，不得针对有血亲关系者，譬如，不得针对同姓的本家成员之间胡说八道；第三，本家、亲戚之间不互相游戏；第四，男人对女人，不得以手触其身体的正面，否则就是动真格的了，要受严惩的；第五，任何人都有权拒绝参与，尤其是女人，有翻脸的权利。
━━ 别看游戏者们那么放肆下流，但他们非常严格地遵守着明确的游戏规则而不越轨，“盗亦有道”。这些规则包括：第一，不得将玩笑施加于未婚的黄花闺女；第二，不得针对有血亲关系者，譬如，不得针对同姓的本家成员之间胡说八道；第三，本家、亲戚之间不互相游戏；第四，男人对女人，不得以手触其身体的正面，否则就是动真格的了，要受严惩的；第五，任何人都有权拒绝参与，尤其是女人，有翻脸的权利。
但是，若女人被怀疑行为不轨，就另当别论了。她会成为众矢之的，时时受到污言秽语的旁敲侧击，甚至行动上的侵袭。抗美面对癞蛤蟆驼背，居然“不知羞耻”地大叫大笑，肯定是个行为不轨的放荡女人，对她采取任何攻击行动都是伸张正义的卫道斗争。那二狗子是想“公私兼顾”，“公”者，道貌昂然地捍卫廉耻也，“私”者，对这些水嫩嫩的城里来的大姑娘，上去摸一把，自然是有生以来未曾有过的享受。旁观者们则不会质疑二狗子行为的正当性，就像是古今中外到处都有过的对淫荡女人的正义惩罚一样。但这卫道者还有两点小私心，一是“欺生”，姑娘们是外来人，欺负一下不要紧；二是“势利”，明摆着“放荡者”是郭抗美，但因她是大干部家的，所以不敢欺负她，就找朱慧琳这样的软柿子捏。
但贫下中农们也是有良心并坚持原则的。当他们认识到他们误解了知青姑娘们后，都真诚地忏悔了起来。差一点坏了人家大姑娘的名头，是十恶不赦的罪过呀！于是，就七嘴八舌地要小狗子给知青们陪不是。小狗子也表示认罪，说一定要去陪不是。
刘秀花当天又给知青们上了课。对她们说，农民就是这样地爱开玩笑，你们做姑娘的，就只当没看见，没听见一样。干活时，你们就看着队里的另外那几个姑娘怎么对付就行了。抗美她们照办了。很简单，面对着已婚男女们在一起的污秽粗野，那几个本队的姑娘们佯装不知，就像是没看见，没听见一样。
文艺理论家们开口闭口说劳动人民是最丰富的文化源泉，可就是对草根民众的这种随时可见的“性文化”视而不见，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他们道貌岸然地阉割得不伦不类。后来，抗美对她妈说：“劳动人民的文化主要就是这些粗鄙下流的东西，没有一丝一毫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之类的‘革命情感’。报纸上描述、歌颂的贫下中农的形象根本不存在。”妈妈说：“他们在开会等一本正经的场合还是会一本正经的吧！”抗美说：“他们学会了开会等场合时的那套语言，但界限守得很清楚。谁要是在日常私人交往时，使用开会时的语言，别人就会躲开他，认他是二百五。”妈妈说：“这种‘双语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
风吹日晒之下的劳动是苦的。并且，另一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在学校时，她们中学生每人每月的口粮定量是32斤，比大多数其他居民多，和家里人在一起吃，多数人家基本还是够的。抗美他们家就更没有问题，因为油水足，粮食吃不完，剩下不少粮票。现在只有一个月25斤，若放开肚皮吃，只够半个月的。她们就只有顿顿吃粥，回家时带点鸡蛋、馒头之类的东西来。抗美带得比别人多，待大家吃。也就因此，她们和别的知青小组不一样，还没有分开各人独自烧饭呢。
比苦累和飢饿更大的烦恼是对前途的忧虑。都老大不小了，尤其是女孩子，怎么办？连经济上都无法独立，得靠家里补贴，这不是事呀！家庭条件差点的，本来还打算着赡养父母，扶助弟妹呢。沙家浜大队的条件算是比较好的，一年的劳动工分收获，可以够一个人生活，但这样行吗？曾几何时，这些年青人还意气风发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呢！从失望到自暴自弃，直至绝望。一代年轻人就这么毁了。
若干年后，接近二十一世纪了，知青们都年近半百，一生已成定局。居然，互联网上有声音说，上山下乡使一代人得到了锻炼，其历史意义不可抹杀。还用了“青春无悔”这漂亮的诗一般的语句。抗美就在网上跟了个帖：“‘青春无悔’是什么意思？你敢说‘青春无怨’吗？‘悔’是对自己错失的反思，上山下乡是对是错，都不是你自己决定的，你有什么‘悔或不悔’的？驴头不对马嘴。你只能说你‘怨不怨’，你要是不怨的话，那是因为你回城后混好了，阔了。但二千多万回城知青中，大多数人以下岗收场，他们会‘青春无怨’吗？你自己不也说打死也不会再回头去一辈子插队吗？打死也不会让你自己的孩子一辈再上山下乡吗？要显摆你回城后的成功，就说是你自己有能耐好不好？为上山下乡贴金，是要伤及绝大多数被毁了青春的伙伴们的感情的。”抗美后来将这事讲给爸妈听：“有人说，上山下乡是很好的锻炼，不能一概否定”。爸爸说：“日本侵略也使老干部们得到了锻炼，后来才有了荣华富贵，要不要感谢日本鬼子？”
每天上下工时，干部们都要带着社员读毛主席语录。令抗美不解的是，干部们最感兴趣的语录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几乎是每天都要带着社员一起读这一段。有一天，她找到了答案。生产队长和一社员因为什么事争辩了起来。队长说：“毛主席说，‘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事不是我决定，难不成还由你决定？”抗美恍然大悟，原来“是决定的因素”被说成是“有决定的权力”。此外，林彪的“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的箴言，也被理解为“有权就该有一切”，包括后来所称的“腐败”。进一步的引申就是“有权不使，过期作废”。不管是无知的误解，还是有意的曲解，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以致权力的威力登了峰，造了极。
另外一段干部们极感兴趣的语录是：“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反对错了的人。”抗美总觉得这段话有点别扭，认为它只是半句话，下半句应该是:“更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反对对了的人。”后来，她慢慢地明白了，原来这半句话的原创者根本就不认为这世界上会有反对他并且反对对了的人，反对他的人只能是错的。文革结束以后，抗美有一次和好伯谈到这件事。好伯淡淡地说：“《三国演义》里袁绍杀田丰的事你该知道吧！”抗美立即明白了：谋士田丰反对袁绍进攻曹操，预言此仗必败，袁绍被此话惹怒，将田丰关押起来，说：“等我打了胜仗回来再处治你。”结果，被曹操打得一败涂地，逃跑回来。看守田丰的狱卒恭喜田丰道：“主公（指袁绍）该放你了。”意思就是田丰当初的意见是正确的，此时就不该再受惩罚。田丰则说：“我死定了！”果然，袁绍下令杀了他。原因无它，就因为田丰是个“反对对了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容许存在的。如果袁绍打了胜仗，则田丰还有生路，因为那时他就是“反对过自己并且反对错了的人”，属于可以饶恕乃至团结的对象。这段语录其实是一种逆反心理的反映。是针对彭德怀“反对对了”这事而发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强迫性否认”现象
━━ 明知自己在某件事上错了，但拒绝认错且惩治“反对对了的人”以实现心理上的自我辩护。
━━ 明知自己在某件事上错了，但拒绝认错且惩治“反对对了的人”以实现心理上的自我辩护。
抗美的课外知识颇丰富，主要是自幼就受妈妈的熏陶。文革这两年，她和援朝都还没有完全荒废功课。重点自修了语文和英语两项，两人都提高了不少。好伯和妈妈在这两门课上的功底，都能够对他们进行适当的辅导。这两个老知识份子都相信，高考迟早一天要恢复的。到沙家浜后，抗美也没有因劳动而放弃自修，每天都要找点时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并且，还隔三差五地回城，后来，差不多有一半时间赖在家里读书学习。她有着比别的知青们有利的可以赖在家里的条件：一是无经济顾虑，二是爸妈不反对，而且还鼓励她把大部份时间花在学习上，三是不必顾虑生产队和大队干部会说她表现不好。非但没有闲话，而且经常受到表扬，说她劳动积极，思想革命。其实她并没有刻意去表现什么。劳动是努力的，再就是参加宣传队，全公社男女老少都喜欢看她唱歌跳舞，她是临近几十里范围内的大明星。
爸爸去了五七干校，妈妈学校里来了工宣队，并且也已复课闹革命，牛鬼蛇神们不挂牌子了，但每天上班后都得排队听工宣队训话。课间时间，每个被批斗对象都得打扫厕所或种菜、拔草。习惯了，也罢了，总比那被人押着批斗的滋味要好受一些。
援朝当兵去了。差不多每个星期都给爸爸和抗美来信。所在部队是爸爸的老部队，团以上的干部都是爸爸的老部下。都说郝援朝表现好，很快就入了党。时间一到就会提干。但援朝想的是上军事工程院校。于是，第二年，1970年，就如愿以偿了。寒假回家，见到日夜思念的爸爸和抗美，心里既高兴，又沉重。抗美当然天天在家陪他。
贵书记找抗美谈过两次话，不外是说她表现好，并说待郭书记问题解决后，一定尽快发展她入党。当然，他还和大队里别的知青谈过话。插队不久，生产队沙队长，贵书记的表哥，就教会了她们几个女孩子划独木船。这是一种很轻巧的平底船，只能载一个人，可用来摘莲，采藕，捉虾，有本领的还能捉到鱼呢。但最常是用来摆渡，划到湖荡中间的小岛上去干活，全大队有二十几个这样的小岛，每个也就几亩地那么大，相隔的的水面往往只有几米宽，但长满芦苇，互相之间无法看清。地形非常隐蔽，抗美听爸爸说，他当初在沙家浜养伤时，就是隐藏在这些小岛上的。划船的人即使互不见面，也能互相通话，低低的声音也能听见。
抗美喜欢上了这划船的活儿。在一片幽静的湖荡中，轻轻荡桨，柔柔的湖风吹得芦苇轻嗖嗖地响。她最喜欢躺下来，仰面看那被芦苇半遮半掩的蓝天白云，又生出了那世外桃源的感觉。有一次，下起了瓢泼大雨，她有点害怕，但过一会儿，发现怕也无济于事，转身一想，不就是全身淋湿，最多落个感冒吗？就算船沉了，水也不深，淹不死人。更何况，她会游泳，很小时爸爸就开始教的。于是，她想象着自己就像那迎着暴风雨的海燕，在汹涌、广阔的海天之间翱翔。
今天，队长指派给她的任务是上西边的一个小岛，西七岛，去除草。她一边划，一边享受着周遭的氛围和自己脑子里的畅想。突然，听到了芦丛里面有人说话，是两个男青年的声音。一个说：“我看见刘秀花去东四岛那边了。”另一个说：“那是去开花了，老贵也往那方向去了。”前一个说：“是去下种了。”抗美懂他们的意思，因为听得多了。这种“下流文化”浅显易懂，正是大众文化的特色。又听一个说：“老贵该换口味了，比起那几个知青丫头，刘秀花快成枯花了。”另一个说：“那沙队长这么快就教会她们划船，还老是派她们一个个单独上岛，一定是老贵的指使。”前一个说：“那姓郭的小妞最俊，但老贵恐怕不敢。”另一个说：“除非他吃了豹子胆。不过也难说，遇到这种事情，吃豹子胆的人有的是。”
抗美有点害怕起来。怪不得沙队长经常派她们几个分别独自上岛干活呢！“得小心提防”，她提醒自己。
几天以后，她又出湖了。中午回村时，发现多远的，马慧琳划着小船向东边去。这很奇怪，因为东边的岛不属于她们生产队，队长不会派马慧琳去那边的。她本能地想跟上去，但又觉得跟踪别人不是好行为。回去后，脑子里不停地转念这事。
两天以后，她又划到这地方。禁不住好奇，就向着东四岛划去，想看看该岛的模样。小船刚靠近岸边，就听见岛上有人声。细听是一男一女的喘气、呻吟的声音。再向旁边一看，有两叶小舟泊在那儿，其中的一条是马慧琳的。她赶快静悄悄地离开，心里扑通扑通地跳得慌。
马慧琳是黑五类出身，据说她爷爷是地主。她爸妈都在很小的民办工厂里当工人，收入很低，家里还有两个弟妹。她整天愁容满面，惦记着家里，也哀叹着自己。生产队长批评过她，说她劳动不积极，应该向郭抗美学习。但郭抗美经常请假回城，每请必准，可她马慧琳要是请假，队长总是找藉口不批准。她一肚子不服气，因为她回家的次数、天数比郭抗美少得多。家里穷，她至少得靠劳动养活自己，回家连吃饭都成问题，更何况回家一趟，还要来回车费一元五角呢。和郭抗美相比，她忿忿于老天的不公平，更忿忿于社会的不公平。有一次队长在会上表扬了郭抗美。下工回家后，那三个女孩都对抗美说：“我们要是你，表现一定加倍地好，争取快点入党，快点提干。前途一片光明”抗美说：“那你们也可以如此吗！”马慧琳说：“等太阳从西边出来吧！”刘小琴说：“我们哪能和你比呢？我们表现再比你积极，被表扬的总归是你。你前程似锦，我们的希望在哪儿呢？”不过，她们对抗美本人并无多大怨恨，因为抗美对她们并不坏。
但是有一天，队长忽然表扬起马慧琳来了。后来，她竟回城逗留了一个多月。在地里劳动时，一个女人问抗美：“那小马怎么回家这么多天没来了？”抗美说：“不知道，大概家里有事吧！”旁边一个小青年低低地说：“拔草去了。野草是不能让长出来的。”说这话时，脸朝着和抗美这边相反的方向，似乎是指着另一件不相干的事。社员们都笑了。抗美当时没搞懂是什么意思，但晚上躺在床上时突然明白了。联想起那东四岛上的事，她感到可怕。后来又听到社员们的叽叽咕咕，说刘小琴和张卫红都上过东四岛了。抗美毕竟是孩子，有好奇心。有一天，壮着胆子一个人划上了东四岛，发现是个三、四亩地大的岛，上面种的玉米，周边全是芦苇，很隐蔽。玉米丛中有个草棚，棚中有张简单的小床。社员们都知道，那儿是刘秀花每年都要种的玉米实验田。抗美有点害怕起来，赶快划船离开。走不多远，遇到了两个小青年的小船。他们和她打个招呼：“小郭，东四岛上好玩吗？”抗美说：“不好玩，有点怕人。我爸说他当年养伤时就躲在那岛上，所以我去看看。”一个小青年笑着说：“有个故事叫《芦荡火种》，说的是你爸他们在岛上播下革命火种的事迹，你知道吧！”抗美说：“知道呀。”那小青年又接着说：“现在贵书记他们在继续革命。”另外一个小青年说“继续下种。”。抗美知道他们说的不是好话，就理也不理地将船加劲快划开去。那两人在后面问道：“有人找贵书记，你晓得他在哪里？”抗美说：“贵书记不是去县里开三级干部会了吗？”抗美的回答使他们知道，她上东四岛和别的知青女孩上东四岛不是一回事。
那几个女孩回城的次数多了起来，生产队基本不管她们了。慢慢地，她们不坐公共汽车回家了，而是认识了供销社和粮站的运输卡车的驾驶员，搭他们的顺便车来回。
抗美还是乘公交车回家。她告诉妈妈这些事，妈妈直叹气。只说了两个字：“黑暗！”她提醒抗美：“绝对不要搭任何免费的车，要相信世界上没有多少免费的好事。我们家不缺这省下的一块多钱。”
后来，终于出事了。中央下文件追查奸污女知青的事件，据说全国被处决的干部达上万人之多。不过，大众普遍认为，漏网的远远超过这数许多倍。但是，也有人认为，相当多的案例不能定性为“强奸”，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涉及“暴力行为”，不符合刑法上“强奸”的定义。只是“强权行为”而已，强权可以是合法的，甚至是革命的，因为，据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当然，这种权力不是完全不受制约的，受的是纵向制约，上级权力制约下级权力。被制约者的结局，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运作能力，上下级关系和运气。
沙家浜的干部们当然也要被查。但查处的结果是，多名女知青都咬定那几个卡车司机，他们就该倒霉了。结果是，一名被处死刑，另两名被判有期徒刑。涉及到干部们的事，则多半不了了之，沙立成和老贵都在其中。群众都知道，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
以上是1974年的事，那时抗美已离开沙家浜，上大学去了。而此时还只是1970年初春，“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中心任务是镇压现行反革命。沙家浜公社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份子。是一名老造反，罪名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原来他在批斗走资派时，说他们在三年自然灾害时，贪污上级救济粮，导致许多人饿死。这是对三面红旗的污蔑，居然敢说共产党会饿死人，真是狗胆包天。后来，说到红卫兵去北京被毛主席多次接见的事情时，他说：“毛主席年纪大了，这么长时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怕身体吃不消吧！”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亿万人民祝愿他万寿无疆，你居然敢用“身体吃不消”这话诅咒伟大领袖，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后，在一次公审大会上，宣布此人“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死刑判决书只有几十个字。据说，改革开放后，有城里人来要看这判决书，并且给了五块钱买走了。后来才知道，这判决书要是拿到美国去，要卖几千块呢！之所以值钱，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简洁明快”的死刑判决书。其实，外国人少见多怪，中国几千年来，最简洁明快的死刑判决根本就没有什么“书”，就是牙缝里吐出来的一个音：“杀！”
社员们都被组织了去参加大会，抗美她们也都去了。她清楚地看到，那个人被五花大绑，嘴里塞了一大块布，从卡车上拖了下来，顺地拖了一百多米，拖到了水边的一个坡子上，一声枪响，就结果了。嘴里塞布是不让那反革命份子临死前喊反革命口号。这法子其实比将喉管切断的方法简单易行且仁慈得多。切喉管之法太麻烦，就算不要上手术台，不要麻醉，不要无菌操作，比兽医做手术还简单，但总还是要动刀子。两者相比，在体现出对阶级敌人无限仇恨的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方面，其实差别不大。许多人拥上去看，抗美不敢去，也不想去。
第二天，社员们传说，枪毙了以后，公安局去那人家，要他娘给两毛钱的子弹费。他娘哭着说，家里连吃的都没有了，哪来两毛钱呀！后来是一邻居大娘出来，大声呵斥着说：“该政府的钱就要给呀！没有我借给你，以后还我。”替她付了两毛钱。公安员走了，这两个大娘哭在一处，付钱的大娘说：“当着政府的面，我做点好事也怕呀！只好假装呵斥你。这世道人命不值钱呀！”
抗美继续插队。虽然爸妈的问题仍然挂着，她还是在1972年入了党，并且当上了大队民兵营长。1973年，公社有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三个人争，最后是抗美赢了。虽说是“走资派的女儿”，但沙立成、贵书记这些当权派们就能“顶风作案”，因为实际的形势是：除毛主席和他手下的几个人外，全党都已将文化大革命抛到脑壳后去了，但经过这么折腾后，失而复得，并且极度强化了的权力却是抓得更紧了，使用得更出神入化了。抗美进的是一所普通大学的经济系。全县有四个重点大学的名额，但都给了另外的公社，最后，经贫下中农推荐，都落实到了更大的，或更有权的干部子女的头上。 （回本书目录页）
一九七六年，抗美从经济系毕业了。分配去了一家银行当会计。很快地“四人帮”被粉碎了。好伯对她说，看形势，高考一定会恢复，你可以准备靠研究生，摘去工农兵学员的帽子，否则前途有限。抗美就着手准备，果不其然，一九七八年就一炮打响，考上了上海一所有名大学的经济系研究生。
此时，援朝已是31岁，抗美也28岁了。郝达戈对郭建光、姚瑶说，孩子们都不小了，要是你们同意的话，就让他们把婚事给办了吧！郭、姚二人说：“是的，该办了。”援朝和抗美当然没有任何异议，于是就举行了婚礼。事情办得简单而热闹。
援朝在部队院校毕业后，进的是部队的一所兵工厂，此时已是工程师兼车间主任。但不久，大规模裁军开始。虽然一时裁不到他，但没有更大的发展机会是肯定的了。他就打报告主动要求转业，很快就被批准了。他回到常熟，一下子收到了好几份聘书，请他当厂长或经理。他知道，人家看中他，主要是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当然，他的能力和为人，也是有口皆碑的。他选中了苏州的一家国营企业，当上了工程师兼车间主任。
抗美继续读她的研究生。第一個暑假里，她差不多是足不出戶，天天貓在房間里看書，看的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爸爸有點驚奇，問道：“聽說《資本論》寫得很深，一般人看不懂，你能行嗎？”抗美頭一歪，眉一皺，眼一瞇，瞅着爸爸說：“這么說，您這個老革命沒讀過《資本論》？”
“我還沒聽說有哪個老革命讀過呢！連你好伯恐怕也沒讀過。”
“我的老師講，列寧、斯大林都沒讀過，毛泽东更沒有讀過。”
“沒讀過不照樣革命嗎？”
“不讀《資本論》就鬧革命的老革命，一定是革命目的不明確的老革命。老師講，老革命們的革命激情是馬克思寫的另一本書，《共產黨宣言》，點燃的。《共產黨宣言》告诉革命者们革命的理由是因為資本家、地主剝削工人農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劳苦大众。但這本書沒有用事實證明這種剝削的存在，以致它看上去只是口號和豪言壯語的堆砌。馬克思大概想到了這一點，知道無產階級革命的正當性是需要證明的，所以就寫出《資本論》來證明資產階級的确是剝削了無產階級，並且還要說明剝削是如何進行的。”
“既然馬克思已經用《資本論》證明了，我們這些鬧革命的大老粗就拿起槍沖上前去就行了，用不着去啃那些高深的理論了。”
“但是，如果馬克思的證明是錯誤的，那你們不是被忽悠着進行了錯誤的革命了嗎？”
“馬克思的理論怎么會是錯的呢？”
“我的這個老師在文革前就是政治經濟學講師了。但他承認，他在那之前并沒有讀懂過《資本論》，是文革停課后，他才有時間靜下心來去仔細地啃。啃完后，他發現《資本論》錯得離譜。他還懷疑，該書之所以寫得那么艱難深奧，佶屈聱牙，就是害怕被人看懂。因此，在他看來，《資本論》不只是錯得离谱，還有有意欺騙搞学术造假的嫌疑。”
“你的這個老師也夠放肆的了。改革開放了，臭知識分子的膽子也大了，沒見過從反右到文革，一個一個的都那么個熊樣子。”這爸爸一邊說，一邊暗笑自己在挨鬥時，也是那副熊樣子。
“知识份子不就是这样吗！不得不熊的时候，就熊，但只要一有机会，有骨气的马上就了挺起来。“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那你這一個暑假就是要讀懂《資本論》去驗證老師的話囉。”
“我怕我讀不下去。老師說，這麼多年來，他好几次強迫自己去讀，但都覺得太難而放棄了。後來好不容易才讀懂，竟發現說它是垃圾也不為過。”
“那你就讀吧！搞清楚到底《資本論》是垃圾，還是你那老師这个人是垃圾。”
“等好伯來，我還要請教請教他呢。”她此时仍然称呼老公公为好伯，这是因为只有自己的爸爸在场。援朝也如此，称呼随在场者而变化。若自己爸爸在场，则还呼丈人丈母为“郭叔、郭婶”，若爸爸不在场，则呼“爸、妈”，抗美也一样，根据在场人物而调整称呼，“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過了幾天，好伯來了。輪椅還沒調好位置，就問抗美：“讀《資本論》的收獲如何？”
抗美答道：“實在是莫測高深，但好在我多少也發現了一些簡單的問題，該請馬克思回答，但他不在，就只好請好伯您這個老革命代言吧！”
“說來聽聽。”
爸爸也湊了過來。
“先舉個例子來看看你們的判斷：一個資本家經營一座煤礦，僱傭工人採煤。假設他每僱一個工人，就得平均每天投入400元的資本，其中的340元用於購買生產資料，如礦租、設備、道路、交通、辦公、水電等等，另外的60元則用於支付工人的工資。工人每天工作10小時進行開採，最後獲得的煤產品賣得440元的毛收入。在扣除400元的總資本後，該資本家當天的利潤便是40元，利潤率為10%。這不難懂吧！”
爸爸說：“這個好懂。僱一个工人，资本家得毛利40元，僱十个工人，毛利就是400元，一千个工人就为他创毛利40,000元一天。”
“对的，我们就以只僱一个工人讨论。馬克思的觀點是，資本家根本就不該拿這40元的利潤，它應該完全歸工人所有。資本家拿了，就是剝削了工人。馬克思將這40元的利潤稱之為‘剩餘價值’。”
好伯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但是，對一般人而言，這是不好理解的━━ 資本家投資的目的就是賺利潤，不然，資本家為什麼要投資呢？現在我們也已知道，投資很辛苦，很煩神，還冒險。好像《共產黨宣言》的確是沒有談到這一問題。《資本論》應該有所討論吧！”
抗美說：“先請你們兩位老革命說說，馬克思主義者們是否贊同‘資本家投資賺取利潤一定是剝削’這一論點。”
好伯說：“當然應該贊同了，不然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在1957年，會對反對這一觀點的人說：‘打倒你這個右派！’；到文革時會說‘你是個現行反革命，不低頭認罪就批鬥，再不認罪就坐牢，繼續頑抗就槍斃！’”
“現在的政策却是允許資本家賺取一定的利潤。至於剝削不剝削的問題，就只有含糊其辭了。”爸爸已經習慣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這種“打左燈向右轉”、“只做不说”的局面了。
好伯接口道：“實際的形勢是，不管《資本論》是怎麼證明《共產黨宣言》的，《共產黨宣言》已經被束之高閣了。”
“這實際上是默默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失敗的事實。但在實際上，這面大旗還被作為虎皮，以其威勢阻碍着社會的前進。因此，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徹底批判是亟需的。最關鍵的理論突破點就是指出《資本論》沒有證明《共產黨宣言》中的豪言壯語的真理性。”抗美的意思是說，對《資本論》的分析批判並非是過時的事情。
好伯說：“《共產黨宣言》斷定資本主義制度有兩大弊病，一是低效性，二是剝削的非正義性。實踐已經證明，低效性之說是錯的，至少资本主义制度比《共產黨宣言》宣布要建立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制度的效率要高。而對剝削性的證明，則該由《資本論》完成。抗美的老師認為《資本論》的證明是錯誤的，就是认为馬克思主義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错误的。”
抗美接着说：“看来你们很想知道馬克思說那40元的利潤是剝削的理由。”
好伯说：“当然。當年搞土改时，我就对說地主剝削農民的觀點不能理解。说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的理由想必也是一样的。”
抗美按照她對《資本論》理解的思路說下去：“馬克思的觀點，歸結起來其實很簡單
━━ 那40元的利潤全部是那工人憑勞動創造的，資本家一點貢獻也沒有，所以必須全部歸工人所有。”
━━ 那40元的利潤全部是那工人憑勞動創造的，資本家一點貢獻也沒有，所以必須全部歸工人所有。”
爸爸驚奇得就要跳起來了：“這沒道理。沒有資本，就沒有開礦所需的一切條件 ━━ 機器、水電、運輸工具、道路……沒有資本提供的這一切，那工人能憑空创造40元的收益嗎？那他乾脆就自己在家里挖矿吧！幹嘛要來找這資本家呢？”如果是在五十年代以前，郭建光会和所有老干部一样，对马列毛主义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浪和思考之后，他们的信念动摇了。
抗美冷冷地说：“您這個問題在資本論裏找不到清楚、明白、令人信服的答案。”
好伯說：“好像馬克思有他的说法吧！”
抗美說：“是的，馬克思的理由是‘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此例中，資本家投入生產資料的資本價值是340元，那工人的勞動創造的新價值是100元，加起来是440圆。產品賣出后便得到这440元。資本家收回那340元资本，給了工人60元工資，剩下的40元就是他的利润。既然100元的新價值完全是工人的勞動創造的，就該全部歸工人所有。工人應該得到的是100元而不是60元。資本家已經收回他那340元的本錢了，不該要利潤了。”
“資本家是吃飽了撐的？”爸爸自然还要生氣。抗美望着爸爸。她知道爸爸就是這麼的心裏容不得一點荒謬的人。當年就是因為“疾惡如仇”才參加革命的。
“說只有勞動創造價值，資本不創造價值，這就是‘勞動價值論’吧！推導出來的結論是資本家拿利潤就是剝削，這就是‘剩餘價值論’吧！”好伯聽着，興奮起來了。因為經抗美這麼一歸結，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有了一個飛躍 ━━ 荒謬得離譜而又簡單。
抗美看到兩個老人，一個困惑，一個欣喜的面容，心裏樂滋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這麼回事，不往下介紹也就可以下結論了，結論就是 ━━ 它是謬誤的。”
但是，爸爸不甘心，他不太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剝削理論，也就是階級鬥爭理論的原理竟會是如此明显的荒谬。他說：“往下說吧！我要再聽聽‘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他和郝达戈都曾在黨校聽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課，但是他相信自己理解得肯定沒有大哥深刻。
好伯说对抗美说：“你那老师是不是认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都是错误的，并且错得很露骨，很离谱？”
抗美说：“是的。因此，如果马克思没有使用那么诘屈聱牙的语句的话，对其错误的理解是很容易的。实际上，不要什么高深的经济学知识，就凭一般人的常识就能搞懂错在哪里。”
勞動價值論
抗美早就準備好開這門課了。她說：“勞動價值論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切商品的價值，歸根結底都來源於人的勞動，價值的量取決於商品內所結晶的（社會平均）勞動時間。除此之外，價值再沒有任何其它的來源。譬如，一件鐵器，它包含着一系列勞動過程中消耗的勞動量，從鐵礦的勘探開始，經開採、提煉、鍛造、拋光、油漆、運輸、銷售......等等，所有的環節都是人的勞動時間在商品中結晶的累積，累积的总和就是商品的價值。因此馬克思說：‘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這個屬性）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它構成了）商品價值（的唯一來源）。’”
“這說法沒錯呀！每件商品歸根到底都是許多人的勞動堆積起來的。”爸爸說。
“但勞動不是商品體的唯一來源。在人的勞動開始之前，那件鐵器就有了它最早的起源，就是一堆天然存在的鐵礦石。可見，將使用價值撇开後，商品體剩下的不只是勞動產品這唯一的屬性，而是勞動和自然資源两者結合的產品的屬性。閉上眼睛作抽象思維，將商品千差萬別的使用價值抽象掉，在馬克思的腦子裏剩下的影象只是無區別的人類抽象勞動這一樣東西。但我那老師說他的腦子和马克思不一样，并且相信绝大多数人的脑子都和马克思的不一样。大家都会觉得，抽象掉使用价值后，剩下的是無區別的抽象的自然物和無區別的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兩樣東西的結合，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就劳动这一样。譬如，鐵器或木器中具體的自然物是鐵礦或木材，具體的勞動是鐵匠或木匠的勞動。馬克思說木匠和鐵匠的勞動可以抽象為無區別的人類勞動，那為什麼木匠和鐵匠分別處理的木材和鐵不能抽象為無區別的自然物呢？雖然自然物必須經過人的勞動去開採和處理才能進入商品體，但在被人接觸之前，靜悄悄地躺在大自然裏的自然物顯然和人的勞動不是同一回事，有它自己的獨立的來源和獨立的存在，不能被排除在人的抽象思維的影象之外。”
“我記得，在黨校學習時，老師說價值是所有商品的共同特徵，這共同特徵的來源只能通過抽象思維的方法到商品內去尋找。馬克思抽象思維的結果是發現所有商品內只有勞動結晶這唯一的共性，它和所有商品共同具備的價值這一共性相应地存在着，並且再沒有其它的屬性同時存在。就是說，和商品價值這一外在性质相对应存在着的是，並且僅僅是，勞動結晶這內在共性，於是結論就是：勞動結晶是價值的唯一对应物，两者之间自然就有着排它性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劳动结晶是价值的唯一來源。現在，抗美說商品內除含有勞動結晶外，還有自然資源的存在這另一性质。因而商品的價值的來源就應該是勞動結晶和自然資源兩者。”好伯不愧是知识份子。同样是在党校学习过，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比别的学员要透彻的多。
爸爸說：“看來抗美的說法有道理。”
抗美說：“這是我那老師的看法。他認為他的這一看法推翻了勞動價值論。如果勞動價值論就這麼被輕而易舉地推翻，那它就太爛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甚至整個馬克思主義就完全崩潰了。”
好伯說：“這的確是大事。我們得仔細地琢磨琢磨。”
抗美說：“首先得说一说價值和价格的区别，因为我们经常需要将两者互换着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是这样。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进入市场时，价值就基本固定了下来，因为其劳动含量基本不会变化了。价格是价值在市场上的实现，是不停地波动的。但马克思认为，价格的长期平均值一定等于价值。也就是，从量的角度来看，两者是相等的，互换使用不會引起什麼混亂。”
好伯理出了他的思路：“說價值僅僅來源於勞動結晶，還是來源於勞動結晶和自然資源兩者的組合，不能只根据馬克思和你那老師脑子里的抽象思維下结论，還需要用理论和事實來證明。”
抗美說：“現實生活中有很多的例子。譬如，平均說來，等重的金和铜相比，價格相差几千倍，仅仅是因為它們內部凝結的勞動含量相差几千倍，而與金和铜這兩種物質的其它方面的差別無關嗎？勞動價值論说就是如此，但一般人凭常识就不會同意，會認為这價值差別主要决定于这两种自然物质的性質差別。兩種意見都需要證明。勞動價值論無法證明獲取等重量的金所需要的勞動是獲取等重量铜的几千倍，从而决定它们的价值相差几千倍。而一般人則很容易认为是金和铜的性質差别决定了它们的价值差別，至于劳动含量的差别，好像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但一般人的这种‘感觉’也是需要证明的。”
好伯覺得他找到了最能說明問題的比較方法：“找出大量的实际事例，比較勞動含量相等的商品，看它們的價值是否也始终一樣，不就是很科学的证明方法吗？比如，從同一頭豬身上割下來的一斤肥肉和一斤瘦肉，或一斤豬腰，或一斤豬腳，價值會一樣嗎？顯然很难一樣。但能說它們消耗的勞動量肯定不一樣嗎？”。
爸爸也立即想到了類似的情況：“同一網打上來的魚，比如鱸魚和草魚，價格相差可以很大，但消耗的勞動量是一樣的。”
“面積相同但肥瘦不同的兩塊地，付出同樣的勞動量，收穫到的產品價值肯定有差別。這差別顯然是由剔除了人力後的莊稼中所含有的自然物質的质和量的差別形成的。上面所舉的例子都說明價值差別不只決定於勞動含量的差別，還決定於自然資源的性質差別。這就說明價值不只決定於勞動含量。”好伯受過科學思維方式的訓練，這點理解能力是有的。
“自然資源參與決定價值的最淺顯的理由是：得到它們要付錢，就是说，他们本身就有价值。從國外進口物資，比如原油，所付出的貨幣絕不只是出口國為開採原油所消耗的勞動時間折算成的價值，還有原油本身這種自然資源的價值。原油出口國每年的巨額收入不是僅來源於他們國家開採原油時的勞動力的消耗，而主要是來源於他們擁有的原油資源本身的價值。”好伯覺得：“‘購買自然資源’的說法不證自明地說明自然資源有價值。没有价值还要花钱买吗？既然有价值，怎么能把它‘抽象’为没有价值呢？”
“一个地区（一國、一省、一县）的GDP，是其範圍內的產品（包括服務）產值的總和，它是由兩部分組成的 ━━ 人的勞動力付出後產生的價值和採集到的自然資源的價值 ━━ 絕不只是勞動时间的消耗這一方面。馬克思當年如果能對GDP的概念有所了解的話，就該不會堅持勞動價值論了。”爸爸近年來對GDP的興趣很濃。
“放眼到全人類，一切就更清楚了。就拿全球制造的有形物質產品來說，它們的價值總和显然是来自于人的勞動和大自然所賜資源兩者价值的总和。商品交換時的計價，顯然是將這兩種成份全考慮在內，兩者都被認為有價值。价值是和私有制密切关联的商品经济社会所特有的概念，是交换必须有的概念。有价值的东西就能卖钱，必须付钱才能得到的东西一定有价值。劳动力有价值，所以僱主要付钱向僱员购买；一座从未开采过的矿山中的矿藏，虽然从来没有投入一点人的劳动含量，但不是谁想去开采就可以随便去的，要付钱向矿主购买或租赁开采权。能说这矿山里毫无劳动含量的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吗？”好伯覺得一切都很清楚，沒有什麼好爭論的了。勞動價值論說只有勞動含量決定價值，是很荒謬的。
“馬克思說商品中的自然資源沒有價值，是因為他以撇開商品的使用價值的方法進行抽象思維時，得到的結論是怪異的。他似乎忘记了他的“价值”的概念是私有制社会的特征性概念，它决定于所有权，而不是唯一决定于劳动含量，并且，劳动含量有价值也只是因为它来源于劳动者对其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马克思腦中留下的影象只是無區別的抽象人類勞動結晶，而漏去了無區別的抽象的自然物的結晶。他似乎忘记了，两者都是用钱买得来的，因此两者都有价值。以他的智商，似乎不該如此。如果是故意對讀者的欺騙，那就太惡劣了。”抗美算是作出了小結。
好伯還是很謹慎的：“說是欺騙，結論還為時過早，现在还需在详细一点探討。”
“另一種可能就是馬克思對人類生產中的勞動和自然資源之間的關係沒有深入研究。我那老師將自己在這一方面的見解稱之為‘勞動搬運論’。他說：勞動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採集’自然資源，这‘采集’是广义的，包含着许多的环节：第一步是开垦、勘探、采摘、挖掘等等，接下来是加工、改造、運輸、交換等等過程，最後實現滿足人的需要的目的。总的来说，採集就是广义的‘搬運’，所有的勞動都涉及到对物體的搬运，最起始的搬運是搬運身體細胞內的粒子。神經細胞內的粒子被搬運而產生神經衝動，進行信息傳送而刺激肌肉細胞內的粒子被搬运而致肌肉運動，以實現對外界目標的搬運。劳动‘創造’財富的過程實質上是‘採集’自然界本就存在的（或许多宗教认为的由‘上帝’赐予的）自然資源的過程，不是真的創造了任何新的物質。採煤勞動是採集自然界本就有的煤，而不是‘創造’或‘製造’煤；農業勞動是帮助植物採集陽光、水份、空氣、土壤裏的養份等等，使之在土地上‘聚集’到植物體內；畜牧业勞動是幫助動物採集自然界的營養物，使之‘聚集’到動物體內而獲取動物產品；烹飪勞動則是對採集到的原料食品進行進一步的加工；運輸勞動是對採集到的對象進行搬動使之位移……。”抗美將她那老師的“劳动搬运论”作了介紹。
好伯問道：“這樣說是不是包含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意思？都是源自於人體細胞內的粒子流動。體力勞動主要源自於肌肉細胞內的粒子流動，而腦力勞動主要源自於腦細胞內的粒子流動。兩者有着共同的本質。因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对立。所以，主要以脑力活动方式从事生产管理的資本家也是勞動者。”
“當然如此。我不贊成上面那個例子中，說資本家不勞動，只有工人勞動的說法。”爸爸從參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地主資本家不勞動’的教育，但事實逐步教育了他對事情的真相進行分析思考。
“承認財富是勞動和自然資源的結合，同時承認勞動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就必然不會堅持說商品價值完全是體力勞動者創造的，就會承認資本和資本家的作用，從而慎重評估‘剝削’的問題。”好伯的思路越發清晰了。
“其实，资本家除劳动外，还有额外的巨大付出，那就是烦恼和风险。如果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是一样的，绝大多数人都愿意做工人而不做资本家，因为资本家遭受的精神折磨是工人不会有的。”人生的阅历告诉爸爸，不是每个人都能知道别人的酸甜苦辣。
抗美继续谈劳动价值论：“馬克思因為堅持勞動價值論而鬧出了一些笑話。他在《資本論》裏就舉了一個非常有名的例子。這例子荒謬，但到目前為止還被許多人信以為真呢：如果生產力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以致生產金剛石和生產等重量的磚瓦所耗費的勞動量一樣多，那么，一块金剛石和一块磚头，只要重量相等，价值就一样。原因就是，他堅信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投入的勞動量相等，價值就一定相等。我們要問的是：果真如此嗎？一条鑲着金剛石的項煉和另一条鑲着等重量的磚頭粒的項煉就会价格一樣，这會是真的嗎？”
爸爸有點納悶：“好像不會吧！一樣的價錢，不會有人去買磚頭項煉的，大家都會只買金剛石的，因為它們的質量、特性是無法相比的。”
好伯接着說：“兩者的使用價值差別很大，結果是市場上對兩者的需求差別就很大，於是供求關係就決定了它們的價格差很大。若強行索要相等的價格，磚頭項鍊就只有靠邊站了。磚頭還是只能用去蓋房子。甚至，人們也用鑽石去蓋房子了，磚頭恐怕就要退出歷史舞台了。磚頭想以勞動含量相等為理由要和鑽石等價，沒門。”
抗美：“供求關係決定價格和价值。供大於求就造成過剩，商品滯銷迫使賣方降價；供不應求就造成緊缺，賣方就會乘機提價。鱸魚比草魚貴，一是因為鱸魚味道比草魚好，要買的人多，二是因為鱸魚在自然界的存在量比草魚少。如果兩者等價，則鱸魚會被人爭購而脫銷，造成緊缺，於是價格上漲，借助購買力限制需求，直到供需平衡。項鍊的使用價值就在於滿足使用者獲取美感的心理享受（包括被他人欣賞或嫉妒而產生的享受）。鑽石項鍊提供的享受遠大於磚頭項鍊，并且耐久性要强得多，于是前者引起爭購，後者則無人問津，結果形成的供需形勢自然促使买賣双方調整价格。兩者的价格差，也就是价值差，和勞動含量之差几乎没有聯繫。馬克思見未及此。”
爸爸有點疑問：“馬克思真的會如此脫離實際嗎，無視供求關係對商品價格的影響嗎？”
抗美想了想：“老師說過，馬克思死抱住勞動價值論，堅持勞動含量決定價值，認為供求關係對價格的影響只是暫時的，局部的，它只引起可以互相抵消的價格波動，而不會改變商品的總體、平均價格，就是价值。商品一走進市場，價值就基本固定了，因為其內的勞動含量是基本固定了的，除非后来又添加进了额外的劳动量，譬如，被重新加了工或移动了地点。”
爸爸想起了和别人闲聊时谈到的一个现象：“房子买了以后，多半会升值，但汽车买了以后，差不多都要贬值。并且，不管是增值或贬值，回复原价值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就是说，长期平均价格是不会等于原价值的。这又怎么解释呢？照理，价值是不应改变的呀！”
抗美说：“劳动价值论的漏洞很多，仔细去想，可以发现很多问题。譬如，既然价值完全决定于劳动含量，对不同商品进行比较，就应该找到一个常数
━━ 永远不变的价值和劳动含量的比例，不妨称之为‘价━劳比’，全世界所有的商品的‘价━劳比’都是一样的，就像是全世界所有的圆形的周长和直径之比 ━━ ‘圆周率’是一个常数一样。如此则‘价━劳比’的发现者就和圆周率的发现者一样的伟大，其中，马克思是居功至伟的。”
━━ 永远不变的价值和劳动含量的比例，不妨称之为‘价━劳比’，全世界所有的商品的‘价━劳比’都是一样的，就像是全世界所有的圆形的周长和直径之比 ━━ ‘圆周率’是一个常数一样。如此则‘价━劳比’的发现者就和圆周率的发现者一样的伟大，其中，马克思是居功至伟的。”
好伯说：“可惜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商品的價值不只由勞動含量決定，是由勞動含量和自然資源量共同決定的。但是，在市場上，買賣雙方从商品的里里外外怎么也看不到劳动含量和自然资源量這兩樣東西，沒有辦法‘度量’出它們作為價值的參照。”
抗美笑了起來：“價格不是‘量’出來的，是‘砍’出來的。”
爸爸也笑了：“買賣雙方都只會互砍、互宰，商品从里到外都没有写着它们的价值天生该是多少。要是写的话，写的也是其中劳动含量的价值和自然资源的价值这两样价值，不是劳动含量这一样。”
抗美笑時，沒忘記問題的嚴肅性：“勞動價值論就是認為，只要能度量、计算出商品内的劳动含量，就知道了商品的价值，只是技术上很难实现这种度量和计算而已。但市場上無數次的‘砍’和‘宰’的实践，總體上表现出的結果一定会体现出价值决定于勞動含量这一规律。這是主觀、武斷的說法，源自于馬克思那撇開使用價值後只有抽象的勞動而無抽象的自然資源的‘抽象思維’的臆断。”
好伯說：“马克思的论点沒有說服力。價格就是買賣雙方協議的結果，協議不成，生意就不成，生意不成仁義在，但價格不在。”
抗美一直想说的问题被好伯给引出来了。她立即抓住这机会表达出她的老师的观点：“价值是以交换为前提的。有交换才有价值，没有交换就没有价值。价值与交换的关系就像影子与物体的关系：物体一旦暴露于光线之下，影子便立即出现，一旦离开光线，影子便消失；交换一旦在市场上实现，价值就形成，交换一旦结束，价值便消失。商品的获得者随即可以进行下一次交换，而为该商品谋取到另一新的价值。如此的‘转手倒卖’之所以要被无产阶级取缔，难道是因为它改变了劳动价值论规定的不会改变的价值，从而颠覆了劳动价值论？”
好伯是一点就透的人：“价值既不是由商品内的劳动含量单独决定，也不是由劳动含量和自然资源含量共同决定的，它不是商品的内在性质，它只是在交换完成的那一瞬间出现的外在伴生现象。”
抗美说：“老師強調，自然資源和勞動的結合只是賦予了商品以“使用價值” ━━ 能滿足人的需要的‘质的特性’，卻沒有賦予商品“價值”這種‘量的特性’。把商品放在手裏，從任何一個角度打量，都看不到“價值”這麼個屬性的存在。就像打量物品本身看不到它的影子一样。不交換就沒有價值問題出现，比如，自產自用的物品，就談不上價值；共產主義社會各取所需，沒有交換行為，那時的人就没有價值的概念。馬克思將‘價值’和‘交換價值’這兩個概念等同換用时，已潜在地认识到价值和交换之间的形影不離的關係。”
爸爸也懂了：“所以，价格是‘砍’出来的，不是‘量’出来的。既没有要被测量的对象，又没有测量的器具。”
抗美：“价格是买卖双方对交換物之間的數量比例的期望值的交叉，每一方的期望值多半是一条由多个点连成的线，但两条线的交叉点只有一个，这就是双方共同接受的期望值，就是成交的价格。它是经协商实现的双方意願的吻合。价值是协商这种‘人的社會行為’的结果，不是商品内‘固有的客觀存在’。”
爸爸說：“反正，用勞動力消耗的數量是無法定出物品的價值的。‘白費力氣’的意思就是‘勞動可以創造不出價值’。實際生活中可以找出許多反駁勞動價值論的例子。”
好伯突然想到又一個好例子：“空氣很重要，就是說，它的使用價值很高，但它不在市場上交換，所以沒有價值。”
抗美和老師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但馬克思可以說，空氣沒有價值是因為它不含有人類的勞動結晶，這正好證明勞動價值論是正確的。”
爸爸怔了一下：“是呀！空氣里是没有人的劳动呀！该怎麼解釋呢？”
抗美早就準備有答案：“可以拿水來類比。水的使用價值和空氣的使用價值一樣地重要。而在自然條件下，水也和空氣一樣，既不含有人的勞動，也不用交換，所以也沒有價值。可是，到了缺水的情況下，就有價了，譬如在沙漠里迷了路，水可以卖出天價来。這天價的來源是人的勞動呢？還是交換出現時的伴生結果呢？要是因為有人將水從很遠的地方花勞動力運來才有價值，那麼，再花同樣多的勞動運回原地則立即一文不值，這就不能解釋说價值由勞動決定。價值就是因為有人要買，發生交換时才出現的。缺水导致原本价值为零的水出现大于零的价值，显然是因为出现了交换的需求。”
过了幾年以後，環境污染的問題出現了，好伯又想起了这空氣和水的例子。他對抗美說：“空氣和水的價值的問題又有新证据了。有人為得到新鮮空氣和干净用水打算移民外國，但移民得花錢，因為‘貧賤不能移’。这说明此时的空氣和水都有價值了，但這價值不是勞動創造的，是因有人願意拿钱交换才出現的。”這是後話。
好伯想到了又一个例子：“一件衣服，100元買來，穿旧了後，再拿去賣，只能卖10圆，这差别无法用劳动含量的变化解释，只能用商品的质地变化，即使用价值解释。使用价值决定了供求关系，旧衣服要的人少，就不值錢。勞動價值論没办法解释的现象很多，實在是不靠譜。”
抗美还听过老师有这么一段补充：“其实，马克思自己对劳动价值论的表述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自相矛盾。他说：‘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一件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一件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同向變化，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向變化。’……‘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马克思的逻辑是：劳动含量直接决定价值，而劳动生产力只是影响劳动含量，但不直接参与决定价值。就是说，两者的关系是主从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
━━ 这也是未经论证的断言。别人可以说：‘劳动含量和劳动生产力是两个并列的决定价值的因素，劳动含量不是唯一的因素。’《资本论》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显得混乱而又自相矛盾。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脑子里，早就想当然地认定‘价值的决定因素只有劳动含量这唯一因素。’大脑僵化到忘记这是一个尚未证明确切的假设。”
━━ 这也是未经论证的断言。别人可以说：‘劳动含量和劳动生产力是两个并列的决定价值的因素，劳动含量不是唯一的因素。’《资本论》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显得混乱而又自相矛盾。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脑子里，早就想当然地认定‘价值的决定因素只有劳动含量这唯一因素。’大脑僵化到忘记这是一个尚未证明确切的假设。”
好伯附和道：“事实是，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如果马克思能参与我们上面的讨论，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抗美说：“现在只是希望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能够进行反思，科学地讨论问题而不是喊口号。在《資本論》第三卷的第九章和第十章， 馬克思闡述了資本市場上的資本利率趨向均等化的原理 ━━ 資本始終處於於從低利率行業向高利率行業轉移，並通過競爭而導致不同行業的利率趨向於均等的過程之中。這本來是個三言五語就可說清楚的問題，馬克思卻突然發現他遭遇到了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那就是，不同行業的相同利率必將導致他們的產品实际價格和馬克思按勞動價值論定義的價值出現偏差，也就是承認了這世界上堆積如山的商品中，很難找到实际價格和勞動含量吻合的例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利率趨同理論自相矛盾了起來，被後來的德國著名經濟學龐巴維克（Eugenvon Böhm-Bawerk）抓住了，掀起了經濟學界的跨經三個世紀的一場軒然大波，直到現在還沒有平息下去。馬克思對這一矛盾的解套方式是：勞動價值論僅適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以前的形勢，那時個別商品的價值等同於其勞動含量，但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後，其作用方式就改變了，變得不適用於個別商品，而只適用於全社會的商品總和。全社會商品的價值總量決定於，並僅僅決定於其中含有的勞動總量之和。如此的说法就是承认《资本论》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那它如何能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有剥削，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并且，前已述及，一個社會的商品價值總量不僅決定於其劳动者貢獻的勞動總量，还必然要將該社會利用和消耗的自然資源计算在内。”
好伯接着問抗美：“聽說西方現代的價值理論對勞動價值論根本就不屑一顧，是嗎？”
抗美說：“是的，最流行的是‘均衡價值論’，其核心論點就是價格完全決定於供需關係。就是說，價格是由商品之外的市場供需形勢決定的，而否定商品之內有一種固有的決定價格的特性的存在。和‘均衡價值論’有聯繫的是‘邊際效用價值論’，涉及的是人對商品的需求是如何決定的（人的主观感觉对自身的需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将之批判为‘主观唯心主义’），這需求到市場上尋求滿足，必然影響到市場的供需形勢，從而影響到價格。”
好伯覺得要有所补充：“一句话，劳动和价值没有确定的联系。但这不是否定了勞動的意義。勞動創造了麵包，麵包可以充飢，劳动的意义当然重大，它创造的是使用价值。但麵包的價值，即多少錢一斤，和勞動並沒有确定的联係。”
抗美也想再补充一句：“‘勞動創造麵包’的方式是‘采集’自然资源，不是凭空地创造出新的物质来。自然界的物质总量是恒定的，只能转变，不能无中生有。”
爸爸突然想起來了：“你的意思是不是在上面那採煤的例子中，馬克思說的是工人的勞動創造了新價值的说法是不对的。劳动只是采集了自然界的煤，而煤的产权是资本家的，同时資本家也勞動，所以雙方都有權參與分配那100圆的新创价值。這麼一來，問題就變成了資本家拿多少利潤算是合理，拿多少就算是剝削了。”
好伯笑了起來：“建光你踏上了修正主義的階級調和的思路。如此資本家就可以和工人階級就利益分配問題進行和平談判，而暴力革命就不需要了。”
爸爸也不在乎：“那就說說上面那例子中的分配問題吧。”
当然抗美有她的見解：“那分配早已完成了，是劳资双方事先协商好的。每僱傭一個工人，一天下來，資本家獲40元利潤，工人得60元工資。”
好伯問：“馬克思說的這裏面的剝削問題，你怎麼解釋呢？”
抗美回答道：“沒有剝削問題。資本家擁有自然資源 ━━ 煤藏（或从别的资本家处租用，反正是资本家阶级的资产）。僱用工人幫着採集，也就是搬运煤。这‘搬运’是广义的，用镐将煤块从矿坑壁上掘下，其位置的移动就是一种搬运。工人是搬運工，工資就是搬運費，是事先協商好的一天60元。兩廂情願，沒有誰強迫了誰。至於資本家獲得多少利潤，與工人無關，因為搬運工沒有權，也不一定有興趣去過問他的僱主經此次搬運後的收益。反过来，資本家即使虧了，搬運費也得照付。搬運工只管搬運完成後拿錢走人。”
爸爸接上來說：“就等於是，你家有一大堆財寶，請來搬運工，搬到市上去賣，不管你賣出多少錢，搬運費就是事先商議好的那麼多。付錢後各走各的路，沒有哪個剝削哪個的問題。”他覺得這很正常，他參加革命前替人家打工就是這樣的。
好伯當然知道事情沒那麼簡單：“那怎麼馬克思能把剩餘價值的概念搬到這兒來，得出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結論的呢？”
抗美也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仅仅是驳倒了劳动价值论，还不等于驳倒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剩余价值论’是剥削理论的重点，它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但比‘劳动价值论’更为核心。既然劳动价值论是错的，剩余价值论当然也不会正确。但错在哪里呢？”
剩餘價值論
抗美继续说道：“說來話長。首先得了解馬克思對那60元工資的獨特見解。他說這60元等于那工人的‘勞動力價值’。勞動力價值的定義是：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
好伯說：“這個我知道，勞動力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在勞動價值論看來，这种商品同任何其它的商品一樣，其價值也是由生產這一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量決定的。這勞動時間量具體分佈在勞動力所消耗的作為其生活資料的全部物質產品中。包括一个人从小到大的衣、食、住、行、医、教、等等，和长大成人后养儿育女以培养劳动力接班人所消费的一切商品中的劳动含量。”
抗美知道好伯懂。她接着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邁出的最關鍵、最艰难的一步就是：斷言工人的工資一定等於他的勞動力價值。这样断言的根据就是劳动价值论 ━━ 工资就是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格，也就是劳动力价值，它当然由此种商品内的劳动含量决定。上面那工人的工資之所以是一天60元，就是因為他的勞動力價值就是平均一天60元。煤矿运营一天下來，新創造的價值是100元，資本家獲得這100元後，遵守劳动价值论的原则，付给工人等于劳动力价值的60元工資，‘剩餘’下來40元，就被马克思称之为‘剩餘價值’。這剩餘價值就是進入資本家口袋的利潤，剝削成功地實現了。工资不得高于劳动力价值，就是说，工人不參與分享任何一點的剩餘價值。否则，劳动价值论就被推翻了。”
好伯立即发现了这里面的问题：“难道是马克思为了迎合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而不得不认定工资一定等于劳动力价值，否则就是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他这是‘强迫’工资等于劳动力价值。”
爸爸觉得问题很简单：“这是一个应该由事实证明的问题，用事实验证工资是否等于劳动力价值。但这又很困难，因为勞動力價值是很難算清楚的。要計算一個人從小到大的全部花費，再折算出其中该分摊到今天这一天的花费，是不可能的。”
“馬克思並不想算清楚，他就是一口咬定‘工資等於勞動力價值’，和一口咬定‘劳动是商品價值的唯一来源’同出一辄。两者都是‘一口咬定’的产物。没有可令人信服的证明。”抗美的老师说过，《资本论》最缺乏的就是证明。
爸爸越發不懂了：“‘工资等于劳动力价值’是怎么做到的呢？全世界每天有几千万资本家在发工资，有几十亿工人在拿工资。使用了什么办法使得这亿万份的工资都各自等于其劳动力价值呢？工資是資本家和工人談判出的結果，這兩個人谁也无法根据勞動力價值算出工资的多少呀！算出来还要双方都愿意接受才行呀！莫名其妙。”
好伯想到了一个例子：“同班畢業的大學畢業生的勞動力價值都是一樣的，因为不可以考慮每個具體的人的實際花費，必须假设每个人自幼及长的培养费用是一样的。因此，如果毕业后没有再接受进一步的培训，每个人的劳动力价值就始终不变，始终相等，因而工资应该始终相等，直到退休。這顯然是可笑的。毕业以后，他们的工資差别可以很大，因為决定工资水平的因素很多，不只是马克思所说的勞動力價值。”
爸爸有点鄙夷不屑了：“劳动价值论明摆着是荒谬的。”
好伯接口道：“實際的情况是，总体说来，平均说来，工資一定高於勞動力價值。”
爸爸覺得首先得解決的問題是：“勞動力價值的數目相當於工人消費的最高水平，還是中等或最低水平呢？”
“最低水平。不能再少了，工人只能是‘月光族’或‘日光族’，任何儉省都會導致勞動力因‘營養不良’而衰退，剩餘價值論的前提是勞動報酬相当于能夠保證全社會的勞動能力不發生‘營養不良’而引起衰退的最低水平。从长远来说，這种保证也符合資本家階級的利益。”抗美答道。“因此，資本家再貪婪刻薄，也要保證這最低水平的工資，但也正因為貪婪刻薄，他們也不會使工資高出勞動力價值，他们会用马克思教导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刻薄的理由。其次，在馬克思看來，勞動力價值是確定的數值，而要确定，只有在它是最低水平時才能做到。如果允許高出最低水平，高出多少就沒譜了，就无法是確定的了。再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允許僱傭勞動者的工資有結餘，否則他們就會以結餘去投資而蛻變為資本家階級。”
爸爸很不以為然地搖搖頭。“就沒有勞動者通過省吃儉用而發財致富的？並且，許多勞動者都有嗜好，有好的嗜好，如文學、藝術、體育、旅遊等等，也有壞的嗜好，如抽煙、喝酒、賭博、吸毒等。這些都要錢，而勞動力價值的概念中，應該不包括這些方面的預算吧！那這些錢的來源就只能是實際工資超過了勞動力價值後的結餘。”
好伯補充道：“總不能認為這些錢來源於偷、搶等犯罪所得，或者是中大獎，發橫財吧！工资的确是超过劳动力价值的。”
爸爸有点激动了：“那《资本论》就该被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就该跟着被抛弃了。”他意识到，自己这老革命的光环已经在自己的心中熄灭了。
好伯早就不激动了。他對剛才郭建光說的勞動者可以勤儉致富的說法作補充道：“某些勞動者可以通過節儉獲取投資的“第一桶金”，使自己跨進小業主甚至資本家階級的門檻。之所以有儉省的空間，是因為工資高於勞動力價值，分享了剩餘價值。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家階級的“第一桶金”的來源都不正當的觀點顯然是對勞動者勤勞節儉的品質和社會現實缺乏了解和尊重。查一查福布斯富豪榜，再查一查富豪們和他們的列祖列宗的發跡史，像比爾蓋茨、巴菲特、李嘉誠等等，看看他們中有多少人的第一桶金是偷盜搶劫或巧取豪奪來的。當然，會有例外，如今中國的权贵资本家们就是這樣的例外。只不過“例外”往往是對“例內”的印證而非否定。全世界如雨後春筍般新出現的資本家中，相當多的人的第一桶金都是從分享到的但被馬克思認為被資本家強佔去的剩餘價值中節攒出來的。”
抗美还没有说完：“最重要的是，資本家並沒有力量將勞動者的工資限制在勞動力價值的水平處以霸占全部剩餘價值。工資數額是勞資雙方或明或暗的談判、協商、角力、妥協的結果，不是單方面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決定的。雙方都受着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的制約。僱主之間有爭奪勞動力的競爭，勞動者之間有爭奪職位的競爭。市場競爭機制是難以對抗的，工資水平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勞動力價值絕對不是決定工资的唯一因素。”
好伯觉得该有结论了：“劳动价值论不成立，工资等于劳动力价值这一断言也就不成立，新创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差的剩余价值这一概念也就无法成立，说资本家占有了全部剩余价值作为利润的说法也就失去了立足点。劳动价值论和以之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论原来都是谬误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成立，认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理论不成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性就丧失了。”
剩餘價值的真实来源
郭建光沉闷了好一会儿，又想到一个问题：“资本家的利润究竟从何而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能是合理的吗？”
抗美想起她的老师在解释这一问题时说他花了几乎二十年的时间才得到答案，同时也形成了他的“劳动搬运论”，试图解释人类财富的来源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以下是老师思路的梗概：
“回到上面那采煤的例子：资本家拥有煤矿这种自然资源。这是他的生活来源。但煤不能吃，他要不让自己饿死的唯一办法是出售这煤资源。不过，煤埋在地下，要先挖出来才能卖。挖是需要条件的，他得投资，还得僱用工人，事先要和工人协商好工资。他孜孜以求的是挖出的煤的价值一定要高于他的投资总价值。在上面的例子中，他每僱用一个工人，投入资本400圆获得440圆价值的产品，得利40圆（如果他僱用100个工人，则获利4,000圆）。他不致饿死了，那工人也因拿了60圆工资而能活下去。
“资本家这40圆之利，说到底，是他变卖了他的财产 ━━ 煤藏
━━ 的净所得。工人的60圆工资也是变卖了工人自己的财产 ━━ 劳动力 ━━
的净所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采煤过程可以被认为是劳资双方协作投资的过程。双方投入了各自拥有的资本。工人的资本是他的劳动力，在数量上等于他的劳动力价值。（只有从“工人的资本”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的概念才派得上用场。）劳动力来源于工人身体细胞内的能量，这能量的根本来源是自然界的能源物质。对资本家来说，煤是自然资源，投入的购置生产资料的资本，在根本上也都是自然资源。譬如机器，分解到底有两大来源：一是自然存在的矿藏等自然物质，二是人的劳动结晶。既然人的劳动力的最起始来源也是自然资源，所以，‘资本家的资本’和‘工人的资本’一样，本质上都是自然资源。
━━ 的净所得。工人的60圆工资也是变卖了工人自己的财产 ━━ 劳动力 ━━
的净所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采煤过程可以被认为是劳资双方协作投资的过程。双方投入了各自拥有的资本。工人的资本是他的劳动力，在数量上等于他的劳动力价值。（只有从“工人的资本”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的概念才派得上用场。）劳动力来源于工人身体细胞内的能量，这能量的根本来源是自然界的能源物质。对资本家来说，煤是自然资源，投入的购置生产资料的资本，在根本上也都是自然资源。譬如机器，分解到底有两大来源：一是自然存在的矿藏等自然物质，二是人的劳动结晶。既然人的劳动力的最起始来源也是自然资源，所以，‘资本家的资本’和‘工人的资本’一样，本质上都是自然资源。
“劳资双方投入各自所有的自然资源，投资所得当然应该由双方分配。但分配的方式不是“事后结算”，而是以“事先协定”的方式先确定工人工资，其余的收益由资方“自负盈亏”。在正常情况下，劳资双方的收益都大于各自的投入，以致工人的工资高于他的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也能获取利润。《资本论》的核心内容是对这种实际存在的社会现象进行扭曲
━━ 一方面从理论上强辩：说资本家不该有任何收益，收益应该全部归工人；另一方面又从实际上歪曲：说工人没有获取任何收益，收益全部被资本家拿走了。可见，《资本论》在理论上是无理的，在实际上是不真实的。
━━ 一方面从理论上强辩：说资本家不该有任何收益，收益应该全部归工人；另一方面又从实际上歪曲：说工人没有获取任何收益，收益全部被资本家拿走了。可见，《资本论》在理论上是无理的，在实际上是不真实的。
“采煤生产有一个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它是能源的直接采集。煤产品的（主要）功能是燃烧后释放能量。采煤是消耗人体的能量换来煤块中的能量。但这不是数量对等的交换。它既不是将人体内的能量在物理学意义上转换为煤块内的能量，也不是从无到有地创造能量，而是消耗人体能量进行工作以‘采集’原本自然存在的煤块中的能量。采集到的能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和消耗掉的能量相等，如果前者的数量大于后者的话，则产生“剩余能量”。譬如，若工人每一镐的动作消耗他体内20卡的热量（热量是能量的一种），而这一镐掘起的煤块中，含有的热量可大于20卡。这是毫不奇怪的，“能量守恒定律”在这儿不适用。就好比去邮局提取别人送给你的礼物，你得付出交通费的价值，但你得到的礼物的价值通常要大于交通费的价值，因为不是你的交通费的价值转换成礼物的价值，而是你付出交通费的价值去“采集”原本就有价值的礼物。自然资源是上帝“寄”给人的礼物，劳动就是去‘邮局’取这礼物。
“再以具体的数字说明：假设每值一圆钱的煤块的价值相当于100卡的热量，则一天所采的总值440圆的全部煤块含热量44,000卡；那工人60圆的劳动力价值相当于6,000卡热量；340圆的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相当于过去这些生产资料的生产过程中总共消耗了34,000卡的热量；100圆的“新创价值”则是相当于10,000卡的热量；40圆的利润便相当于4,000卡的热量。
“当然，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工人的相当于60圆工资的6000卡的热量，完全消耗在他的食、衣、住、行、医、教、养育子女为资本家培养劳动力接班人等等方面的需要上，也就是说等于他的劳动力价值的组成成份而没有剩余，因为他不分享剩余价值。但我们老师认为工资必然高于劳动力价值，工人分享到一部分剩余价值。比如说，工资是60圆，劳动力价值可以只是50圆，因此该工人分享到了10圆的剩余价值 ━━ 老师其实不接受剩余价值这一概念，只是认为，工人的工资可以高于他和他的家庭的最低生活需求而有所剩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最崇拜马克思之处是他“发现了剩余价值的产生原理”
━━ 劳动力创造出的商品的价值高出于劳动力价值本身，两者之差就是剩余价值。因为资本家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一定等于其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剩余价值就成了资本家的利润，这就是剥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的不令人信服之处在于他没有证明工人的工资等于其劳动力价值的必然性。采煤是采集自然界的礼品，全部采到的煤这种物质产品中所含的能量，在扣除和资本家投资成本和利润相当的能量之后，余下的能量便相当于工人的工资所得。这所得完全可以超过生产、培养、维持和繁衍劳动力所消耗的自然资源中的能量。这超过的部份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的能量承担者。可见，剩余价值的产生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把戏”，它只是“采集”超过“消耗”而已。因为有这种超过，才有人类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才有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但这种超过，绝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完全是僱佣劳动者的贡献，也绝不是超过的数量完全被资本家阶级夺走。
━━ 劳动力创造出的商品的价值高出于劳动力价值本身，两者之差就是剩余价值。因为资本家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一定等于其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剩余价值就成了资本家的利润，这就是剥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的不令人信服之处在于他没有证明工人的工资等于其劳动力价值的必然性。采煤是采集自然界的礼品，全部采到的煤这种物质产品中所含的能量，在扣除和资本家投资成本和利润相当的能量之后，余下的能量便相当于工人的工资所得。这所得完全可以超过生产、培养、维持和繁衍劳动力所消耗的自然资源中的能量。这超过的部份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的能量承担者。可见，剩余价值的产生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把戏”，它只是“采集”超过“消耗”而已。因为有这种超过，才有人类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才有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但这种超过，绝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完全是僱佣劳动者的贡献，也绝不是超过的数量完全被资本家阶级夺走。
“上面是以煤为例。它的功用是燃烧以释放能量，和劳动力的能量消耗有数量上的可比性，因此比较容易以之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产生原理和其谬误性。但如果产品不是煤，其功用不是释放能量因而和劳动力能量消耗之间无可比性呢？如音乐表演，其产品是一种服务，其消费者，听众，获得的是“愉悦感”这种“产品”。此时剩余价值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上还是自然资源，只不过不是实体物质性的，是一种超实体的效果，也还是“采集”和“搬运”而来，歌手搬动空气中的自然粒子使之振动，产生音乐的旋律带给听众听觉上的享受，就和食物带来味觉享受一样,都是对大自然中的粒子进行搬动的结果。所以，“愉悦感”是产品，其总售价的一部分是歌厅老板的成本，一部分是他的利润，一部分是歌手的酬报。
“这个例子更使我们感觉到剩余价值的概念太玄乎了。能知道歌手的劳动力价值吗？天才歌手和普通的歌手，劳动力价值，即全部培养费用，不会相差很多吧！甚至普通歌手会比天才歌手耗费得更多。两者的报酬之差会相差很大，天才歌手从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中可以分得比他或她的老板更大的份额。在这样的例子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找不到任何立足点的。
“结论是：‘剩余价值’的根本来源是通过生产进行采集、搬运来的自然资源。劳动参与了生产过程但不是唯一的参与者，它和资本的共同投入以协作采集、搬运自然资源的方式创造使用价值。使用价值进入市场后，由市场供求形势决定其价格（价值），在资本家方面，总价格若超过总投资，则两者之差就是利润。剩余价值论将利润偷梁换柱为“剩余价值”，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中找不到立足点。”
抗美滔滔不绝地讲完了。好伯听着时不时地点头表示赞同。爸爸也听着，却时不时地摇头，他不是不同意抗美的介绍，而是感到了更深的颓唐，颓唐于自己一生的业绩。他更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为什么会显出比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大的优越性？”他这个老共产党员，在内心深处早就无奈地卸去了无产阶级的枪械，因为他发现，这些武器杀错了太多的无辜的人。他对抗美说：“去问问你的老师，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会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资本主义制度
几天以后，两家人又像往常一样，在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就五口人围坐在一起，闲嗑了起来。抗美问爸爸还想不想知道那问题的答案。爸爸说：“当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太重要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开放恐怕很难走得远。”
抗美说：“我问了老师，老师说，答案是很明确的，但只怕上不了台面，因为它和‘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有着同一个答案。”
援朝插上来：“不就是搞资本主义但口头上不承认嘛！‘不争论’就是不说穿呗！”
好伯说：“抗美，就把你那老师的观点说说吧！”
抗美从旁边的书包里掏出两页纸，说道：“老师把他的观点整理了出来，让我念给你们听听：
资本主义制度是财产私有制度的一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早期阶段曾经历过相当长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但好像没有歌颂过那时代人的“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因为那时的人刚脱离丛林状态，为活命而如虎狼般地争夺厮杀，自私得很。当产品有所剩余时，私有欲更是驱动着私有制应运而生。就因为在人的基因中，私有欲远多于共产主义精神，“好色”远胜于“好德”，于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就消亡了。人的自私性使得社会不得不出现由自私的管理者管理和指挥自私的劳动者的形势。生产的效益取决于管理者和劳动者双方的积极性和智能的发挥程度。共产制度则因和人的自私性无法匹配而阻碍了这发挥程度。
私欲激发的“取利排废”的“恶行”是生存的首要保障。呱呱坠地的婴儿的第一要事是吸入氧气，排出二氧化碳，第二是吮吸奶汁，排出粪尿 ━━ 满足内部需求的同时污染外部环境，内外的界限很分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意思就是人只有谋私才能存活，不谋私则不得活。可见，谋私是上帝在设计生命之时刻意注入其基因之中的本性。（“上帝”一词是本文为叙述方便而使用的，如果读者不喜欢，不妨将之改为“大自然”。对本作者来说，上帝是大自然人格化后的简称。）
人人谋私的结果必然是获利的不均等。不均等是宇宙的规则。如果宇宙真的是上帝创造的，不均等的规则则是上帝自己也不得不服从的“超上帝”的规则。明显的不均等的例证是：坚实的星球和虚无的真空同时存在着。如果均等的话，宇宙就该是一锅均匀、稀薄的浆糊糊。个体的命运肯定是不均等的，但也大概不是上帝事必亲躬地具体过问的结果。上帝采用类似于自动掷骰子的办法，或者在人看来叫做“碰”的办法，决定每个个体先天和后天的机遇，机遇的总和就是命运。
上帝固然是绝对权威和伟大，但并不意味着仁慈和公平。它是一个万能但喜欢恶作剧的主宰者。他像玩泥巴一样地捏造宇宙，并特意挖空心思地捏出个能让生命存活的地球来,这大概是他觉得最有趣的试验性游戏或游戏性试验。而在设计出保证生命存活的血淋淋的，以绝对不公平的弱肉强食为前提的食物链之后，它得意地狞笑了。人世间的不公平，它认为很正常，因为那是它掷骰子的结果。
当然，他也不是绝对的邪恶，因为他有着使人类文明化的兴致。他的办法是在人的基因里，装上了一些使人具有精神欲求的节段并赋予它们以进化的机制，使人逐步进化到具备精神追求并能够用自身力量最大可能地削弱人之间的不公平，这就是文明化的过程。上帝本来可以轻轻一拨弄就让人类早就高度文明起来，自古以来人世间罄竹难书的罪恶与苦难没有是他制止和防止不了的，可它就是不干，而是觉得让人类自己慢慢进化才好玩。他想看看他设计的以自私为原动力的人类进化机制工作的效果如何。他的设想可能是：自私使人努力，努力使社会进步，社会进步增强人的精神欲求从而减弱人的自私性，自私性的减弱导致不平等现象的缓解。他的原则是人类的文明化必须由人类自己实现。他欣赏文明化的过程更胜于欣赏文明化的结果。当然，他规定，绝对平等是永远不可能的。
于是人类以自私为出发点和动力，在苦难和罪恶的荆棘中顽强地地摸索前进。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种最能有效实现上帝意图的社会制度。这制度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经济上要的是在自然力制约之下的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上要的是在接受上帝制造的不公平的前提之下对人为的不公平
━━ 人对他人人权的侵犯 ━━ 作最大可能的限制。后来终于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
━━ 人对他人人权的侵犯 ━━ 作最大可能的限制。后来终于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
《资本论》的最大误区是断言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制造人为不公的政治制度，认为该社会的贫富不均是资本家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结果。因此解决贫富不均的方法就是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本作者的“劳动搬运论”认为，正常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营方式不是剥削，而是在自由契约的前提下的劳资双方的互利性协作。当然，条件是社会必须处于严格的法治和法制之下。在这种形势之下，资本家之所以比工人获利多，并不是因为剥削，而是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不外乎是客观机遇和主观努力与付出方面的差别。只要不是人为制造的不公平，就没有理由以暴力手段强行实现所谓的平等。
从陈胜吴广到马克思，都认为贫富悬殊是造反的理由。陈胜吴广对富人说的造反的理由是：你能有，为什么我不能有？━━ “帝王将相宁有种乎？”马克思则多了另一条理由：你有的是从我这里剥削走的。马克思似乎水平比陈胜吴广要高，因为他能写出《资本论》来说明这第二条理由。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搞得远比过去的农民起义壮大、成功，就是因为许多人误信了这第二条理由。但是，这第二条理由实际上不成立，于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结局和陈胜吴广造反的结局就是一样的
━━ 贫富悬殊照旧，只是财富换了主子而已。
━━ 贫富悬殊照旧，只是财富换了主子而已。
并且，陈胜吴广打倒的人中，坏人多；马克思主义革命打倒的却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其中坏人不多，主要是因为“想坏也坏不起来”。不可否认，资本主义企业的运营方式，基本上是“企业内专制”，员工必须服从企业主及其代理人的意志，因而，侵犯人权乃至奴役的现象有其土壤。但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有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匹配，对“企业内专制”有着强大的监督和制约能力，将其限制在不侵犯人权的范围内。
守法的资产阶级是近现代促进人类经济进步的生力军。但是，以侵权的不正当手段谋利的资本家时有出现。因手段恶劣而发财的“坏资本家”大有人在，这种人从资本主义制度一开始，直到现在，都是防不胜防的。更严重的是，寻求政治权力的支持，以暴力和欺诈进行牟利是他们最便捷因而最孜孜以求的谋利途径。不过，资本家的罪恶源自于全人类的本性，不是资本家阶级独具的特性，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无产阶级份子也一样地会犯罪，并且犯罪率比富人要高，尤其是在获取不正当的政治权力之后，更是加倍地穷凶极恶。但不能因此就说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邪恶。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劳工，犯罪行为是受社会因素促使和制约的。
正当和不正当的谋利方式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有没有暴力或欺诈。肯定的是，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依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机遇，并不以暴力或欺诈为必要条件，也很难具备行使暴力或欺诈的条件。并且，这个阶级最害怕的，正是被他人施之以暴力或欺诈。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环境是暴力和欺诈受到最大限制的法治社会。对无产阶级来说，社会的法治化也是最符合其利益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两条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需要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十四、十五世纪英国的掠夺民众土地的“圈地”运动，但没有明确说那是资产阶级的罪行，似乎他所说的掠夺者是封建时代的“反动统治阶级”而不是他所定义的“资产阶级”。他只是约略地提到了一点资产阶级的掠夺行为但语焉不详。
中国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故事《白毛女》中描绘了一个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欺凌剥削，并将之说成是典型的农村资产阶级行为。事实上，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那不是农村资产阶级的典型行为，那是掌握着不受制约的权力，即暴力手段的专制者的行为。能那样为所欲为横行霸道的作恶者，一定要有足够的权力支撑。而当时中国农村的地主阶级分子绝大多数都不具有那样的权力。人数上和普通农民相比占绝对劣势的地主阶级，要想能以少数肆意欺压多数，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买通官府或地痞、黑社会之类的暴力拥有者。贿赂权力的成本是高昂的，能做到这样的资产阶级，可称之为“权势资产阶级”。按照当时中国的生产力状况，一个这样的拥有暴力的权势资产阶级至少得拥有上万亩土地的经济实力。翻阅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的记录就可以知道，当时绝大多数被划定为地主成份的家庭，只拥有几十亩土地，属于那种既怕黑社会，也怕普通农民，更怕官府的战战兢兢的“可怜者阶层”，日子比属于“苦难阶层”的贫下中农好不出多少，更多的是缺少安全感的精神压力。当然，他们更不可能采用掠夺的方式获取“第一桶金”，除了祖祖辈辈的勤劳节俭智慧之外，别无它途成为地主、富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抨击的重点不是“权势资产阶级”的赤裸裸的暴力，而是分析那种以非暴力的契约方式僱佣劳动力的“平民资产阶级”的行为，并证明他们这种经营方式的剥削本质。而《白毛女》的创作和推广者，不妨称之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的阶级剥削理论曲解为暴力掠夺理论。
“人之初，性本私”，上帝给了人类以“自私”作为自身文明进化的武器，你不去使用它，而是自作高尚地搞“大公无私”，结果是“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更猖獗。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实，这冤枉了资本，因为资本不是暴力。只有以暴力为后盾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才是最可怕的。所以，宁可说：“权力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主义不是一种政治制度，它只是一种经济制度，一种经济运营的方式。这样说的根据是：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可以使用资本主义，如封建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宪政民主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等等的政治制度，都能使用资本主义这经济制度。殖民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强大起来去征服殖民地，殖民地独立后还是使用资本主义发展自己。德日法西斯利用资本主义的成果侵略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也同样离不开资本主义发展战胜法西斯。
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有一个匹配的问题。现代的宪政民主制度是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匹配得最协调的政治制度，它既使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获得最大限度的发挥，也能最大限度地遏制资本主义的弊病，包括一定程度地缓解资本主义固有的贫富不均。其它各种政治制度的最终失败往往和它们的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难以匹配有关。现代发达的采用民主宪政政治制度的国家，以日趋完善的宪法和法律，保证着资本主义的安全发展，也限制其可能的弊病，同时也调节收入差距，适当缩小贫富差距。如人权法、最低工资法、，工会法、劳工法、累进税制和社会福利体系等等，都是防止滥权、保障人权和缩小贫富差距的有力保证。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正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的鲜明范例。从它当初的不得不起步，到目前的不可逆转，都是资本主义的不可抗拒的强大生命力的明证。但不幸的是，受意识形态的束缚，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仍然没有对“为什么要改革开放”的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原因就是公开承认“改革开放就是搞资本主义”仍然是忌讳。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还在被纠缠着，就是因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立的政治制度，应该水火不容。其实，只要承认资本主义只是经济制度，与任何政治制度都可共存，问题就解决了。就不会出现诸如“国进民退”，“不搞私有制”之类的徒劳且有害的思潮。就有可能平心静气地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各自的优缺点，实现取长补短。譬如，在“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方面，社会主义有其明显的优越性。但是，在宏观调控的同时，如何顾及以保护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的问题，则是一重大的课题。不过，也绝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当然，从长远来看，不是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能和资本主义完满适应的。当政治制度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后，政治改革就必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必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理论，意思就是政治制度必须和经济制度相匹配，这是对的。问题在于它拒绝在现今条件下匹配得最好的一对搭档 ━━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政治制度。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是因为它既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更阻止了与之相匹配的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结果是导致了低效和腐败以致社会停滞和窒息。今天所说的中国的政治改革，其实质只是改革政治，使之适合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已。
抗美念完了。好伯有点亢奋，好像是思路更明朗了。爸爸低头沉思，但也看不出有什么不解或困惑，好像也开悟了。
两个老革命都开悟了，但随开悟而来的不是欣喜，而是悲哀。干了一辈子的革命，未能给人民带来幸福
━━ 这就是他们给自己未盖棺而定论。
━━ 这就是他们给自己未盖棺而定论。
好伯问抗美：“既然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制度，那社会主义也只是经济制度呢，还是政治制度？”
抗美说：“这个问题我要想想，还要去和老师讨论讨论。”
几天以后，两家人又坐到了一起。好伯问抗美那问题的答案。抗美说：“老师认为，社会主义的概念，众说纷纭。它可以仅就经济层面而言，指的是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私有制相反的由社会整体拥有、控制、管理和分配的集体所有制。但是，这种“纯经济”性质的社会主义很难长期、独立、大规模地存在，因为“集体”少不了政治权力作为其指挥和管理力量。因此，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政治制度，它统帅着的经济形式就是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比起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优劣高下是很明显的。”
爸爸搞不懂了：“那今天中国经济上搞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还能叫社会主义吗？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叫‘资本主义复辟了’。”
好伯说：“用社会主义称呼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确不太适合了。那么叫什么呢？”
抗美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叫‘宪政制度’，因为它以宪法施政，中国的不妨就叫‘党权制度’，因为是党的权力在施政，而古代便是‘皇权制度’，是皇帝凭权力施政。”
爸爸说：“这说法共产党不会接受的，不好听。”
好伯说：“古代的皇帝们一定会理直气壮地接受‘皇权制度’的称呼，今天共产党其实也可以接受‘党权制度’的说法，光明正大地宣布而不必掩盖事实。从‘皇权制度’过渡到‘党权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在实行‘宪政制度’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以‘党权制度’过渡是最好的选择。中国现在就处在这过渡时期。有什么需要遮遮掩掩的？”
抗美笑了起来：“好伯的头脑返老还童了。”
好伯说：“现在，民主派人士大力呼吁进行‘政治改革’，就是希望从‘党权制度’尽快地过渡向‘宪政制度’。这里有一过渡期长短的问题。而这长短取决于多种条件。当年满清政府接受从‘皇权制度’向‘宪政制度’过渡，但接受得太晚，自身已衰败无救，大势已去。而今天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即‘党权制度’仍然如日中天，要它向‘宪政制度’过渡，无异于与虎谋皮。更何况，‘党权制度’比起‘皇权制度’来，已经是前进了一大步，而‘宪政制度’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至少是不会立竿见影的。”
援朝又插了上来：“看来，中国从‘皇权制度’不可能直接过渡到‘宪政制度’，满清做不到，国民党用武力强行过渡，最后也失败了。共产党的‘党权制度’有其必然性，中国需要这样的过渡阶段。可惜的是，毛泽东没有启动这过渡，他是复辟回到了实质上的皇权制度。从邓小平开始，才是真正地启动了过渡。”
好伯的灵感被援朝诱发出来了：“你的意思是：邓小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一个是‘皇权制度’，另一个是‘党权制度’？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朝代？”
郭叔也兴奋了起来：“改革开放是改朝换代！只不过使用的手段很温和。这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
好伯也被提醒了：“毛泽东以文革将‘皇权制度’推向了极端，把共产党推向了对立面，最后的结果是共产党胜利了，‘党权制度’才正式开始，推迟了几乎三十年。”
“接下来的是‘党权制度’向‘宪政制度’的过渡。这应该是一个自然、平稳、渐进的过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否则，强扭的瓜不甜。眼前，中国人应该承认并接受‘党权制度’，即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现在的‘政治改革’不可能迅速地结束一党专政，而应该是对之进行改良、完善。听其自然发展。《资本论》被你们给驳倒了，说明我们当年革命的理论根据的是错误的。这使我完全相信了建立‘宪政制度’的不可避免性，但另一方面也让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冷静、更客观地思考‘宪政制度’能否一步到位的问题。对一件事的发生既抱有希望，又充满信心，那就应该对之更加审慎，更加有耐心。”好伯已是‘知天命’之年，相信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不主张以人力过多地干预社会。
抗美说：“驳倒《资本论》是我那老师的成就。有别的老师说，如果是在十年前，我这老师可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现在不行了，因为《资本论》已经被许多人零零星星地扯碎了，很难说是哪一两个人的成就。再说，《资本论》错得太离谱，批倒它实在算不上多大的成就，因为用常识就可以做到。”
好伯说：“就不谈诺贝尔奖了。就是他的对《资本论》批驳的论点已足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导读。经这么一导读，再去读《资本论》，困难就应该小很多了。如此，则读的人会增多，全社会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人就会增多，这是很好的事呀！。”
抗美有点惊喜了。“对！好伯，我建议你先去读一下。其实，根本不需要通读全文，只要读其开头的那一部分，我们上面讨论涉及到的内容就差不多在里面了。只要从开头处就发现荒谬是确实的，其余的部分就不必再读了。好比一本小学的数学课本，要是它的第一页就说‘1 + 1 = 3’， 那后面的全部内容还有必要去碰吗？其实，您只要先看看《资本论》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
“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价值量）”和第二节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勞動者
“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价值量）”和第二节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勞動者
抗美想了想，又说：“你们不是有这么个问题吗：‘资本家如果不该赚取利润，那他们为什么要投资，吃饱了撑的？’在‘价值增值过程’一节的后半段，马克思回答了你们这一问题。我读给你们听听：
他（指資本家
━━ 译者注）强硬起来，说道：“难道劳动者光凭手脚就能生产出商品吗？难道不是我给他们提供原材料，才使他们能投入并体现自己的劳动于其中吗？难道我没有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对社会和由它供给生活资料的劳动者本身进行了莫大的服务吗？难道我的服务不应该得到报酬吗？”但是，工人把棉花和纱锭变为棉纱，不也就是为他（资本家）提供了等量的服务了吗？而且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服务，服务无非是某种使用价值效用的发挥，不管这种使用价值是商品还是劳动。这里谈的是交换价值。他付给劳动者3先令价值，劳动者还给他一个完全相当的等价物，即是用劳动在棉花上加上了3先令的价值。劳动者以价值偿还了价值。我们这位朋友刚才还以有资本为傲，现在却突然采取了和自己的僱工一样谦逊的姿态：“难道我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我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僱工的劳动吗？难道我的这种劳动不形成价值吗？”但是，他的监工和经理听着却暗笑了。他自己大笑了一阵，就又板起了脸。他不费一文钱地他对我们唱了一大堆经济学家的教义。他把一大堆骗人的话都交给他僱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而他自己则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虽然他并不总是考虑他在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话，但他知道关于他业务范围之内的事。（译自：, Volume I, A Critique of Polical Economy, by Karl
Marx. Translated by Samuel Moore and EDward Aveling. Dover Publications, Inc.
Mineola, New York, 2011. Page 214）
━━ 译者注）强硬起来，说道：“难道劳动者光凭手脚就能生产出商品吗？难道不是我给他们提供原材料，才使他们能投入并体现自己的劳动于其中吗？难道我没有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对社会和由它供给生活资料的劳动者本身进行了莫大的服务吗？难道我的服务不应该得到报酬吗？”但是，工人把棉花和纱锭变为棉纱，不也就是为他（资本家）提供了等量的服务了吗？而且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服务，服务无非是某种使用价值效用的发挥，不管这种使用价值是商品还是劳动。这里谈的是交换价值。他付给劳动者3先令价值，劳动者还给他一个完全相当的等价物，即是用劳动在棉花上加上了3先令的价值。劳动者以价值偿还了价值。我们这位朋友刚才还以有资本为傲，现在却突然采取了和自己的僱工一样谦逊的姿态：“难道我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我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僱工的劳动吗？难道我的这种劳动不形成价值吗？”但是，他的监工和经理听着却暗笑了。他自己大笑了一阵，就又板起了脸。他不费一文钱地他对我们唱了一大堆经济学家的教义。他把一大堆骗人的话都交给他僱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而他自己则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虽然他并不总是考虑他在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话，但他知道关于他业务范围之内的事。（译自：
Marx. Translated by Samuel Moore and EDward Aveling. Dover Publications, Inc.
Mineola, New York, 2011. Page 214）
抗美接着问两位老人道：“以上就是马克思对你们问题的唯一回答，在《资本论》中找不到第二处回答。这回答你们满意吗？”
爸爸说：“莫名其妙！”
好伯说：“其实是‘道三不着两’，连‘狡辩的资格都够不上。等我看看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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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共匪大学”
抗美研究生毕业之后，留校当老师。很快地，他们有了个男孩，起名“欢欢”。援朝升任了工厂的副总工程师兼副总经理。厂里发现郝援朝这人太有用了。不只是精明强干，业务和管理能力很强，而且门路很广，居然国家计委都能跑得进。要批条，要贷款，要物资，要外汇，样样得心应手。最重要的是“無人敢惹”。于是，企業蒸蒸日上，並且是正當經營，沒有任何非法操作。结果是，作为国营工厂，居然还能转亏为盈。
九十年代，工厂改制了，由国营转变为民营，郝援朝任总经理。厂里的中上层干部都成了股东。郝援朝分得了5%的股票，当天的价值就是五百万元。改制后，生产效率猛增，产品又是热门货，三年以后，他的股份就值五千万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公司又上了市，总资产猛翻，他有了好几个亿的资产。而抗美这个大学教授的月工资只有四千圆，一年五万，不吃不喝不用要两千年才有一个亿。
抗美当然很不服气：“人民的血汗就这么被你们给分了，资产阶级份子！”
援朝对这话也不服气：“可我们对国家的贡献反而比原来大多了，工人的工资、待遇也比原来改善了，皆大欢喜，会抓老鼠的猫难道不是好猫吗？”
“有了股票就是股东，股东就是资本家，资本家是剥削劳动人民血汗的反动份子。”
“看来你对《资本论》的看法改变了，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才不是呢！马克思要是预见到你们这种连原始积累也没有，只是靠瓜分国家资财而发起来的资本家，《资本论》就要改写得不至于那么烂了。”
“他的写法一定是：‘中国需要资本家，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经济制度，资本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有个郝援朝，凭着对国家和工人的贡献，心安理得地参与了国营工厂的瓜分而成了资本家，壮大了资产阶级的队伍。很好，很好！’”
“脸皮真厚。你爸这一下可又要骂你了，因为你坐实了‘共匪’的罪名。”
“这倒是个问题。不过，难道说我这几个亿是抢来的？”
“不是你爸，你能得到这笔财富吗？”
“三十年前，我爸就说过，我如果用他的地位取得特殊的利益，就是替他坐实了‘共匪’的罪名。我说我的哥们认为老一辈奋斗牺牲打下的江山一定要由我们这些人接班。我爸说那老一辈只能是‘奋斗但不牺牲’的老一辈，他们的子女才能接班，若是牺牲了，就没戏了。他举了阿庆嫂的儿子作例子。父母奋斗得太勇敢，牺牲了，他们的子女就接不到班。”
“还有那去台湾潜伏的刁德群，他的老婆和孩子们真可怜。这革命革得莫名其妙。烈士们的在天之灵会怎么想呢？”
“现实是我们靠拼爹享受到了特权。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果实最终落到我们手里了，革命的结果是财富的转移，但没有转移到劳动人民的手里。这使得‘共匪’的形象通过两代人的传承关系而被坐实了。牺牲了的革命者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但牺牲得不值。没牺牲的并且子女获取特权者便都是‘共匪’。”
“最好的摆脱这‘共匪’声名的办法是放弃特权，把横财交给社会。”
“你别说，我还就真的这么想呢。我发现这么多钱没多大用处。一个大男人，菸酒嫖赌毒，一概不沾，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好高尚的男人！没听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吗？”
“谢谢提醒，一定谨遵教诲，争取早日变坏。”
抗美双目圆睁，放声大吼：“放肆！你敢！”
“啊！对不起！对不起！”
“认错！”
“是是是！认错认错！人家说，‘有错不认错的是老板，没错也认错的是老公。’在外做老板累人，就来家做老公调剂调剂！”
“原来老公的认错是一种休闲活动。也好吧！你就每天来家休闲吧！”
“这话听起来好温柔啊！真是个体贴的好夫人。”
抗美扑到了他的怀里。援朝说：“才说她体贴，她就贴上来了。”两人笑了。
“西方国家许多富豪都将财产的大部份捐给了社会。比尔·盖茨的几百亿美元只打算留给子女万分之一。你们这些‘共产党富豪’们也应该有这种智商和境界。我们的孩子将来一定不能让他啃老。要他自己奋斗。”
“如果钱多到一定程度，我想办一所私立大学。聘请最好的师资，置办优质的设备，人员配备和管理方法完全摆脱现在的官本位的模式。发放高额的奖学金，让虽穷却极优的学生有机会。几十年后，就会是中国的哈佛，为社会培养一流的人材。”
“那你得有多少钱？建校园，添设施，高薪聘请优秀教师，教学、科研、行政经费，贫穷学生免学费，供食宿
…… 。”
…… 。”
“一个人当然很难有如此的力量。不过，我可以动员别的哥们参加。我认识的哥们，财产加在一起，几百个亿是有的，想得开的人有的是。”
“和爸爸、妈妈们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吧！他们一定会很乐意并且踊跃发言的。”
平时，他们俩住在苏州，三位老人都早就离休、退休了，还是住在常熟老地方未动。好在两地只有几十分钟的车程，差不多每星期，夫妻俩都去常熟看望老人们。欢欢已是一所名校的法学博士生，一有时间，就回来三代欢聚。
一般年轻人和年事已高的父母之间，共同语言是不多的，因为大脑里各有各的世界。但援朝、抗美不一样，和父母之间有着共同的话题，总括起来，就是忧国忧民吧！今天他们带给了老人们的消息是他们很有钱了，但事先就知道他们不会兴高采烈，因为有“共匪”的情节缠在他们脑子里。
果不其然，三位老人都话中有刺。抗美连忙告诉他们援朝要办“中国哈佛”的雄心壮志，问他们意下如何。爷爷（自从有了第三代以后，爷爷、阿公、阿婆就成了三位老人最常听到的称呼了）说:“很好，这倒是不义之财的好出路。”阿婆则争辩道：“也不能说是不义之财吧，毕竟不是明火执仗地抢来的。没有能耐的人，再有背景也不见得能有成就。”阿公则说：“不妨在‘中国哈佛’的校门口立一块石碑，告诉后人其中的原委。最好是，参与者不只是你们，还有许多红后代的亿万富翁。”爷爷说：“果能如此，也算是替共产党立了一块碑。”
阿婆说：“如果今天所有的权贵亿万富翁都能以这种方式作贡献，倒不失为继承了先辈的遗愿。”
爷爷说：“那要多高的精神境界呀！”
阿公说：“你别说，红二代中，这样的人是会有的。”
阿婆说：“不会很多吧！人家问心无愧地享受父辈流血牺牲缔造的胜利果实，心安理得，为什么要捐献给社会呢？”
阿公说：“心安理得个屁！父辈当初的流血牺牲是要为人民缔造胜利果实的，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自己的子女的。如今是做子女的自己说是为他们的了。”
阿婆说：“可是红二代们的说法是‘老一辈缔造的革命江山一定要保持在可靠的接班人手里。’而只有红二代们才是合格的接班人选。”
阿公说：“共产党员有八千万人，凭什么只有红二代才合格？朱元璋、努尔哈赤打天下，喊明了打下的江山是他们的私家财产，人家八旗子弟们，那享受才叫心安理得呢！。可是共产党革命的口号是为人民，从来没说过红二代有特殊的接班资格。”
援朝说：“那红二代就不能凭德才兼备而接班吗？”
爷爷说：“德才兼备的人有的是，又不只是红二代独有的能耐，凭什么别人就不能接班呢？”
援朝说：“爸爸你别说，红二代中的德才兼备者的比例远高于平民百姓出身者。”
爷爷说：“文革开始时，你就说了這樣的話。但不管比例高低，归根到底，德才兼备是要用事实来证明的。‘兒好漢’的根据不是‘老子英雄’，而是‘自己英雄’。不借助於老子的權勢而顯示出自己的高尚、高能，才是好漢。無德無能，一昧仗着老子的權勢，只是‘八旗子弟’式的渣滓而已。”
援朝说：“那我今天這樣還算是渣滓嗎？只能说，我的成功有一半是依靠您的地位獲得的，但另一半是我自己的努力。可是，老百姓肯定认为我这样的人屬於以權勢為背景的利益集團，是‘共匪’。”
爸爸说：“别怪老百姓，如今能让老百姓相信的东西实在太少了。但你若办成‘中国哈佛’，就是證明了自己。如果所有有钱的红二代都这么做，‘共匪’的帽子就被摘掉了，因为继承了上一辈的为人民谋福利的遗志。成了‘共产党富豪’，就应该如此用钱去改写共产党的历史，说不定，这倒是继续革命的新路子。”
欢欢今天也来了：“那这‘中国哈佛’的正式名字叫什么呢？我看就叫‘共匪大学’吧！”
大家都笑了起来。
阿婆说：“我看就叫‘有道大学’吧！”
爷爷说：“行！盗亦有道嘛！”
不一会，他们聊到了积蓄如何保值的问题。对援朝来说，这是个大问题。公司资金充裕，扩大再生产用不完。现金捏在手里眼睁睁地看着贬值，银行的利率远远跟不上通货膨胀率。抗美是经济学教授，当然懂这些，但却想不出好办法来。她说：“在发展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购买股票是最普遍的解决办法。买哪家公司的股票就是向那家公司投资，就成了那家公司的股东，就有权分享该公司的收益，拿取红利。所占股份多到一定程度，就有权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包括人事的任免，因为股东是企业的主人。可是，中国的股民视股市为投机场所而不是投资场所，想的只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大钱，发横财。如此，则给了上市公司一个大好的发横财的机会。股票成了一种没有任何成本的产品，卖出去就发财，卖得越多，财发得就越大，毫无债务者的心理和责任。哪怕是已经资不抵债的近于破产的企业，只要设法上市，马上就能起死回生。股民们拿真金白银去换来几个数字，巴望着他们能升值，结果是许多年后还是原地波动，再加通货膨胀，就贬得一塌糊涂。”
“十年前，谁要是将可购买一吨大米的钱买成股票，十年后，像中国这个GDP以年均近10% 的速度迅猛增长的国家，这笔钱应该可以买到三吨或更多的大米。但事实是，半吨也买不到了。这哪里是投资呀！”
“上证指数现在是两千点，而实际应该是两万点以上。一个如此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投资就该赚钱，股票哪能原地不动呀！”
“GDP、通货膨胀率和股市指数，三者之间应该有着一定的相关关系，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结论肯定是，中国的股市不是市场，是赌场，甚至还不如赌场。”
“一个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社会，竟没有正常的股票投资场所，是匪夷所思的。有个叫郝援朝的人，口袋里有了几个亿，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可是不敢拿去买股票。如果股市正常的话，每年的收益，扣除通货膨胀后，就算有百分之三的话，也有一千多万，是一个大学教授年工资的几百倍。”
“那就去买房子呗！房地产市场红火得很，很有赚头。”
“这是中国有钱人唯一的投资渠道。但最后会是什么结果呢？巨额资金集中进入一种需求并非无限的商品生产，必然会形成泡沫，泡沫总有一天会破裂，经济危机就来了。”
“我很想给我们公司的股民发红利，但董事会不同意。他们说，虽然我们发得出，但别的公司不发，股民也没兴趣，我们为什么发？钱捏紧了又不烫手。不发现金红利，只发股票红利，股民看见的是股票数额增加但拿不到现金。许多公司还设法不断发行新股，于是财源滚滚，惬意得很。显然，这必然替贪污腐败创造了一个极好的乐园。”
“无本万利地印发股票，就像是国家滥印钞票一样，后果是严重的。”
“国家印钞票，适当‘滥印’，有它的作用。而公司滥印股票，则纯粹是抢劫行为。”
“国家滥印钞票还能有好的作用？”
“是的，自从纸币发明以后，差不多每个国家都‘滥印’。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当权者拥有着最能随心所欲地滥印钱币的权力，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是很得心应手的。二零零零年以后，民众的平均收入的数目是二十年前的几十倍，而生产力的提高最多只有几倍，显然收入增加的相当的一部分是印钞票的结果。通货膨胀正是它的反映。不过，总体来讲，‘滥印’的结果，是有可能利大于弊的。”
“人们手里的钱多了，内需就扩大了，市场就活跃了。”
“最明显的弊端是加剧了贫富悬殊，因为市场一旦活跃，富人发财的机会一定大于穷人。缓和这一弊端的方法就是提高穷人的福利。美国政府给穷人发‘粮食券’，可以拿去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如食品和一些其它的低档消费品。这些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商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商品的销路扩大了。”
“有道理。在过去，经常会有食品一方面卖不掉而腐烂毁坏在商人的仓库里，另一方面却同时有穷人饿死。‘酒肉臭’和‘冻死骨’并存。如果政府出面印‘粮食券’发给穷人，不就不至于如此了吗？”
“古时候还有一个交通运输的问题，丰收地的物品无法输送去飢荒地。而现代则主要是‘钱’的问题。不只是美国，许多富有国家都搞社会福利，一方面是让穷人能够活下去，另一方面也解决许多商品的销售困难。”
“既然商品已生产出来，卖不出去就要毁坏，白送掉则生产和供应商就要损失，于是就由政府出面，‘印钞票’，以福利的方式救济穷人，穷人就去市场购买，商人也很高兴地将货物脱手。政府解决了穷富两方面的问题，真是人民的‘大救星’。这就是福利社会的运作原理。福利只要不过份到制造懒人的程度，对社会的和谐和文明是很起作用的。可是，商人所得到的钱是印出来的花花绿绿的纸片，不像他们付出的产品那么实在。本来没有价值的纸片进入流通，单位货币的价值就降低，物价普遍上涨，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
“但是，这里有着很大的伸缩空间，因为钱到了很多人的手里后，就暂且退出流通，储存起来，存进银行或放在家里，不去消费，就不会推高通货膨胀。储蓄者们像是慈善家，用自己的劳动换来政府‘滥印’的原本是毫无价值的白纸的钞票，但他们毫不沮丧，而是乐滋滋地盯着那些存款看，因为那是他们拥有的财富的符号。于是，穷人、商人和政府，皆大欢喜。”
“这在实际上就是政府挪用储蓄者的存款，像是‘借’，但借了不还。储蓄者不容易看到自己的损失，只有从通货膨胀上发现自己的储蓄贬值了。2008年中国政府一下子投资四万亿，就是印出来的，老百姓的感觉是，自己的存款大幅度贬值了。”
“改革开放前，我们二十几年中积蓄了两万圆，算是很富有的了，但现在，是穷人了。显然和大量印钞票很有关系。”阿婆不无抱怨。
爷爷觉得很有意思：“白纸本不是财富，但印成钞票发到人的手里，却又是现豁豁的财富。最后的实际结果是以通货膨胀的方式使得原先拥有的钱币贬值，对富有者不利，缩小了贫富差距。这几年工资上涨的幅度很大，其实就是在大量印钞票。”
“没有存款的穷人，可以因这巨额投资而获利，譬如找到了工作，增加了工资，或社会福利增加，等等。因此，印钞票可以损富益贫。”
“干脆，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政府不如印钞票直接发给穷人。”
“不要只发给穷人，要发就全民一起发。第一，这公平，穷人、富人应该享有同等权利。第二，这简单，不需要制定穷和富的标准，不需要鉴别谁穷谁富。第三，这同样收到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因为最后买单的是有积蓄的富人，并且，同样被发了一笔钱，穷人的感觉要比富人好得多。同样拿到五千元，贫下中农会很激动
━━ 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亿万富翁拿到五千元 ━━ 只够我一顿饭的钱，并且货币要贬值，贬值10%，我的一个亿就成了九千万。”
━━ 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亿万富翁拿到五千元 ━━ 只够我一顿饭的钱，并且货币要贬值，贬值10%，我的一个亿就成了九千万。”
“但是，如果这个亿万富翁有投资渠道，其收益会因发钱导致的内需增大、经济活跃而增加，贬值便被抵消了。关键是他得有投资的渠道。可见，股市的整顿太重要了。”
“中国政府2008年以来，发行四万亿投资到生产领域之中，其实，它们可以发行到消费领域之中。那就是，给老百姓发钱。譬如，给每个18岁以上成年人（和未满18岁但具备大专院校学生或现役军人身份者）发五千圆的记名银行存值卡。全国总计就是约五万亿。持卡者可以到指定的商店或单位消费付款，譬如购物、交学费、水电费、治病等等，但不得兑换为现金或外币。收取付款的商家或单位需经过资格认证的法定程序，原则上是欢迎他们加入，因为一旦加入，它们的商业活动便处于可被财政税务部门监控状态。税务局可规定，每笔交易应同时扣卖方一个比例的税款，譬如5%。若有的商家不愿意加入，则他们会发现，只收现金的生意很难做了。”
“不发现金，将每个人都带入电子金融时代，这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不发现金
还可以减少许多犯罪行为，如赌博、毒品买卖、卖淫嫖娼、抢劫、偷窃等等，显然好处多多。未来总有一天，全社会不再使用现金，每个人、每个企业、单位的每一笔收支都处于监控之中，偷税漏税、贪污受贿等等金融犯罪行为就会大幅度减少。听说瑞典那个国家的市场现金流量现在只占总流量的3%，犯罪率因此下降了许多。”
还可以减少许多犯罪行为，如赌博、毒品买卖、卖淫嫖娼、抢劫、偷窃等等，显然好处多多。未来总有一天，全社会不再使用现金，每个人、每个企业、单位的每一笔收支都处于监控之中，偷税漏税、贪污受贿等等金融犯罪行为就会大幅度减少。听说瑞典那个国家的市场现金流量现在只占总流量的3%，犯罪率因此下降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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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习近平要回归毛泽东路线？
2013年初，《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被宣传部门连标题带内容全部删改，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如果这事放到台面上辩论，《南周》的理由是：“宪政”就是“以宪法施政”，就是“依法治国”，就是“法治”，“宪政梦”就是“法治梦”，而法治是当今官民双方皆认可的“梦”，有什么不对的？文中援引了习近平所说的“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不正是这个意思吗？但《南周》最后被压下去了。
接下来，左转的风向越来越明显，习近平的言行之中，毛泽东思想的气势越来越强劲。接下来流传了“七不讲”、“九号文件”等等，并且左派公然地反对起宪政来。似乎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路线将再次统治全中国。显然，这一切没有习近平的同意，是不可能出现的。
如果真是如此，说明习近平对马列毛主义情有独锺，是个忠诚的马列毛主义者，这在当今的从文革过来的中国人中，不多见，但也不是不可能有。习近平的同龄人，文革开始时初中还没毕业，后来自学的基础基本上局限于毛泽东的作品：语录、老三篇和毛诗词，所以知识结构和世界观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但因此而形成对马列毛主义衷情的世界观的人的确很少。习近平可以说是一个特例。这和他的“红二代”的“父辈江山”的情结肯定是有关系的，因为父辈江山是靠马列毛主义打下来的。这是习近平有可能要回归毛泽东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应该是习近平想解决整个共产党的信仰危机的严重问题。这是他作为共产党第一把手的责任，除非他自己也已经失去对马列毛主义的信仰。
原因之三可能是来自太子党的哥们、姐们的怂恿。中共的太子党和古代的王孙贵冑相比，运气不好，因为在共产党的教义中，没有夺取江山后封妻荫子一说，他们的前程，理论上，需他们自己努力。文革前他们很徬徨，因为那时进取的路子是他们不愿也不屑走的：学毛选、学雷锋、参加体力劳动、汇报思想、打小报告、忆苦思甜、拍芝麻小官的马屁……，这些活他们干不来，就决定了政治前途不可能辉煌，不可能接“父辈江山”的班，因而心情烦扰、徬徨。文革刚开始，阶级斗争形式的一种
━━ 斗黑五类 ━━ 成了政治表现的最抢眼行为，太子党们就来劲了 ━━ 有老子辈的权力撑腰的全社会最强势的高干子弟，用暴力打杀全社会最弱势的黑五类份子，太容易了。北京的高干子弟们最为雷厉风行，立即组织了“联动”组织，抓来黑五类份子施以酷刑。想以此证明他们立场坚定，是父辈革命的忠实追随者，当然就是最合格的接班人。
━━ 斗黑五类 ━━ 成了政治表现的最抢眼行为，太子党们就来劲了 ━━ 有老子辈的权力撑腰的全社会最强势的高干子弟，用暴力打杀全社会最弱势的黑五类份子，太容易了。北京的高干子弟们最为雷厉风行，立即组织了“联动”组织，抓来黑五类份子施以酷刑。想以此证明他们立场坚定，是父辈革命的忠实追随者，当然就是最合格的接班人。
谁知道，这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起始时的大方向。主要矛头所向却正是这些太子党们的父辈
━━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联动”组织就被取缔了，他们干的坏事也遭到追究。据说一共迫害死了几百名黑五类份子。如果是普通百姓干的，几十上百的死刑犯是跑不了的，但却没听说有一个凶手被处以死刑
━━ 毕竟都是高干子弟嘛，打死黑五类只是捏死一些蚂蚁而已。薄熙来当时是“联动”的头头之一，早早就显露出政治活动的天赋。他被关了几年，可能是被处理得最重的“联动份子”之一。后来在他当上大官以后，当局对他当时被关押的罪名讳莫如深，当然是不奇怪的。但是，这也极可能是他未能胜过习近平被选为最高接班人的最重要原因
━━ 让一个有严重前科的人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也未免太黑了吧！
━━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联动”组织就被取缔了，他们干的坏事也遭到追究。据说一共迫害死了几百名黑五类份子。如果是普通百姓干的，几十上百的死刑犯是跑不了的，但却没听说有一个凶手被处以死刑
━━ 毕竟都是高干子弟嘛，打死黑五类只是捏死一些蚂蚁而已。薄熙来当时是“联动”的头头之一，早早就显露出政治活动的天赋。他被关了几年，可能是被处理得最重的“联动份子”之一。后来在他当上大官以后，当局对他当时被关押的罪名讳莫如深，当然是不奇怪的。但是，这也极可能是他未能胜过习近平被选为最高接班人的最重要原因
━━ 让一个有严重前科的人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也未免太黑了吧！
文革使太子党接班的美梦落空了。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也没给他们什么政治上的优惠。而太子党们当时也不稀罕吃政治这碗饭了，他们找到了最实惠的道路
━━ 捞钱。于是，凭他们的智商和关系网，纷纷钻进了经济领域，闷声发大财起来，许多人成了大富豪。但是，当发财的目的实现之后，发现能长远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的政治势力不够强大，出现了危机感。父辈的影响力已大幅度消退，他们自己占到的党政军各界的重要岗位也寥寥无几。如果薄熙来不出事并且进入政治局常委，习、薄二人联手，则至少从表面看上去，太子党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但薄熙来垮了，加剧了他们的恐慌。他们现在对前途的徬徨就又和文革前一样了。只有寄希望于习近平这一顶保护伞。他们要像爬墙虎一样地紧紧扒住习近平这堵高墙。然而，还必须有阳光水份，爬墙虎才能存活、生长。这阳光水份就是毛泽东路线。如果习近平全面回归毛泽东路线，掀起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太子党们就可以乘势全面接班。红色革命江山就终于回到了正统的革命后代手里。这就像是文革初成立“联动”时的打算一样。
━━ 捞钱。于是，凭他们的智商和关系网，纷纷钻进了经济领域，闷声发大财起来，许多人成了大富豪。但是，当发财的目的实现之后，发现能长远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的政治势力不够强大，出现了危机感。父辈的影响力已大幅度消退，他们自己占到的党政军各界的重要岗位也寥寥无几。如果薄熙来不出事并且进入政治局常委，习、薄二人联手，则至少从表面看上去，太子党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但薄熙来垮了，加剧了他们的恐慌。他们现在对前途的徬徨就又和文革前一样了。只有寄希望于习近平这一顶保护伞。他们要像爬墙虎一样地紧紧扒住习近平这堵高墙。然而，还必须有阳光水份，爬墙虎才能存活、生长。这阳光水份就是毛泽东路线。如果习近平全面回归毛泽东路线，掀起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太子党们就可以乘势全面接班。红色革命江山就终于回到了正统的革命后代手里。这就像是文革初成立“联动”时的打算一样。
问题在于，习近平这堵高墙会愿意让他们爬吗？这完全取决于“回归毛泽东”这太子党们的公约数实现的可能性。“回归毛泽东”必然是掀起一场狂风巨浪。习近平若要掀起这巨浪，他就需要太子党的全力支持，如果他不想掀起这巨浪，太子党的攀附就效果甚微，因为，没有一场毛式阶级斗争的风暴，习近平不可能将太子党中的富豪董事长们一个个提拔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而形成红色江山代代传的局面。
于是，太子党，还有社会上的左派们，希望习近平全面左转，像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路线的回归那样地向毛泽东路线回归。他们认为，勃列日涅夫的回归是偶然性地毁于戈尔巴乔夫等少数几个人之手。而在中国，这是可以防范的，只要回归毛泽东路线后不再犯大跃进、文革那样
极端化的错误就行。他们没有论证为何类似的错误绝不会改头换面地重新出现，但他们肯定地认为，回归毛泽东路线是不难的，并且，只要不搞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改革，回归之路就一定能走下去。就是不搞右派鼓吹的政治改革，看你们右派能怎么样。
极端化的错误就行。他们没有论证为何类似的错误绝不会改头换面地重新出现，但他们肯定地认为，回归毛泽东路线是不难的，并且，只要不搞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改革，回归之路就一定能走下去。就是不搞右派鼓吹的政治改革，看你们右派能怎么样。
也的确是，回归毛泽东路线的硬件条件
━━ 党的各级组织和系统、军队、警察、监狱等等，都还基本完好无损，随时随地都可以掀起阶级斗争的高潮。以下的几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
━━ 党的各级组织和系统、军队、警察、监狱等等，都还基本完好无损，随时随地都可以掀起阶级斗争的高潮。以下的几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
八九·六四以后，左派抓住了一个试验的机会，那就是将对去海外留学人员的管理手法恢复到毛泽东路线上来。六四前，海外留学人员走在国内民运人士的前面，可以说是中国民主精英中的精英，在海外表现出极为高昂的斗志和颇高的民主水平。可是，六四镇压，赵紫阳下台以后，国家教委领导下的所有驻外使馆内的教育部门立即采取行动，对留学人员祭出了两条紧箍咒：一是建立个人政治档案，二是严控护照的延期许可。政治档案决定每个人回国后的前途命运；护照延期许可决定持护照人能否继续待在国外完成学业。留学人员如果坚持民主理念的话，就得在所在国申请政治避难，否则就会因中国护照无法延期而不能在所在国合法停留。但如此则中国的归路就断了，而留在国外政治避难是前途难卜的，同时国内家庭关系上要留下一大堆麻烦和不测。但如果放弃民主理念，去无产阶级的使馆表忠心，摇尾乞怜，就立即万事大吉，可以留在国外继续享受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剎那之间，原先的民主斗士们纷纷改邪归正，投向了党的怀抱。更滑稽的是，许多留学人员一边向驻在国申请政治避难，填写有反共内容的申请表，一边向中国使馆教育处表忠心，两头讨好，两头欺骗。驻在国不知道他们在欺骗，但中国的使馆教育处知道，只是睁一眼闭一眼，只要你来表忠心就是“爱党爱国”。这种“煞有介事的地下党”在资本主义的西方秘密活动所针对的敌人不是西方资产阶级，而是中国留学人员之间的互相告密。一些卑鄙之徒的真面目此时就都暴露了。巴结、谄媚、侦测、诬陷，无耻得令人恶心。使馆教育处的大小官员们也顿时趾高气扬起来，一副副的嘴脸难看得很。并且到处有吃、有喝、有礼。驻瑞典使馆的教育参赞因为做得太露骨，不小心被瑞典政府发现，被以“迫害中国留学人员”的罪名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驱逐出境。
这并不妨碍说这是一次很成功的回归毛泽东路线的试验，证明了只要以权力掌握住一切资源，人人都得俯首帖耳。有权就能肆意妄为，这是几千年屡试不爽的真理。这一试验后来被中央发现并制止了，因为试验者们太嚣张，忘乎所以。他们在留学人员中明目张胆地组织反对邓小平，反对改革开放的宣传，因而在邓小平南巡之后被粉碎。说到底，还是权力决定了胜负，当时左派权力不能和邓小平的权力对抗以全面回归毛泽东。而现在，习近平（指他领导下的班子，就是中共的领导层）有了足够的权力。他若认为有必要的话，完全可以参照上述的实验成果，实现对毛泽东路线的成功回归。
薄熙来搞的“重庆模式”是政治上回归毛泽东路线的另一个例子，其基本政治手法，“唱红打黑”，就是毛泽东式的。不同之处就是针对的“黑”暂时以刑事犯罪为主，还没有发展到政治上的“全面打黑”。反对者说它实质上是“唱红黑打”，有点以偏概全，毕竟打击的主要是刑事犯罪的“黑”，“黑打”所占的比例不会很高。当然，“黑打”只要有，其本身就是犯罪，该受惩罚。薄熙来自己后来“被打”，和他“黑打别人”不无关系。幸好没有让他发展到进行“政治打黑”的阶段，那就全部是“黑打”了，完全地回归了毛泽东。经过薄熙来事件的提醒，“唱红黑打”这四个字，可以非常恰当地用来作为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的简明的概括用语。“唱红”就是政治思想宣传，“黑打”就是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整人，笔杆子、枪杆子双管齐下。如果薄熙来不垮，回归毛泽东政治路线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个例子就是对法轮功的镇压，完全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手法。
第四个例子是以言论罪逮捕刘晓波。
第五个例子就是对许多维权人士的抓捕。
以上五例，连同勃列日涅夫的推翻赫鲁晓夫，至少有了六个“左派翻天”的例子。其实，本来还可以有另一更强劲的例子，那就是“八九·六四”的镇压以后，邓小平可以以对右派进行大规模整肃、清剿而全面左转，但他没有那么做，因为他其实更反左，他清楚知道毛泽东路线回归不得，他的改革开放本来就是反毛的。
政治上回归毛泽东路线的确是不难，难的是回归后必然发生经济上的灾难。从毛时代过来的人，只要有点头脑，都知道这一点。包括薄熙来在内，不会不懂资本主义经济路线优越于社会主义经济路线。他甚至于会很懂。从他整个施政经历上都可看出，经济上他不算门外汉。他肯定知道马列毛路线的最无法克服的致命伤是经济发展障碍，是贫穷。他在大连、重庆吸引了大批外来投资，当商业部长时就更是如此，明摆着是热衷于资本主义，哪里是毛泽东路线？他许诺的公平“分蛋糕”，只是许诺而已，就象当年毛泽东许诺人人平等一样。但他避开了“做蛋糕”的问题，因为他明白毛泽东路线之下，蛋糕是做不大的。他不会不清楚，重庆的经济形势已是危机重重。果真如此，他的政治上回归毛泽东路线就是假象，是为了“搏上位”而采用的临时手段，是忽悠老百姓和左派精英的。
薄熙来和毛泽东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毛泽东相信自己能履行“使人民幸福”的诺言，而薄熙来是则清楚地知道他做不到。当他上了位以后，天知道他会干什么，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都是可能的。他是个机会主义者，说得好听点，是个实用主义者。但不管怎样，他不该采用不走正道的心术和手段。虽然他垮台于偶发事件，但还是可以归结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一有点迷信的箴言。
对薄熙来的公开审讯结束了。但只是演了一台戏而已。是一场政治审判，但其方法正是“逃避政治”。从真正法律审判的角度来看，最致命的两个方面被掩盖掉了。第一是对人权的侵犯问题，在他行施权力的过程中，比如“打黑”或“黑打”，有没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就和他文革时作为“联动”头头之一时一样，手上有没有血债？如果有，就得惩治并公布于众。第二是他在国外到底有没有资产，有多少的问题。国外传言说，薄熙来家族有几十亿美元。不管是真是假，总得查吧。查起来很好查。譬如美国，政府对每个人，本国人或外国人，有多少资产在美国是一清二楚的。对外国人，尤其是外国高官，外国政府只要提出一定的嫌疑证据，美国法律一定会给予协助的。但是，若外国政府不通过正式的法律途径提出交涉，美国法律则规定不得披露，因为那是个人隐私。但看来对薄熙来没有采取这方面的行动。道理很简单
━━ 不能要求美国法律只查薄熙来这一个中国高官，而放过其余的。但不放过还得了？国内的资产都不敢公布，国外的就更不敢了。
━━ 不能要求美国法律只查薄熙来这一个中国高官，而放过其余的。但不放过还得了？国内的资产都不敢公布，国外的就更不敢了。
习近平能否下决心回归毛泽东，固然取决于他对马列毛主义的信仰、太子党的怂恿和薄熙来的毛泽东路线受到民众拥护的假象，但最重要的是他要对回归毛泽东路线的后果进行评估。这是对他的智商和学识的考验。
对习近平还可以作相反的猜测，那就是，他是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他现在做的是韬晦和等待时机。从他的家庭遭遇和个人经历来看，这不是不可能的。有这方面的蛛丝马迹可寻。比如，他在正式接任之前的一些言论，如“权为民所赋”，“把权力关进笼子”，“共产党要能容忍最尖锐的批评”，“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等等，都使人们觉得他是个意识开明的改革派，也使人们对他的左倾语言感到很突兀。
那么，他为什么要摆出左转的姿态？因为他发现了“右”的危险性。就以对《南周》的文章来说，如果他不采取措施，就等于默认“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就是实行“宪政”，就是要搞政治改革，废除一党专政。这就太危险了。再被国内外各种势力牵强附会地过度发挥，他就会被认定为是和胡耀邦、赵紫阳一类的人。若如此，则最后的结局也多半会和他们一样，因为今天中国的形势比起胡、赵那时，政治改革的风险和难度是更大了，而不减小了。中共内的左派势力强大到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不要说搞政改，就是仅仅要在党内高层立住足，都必须宁左勿右。一旦显露出任何偏右的、开明的意识，就会“见光死”。“八九·六四”前后，开明派几乎被一网打尽，其中相当多的人就是被海外的享受言论自由的媒体“写死”的。海外媒体说谁开明，就是提供了此人“该死”的证据。甚至于，蓄意买通海外媒体“褒扬”某人开明从而使某人“死”，也是一种可行的政治斗争手段。所以，自那以后，高层人士中的开明之声就绝迹了。
不只是海外媒体会将开明人物“写死”，国内的右派力量也会一样地帮倒忙，“八九民运”就是帮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最致命性的倒忙。胡耀邦、赵紫阳两人经营了多年的大好形势被毁于一旦。八九民运的意义仅在于“宣示、表达”了中国民众的呼声和历史潮流，但实际的效果是适得其反，这是海内外民主势力讳于承认的事实。
习近平大概是看清了形势，明白右派口口声声呼吁的政治改革是绝不现实的。于是，在掌权以后，他必须转圜，明白无误地告诉社会，他不是右派，不会允许八九民运那样的形势再现。《南周》的文章，便是他转圜的契机。
果真如此，他现在做的就是“以左固权”，在他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内，树立起一言九鼎的高度权威，同时，等待着某些必需的条件和时机。然后，从第二个五年任期开始，启动政治改革。他不必指望能在五年之内就大功告成，他只要开了头并使之能够继续下去，他就立下了比邓小平还要高的丰功伟绩。邓小平搞的只是难度相对较小的经济改革，而政治改革显然要更加令人瞩目。于是，中国历史上就有了一个极为辉煌的“两平时代”━━
邓小平、习近平时代。
邓小平、习近平时代。
可能有讀者會問，“你這樣會不會將習近平‘寫死’？”不會的，一方面是因為本作者人微言輕，毫無影響力，更沒有任何真憑實據，只是猜測和願望而已；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習近平的權力已十分牢固，“被寫”的人“死”或“不死”的決定權已經掌握在他的手中，誰也寫不死他。
习近平说了三句话，给人的感觉是“水平低”，大多数人，不管是左、中、右，都不会赞同。这三句话是：
l 2009年访问墨西哥时，他说干预中国内政的西方人是“吃饱了没事干”。这话说得不只是在外交上有失风雅，更有违高标准的道义原则
━━ 因为它可用来嘲笑俱备正义感而为他人和社会牺牲的人。那么多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共产党人，大概都被人这么嘲笑过。这话在中国民间极为流行，说明中国人对正义感持嘲笑态度。须知，这是对社会黑暗的心酸悲哀的经验总结。把这话拿到国际上去讲，非常不妥当。
━━ 因为它可用来嘲笑俱备正义感而为他人和社会牺牲的人。那么多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共产党人，大概都被人这么嘲笑过。这话在中国民间极为流行，说明中国人对正义感持嘲笑态度。须知，这是对社会黑暗的心酸悲哀的经验总结。把这话拿到国际上去讲，非常不妥当。
l 第二句话是说苏东事变后，“竟无一人是男儿。”━━ 没有人起来造戈尔巴乔夫的反。首先，这话不符合事实，苏联当时就发生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八·一九”政变，失败以后，其中一名领导人还自杀了，这能说是“更无一人是男儿”吗？其次，这句话也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悖。历史唯物主义对苏东事变这么大的事是不会以一个或几个男儿的有无来解释的。
l 再一句話的意思是：“前後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實質上要表達的意思是“六十年都正確。”這顯然違背事實。事實是：“前三十年就是毛澤東不遺餘力地防止後三十年發生的一切，後三十年就是用徹底否定前三十年的方法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可能兩個三十年都正確。前後兩個三十年之間，其實是柔性地改朝換代了。”
l 再有就是流传中的“七不讲”，它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故事的七个翻版，大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的共同精髓是：欲盖弥彰。只不过，“此地无银”是聪明人为寓意而编造的故事，是当笑话讲着玩的，但“七不讲”则是笨人干的真实的蠢事。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这一下，互联网上炸开了锅。将自己的疮疤打裹成包，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地挂进了展览的橱窗，一目了然，成了右派手里的把柄。对右派来说，从此以后有了一个新的战术
━━ 专讲这“七不讲”，效果一定奇佳。想了解左派观点的人，只要听人讲讲这“七不讲”，就能很快被启蒙了。如果这是习近平批准的，那他就是被人愚弄了。
━━ 专讲这“七不讲”，效果一定奇佳。想了解左派观点的人，只要听人讲讲这“七不讲”，就能很快被启蒙了。如果这是习近平批准的，那他就是被人愚弄了。
在本作者看来，这一切都是习近平在故意“装左”，所谓“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是也。因为，如果习近平是真心这么说的，那他的智商就真的值得“商”了。相信他的“装左”是有其需要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习近平走上了回归毛泽东的路，那他的麻烦就数不清了，因为，毛泽东路线是一笔可怕的负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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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毛泽东路线是一笔负资产
现在的毛左派对毛泽东的崇拜、景仰可以概括为以下两行诗：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没说错。任何一个在1949年前参加共产党的革命者，都曾因此而对毛泽东由衷地崇拜。
但是，可能现在的50岁以下的毛左派们不知道，上面的“诗”不是两行，而是三行：
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共產黨；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沒有新中國，就沒有 中國人民的幸福。
如果毛泽东、共产党和古代要夺江山的造反者的动机一样，只要实现上诗的前两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目的就达到了。可是，以马列主义为信仰的毛泽东、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宣告说，前两行只是中间过程，第三行才是最终目的。对毛泽东、共产党的评价，当然应该以第三行
━━ 人民的幸福程度 ━━ 为唯一的衡量指标。
━━ 人民的幸福程度 ━━ 为唯一的衡量指标。
所以，问题的关键便是：人民幸福了吗？
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毛左派”，对毛泽东时代没有切身体会，他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方法只能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也就是，他们应该主要通过阅读的方法间接获取当时的信息，然后进行分析思考。似乎大部分的年轻毛左同志们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热爱毛主席”的情感有可能来源于城镇乡村那些斑剥的残垣断壁上遗留下来的文革标语，当然，这也算是“阅读”。其实，他们不必非得去读那些反毛的“反动作品”，他们只要多读一些当时“正面”作品，包括报章杂志、文艺作品等所有一切的出版物。只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就会发现很多的蛛丝马迹，说明那时的人民绝不幸福。譬如，当时的文艺作品，几乎百分之百地歌颂“伟光正”，但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针对1949年前的革命业绩的。就是说，基本都是阐释上面的诗的前两行
━━ 新中国是如何建立的，但却几乎找不到有关第三行的有感染力的作品，让读者看了后相信中国人民真正地获得了幸福。就连当年的忆苦思甜教育运动，其内容也主要是控诉“旧社会的苦”，而对“新社会的甜”，统统都是“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空泛语句，因为忆苦思甜者们根本不知道“甜”是什么滋味。接近三十年时间的文艺创作，居然找不到任何这三十年中天天呼喊的“幸福”这口号的蛛丝马迹的证据，说明了什么？说明根本不存在这种“幸福”。
━━ 新中国是如何建立的，但却几乎找不到有关第三行的有感染力的作品，让读者看了后相信中国人民真正地获得了幸福。就连当年的忆苦思甜教育运动，其内容也主要是控诉“旧社会的苦”，而对“新社会的甜”，统统都是“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空泛语句，因为忆苦思甜者们根本不知道“甜”是什么滋味。接近三十年时间的文艺创作，居然找不到任何这三十年中天天呼喊的“幸福”这口号的蛛丝马迹的证据，说明了什么？说明根本不存在这种“幸福”。
文革结束以后，出现了大量的被称之为“伤痕文学”的“反动作品”，小说、电影、电视，很多很多。立场已经定型了的毛左派同志，对这些作品，不看就已经火冒三丈。但如果他们俱备最起码的分析能力的话，也可以从一些“正面”的作品中，也就是被宣传部门批准公开发行的作品中，发现一些当时人民生活的蛛丝马迹。譬如，在获奖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改革开放后，老革命衣锦还乡，发现村子“二十多年还是老样子”，农民们说改革开放后生活好了起来，“有时还能买点酱油吃吃”，足见这酱油之甜是改革开放之前，即毛泽东时代，尝不到的，这就是幸福？还有一部电视剧《血色浪漫》，中间有插队知青上街讨饭的镜头，看了以后，观众的心是要流血的。
为什么学历越高，毛左份子越少？就是因为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的缘故。其实，学历低的人，只要愿意认真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作严谨、客观的研究分析，尤其是对问题的基本逻辑仔细推敲，是不难得出合理的结论的。比如，有传闻说陈云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如果真有这评价的话，那就可以将这十二个字和上面的三句诗联系起来。显然，“建国有功”四个字概括了前两句诗：“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它显然不能用来证明那第三句诗，“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那后八个字，“治国无能，文革有罪”，就说明了毛泽东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人民的幸福决定于“治国”，“治国无能”的结果必然是人民的苦难，“文革有罪”也是一样的。如此，则“建国有功”的意义何在呢？从逻辑常识来看，陈云否定了“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这句诗。实际上，不应该说‘治国无能，文革有罪’，而是‘治国、文革都有罪！’，因为‘治国无能’的恶果之一是饿死了几千万农民。“有罪的文革”使干部遭难，但死的人远没有“无能的治国”导致的农民死的那么多，为什么说前者是犯罪，而后者就不是犯罪呢？干部是人，农民就不是人吗？
反正，陈云在实质上完全否定了毛泽东。那十二个字等于是举了这么个例子：有一人造了辆汽车，运送乘客，结果出了车祸，里面的人死的死，伤的伤，惊的惊。这些死、伤、惊的人给这造车、开车的人的评价不会是：“造车有功，开车无能，闯祸有罪。”而是会检查那车的本身有没有设计制造方面的毛病，还要检查他是否无照驾车，醉酒驾车，超速驾车，或根本不会开车，或根本不懂甚至无视交通规则，等等。
毛左派肯定不同意“治国无能”的说法，他们罗列出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其中包括：乒乓球胜利、南京长江大桥之类。经改革开放，长了见识之后，他们大概已不好意思再提这些可怜的“伟大成就”了。在知道贫穷破败的小国朝鲜也能搞出“两弹一星”后，他们还能将中国的“两弹一星”吹得天花乱坠吗？再就是“建起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工业系统”，就算那是一个还可以的系统，它也是一个被打了很大折扣的系统。从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开始，一百年中，中国的朝野双方都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困苦中，共同致力于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工业系统，实际上不是毛泽东时代才开始的，也不是毛泽东时代才有成就的。在1949年以后，内忧外患完全消除了的形势下，其发展速度应该是和亚洲“四小龙”齐头并进，并且应该因“规模优势”而一马当先，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个民族的潜力实在是太惊人了。不妨把毛泽东比作采购员，中国人民比做老板。老板交给采购员一万圆要他去采购，结果他买回来的东西只值一千圆。虽然如此，一千圆的东西，数数也有一大堆。毛左派对毛泽东的歌颂就是罗列这一大堆，说这是“伟大成就”，说：“你看，这一大堆东西可是不少呢！”问题是，只值一千圆的东西，再数也数不出一万圆来。
上面那诗的第三行的另外一个版本是：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苦难。
这是事实吗？须知，“历史是一任人打扮的小女孩”，真相是可以被锁进“黑盒子”，或是被搞得面目全非的。最鲜明的例子是：朝鲜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居然会不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事。真相是可能被掩盖的，揭示真相，需要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时代的真相究竟如何？以下几项是最显眼的，无可否认的纪录：
1、创造了中国几千年以来相对于世界水平的最贫穷的纪录。
2、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饿死人数的最高纪录，
3、创造了以政治运动对无辜者迫害的最高纪录。
4、创造了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中断学校教育的纪录。
5、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毁害城市知识青年的青春前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纪录。
6、创造了“开国之君”的路线持续时间最短的纪录。
以下对此六项纪录略加说明：
一，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贫穷的纪录：
GDP，国民生产总值，是个能大致反映社会贫穷或富有程度的指标。毛泽东曾自诩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更“风流”，然而，这些先皇们治下的GDP总量可都是当时世界第一，而人均GDP也总是名列前茅（据说，清朝的“康干时期”，甚至人均GDP也是世界第一，待考）。而毛泽东时期，则这世界排名扶摇直下，1962年跌入最低谷。这“最低谷”低到何等程度呢？有这方面的直接资料可查，也可以用如下方法简单地推算出来：从1963年开始恢复算起。自那以后，包括文革时期，中国以平均每年大约8 %，即相当于世界平均值三倍的发展速度努力追赶，到2012年为止，追赶了五十年，即半个世纪后，中国的人均GDP还只能排在全世界的八十几位上。这里还没有考虑到计划生育导致少生了几亿人口的因素，否则，2012年人均GDP要排在世界一百名开外。那么，五十年前的1962年的排名会是如何呢？小学生也能判断出，那名次一定是低得很惨的，肯定是中国历史的最低纪录。毛泽东在九泉之下如果知道了，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处于和平时期的皇帝相比，甚至把内忧外患的国民党时期也算在内，他的“业绩”排名竟是这么个“垫底”的状况，该气结成何等样子呢？如果画一条GDP历史曲线，那最低谷的一点必然是座落于毛泽东时代无疑。这种水平的GDP，只能是飢寒交迫，饿殍遍野的社会才会有的GDP，饿死的人数创造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最高纪录，是毫不奇怪的。
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饿死人的最高纪录：
饿死人是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事。按照国家统计局资料，1960年的实际出生人口是近一千四百万，如果死亡率正常的话，当年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约七百万，但结果是，国家统计局和中共党史第二版都肯定，1960年总人口比1959年反而减少了约一千万，就是说，非正常死亡为一千七百万。再分别计算一下1959年和1961年，可得到三年的非正常死亡总数在二千五百万左右的结论。（还有其它非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高达到超过四千万。）至于到底是否是天灾造成，可核查当时的气象纪录；到底苏联是否逼了债，逼了多少，也可以查出来，看看那数字能否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还可以查一查在那种形势下，不顾本国人民死活而援助了外国多少。
三，创造了以政治运动对无辜者迫害的最高纪录。
从井冈山革命时开始，经过许多次的行动或运动，反托、锄奸、整风、土改、镇反、肃反、反右……，直到文革，总共迫害了多少人，其中致死、致残了多少人，现在如果调查统计的话，还可以知道个大概。但若再加上因阶级出身而受迫害的人，恐怕就因“不计其数”而难以搞清了。其中有多少人是无辜的？也是可以大概搞清楚的。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刘志丹、习仲勋、薄一波、老舍、林昭、张志新、遇罗克……，这个名单是能列出来的，只是长得惊人。
四，创造了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中断学校教育的纪录。
从中小学到大学停课闹革命、高考停止十一年，丢失、埋没、毁损了多少人材？钱学森临终前的著名问题：“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的人材？”，应该可以从这里找到部分答案吧！和国民党的民国时期的人材相比，能比吗？
五，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毁害城市知识青年的青春前途的上山下乡运动。
“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说词，是真理还是谬误？当时的知青们最有资格回答。显然是谬误的。这谬误的产生，是因为不了解农村和农民的情况而判断错了呢？还是有意的欺骗？似乎两种可能都有。由于不了解情况而判断错误是不奇怪的，因为毛泽东自建国以后就与世隔绝了。而欺骗呢？是因为治国无能，生产力低下，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就业危机，只好连哄带逼地把城市知青赶下乡。如果父母不让孩子考大学，并且逼着他或她去农村做普通农民，孩子要怨恨父母的，父母自己也会悔恨。可是，一个领袖，逼着几千万城镇知识青年去当普通农民，浪费了青春，毁灭了前途，却不受任何公开的谴责，自己也毫无一丝悔意。改革开放后的事实证明，城里的劳动力需求大得很哩！不只是二千多万知青回了城，竟还有两亿农民也进了城，可农村生产的农副产品却并未因此减少，并且是正好相反，比当年丰富出许多倍。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的治国无能，也进一步解释了他那时代GDP垫底的原因，证明了马列毛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阻滞和破坏作用。
六，创造了“开国之君”的路线持续的最短寿命。
过去的开国皇帝创造的路线，“先王之道”，都能坚持数代之久。邓小平，这个毛泽东的同代战友，却毫不犹豫地彻底“改掉”、“革掉”了毛泽东路线，只给他留下一个牌位供着。原因无他，毛泽东路线荒谬得太离谱，以至于被自己的同代人即刻推翻。这里涉及到一个更尖锐的问题
━━ 邓小平实际上是以柔性政变的方式推翻了毛泽东政权，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相当于“汉朝”取代了“秦朝”，只是取代的过程不是流血的革命而已。华国锋用了点小暴力抓了“四人帮”，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以至于邓小平连一点暴力也不需要，就彻底地推翻了毛泽东的路线。比较邓小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就会知道它们的区别远大于汉朝和秦朝的区别。唯一相同之处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一点，就象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君主制度一样。并且，若要回归，从汉朝回归秦朝要比从邓小平时代回归毛泽东时代容易得多，因为秦、汉间的政治路线和经济路线都没有截然的区别。可是，邓小平路线，是毛泽东在其统治的近三十年中，念念不忘、竭尽全力、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以防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消灭了私有制，邓小平恢复了私有制；毛泽东“政治统帅一切”，迫使人人参与政治，投入“阶级斗争”，邓小平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停止了阶级斗争，废除了出身成份的制度，给了人民“可以不参与政治的自由”；毛泽东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邓小平则让他们全部返城；毛泽东停止高考，邓小平则恢复高考；毛泽东处心积虑地打击限制知识份子，要他们接受工农兵的领导和再教育，而邓小平则将整个干部队伍知识份子化，“工农兵”被完全挤出了领导舞台……。
━━ 邓小平实际上是以柔性政变的方式推翻了毛泽东政权，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相当于“汉朝”取代了“秦朝”，只是取代的过程不是流血的革命而已。华国锋用了点小暴力抓了“四人帮”，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以至于邓小平连一点暴力也不需要，就彻底地推翻了毛泽东的路线。比较邓小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就会知道它们的区别远大于汉朝和秦朝的区别。唯一相同之处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一点，就象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君主制度一样。并且，若要回归，从汉朝回归秦朝要比从邓小平时代回归毛泽东时代容易得多，因为秦、汉间的政治路线和经济路线都没有截然的区别。可是，邓小平路线，是毛泽东在其统治的近三十年中，念念不忘、竭尽全力、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以防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消灭了私有制，邓小平恢复了私有制；毛泽东“政治统帅一切”，迫使人人参与政治，投入“阶级斗争”，邓小平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停止了阶级斗争，废除了出身成份的制度，给了人民“可以不参与政治的自由”；毛泽东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邓小平则让他们全部返城；毛泽东停止高考，邓小平则恢复高考；毛泽东处心积虑地打击限制知识份子，要他们接受工农兵的领导和再教育，而邓小平则将整个干部队伍知识份子化，“工农兵”被完全挤出了领导舞台……。
这一切都说明，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但是，人们也禁不住要大声感叹：“毛泽东的权力好大呀！”对这感叹的感叹应该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产生灾难！”
毛左派歌颂毛泽东，但竭力回避以上问题，这是一个涉及到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的亿万人民的痛苦和几千万人的生命的问题。一个毛左份子，如果有做人的正直之心，有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在歌颂毛泽东之前，应该先将上述问题搞清楚。他们必须凭着良心良知，认真调查研究，以有力的事实证据将上述的六项纪录彻底否定，先在内心深处使自己信服之后，才有资格歌颂毛泽东。譬如，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如果你相信是真的，但你仍然歌颂毛泽东的话，你还是人吗？如果饿死的是你自己，或是你的家人，你还会歌颂那肇事者吗？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毛泽东路线绝对是一笔负资产。
台湾的李敖先生，不相信饿死了那么多的人。因为他认为，如果每二十人中有一人饿死，这么大的死亡比例是应该惊动外部世界的，可是外界却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证据，于是他不相信。能为自己的不相信追寻理由，说明李敖先生是有良心的，因为他不象某些毛左份子那样，不做任何研究探索，不给任何理由地一口否定饿死人的事实。李敖先生的想法出错，是因为他不了解大陆的情况：穷苦的闭塞农村和外界的联系很少，绝大多数农民一辈子的活动范围不超过几十里。一个村子的人都死光了，外界可以没有一个人知道。知道了也没有人敢于说出来，说出来也流传不出去。四川饿死了几百万人，肯定没有一个人能将信息传递给远在台湾的李敖先生，否则，那传消息者会死得比饿死更惨。
不只是李敖得不到真实的信息，毛泽东自己也得不到，否则，他是能防止、阻止很多罪恶和惨剧的。他自己也是他的言论箝制政策的受害者，就象《皇帝的新衣》故事里的皇帝那样，他无法得到自己是光屁股的真实信息。
习近平的接班，本来的最不利之处的是改革开放的红利差不多被用尽了。邓小平好比是第一个发现金矿的人，黄金遍地，俯拾即是。江泽民第二个到达矿点，收获看涨，胡锦涛也再接再厉，渐至盘满钵满。但到了习近平，却开始捉襟见肘了。速度降了下来，问题却堆积如山。贪污腐败肆虐、权贵阶级形成、贫富悬殊日盛、民怨积蓄待发、社会对立加剧，环境污染严重等等。一旦经济危机爆发，可致上亿人失业，其主力军是城市知识青年和进城农民工。这知青和毛泽东时代的知青不一样，那时的是两千多万中学生，现在的却是两亿左右的大学生，他们的知识、眼界和独生子女桀骜不驯的个性等等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再加上两亿左右的进了城的，不是当初可以被关堵在农村饿死的农民可以相比的农民工。这几亿人的心目中，很难灌输进他们毫无兴趣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他们来说，实际的利益是第一位的，钱是最重要的。一旦出现经济危机，这几亿人的生计出现问题的话，那共产党政权面对的就是排山倒海的狂风巨浪了。
毛泽东从1927年上井冈山起，此后的五十年就再也没有碰过钱，对经济形势的闭塞和漠视就决定了他可以有“置经济于不顾的雄伟魄力”，专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他如果再多活几年，就必然会尝到经济崩溃的滋味。他很幸运地及时离开了他无法收拾的烂摊子。而习近平这一代人，却如履薄冰地面对着随时会降临的经济危机。他们做任何事都得考虑其经济后果。左派们不知道，要习近平左转，就得先给他买下“经济保险”，让他不会到时需要再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然，他们买不到更买不起这“经济保险”。
毛泽东时代，因为经济水平低下，所以耐受力强。生命力最强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原始落后的自然经济。经济越是原始落后，耐受力越是强；越是先进发达，就越是娇弱。毛时代的北京城，能够经受住断电一个星期。可如今的习近平时代，断电一天，全城就瘫痪，断电两天，人们就要上街了，断电三天，再加必然伴随的断水、断气、断粮、断油、断路、断医等等等等，一切就要压倒稳定，压垮稳定，北京城将会比遭到核弹攻击还可怕。
并且，习近平也远不具备毛泽东所有的条件。首先，他没有毛泽东那种叱咤风云，傲邈天下的权力，不可能成为亿万民众顶礼膜拜的偶像。那崇拜虽然是聪明的和愚昧的中国人的做作，但聪明人和愚昧人齐力做作造成的做作之力，也是排山倒海，所向披靡的。习近平没有这些，是他的幸运。
其次，习近平没有回归毛泽东所必需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 一面能正面高举作为号召的意识形态大旗。毛泽东树起的是阶级斗争的大旗。左派希望习近平回归毛泽东，可是却不能帮助习近平竖造出又一面大旗来。他们在毛时代创造的意识形态作品应该说有一些，“样板戏”达到了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顶峰。它们的共同点就是100%都有歌颂“伟光正”的词句。开始改革开放后，99.9%的作品都没有了这词汇。三十几年来，左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除了堵塞别人发声之外，自己却一点声音也没有，大概是遵从了毛主席的“莫须放屁”的教导了吧！这么多年社会上涌现出的大量理论和文艺作品中，能用以作为宣扬毛泽东路线的内容几乎为零，除非“做鬼也光荣”也算是“诗”。薄熙来想恢复毛泽东路线，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只好以陈旧的“红歌”滥竽充数。
━━ 一面能正面高举作为号召的意识形态大旗。毛泽东树起的是阶级斗争的大旗。左派希望习近平回归毛泽东，可是却不能帮助习近平竖造出又一面大旗来。他们在毛时代创造的意识形态作品应该说有一些，“样板戏”达到了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顶峰。它们的共同点就是100%都有歌颂“伟光正”的词句。开始改革开放后，99.9%的作品都没有了这词汇。三十几年来，左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除了堵塞别人发声之外，自己却一点声音也没有，大概是遵从了毛主席的“莫须放屁”的教导了吧！这么多年社会上涌现出的大量理论和文艺作品中，能用以作为宣扬毛泽东路线的内容几乎为零，除非“做鬼也光荣”也算是“诗”。薄熙来想恢复毛泽东路线，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只好以陈旧的“红歌”滥竽充数。
邓小平路线的合法性在于它实行以后的业绩，也在于它的和毛泽东路线的切割。习近平若是反而沾上毛泽东，对他自己，也对毛泽东，都不是好事。尤其是如果出现经济危机，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民怨沸腾之时，习近平将会发现自己被毛泽东拖累了。别看薄熙来打出毛泽东旗号受到部分民众的欢迎，其实，那只是表面的现象，那种民意是很表面，很不可靠的，那些民众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路线是怎么一回事。这正是言论箝制造成的民众信息闭塞的结果。其实，崇奉毛泽东的民众的内心诉求是实际的利益，被忽悠得以为毛泽东路线能带来利益，就病急乱投医，一旦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就会立即弃之而去。
习近平的“中国梦”可否作为回归毛泽东路线的大旗？不行，因为“中国梦”具体化后就是“民族复兴”。这世界上，能做复兴之梦的民族并不多，因为复兴的意思是“重新兴起”，前提当然是“曾经兴旺”过。毛泽东时代绝不兴旺，回归它绝不是“复兴”，而是倒退。“中国梦”不该是倒退之梦，倒退之梦是噩梦，不是美梦。
左派们似乎对最近一些年来的经济形势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近年来国营经济有了蓬勃的发展，显示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于是就试图大搞“国进民退”。但是，不见有人深入细致地对国营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国营企业有几项可疑的行为：垄断、贷款坏账和股票圈钱。没有这几项行为的国营企业，很少能盈利的。如果真的实行“五不搞”中的“不搞私有化”，让所有民营、外资企业都国营化，那么，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不断预言的“中国经济即将崩溃”就真的要发生了。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只要实行私有化，搞市场经济，并且没有人为的折腾，“崩溃”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民族的特性
━━ 长期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逼出来的刻苦奋斗的精神决定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和生产力。潜力还大得很，未来大有奔头，不存在崩溃的问题。但前提是，千万别回头走毛泽东路线。毛泽东经济路线已经惨败了近30年，成了邓小平改革的理由，现在若想再捡回来，总得给出强有力的理由和根据吧！“五不搞”的提出已有两年多了，前面的四不搞
━━“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 是60多年来一直就在“不搞”着的，不需要采取任何“不搞”的措施，可是最后的“不搞私有化”，却是要有行动的，因为现实的形势是“私有化很猖獗”，不搞它，是需要动大手术的。可是动了吗？动动看呢！要回归毛泽东，不废除私有制，行吗？
━━ 长期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逼出来的刻苦奋斗的精神决定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和生产力。潜力还大得很，未来大有奔头，不存在崩溃的问题。但前提是，千万别回头走毛泽东路线。毛泽东经济路线已经惨败了近30年，成了邓小平改革的理由，现在若想再捡回来，总得给出强有力的理由和根据吧！“五不搞”的提出已有两年多了，前面的四不搞
━━“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 是60多年来一直就在“不搞”着的，不需要采取任何“不搞”的措施，可是最后的“不搞私有化”，却是要有行动的，因为现实的形势是“私有化很猖獗”，不搞它，是需要动大手术的。可是动了吗？动动看呢！要回归毛泽东，不废除私有制，行吗？
改革开放后GDP高速增长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优越性的发挥，二是“恢复期效应”━━
在很低基数的基础上的恢复。六十年来，
GDP 增长速度最快的不是改革开放以后，而是毛泽东时代的1964、1965、1969和1970年，但那些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是它们前面的年份的巨大失败所造成的
━━ 基数被跌得太惨，所以恢复起来速度就显得很快，就好像生病使体重从一百斤跌落为七十斤，痊愈后恢复开始的早期，体重增长得可以很快，不是什么奇迹。同样的道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也还是建立在恢复态势的基础之上的。即使哪一天它恢复了名列前茅，也不值得多么自豪
━━ 因为老祖宗早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老祖宗早就证明了这个民族的能耐，它的勤劳智慧的人民决定了它就该名列前茅。现在恢复得快，正是因为有这个潜力。潜力发挥得好，归功于民族性，不是什么人的“伟光正”；发挥得不好，归罪于该负责任的人。
在很低基数的基础上的恢复。六十年来，
GDP 增长速度最快的不是改革开放以后，而是毛泽东时代的1964、1965、1969和1970年，但那些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是它们前面的年份的巨大失败所造成的
━━ 基数被跌得太惨，所以恢复起来速度就显得很快，就好像生病使体重从一百斤跌落为七十斤，痊愈后恢复开始的早期，体重增长得可以很快，不是什么奇迹。同样的道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也还是建立在恢复态势的基础之上的。即使哪一天它恢复了名列前茅，也不值得多么自豪
━━ 因为老祖宗早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老祖宗早就证明了这个民族的能耐，它的勤劳智慧的人民决定了它就该名列前茅。现在恢复得快，正是因为有这个潜力。潜力发挥得好，归功于民族性，不是什么人的“伟光正”；发挥得不好，归罪于该负责任的人。
左派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归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领导”，其实这话说得还太早太早。只有等到中国经济的恢复期结束，人均GDP恢复到清朝康干时期的名列世界前茅之后，如果还是以超越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前进，那时才能考虑是否应归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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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一种行政改革━━条条治理
社会秩序的管理需要公共权力（以下简称“权力”）的行施。权力归根到底是一种暴力。维持秩序需要这种以暴力为支柱的权力。但这种权力有“好”、“坏”两种，“好的权力”在以暴力维持秩序的同时，也维护着人权。“坏的权力”则是既维持秩序，却又侵犯人权，两者纠缠在一起。
古代王朝的专制权力，是“坏的权力”，维护秩序并侵犯人权。统治者从一开始夺取政权时的动机就是如此，夺江山是为了“为民之主”，迫使民众为奴隶而剥夺他们的人权。不过，对统治者来说，也不得不如此，因为，即使他们没有“以民为奴”的动机，他们也没有“以民为主”的办法。“民主”是人类社会前进过程中最伟大的发明，到现在也没有充份完善，所以不能苛求古代的统治者。但他们还算是坦荡光明的，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公开承认他们是为自己打天下，谋利益的。
现代的“一党专政”，则有所不同，它在开始革命时，并没有“为民之主”的动机，正相反，动机很高尚，要实现“以民为主”。可是在获取政权之后，动机的高尚性就很快消失了。原因有两方面：
l 一是这种高尚性因违背人性而难以持久。政党的品格，即“党格”，取决于其党员的人性，而人性首先是自私性，党员的无私性只能是暂时的，当获取政权后，多种因素决定了党员自私性的归真，从而导致党格的堕落。结果便是，一党专政必然重蹈古代王朝专制的再现，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其党员的骨干，即当权者，必然具备以其掌握的公共权力侵犯人权的倾向。譬如贪污等等谋私行为，就是侵犯人权的一种表现，因为它是鲸吞纳税人（人民）的血汗。于是，一党专政之下的“太子党”，便与清朝的“八旗子弟”很自然地产生共性。但是，他们无法如八旗子弟般地理直气壮。八旗子弟对人民说：“我们的权力是上天给的，你们是我们从明朝接收过来的奴隶，我们是你们的主人，并且要世世代代，永远如此。你们中有人当上了大官，但也只是我们的家奴而已。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光明正大地有言在先的。”“太子党”有同样的心理，他们想说：“天下是我们的父辈打下的，是我们的。你们是我们的奴隶。就算你们中有人当上大官，但也只是我们的家奴。不信你看，薄熙来搧副部级高官王立军的耳光，就是这种主奴关系的明证。”但“太子党”比“八旗子弟”底气不足的地方是，他们不能说：“我们的权力是上天给的”，而只能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他们的父辈，从一开始就信誓旦旦地宣布，打下的天下归人民所有。但后来他们要人民说两句话，第一句是：“坚决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切听从党安排。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第二句是：“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在当家作主。”而当他们自己已经成为【富豪资产阶级】之后，仍然旗帜鲜明地说：“我们要坚决捍卫老一辈革命家建立的【无产阶级】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当右派指责他们违背当初的民主承诺，不守信用，要他们进行政治改革以兑现承诺时，他们说:“我们就是不搞政改，看你们能怎么样！”
l 二是实行“以民为主”的“技术性困难”。困难主要有两方面。
u 第一是：一人一票选举，是宪政民主制度的特征；但又必须在宪政民主制度之下才能逐步完善；而宪政民主制度却又必须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为前提，可是共产党革命却又是以反对资本主义为前提的。因此，共产党必须以推翻它的整个主义，否定它自己的一切的一切，才能做到“以民为主”。可是共产党却又是一个庞大的精英人物的集合，其内部意见的统一，尤其是对自身进行全盘否定的统一，显然是一十分艰巨的工程。
u 第二是，一人一票的选举，能否表达选民的意志，答案绝不是轻易就能肯定的。民众对问题的判断会面临着许多主客观的障碍。选举，尤其是缺乏经验的选举，欺骗、舞弊、暴力、权力和金钱的介入等等，是很难避免的，其对民意的扭曲作用可以是很严重的。将来，互联网等等极为发达的高科技或许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以上两点，第一点是关键。
中国共产党面对上述的自相矛盾的尴尬已经六十多年。现在是习近平当上了第一把手，“实现一党专政之下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这一悖论成了落到他手里的烫手山芋。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一大群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领导人物们，其中有“男儿”也有“女儿”，面对着这一做人没有面子的不理直气壮的专制局面的尴尬，拿出了极大的勇气，做到了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当然，同时产生的副作用和技术性困难，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克服。好在，那儿的人民已经不是生活得那么“悲惨”了。
当然，要习近平现在启动类似于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改，是做不到的。中国是个被理直气壮地专制了几千年，不理直气壮地专制了几十年的国家，不要说技术上的障碍，就是意识上的障碍都是非常严重的。说白了，就是只求“做稳了奴隶的贱民”，即“纯奴隶”很多，外加王立军那样的数量也可观的既贵又贱的“半奴隶”，（在多数人面前是主子，少数人面前是奴隶），要想以“政治改革”使他们摆脱奴隶和主子的地位，谈何容易？
说起来在法律地位上不是奴隶的人，能证明自己真的不是奴隶的标准是什么？是人权不受公共权力的侵犯。一个优越的社会制度就是能对公共权力进行充份制约，使其不能侵犯人权的制度。即使是专制制度，也是会有一定程度的这种制约的。制约的方法是最高统治者和民众，分别从上下两边出击，夹击中间的各级官员。最高权力者好比是一柄锤子，其下的公共权力好比是一个一个的球，民众好比是地面。若球在地面上肆意滚动压榨，则锤子就要将它砸破，但只有其下垫着的地面足够强硬，才容易砸破。若地不够硬，而像是一堆棉花，夹击的力度就不足，那球就可以在软棉花上滚压并柔韧地躲避锤击。所以，必须将地面强硬化才能有效夹击。当球发现自己身下的地面够硬时，就不敢肆意滚压，而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它应有的位置。那锤子并不想把所有的球都击破，因为球不是它的敌人，相反是它安排在地面不同点上的有用之物。最高的公共权力和人民联合起来夹击那球，就是“制约”。在专制社会，锤子是“皇帝”、“领袖”之类的“人”，而在民主社会，锤子是“法”。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造反就形成了一种夹击的态势：最高层领袖号召民众造反，对中间的官僚阶层上下夹击。这种方法直到现在还被许多人怀念着，有它的道理。因为，被上下夹击的官员的权力被“关进了笼子”，但遗憾的是，为祸最大的领袖的权力例外。如果领袖的权力被法律取代，那就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法治社会了。为什么文革的方法叫“大民主”呢？因为它和真正的民主形式上有点像，但本质上远不是一回事。到头来，那“锤子”没有砸在球上，而是砸在地面上，最终被伤害的是平民百姓。
今天，现实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方式是坚持一党专政，没有任何协商和讨论的余地。要实现“一党专政制度下人民真正当家做主”，无异于要求“太阳既从东边出来又从西边出来”的这一“辩证法”风格的奇迹。但是退一步的要求
━━ 一党专政的同时，充份保障人权 ━━ 却还是有其可行性的。
━━ 一党专政的同时，充份保障人权 ━━ 却还是有其可行性的。
问一下习近平，他现在对“中国梦”的解释是否包括如下内容：
l
一党专政
一党专政
l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他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你如果再问他：以上两点和保障人权有什么关系，他大概会这样回答：第一，只要共产党永远将保障人权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人民就会永远拥护共产党，一党专政就会千秋万代地维持下去；第二，中国人，勤劳智慧从来不缺，只要人权得到充份保证，总是能尽最大努力创造财富而实现国强民富的。这就是实现了“中国梦”。
习近平也应该知道，要做到充份保护人权，必须改革。但现阶段他不可能进行“治本的政治改革”
━━ 取消一党专政，实行一人一票选举的民主宪政制度。这是要求共产党“找死”的政治改革，等于是与虎谋皮。但对共产党来说，“不改革等死”，也是无可置疑的。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比较现实的，折中的办法，既不找死也不等死。那就是“治标的行政改革”
━━ 坚持“一党专政的同时保障人权”。共产党自己作主，又说“让人民当家作主”，实质是“既为民之主又以民为主”，让人民主动地有所作为，这做不到。但它能做到“为民之主又为民作主”，让人民只是被动地接受保护。这正是上访民众的“冤民梦”，应该被纳入“中国梦”之中作为它的一个“支梦”。
━━ 取消一党专政，实行一人一票选举的民主宪政制度。这是要求共产党“找死”的政治改革，等于是与虎谋皮。但对共产党来说，“不改革等死”，也是无可置疑的。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比较现实的，折中的办法，既不找死也不等死。那就是“治标的行政改革”
━━ 坚持“一党专政的同时保障人权”。共产党自己作主，又说“让人民当家作主”，实质是“既为民之主又以民为主”，让人民主动地有所作为，这做不到。但它能做到“为民之主又为民作主”，让人民只是被动地接受保护。这正是上访民众的“冤民梦”，应该被纳入“中国梦”之中作为它的一个“支梦”。
过去行政改革的含义只是“党政分开”，这既难做到，又难坚持，也不会有多好的效果。“党政分开”意味着相当程度的“党不管政”，这违背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理论上不会被接受，实践上也走不通。胡耀邦、赵紫阳要搞“党政分开”，但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时期，就完全废止了。
本文建议的“治标的行政改革”的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变‘块块治理’为‘条条治理’”。二是最大限度地压缩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权，实行小政府、大社会。这第二点已经有许多专家作出了详细精辟的讨论，甚至中央也一直在考虑这一问题，所以本文不去班门弄斧。只讨论变块块治理为条条治理的问题。
民主制度下，地方自治，也就是“块块治理”。因为有民主和法制，这种治理可以将地方政治搞得非常清明。而在专制制度下，“块块治理”却是一种对中央和民众都有威胁性的统治方式。因为块块的统治者不是块块内的民众民主选举的，而是上级委派，只对上级负责，极易成为侵犯人权的土皇帝。“块块”有着空间上的边界，极利于形成隔绝和封闭，与监狱有极大的相似性，块块中的人就容易被块块的统治者在公民和囚徒之间转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一直采用的是由上级任命领导者的块块治理的方式，由此而产生的人权侵犯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可以说，中国现在大部分的社会弊病
━━ 缺乏人权保障的黑暗 ━━ 是与没有民主选举的块块治理有很大关系的。
━━ 缺乏人权保障的黑暗 ━━ 是与没有民主选举的块块治理有很大关系的。
块块不只是有利于侵犯人权，对同时也有利于地方割据从而违抗中央集权的危险性，“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这么回事。“条条治理”则有利于对人权和中央集权这两种“权”的保护。毛泽东自以为他有足够的权力能控制块块，其实他没有控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他只是不知道罢了。习近平的权力远小于毛泽东，大大小小的块块对他的阳奉阴违实在是太容易了。他必须变块块治理为条条治理。
举个例子来说：某村长将一块属于村民的土地擅自卖给开发商，从中获利中饱私囊，并强行拆迁，损害了村民的利益。村民聚众到县政府上访。县政府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措施。一是宣称出现了群体性事件，调来武警部队防暴、抓人，理由是上访行为破坏社会稳定，必须采取坚决措施维稳。若有记者来采访，就会被问：“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老百姓一边？”接下来，县领导指示其下属，检察院和法院，进行起诉、判决，迫害受害民众。强行地将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经济纠纷说成是破坏稳定的事件而肆意打压民众，这是近年来最多见的“维稳怪行”。这种怪行就是宣布，“党”是一边，“老百姓”是另一边，“党”和“老百姓”是敌对的。老百姓是蚂蚁，维稳就是“踩蚂蚁”。这是块块治理最易采用的方法。
另外一种措施是：毋需请示县政府，公安人员即刻奔赴现场，搞清事情的根由；新闻记者也立即赶到，多方了解，详实公开报导。一旦发现其中有贪腐问题，侦查清楚后，即通报检察院。检察院查证清楚后，立即向法院起诉。法院以侵权和贪污罪判处村长有期徒刑，并责令赔偿村民一定数额的钱款。立即执行，立即兑现。村民们感到基本满意。
如此，则既维护了民众利益，又打击了贪污腐败。不是要反腐，要群众揭发举报吗？这不正是找出“苍蝇”、“老虎”的极好线索吗？绝大部分的上访者都是有冤情的，每个案子都是执法机关发现线索的极好机会，为什么不乘势抓贪腐、抓侵权，反而打击迫害民众呢？这样的维稳自然是越维越不稳。反过来，只要不偏不倚地公正调解，并且坚决打击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贪腐、侵权等等的非法行为，违法者就会收敛得多，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就越多。这才是真正的治本的维稳。维稳应该“打老虎”、“拍苍蝇”、“踩蚂蚁”，三者兼之，而不是“专踩蚂蚁”。
但是，那村长是县委书记的女婿。因为是块块治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在县委书记的领导之下，想要站在民众一边，惩治那村长，难度极大，甚至，公检法宁愿参与同流合污。但如果是条条治理，则是另一番景象了。它的主要特点是，各条条之间互不统辖。县长兼县委书记，县公安局局长兼公安局党委书记，县检察院院长兼县检察院党委书记，县法院院长兼县法院党委书记，都是平级的，谁也不领导谁，谁也管不着谁，事务上不互相干涉，甚至个人之间可以互不认识，不相往来。可以制定法律，禁止他们间的私人来往。若两个人成了儿女亲家，则其中一人的工作必须调动。县政府、县公安局、县检察院和县法院的再上一级领导分别是市政府、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和市法院，各条的负责人之间都“形同陌路”。在省级也是如此。这样的“条条”可以有四或五条。将现在的纪委从县党委中分离出来合并入检察院。各条线之间互不领导、互不干涉、人事权分开、财务权分开。需要联系协作的话，也只能通过法定的程序进行。
这些条条的每一条内部都有垂直的层层领导的党组织，但条条之间，在省及省以下互相分立，到中央一级，则分别归拢于国务院、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院。每一条的最高领导都是政治局常委，由总书记总负责。当然统领公、检、法的“政法委”是绝对不能存在的。
人大和政协，从地方到中央，当然也都是自成一体的条条，他们的作用是对其余条条行使监督权。照理，人大是立法机构，应该有最高的权力。但实际上，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它没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和实权官员的任命权。但可以给它以实实在在的监督权和弹劾权。政协其实完全可以并入人大。在条条治理的情况下，合并后的人大和政协能发挥的的监督作用比块块治理时可以大得多。
各个条条之间分权、分立，实质上就是分工而已。不必把西方国家那“三权分立”的罪名拿到这儿来套。中共一党专政六十多年来，分工一直是存在的，上述各条条之间在职权方面，一直是各司其职的，谁也不能越俎代庖。只不过是，条条得服从于块块，就使块块具备了成为独立王国的危险性。
块块再和军队结合，就成了割据的诸侯。一旦中央势力削弱，国家分裂的局面就立即形成。而条条治理就不会如此，各条条之间分立，其实也是横向的互相监督和制约。站在中央的高度来看，条条治理时“党的领导”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是“中央集权”的强化。中央集权并不是中央事事亲恭，而是建立一套机制，使得中央可以高屋建瓴、自上而下、畅通无阻、不折不扣地贯彻其制定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政策等等，其中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这就必须打开地域界限形成的块块封闭圈，而以垂直的上下直线沟通的功能性系统，即条条治理，使中央权力的触角直达基层。
显然，这不是政治改革，只是行政改革
显然，这不是政治改革，只是行政改革
古代王朝时期，统治者不是民选的，但监督和制约机制是存在的。那主要是“纵向制约”，上级制约下级，下级，包括民众也可通过告状的方式对上级行使一定的监督、制约权。但横向监督基本没有。现代的民主制度，则除了纵向监督外，还有横向监督和“多向监督”，即舆论监督。横向监督主要就是法制监督，就是司法机构的监督。上述的几个条条，都是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行使者。其中，行政机关是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功能最复杂的一条，而公、检、法三条，都是法制机构。它们的功能就是“执法”，它们都应该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业务行家组成，他们对官员，对百姓，也对他们自己执行法律。“条条”是从上到下垂直悬挂的线性结构，每一条条的各个侧面都暴露于来自各方的监督之中。
毛泽东反对条条治理，说块块治理才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显然，这意思就是：在一块地盘内，一定要有一统治该范围的“唯一”的最高权力者。他熟悉且习惯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不会想到，不会理解，也不会容忍同一地域范围内的“多头统治”。可能在他看来，“分权”是大逆不道的。当然，他不会不想到块块治理的割据威胁。但他有信心，没有任何块块能威胁他的权力的集中。他也相信，即使他离开人世，只要他的路线在，中央政权就会永远牢固。他更没有考虑到块块对人权的威胁。在他的脑子中，似乎没有人权的概念。就算他那时代没听到过“人权”这个词，但也该对基层干部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有所关心才对。他不知道基层干部肆意妄为，鱼肉百姓的实际情形。文革时他号召造当权派的反，在那暴风骤雨的声讨之中，也很少见到有人敢提干部欺压百姓这一条罪名。正相反，许多干部的罪名是“阶级立场不坚定”，对“地富反坏右”斗争得不够坚决，就是说，欺压人民不够狠。“人权”根本就无影无踪。他的“全民皆兵”的主张就是要把人民以军队的方式组织起来，而军人的人权是很可怜的
━━ 上级命令冲锋，就是要下级去死，上级有权处死不听命令的下级。老百姓若都成了军人，有权的指挥者们该是多么地惬意呀！还谈什么人权呀？
━━ 上级命令冲锋，就是要下级去死，上级有权处死不听命令的下级。老百姓若都成了军人，有权的指挥者们该是多么地惬意呀！还谈什么人权呀？
但是，毛泽东也发现了块块的威胁，文革开始时，北京市委的罪名就是“把北京搞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后来又搞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种露骨的对军队不放心的行动，显然是意识到“军区”这种块块的极大危险性。他之所以搞文化大革命，整肃各级干部，其实也和他意识到块块的威胁性有关。
另一种可能是，毛泽东没有早早地知道有条条治理这种方式，不然的话，他会这么做的，因为这对中央集权更有利。块块治理是因为他古书看得太多了，思想僵化在了历史里。大概后来有人向他建议了这一点，他或许内心里已赞同了这种改革，但对他来说，“改”字表示的是尊严的丢失，尽管条条治理并不有多犯忌讳。
“政令不出中南海”，意思就是说对块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若施行条条治理，就不至于如此。因为条条易于监督。刘志军的铁道系统是一条条，之所以能逃避监督，那是因为监督系统未用起来，否则，监督铁道系统比监督一个村，一个乡，要容易得多，因为它没有地域封闭的铠甲。
对条条最方便的监督手段是民众的舆论监督。块块的物理结构使其可以绝对封杀民众监督。一个乡饿死许多人，上级不一定能及时知道，因为该乡的第一把手可以利用块块的地域（或地狱）特性而对外封杀一切信息。若是条条，则所有信息都可直通天庭和四面八方。
对条条最方便的监督手段是民众的舆论监督。块块的物理结构使其可以绝对封杀民众监督。一个乡饿死许多人，上级不一定能及时知道，因为该乡的第一把手可以利用块块的地域（或地狱）特性而对外封杀一切信息。若是条条，则所有信息都可直通天庭和四面八方。
条条治理的形式其实和今天香港的形式差不多。香港没有西方式的选举，但清廉和人权状况，堪称世界楷模。实际上，民主国家的权力行施者，远不都是选举产生的，其中的多数是任命的。如警察、检察官、法官、行政办事员等等，权力很大，对民众有直接的影响，却都不是选举产生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清廉、尽职。站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立场，最切身的利益，最直接的希望就是官员的清廉和自身人权的保障。只要官员能自身清廉并保障民众人权，民众是不会在乎他们是上级任命的或是自己投票选举的。
中共对香港付出的精力很多，可就是没听说考察过香港的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但若真的进行考察的话，恐怕结论会令人吃惊的。内地和香港的最大区别是
━━ 人的素质。公务员的素质和民众的素质，两地的差距都很大。香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搬到内地肯定“水土不服”，肯定会走形变样，画虎不成反类犬。于是，结论便是，内地要首先实施“训政”，提高官民的素质。采纳香港模式，要经过一段时间，采纳西方的模式，要经历更长的时间。眼前，香港有两点可供内地效仿，一是严格的法治和法制，二是充份的言论自由。
━━ 人的素质。公务员的素质和民众的素质，两地的差距都很大。香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搬到内地肯定“水土不服”，肯定会走形变样，画虎不成反类犬。于是，结论便是，内地要首先实施“训政”，提高官民的素质。采纳香港模式，要经过一段时间，采纳西方的模式，要经历更长的时间。眼前，香港有两点可供内地效仿，一是严格的法治和法制，二是充份的言论自由。
至于一人一票的选举，急不来，也急不得。而不搞选举，就意味着一党专政维持下去。假设，现今的中国还处于皇权时代，但有着一个励精图治，勤政英明的好皇帝。他不搞选举，以考试的方式遴选公务员，立宪且严格依法治国。小政府，大社会，市场经济，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等等等等。如此则经济一定繁荣，人权得以保障，官员勤政清廉。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这就够了。让这种形势再维持三十年或更长时间，老百姓是可以接受的。人民向当权者要的就是人权。尤其是中国的老百姓，只要人权有保障，就一定能用自己的大脑和双手，获得其余该获得的一切。
民主主义者们不大会同意以上的建议。他们会说，不经民选，却又能公正地“为民作主”（保护人权）的青天大老爷只能个别、暂时地出现，因为没有制度性的保证。专制制度下必然出现的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腐败必然要侵犯人权。问题是，何以见得没有选举就一定没有权力监督和制约呢？如果专制制度的高层统治者用他们“不受制约的权力”，专制性地制定出一套能有效监督、制约低层统治者，使之不能腐败更不能侵犯人权，实现上述的“上下夹击”从而使大多数人“人权”起来，这个专制政权就完全可以“长治久安”。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众的要求很有限，就是人权这一样东西。侵犯民众人权的人，基本上只是基层的掌权者，而不是高级官员。即使是皇帝，自身很腐败的皇帝，也能完全制止基层小官的腐败。只要县以下的官员清廉且正派，人民的绝大多数就幸福了。若皇帝也不腐败，那当然更好。共产党高层这样的“皇帝”，有条件比古代任何皇帝都清廉。
王朝制度下，皇帝一人独大，一代一代传下去，不可避免地要腐败、退化的。而以“党组织”集体执政且定期轮换的一党专政，可以避免这一弊病。如果这个执政党能够全面落实它自己制定的一党专政之下的宪法，那它就有了“万岁”的可能性。不过到一定的时候，这个党自己就会想变了。民主化是个自然的过程，就象春天到了，冰冻必然会融化一样。前苏联、东欧事变，不是哪个“男儿”用锤子砸开了冰天雪地，也没有哪个“男儿”能阻止温柔的拂面春风。
“过去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始终有两个现象终没有间断过
━━“冤民上访”和“钦差下察”，民众和最高统治者都对地方豪强势力深有体会，也就是说，自古以来就有“上下夹击”的需要。这是人治社会的必有现象。冤民企盼“青天大老爷”，而钦差的任务和权力就是制约地方强权。在中共的历史上，“钦差”派遣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工队”、“工作队”、“工宣队”、“军宣队”、“巡视组”等等等等，实际上都是对付不受制约从而趋向腐败或异端的地方势力的临时的制约力量。但问题是，钦差一走，故态复萌。解决的办法应该是“钦差永驻”并且“永远和人民心连心”，但久驻的钦差自身必会因权力过大而腐败成新的地方强权。这是因为钦差是皇帝派来的，不是人民推选的。治本的办法当然是民选，但民选一时做不到，就可以采取指标的办法
━━ 人民无选举权但有强大的监督、制约权。这就是“香港模式”，也是所有民主国家对占绝大多数的非民选公务员的监督制约模式。
━━“冤民上访”和“钦差下察”，民众和最高统治者都对地方豪强势力深有体会，也就是说，自古以来就有“上下夹击”的需要。这是人治社会的必有现象。冤民企盼“青天大老爷”，而钦差的任务和权力就是制约地方强权。在中共的历史上，“钦差”派遣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工队”、“工作队”、“工宣队”、“军宣队”、“巡视组”等等等等，实际上都是对付不受制约从而趋向腐败或异端的地方势力的临时的制约力量。但问题是，钦差一走，故态复萌。解决的办法应该是“钦差永驻”并且“永远和人民心连心”，但久驻的钦差自身必会因权力过大而腐败成新的地方强权。这是因为钦差是皇帝派来的，不是人民推选的。治本的办法当然是民选，但民选一时做不到，就可以采取指标的办法
━━ 人民无选举权但有强大的监督、制约权。这就是“香港模式”，也是所有民主国家对占绝大多数的非民选公务员的监督制约模式。
“政治改革”的目的，最主要就是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最佳的制约方法是“分权”。欧洲的民主制，在其“黑暗的中世纪”就奠定了“分权”的基础
━━ 教权和世俗政权分开，由教会和国王分别掌管。国王掌握着巨大的财富，容易腐败，但教会能制约他。同时教会人员，包括教皇自己，却财富有限，其教义，也就是对上帝的信仰，禁止他们腐败。这就是一种“三权分立”
━━ 上帝之权、教会之权和皇权 ━━ 或者分别叫做“信仰权”、“法制权”和“行政权”。发展到后来，便自然地延续为宪政民主制度的三权分立。中国历史上宗教的势力很小，对皇权无制约作用，因而皇权一方独大。
━━ 教权和世俗政权分开，由教会和国王分别掌管。国王掌握着巨大的财富，容易腐败，但教会能制约他。同时教会人员，包括教皇自己，却财富有限，其教义，也就是对上帝的信仰，禁止他们腐败。这就是一种“三权分立”
━━ 上帝之权、教会之权和皇权 ━━ 或者分别叫做“信仰权”、“法制权”和“行政权”。发展到后来，便自然地延续为宪政民主制度的三权分立。中国历史上宗教的势力很小，对皇权无制约作用，因而皇权一方独大。
“权力制约”的基本原理很简单：两个人勾结起来干坏事比单独一个人干坏事要困难，如果再加上存在对这两个人有精神和心理方面的约束条规和信仰，则干坏事的自由度就更小。行政权的掌握者管理社会实务，贪污腐败的机会很多，对他们的约束来自於宗教权或法律权。如果没有这约束，则必然贪污腐败。中国的帝王们和欧洲的帝王们最显著的区别是：中国帝王享受美女的权力极大，而欧洲帝王则必须遵循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越轨也只能是小规模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分权之说。“一元化领导”反对的就是分权呈现的“二元化”或“三元化”领导。
这个差别的影响非常大。“食色性也”，两者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必须条件。而对权力者来说，色的耗费远比食的耗费要大得多。“十个贪官九个花”就是这个道理，“贪”则有“花”，“贪”是为了“花”。回看中国历史，会发现“性荷尔蒙是社会变动的最巨大的动力之一”，“倾国倾城”之说，既是乐彻心肺也是痛彻心肺的经验总结。满清皇帝在他们的后宫里“翻牌子”，如果是现在这种社会风气，他们肯定会想要“在全国范围内翻牌子”。后来欧洲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败和统治者的“色堕落”程度的差别绝对有关系，这堕落的程度又和“一元化”的程度成正相关关系。而制约离不开权力的多元化，即“分权”。
“党内司法分立”其实就是为“香港模式”打下基础。在地方行使独立权力的司法队伍，不具备行政官员的行政职权，它只管死守法律原则，执行司法权。这种不涉及政务的司法机构，腐败的可能性小得多；不受同级地方官员的领导，则司法队伍就能充份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力，保证法律事务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如此，则民众上访企求“青天大老爷做主”的现象就会消失，“中国梦”就登上了一个制高点。法学博士习近平如果开创了“党内司法分立”的先河，其成就不是一千张法学博士学位证书所能比拟的。
当然，司法人员的素质，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欧洲的教皇如果自己堕落，则无法制约国王。如果教皇和国王勾结，则形成了“一元化领导”，分权便流于形式。司法腐败就必然要和它所制约的权力同流合污。上面例子中的村民就得不到公平正义。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解决的问题，公共权力廉洁化需要一个过程。不过，比起一般党政部门，司法人员的廉洁化有它的特点
━━ 党政人员接受的是“政治思想”教育，而司法人员还接受专业性的“职业道德”教育。公正廉洁是司法人员的职业操守，是对他们的业务要求。这方面的教育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在进行，并且多数都很成功，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方法可供参考借鉴。同时，对执法犯法问题制定更加严明的处理规定和法律，采用更严格的保证队伍纯洁化的清理标准。现在中国的司法队伍，以受过完整、正规的专业培训的职业司法人员为主体，在不受法外干扰的情况下，整治起来的难度应该不是很大。当然，信仰是最根本的。以什么样的的信仰培养司法人员呢？宗教肯定不行；马列毛主义好像早已不奏效了；唯有以“孔孟二十二字”为标准而建立的普世价值。
━━ 党政人员接受的是“政治思想”教育，而司法人员还接受专业性的“职业道德”教育。公正廉洁是司法人员的职业操守，是对他们的业务要求。这方面的教育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在进行，并且多数都很成功，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方法可供参考借鉴。同时，对执法犯法问题制定更加严明的处理规定和法律，采用更严格的保证队伍纯洁化的清理标准。现在中国的司法队伍，以受过完整、正规的专业培训的职业司法人员为主体，在不受法外干扰的情况下，整治起来的难度应该不是很大。当然，信仰是最根本的。以什么样的的信仰培养司法人员呢？宗教肯定不行；马列毛主义好像早已不奏效了；唯有以“孔孟二十二字”为标准而建立的普世价值。
共产党有那么大的权力，进行上述的行政改革以建立起党内分权的“条条治理”，是不难的事。然后，在这种权力架构之下，认真落实宪法的实施，也不是难事。最难的事，莫过于取消言论箝制，让人说话。毛泽东说过：“让人说话，天不会掉下来。”但事实证明他根本没有做到。习近平也说：“共产党要经受得住最尖锐的批评。”那就让事实来证明吧！其实，共产党最该被批评的地方就是它不让人批评。批评者的下场都很惨。但压制批评的人，到头来，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因为他得不到真实的信息。
一人一票的民主提供的是“主动人权”，它使民众能参与社会管理；法治提供的是“被动人权”，它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从现在起到未来几十年内，对中国人来说，法治比民主重要。中国的民众不大会在乎选举这“主动人权”，同意让共产党“替他们做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当官的要为民作主”的口号，它的本意应该是“当官的替民众执行国家主人的职责”，但实际上是“当官就是做人民的主人”。）民众非常在乎的是他们的“被动人权”，说白了，不受人欺侮就行。就是说，存在有这么一条思路：中国可以暂且没有选举的民主，但一定要有严格的法治。如果习近平班子接受这一思路，它便可以进行上述的行政改革。一旦改革成功，一党专政之下，未来几十年中国的长治久安是能够保证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就要修改。关键的修改就是实事求是，删除无法兑现的“漂亮话”，如第三条的“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就应该更改为：所有这些（吃皇粮的）官员由共产党任命。人大的没有产生官员的权力，只有监督和弹劾权。如此则人大就不是花瓶和橡皮图章了。这是事实，说得清楚明白，才显得光明磊落。不“吃皇粮”的官员，如村级、街道干部，则由村民、居民直接选举。这种仅仅在基层进行民主选举的尴尬之处在于：民选的“小官”要服从上级任命的“大官”的领导。尴尬必然会有矛盾，有问题，但这种选举不可废除，就让它在尴尬中行进，因为对最易无法无天的基层，这种选举毕竟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宪法还得明确提高私营经济的地位，使之能和国营经济享受平等的待遇并在平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
宪法中最好能明确宣示一党专政非长久之计，在时机成熟时，可以实行多党竞选制。但现在要中共作此宣示，是强其所难。这需要耐心等待。还是那句话：“民主是个水到渠成的事，不必拔苗助长。”满清末年，制定了一个进行改革、实行宪政的时间表，但太晚了。而今日的中共，有着充裕的时间。甚至于，“永不变色”是有可能的，条件是：完善人权状况。
说到人权问题，不得不提及美国社会的一个独特现象
━━ 允许私人拥有枪枝。这反映了美国良好的人权状况 ━━ 如果人权状况不好，拥枪者就会是陈胜吴广。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人群成份非常复杂，有来自几乎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移民，种族、文化的区别非常之大，贫富悬殊也很明显，但就是没有陈胜吴广现象，有枪也不造反，根本原因就是人权问题解决得好，没有人觉得“被欺侮”或“有冤无处申”，也没有“上访”现象。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家有一个严格、完善的法治系统。
━━ 允许私人拥有枪枝。这反映了美国良好的人权状况 ━━ 如果人权状况不好，拥枪者就会是陈胜吴广。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人群成份非常复杂，有来自几乎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移民，种族、文化的区别非常之大，贫富悬殊也很明显，但就是没有陈胜吴广现象，有枪也不造反，根本原因就是人权问题解决得好，没有人觉得“被欺侮”或“有冤无处申”，也没有“上访”现象。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家有一个严格、完善的法治系统。
法治严格、完善使得人权有保障，于是，有枪也不做陈胜吴广。同时，有枪又给人权多了又一层的保护
━━ “枪杆子里面出人权！”━━ 一个人手里有了枪，恶人就不敢侵犯他的人权。不管强者多么地强，都不能有恃无恐地欺侮弱者，因为再弱的人，被惹恼得忍无可忍时，开枪杀人总是不难的，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强者再强也防不胜防。可见，美国社会存在着这么一种态势：武装起来的人民大众，引而不发地威慑着任何可能侵犯人权的黑暗势力。尽管私人拥枪有它的弊病，此处不详细讨论，但其积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 “枪杆子里面出人权！”━━ 一个人手里有了枪，恶人就不敢侵犯他的人权。不管强者多么地强，都不能有恃无恐地欺侮弱者，因为再弱的人，被惹恼得忍无可忍时，开枪杀人总是不难的，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强者再强也防不胜防。可见，美国社会存在着这么一种态势：武装起来的人民大众，引而不发地威慑着任何可能侵犯人权的黑暗势力。尽管私人拥枪有它的弊病，此处不详细讨论，但其积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人权保护住了，社会就稳定，因此，公共权力除正常执法之外，不需要刻意地在花心思去维稳，没有人振振有词地喊“稳定压倒一切”这口号。美国不怕有枪的“兔子”咬“人”，因为没有要吃“兔子”的“人”逼着“兔子”咬“人”；中国害怕有菜刀的“兔子”咬“人”，是因为有要吃“兔子”的“人”在逼着“兔子”咬“人”。在兔子的心目中，这“人”其实是“豺狼”。因此，关键是要把“兔子和豺狼的关系”改变成“人和人的关系”，具体的做法是：让双方享受同等的人权，双方便成了平等的人了。
如果给每个中国人都发一支枪，中国能否就和美国一样了呢？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不行！”，都会立即想到：“陈胜吴广！”。别说枪了，连购买菜刀有时都要限制。问题的根本在于从根本上消除产生陈胜吴广的土壤
━━ 只要不感到自己的人权被侵犯，仅仅是贫穷，陈胜吴广们即使有枪，也不会造反的。人活的就是一口气，有人权，气就顺。
━━ 只要不感到自己的人权被侵犯，仅仅是贫穷，陈胜吴广们即使有枪，也不会造反的。人活的就是一口气，有人权，气就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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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杀进来了
日本核灾难引发出各种联想，朝鲜的核问题自在其中。但人们担心的只是意外事故，极少会想到最可怕也最不引人警觉的蓄意的罪恶行为，那就是，朝鲜当局以核威慑为依仗，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武装进犯。
假设如下的场景：
201X年X月X日X时X分，朝鲜中央广播台宣布，伟大的朝鲜人民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完美实现了核武器运载导弹的实战能力，并已高度隐蔽地部署了几百枚核导弹，射程在1500公里的范围内，可以随时痛击任何与朝鲜人民为敌的敌人。
五分钟以后，中国边境城市丹东突然遭到猛烈砲击，全城一片火海。二十万朝鲜人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分数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举攻克了中朝边境沿线的中国边防要塞和边境城市。几十万中国边防军措手不及，溃不成军。就在同时，原本集结在朝鲜中、南部，貌似对付美韩的一百万军队和二百万民兵，迅速挥戈北向，数日之内，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占领整个中国东北，直逼山海关。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之强，远超过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尤其是它的十几万特种兵，一个个都是可怕的机器人杀手。这得归功于长期坚持不懈的从难从严的军事训练和高度革命化的政治思想工作。
突袭开始几分钟后，朝鲜电台又宣告：“满洲自古以来就是朝鲜的领土，几千年来，朝鲜的高度文明带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人忘恩负义，长期占据朝鲜的领土，抢夺朝鲜的资源，奴役朝鲜人民。尤其是竟将１９５０年朝鲜人民为拯救中国免遭美国侵略而作出的巨大牺牲说成是“抗美援朝”。并且，中国共产党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金日成主体思想和毛泽东思想，走上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现在，站起来的朝鲜人民同仇敌忾，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誓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收复神圣的领土而战斗到底。朝鲜人民军的几百枚核导弹已对准了中国的北京、上海、天津、济南、南京、杭州、广州、深圳、香港等中国沿海大城市和几十座核电站，同时也瞄准了首尔、东京等韩日心脏部位。只要中国军队胆敢反击，核战争就立即开始。我们打不起持久的常规战争，只能打核战争。中方必须停止抵抗，立即签订和平协定，将满洲归还朝方，以长城为界。否则，朝方将会随时发起核打击。协定一旦签署，朝方将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而眼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朝鲜人民战胜敌人的无敌法宝。如果其他国家胆敢干预，首尔和东京等人口密集点将会沦为废墟。二千多万朝鲜人民已做好了和敌人作一比十的性命拼搏，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准备，等待着敌人的是彻底灭亡的命运。”
数日之后，中国军队开始反攻，拿下了最接近山海关的一座县城。朝军撤出该城后，立即对之发射一枚小型核弹，城中几十万中国军民剎那间魂归无涯，在北部靠近内蒙古的另一城市，朝方也如法炮制。
全世界一片怒吼，群情沸腾，亿众一心，声讨朝鲜当局的罪行。但中国政府却进退两难。常规武器的力量不足以进行闪电式一次性外科手术式打击将朝鲜核基地扫灭，因而不可能阻止对方在核弹被摧毁之前升空飞向中国沿海，其后果是无法承受的。美国的常规武器也做不到这点，并且也更怕被摧毁的核武器本身发散的核辐射给地球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更主要的是，你们两个共产党打起来，我美国即使不幸灾乐祸，也不会趟这淌浑水。反正美国不动手，朝鲜是不敢主动向韩、日、美进攻的，它的核弹也根本够不着美国本土，并且和美国对抗也不是朝鲜的利益所在。现在已经很清楚，朝鲜的利益所在就是中国的东北，与美、日、韩根本无关。其搞核军备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对准美、韩、日只是幌子而已。所以美国不用担心，可以袖手旁观。中國若使用核武器，或許能奏效，但那就是大規模的核戰爭了，結果只能是中、朝、韓玉石俱焚，全人類也被殃及。投鼠忌器，动不得。很快地，联合国、美国、欧洲，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一方面口头上谴责朝鲜，另一方面更向中国施压━━和朝方媾和。他们的想法几乎是一致的：“不就是你中国丢掉点领土吗？全世界为何要跟着你遭殃？再说，朝鲜核军备的形成，你中国就没有责任？当初你中国要是立场明确、态度坚决、行动积极，不存在利用朝核和西方暗斗的用心，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局面。养虎成患，自食其果，现在只有请你中国付出点代价了。全人类的生存比你中国的一块领土重要得多。”━━让中国断掉东北这条臂膀而大大削弱，全世界不高兴的国家大概不会有几个。
俗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衣食足，知荣辱，饿得奄奄一息之人，很难顾得上要脸。此时是十月，冬季即将来临，而朝鲜今年的粮食收成糟透了，到不了明年春天，将会有大几百万人冻饿而死，能不找出路吗？饿了半个多世纪，如今已是日暮途穷，国民体质的慢性衰退已逐步威胁到民族的存亡，只有占领中国东北这个大粮仓，才是唯一的出路。本来，对中国的攻击应选择更好的时机，比如，当台湾海峡出现严重事态，中国和美国对峙起来而世界舆论对中国缺乏同情时，正是再玩一次“朝鲜救台湾”戏目的好时机。但现在等不及了，朝鲜人民必须立即奔向天才的伟大领袖早就规划好了的觅食方向━━去中国的东北大吃特吃，因为那儿大有其可吃。几百万飢肠辘辘的军民，饿狼扑食般地涌进东三省，杀猪宰羊、大快朵颐，许多人终于遂了有生以来的最大心愿━━肉饭管饱。食饱之余，抢劫、放火、杀人、强奸，大得其乐。发扬当年被日本人抓壮丁进入中国的“朝鲜鬼子”的传统，━━
抗战结束后曾听过有人说，比起小日本鬼子，又高又大的朝鲜鬼子杀人更凶狂。
抗战结束后曾听过有人说，比起小日本鬼子，又高又大的朝鲜鬼子杀人更凶狂。
二，害国贼、卖国贼、爱国贼与民族同化
伟大领袖还为朝鲜民族勾画了未来的美丽蓝图：对在满洲的一亿多中国人，制定了杀掉三千万的定额指标。不是在一夜之间杀光，而是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原则、有政策、有仁慈、有节制、细水长流地杀，以期收到最大限度的震慑作用。杀掉三千万，安定三千年，剩下的一亿左右中国东北人就会是只求能做稳奴隶的奴隶群。这些奴隶的特点是，第一很勤劳、能干，可用来种粮食、造武器；第二很善于忍辱苟活，能活下去就不会反抗。今天的中国人，是该国有史以来最为利欲熏心、道德沦丧的人群，出汉奸的比例会高出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要一个中国人投降，只要饿他一天，然后一顿饱饭，最多再加慰安妇一次，十之八九都能搞定。这样说的证据之一就是，今日中国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者遍地皆是，都是和平时期的害国贼。普遍的规律是，和平时期有多少以权谋私的害国贼（包括向往着但尚未逮住机会去以权谋私者），外敌入侵时就有多少卖国贼，因为这两类人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只是在不同环境下谋私的方式不一样而已；证据之二是，今日的中国，高喊爱国的人特别多，爱国的方式是捡最容易也最有利的活干━━在和平时期向外国人“说不”，揪“卖国贼”。竟然不知道和平时期爱国者的最重要、最艰巨、也是最危险的任务，是和国内的“害国贼”斗以维护国家和国民的利益。害国贼贪污腐败搞豆腐渣工程以致地震时校舍倒塌致数千学生惨死，家长们游行示威声讨害国贼，竟有文豪出面“含泪劝止”，理由是那会让外国人知道，令家丑外扬，为国内外反华势力张目，发展下去就是卖国贼。这种人以为爱国就只是和外国人斗，只抓卖国贼，搜寻哪怕是不存在的卖国贼。即使卖国贼的人数、力量和对国对民的危害程度只是害国贼的万分之一，也不敢去管。━━
一个连文豪都对爱国如此地无知，甚至有意或无意地帮着害国贼将真正爱国者打成卖国贼的国家，一旦碰上外族入侵时，不大批量出现卖国贼才是怪事呢。尤其是那些因图利、有贼心而“爱国”的“爱国贼”，到时同样会因图利、有贼心而跑在汉奸队伍的最前列。
一个连文豪都对爱国如此地无知，甚至有意或无意地帮着害国贼将真正爱国者打成卖国贼的国家，一旦碰上外族入侵时，不大批量出现卖国贼才是怪事呢。尤其是那些因图利、有贼心而“爱国”的“爱国贼”，到时同样会因图利、有贼心而跑在汉奸队伍的最前列。
对朝方来说，杀人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将中国人彻底同化为朝鲜人更重要。同化的方式是关起门来，逼他们学朝语，抗拒者杀，逐步禁绝汉语，二十年后，满洲可全面朝语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族群的藩篱，人的族群意识是后天获得的，最起决定作用的是母语，说哪族的母语，就会自认为是那族的人，就会有该民族的民族主义情感(包括对外族，尤其是最临近的外族的仇恨)。族群意识的产生是以母语为载体的文化潜移默化的结果，人类民族主义这祸害就是根源于母语的歧异。否则，人类历史上死于民族仇恨的人数要减少很多很多。语言朝鲜化后，满洲大地上的年轻人都会自认是朝鲜人而充满朝鲜的民族主义感情。再和韩国统一后，朝鲜民族便以拥有两亿人口，近两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姿态伫立在东北亚。一向自信为黄种人中最优秀民族的朝韩民族终于扬眉吐气，摆脱了基于长期被征服的自卑所致的逆反性自傲和躁狂，急不可耐地自我显摆的欲望也会有所减弱，因为有了以事实向全世界宣示其民族优越特质的机会了。你别说，人家朝韩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母语决定民族意识，朝鲜人大概是受到了中国人的启发。伯夷和叔齐、申包胥、关羽等等等等，千千万万可歌可泣的古代爱国主义者都不被后来的，包括现代的中国的爱国主义者们认真地当同志看待，原因无它，就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对手操持同一种母语，汉语，所以，人们的潜意识中就不认为他们的斗争是“和外国人斗”，不太符合许多人脑子里的爱国主义定义。苏武、李广、文天祥、岳飞等人是和当时不说汉语的外国人斗，所以都是民族英雄。但现在，当年和岳飞、文天祥斗的侵略者的后代都被汉语同化了，所以有人提议不再把文天祥、岳飞作爱国主义者看待。元朝的最高统治者虽未汉语化，但对占其奴民绝大多数的汉族人还是得使用汉语对话，加上其它因素，元朝被汉人接受了。于是，现代中国人居然不认为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功勋卓着的民族英雄，反而成吉思汗这个残杀和迫害中国人的祖魔王竟被说成是“一代天骄”。吴三桂降清被定性为卖国，是因为当时满人未说汉语，是外族；其之后不多久的施琅降清，就被认为是促进民族统一的爱国者了，因为那时清统治者已开始使用汉语，汉族民众对满人的异族疏离感逐步淡化了。到得1931年的九一八以后，东北的满族人并没有为他们的独立出中国而雀跃，因为他们的满族人意识已随着汉语成为母语而基本消亡。所以，朝鲜占领中国东北后，只要强行普及朝鲜语，使得中国人尤其是儿童和年轻人不知汉语为何物，只要两代人的时间便可大功告成。
朝鲜人还有理由嘲笑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愚笨。汉人占那么大的优势，竟然没能在语言上同化所有的少数民族。只要稍微给少数民族一点优惠，不需要任何强制性手段，就可使少数民族在语言上汉化，因为少数民族本身也无可奈何地产生汉化的需求以提高他们族人的文化素质，否则，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甚至连初中教材也编不出来。既然不愿意让少数民族独立去英美化，那就得帮助他们迅速汉化，否则，他们的前途何在？当今，全球大多数民族，包括很发达的欧洲非英语民族，早迟都面临着为发展而不得不语言英美化的问题。语言统一是人类未来的必然趋势。中国的民族政策看上去冠冕堂皇、仁义道德，其实是严重阻碍着少数民族的发展，也使得少数民族的离心离德成为长时间解不开的死结。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性手段，就使得其土著居民早就在语言上融入了主流社会。原因之一是自由迁徙的制度，生计的需要导致的人口自由流动，自然会使少数族裔在语言上被迅速同化。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意识、情感等心理元素一旦同一，异族疏离感导致的对立意识也就消除了。（离题有点远了。）
三，总结教训
全中国一片鼎沸，抗战情绪激烈高昂。但同时也触发了强烈的对中央和军方的不满情绪。有人指责军方情报不灵，麻痹大意。军方的解释是：朝方以抗击美韩、实现南北统一为烟幕进行备战，一会儿击沉天安舰，一会儿炮击延坪岛，对六方会谈虚与委蛇，出尔反尔，一旦中方施压，就立即暂时收敛。说进就进，说退就退，玩弄全世界于股掌之上。我们完全被麻痹住了。最主要的是，将目标从针对美韩转变为针对中国，可以是仅存于其最高领导人一个人脑子里的意念，不需要让第二个人知道，也不需要有任何会导致暴露的特别部署，只是一个军队行进方向的问题。朝鲜就那么点大，一切准备就绪后，是向南还是向北，只取决于最高统帅最后一分钟的一声口令。因此，事先毫无蛛丝马迹可寻。未能将“兵者，诡道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类的经典军事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方面我们得负军事责任。中央也作出总结：最大的教训是，我们明白了，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类的标语，从来都只是被玩弄的口号。我们没有认真分析过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真实图谋，没有思考过朝鲜的真实利益和他们最终的出路所在，低估了困兽犹斗时的智商和能耐。朝鲜领导人顽固拒绝改革开放，以致日暮途穷，铤而走险，自取灭亡。这就坚定了我们更进一步改革开放，包括政治上改革开放的决心。
还有不便明说的一点是，朝鲜最高领导人恐惧自己的结局会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一样，所以宁可孤注一掷，挟持朝鲜两千多万人民的身家性命，做起了“核流氓”。如此，核威慑就只对单方面有效，对不要命的那一方无效。由恐怖分子掌控的沒有 “恐怖平衡”的核恐怖是最恐怖的。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一个核小国居然能和一个核大国，和全世界，玩起了核威慑的游戏，并且是己方占大便宜还令对方吃大亏且无可奈何，赤脚的不怕穿鞋的，手法实在是高超。刚出茅坑的屎壳郎飞进宴会厅，看你拿它怎么办。
有人建议立即迁都西南，但中共中央宣布，中央站在战场的前沿，和全国人民共同战斗，绝不后退。呼吁全国人民保持镇静，抓革命促生产。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世界上最悲壮，（请恕直言，也是最不吉祥）的国歌声，在中华大地上不绝于耳。但同时，物价飞涨，人心惶乱，治安恶化，不满滋长，叫骂之声充斥于街头巷尾，“阶级敌人蠢蠢欲动”。并且，四周的边防线上也出现了烽火，台海、南海等处也有了风吹草动。形势越来越严峻，动乱随时会发生，“维稳”倒是真的成了该“压倒一切”的任务了。但问题在于，“维稳”是有代价的，尤其是不以“维宪”、“维权”治本的“维稳”，代价极高，“稳定压倒一切”必然会转化为“稳定压垮一切”。燃眉之急是，外患不除，必无宁日，安内必先攘外。更何况，对外战争本来就是解救内部危机的灵丹妙药。
那就赌一把吧！寄侥幸于朝方的核力量实际远没它吹嘘的那么强大，也寄侥幸于朝方缺乏侦察在海面低空飞行的导弹预警系统，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几十枚核弹和几百枚常规导弹从海底的潜艇上飞向朝鲜的导弹发射基地……。
本作者一身冷汗。眼一睁，原来是噩梦一场。然而，并无通常噩梦醒来时恐惧顿失的轻松感。因为这噩梦成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结果太可怕了。大概现在我们还可以庆幸朝鲜的核武器还没有达到实战的水平，立即亡羊补牢，未雨绸缪，还来得及。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所有的核国家，发展核武的目的都是以核威慑作为防御手段，但朝鲜不一样，其出发点是进攻性的，以核威慑的流氓手段要挟中国，以挽救它行将灭亡的命运。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醒中国人、中国共产党、全世界的华人和全世界的人民和政府，立即行动起来，采取措施，阻止朝鲜拥有核军备。也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介意，这可能会使你们稍有难堪，但也有可能说了你们想说又不便说的话。反正，一旦本作者不幸而言中，发生的是贵党所不愿见到，并且也非常棘手的事。你们能坚信本文的担忧百分之一的可能性也没有？这是值得贵党最高领导人思考的问题，重担在身，望切切慎之。相信贵党总有一天能够使自身的道德、智慧、勇气和襟怀等多方面的素质达到更高的高度，让全中国大多数人不但爱国，也爱党，那就离“伟大、光荣、正确”不远了。
四，孔夫子和普世价值
本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所有认为本文内容有传播价值的朋友们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如网页、电邮等各种可能的信息工具，或传递本文，或发表有关见解，展开讨论。任何个人或媒体均可转载、转发、评述、反驳和批判。（只是请勿对本文作任何文字、内容上的修改。）要大张旗鼓地奔走吶喊，设法尽早引起中共中央和中国军方高层的注意，一旦做到，问题就近于解决了，因为当代的肉食者们绝非无谋之辈。
需要提醒的是，想直达“天听”，并不容易，其原因是言论箝制的主持者往往自身也正是言论箝制的受害者，“圣聪”的自我蒙蔽是专制制度的特色。光屁股游街的皇帝以为自己穿着最美丽的衣服，饿死人了还说形势大好，类似例子的实质都是言论箝制者自尝苦果。两千多年前春秋时郑国的商人弦高以其尽匹夫之责的精神弥补了当政者信息不灵的缺陷，这一精神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还需要。本文的目的，一是提醒中国方面作好准备，二是希望能惊动朝鲜方面，使之发现中国人已开始警觉便知难而退，就和当年秦兵袭郑一样。所以本作者才想出“泼撒”本文的拙笨之法。务请志同者鼎力相助。本作者幻想着发生如下的一幕：中国最高领导人将本文翻印成朝鲜文，亲手交给朝鲜最高领导人，对方瞄了几行后便将之揉捏成团，扔进了垃圾篓。然后和中方领导人对目一视，相顾而大笑，并肩走进了人民大会堂的中朝友谊厅。盛大宴会开始。工作人员面临着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别让屎壳郎飞进宴会厅。这其实不用担忧，方圆二十里之内的茅坑数日之前都已被城管队给封了。
本作者希望有相反的见解出来挑战。害怕对手亮剑，就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只是鄙劣、猥琐的小人或弱者。这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共识，也算是“普世价值”的内容之一吧！古今中外有许多文艺作品，都赞颂过以不让对手亮剑为耻辱的豪侠、勇士。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虽说只是“省级干部”，但敢于直面全台湾近一半的声势浩大的反对者的冷眼与呛声而不愠不怒，从容大度，是何等的气概和胸襟？政治家如是，才不失大丈夫本色。不用避讳的是，中国高层接班人的世袭化已成定局。对此局面抨击的同时，应考虑到问题的反面━━这或许是中国民主化的一条蹊径━━贵族接班人的气质逐代高贵化正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因为中国的前途只决定于这个极小的贵族群体。（这一观点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以后再说吧。）这一小小群体的成员的个人素质，包括道德、良知、襟怀、胆识等决定着未来的政治走向。以政治行为判断政治家的个人品质，早就是现代社会的意识潮流了。譬如，文字狱曾被认为是统治者叱咤风云的气魄，但现在，已经是卑劣怯懦的标记而为人所不齿了。一旦光明磊落做人的荣誉感渗透入当权者的良知，他们就一定会以不让对手亮剑为耻，以违背承诺为羞。做人要面子，越是大人物，名声越重要。于是，他们就会以兑现他们祖辈早就信誓旦旦许下的诺言为己任，为光荣。这承诺就是━━
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这不是想入非非，而是人性进化的必然。不要以为贵族世家的优越境遇只能培养纨绔子弟，不总是如此，尤其是现代的注重教育的显赫家庭，基本不是如此。在培养下一代的纯真、高尚、襟怀、气度、自信和领袖能力等方面，显赫的家庭其实能提供最理想的温床。这种家庭的儿童和青少年们沉浸在貌似善、美、和谐的拱围之中，远比平民百姓更绝缘于社会的丑恶。即使显赫的长辈男盗女娼，他们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也必然是道貌昂然的。一切都戴着假面具，但幼小者识不得，信以为真，假作真时真不假。远离“酱缸”的条件打下了道德高尚的基础。待到开始接触社会时，品格和个性已经基本定型。这种极具可能性的“贵族高尚化”对中国未来的影响绝不可小觑。
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这不是想入非非，而是人性进化的必然。不要以为贵族世家的优越境遇只能培养纨绔子弟，不总是如此，尤其是现代的注重教育的显赫家庭，基本不是如此。在培养下一代的纯真、高尚、襟怀、气度、自信和领袖能力等方面，显赫的家庭其实能提供最理想的温床。这种家庭的儿童和青少年们沉浸在貌似善、美、和谐的拱围之中，远比平民百姓更绝缘于社会的丑恶。即使显赫的长辈男盗女娼，他们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也必然是道貌昂然的。一切都戴着假面具，但幼小者识不得，信以为真，假作真时真不假。远离“酱缸”的条件打下了道德高尚的基础。待到开始接触社会时，品格和个性已经基本定型。这种极具可能性的“贵族高尚化”对中国未来的影响绝不可小觑。
这是一种自然界中无处不在的自动反馈机制：专制的非道德性导致特权世袭，世袭者因特权而境遇优越，境遇优越有助于继承者的道德净化，道德净化必然导致非道德的专制的结束。任何自动控制系统都离不开反馈机制。一个过程启动后，其本身能产生使该过程趋向停止的动因，是反馈的基本原理。（反馈，顾名思义就是“反过来赠送回去”。）最典型的例子是抽水马桶的工作原理。出水导致出水口盖降落，关上出水口而停止出水，同时又导致浮球下落，打开进水口开始进水；进水的增加使浮球上升最终关上进水口，停止进水。简单地说，出水作为原因产生了出水停止的结果，进水作为原因产生了进水停止的结果。原因和结果，一个爆发，一个响应，最后回到原位，“因果爆应”是也。从爆到应，借助了扳手、杠杆、浮球、阀门等等机械设备和人力、重力、水的冲力、水的浮力等等的机械力量的共同参与。专制制度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它也有一个从“爆”到“应”的通过反馈机制的自动过程，其中参与的因素就更是错综复杂的了。但是，再复杂，有“爆”总有“应”。不过，这过程有长有短，不能拔苗助长。水箱“爆应过程”的主要运动是水向下流，社会制度的“爆应过程”的主要运动是道德的提升，尤其是统治者的道德提升。
有人说，在中国，这提升过程必然会受到西方民主的价值观的影响，只是中国人的心肺肚肠里天生就难以吸收自由、民主之类的油盐酱醋。错了！自由、民主等等，都是人权的内容，而人权是“普世价值”的核心，而“普世价值”的奠基人，不是西方人，是三千年前中国的孔子。他给普世价值制定出最科学、最智慧、最简明，因而也是最权威的标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孔八字”。它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这么简单，因为“普世”就得“普及”，普及就必须简单。譬如，你不愿你的言论自由被人剥夺，你就不要去剥夺他人的言论自由；你不希望被别人利用言论自由无理攻击，你就不要利用言论自由去无理攻击别人；你不希望别人用暴力强行制定“无理攻击”的标准，你自己就不要以暴力强行制定“无理攻击”的标准。那怎么制定呢？由“大家”制定，“大家”意见不统一呢？少数服从多数。少数凭暴力强制多数呢？那他们就是没有良知去设想自己被别人施加暴力时的感受，违背了“普世价值”的“孔八字”原则。他们本来会争辩说，“普世价值”是“西方那一套”，但现在应该明白它是“中国那一套”，中国的孔子奠定的那一套。
可见，由“孔八字”发端的“普世价值”是中国文化里至今仍然高耸着，并将永远高耸的一盏照亮人类文明之路的灯塔。它应该比“四大发明”更令中国人骄傲、自豪。可惜后代子孙们守着这巨宝而不自知，所谓“灯下黑”吧！“仁义道德”、“君子小人”这类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概念，正是普世价值观念的引申，经过适当的去芜存菁之后，仍然应该是人类现代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纷争中的“关键词”。人们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未见有能道其详者。其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孔八字”，就是中国文化精髓的范例。海外建起那么多“孔子学院”，如果不知道向全世界宣教这“孔八字”和以之为基准的“普世价值”，那它的教学大纲就一定是道三不着两。但愿耸立着的孔子塑像能使天安门从“世界革命的中心”变成“人类文明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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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再谈朝鲜武装突袭中国的可能性
本作者2011年四月初在博客上发表了题为《朝鲜武装突袭中国的可能性分析》一文，(http://blog.ifeng.com/article/10880996.html) 或 (http://blog.51.ca/u-256611/?p=4)，并且同时使用电子邮件送达一些与中国军政领导有关的方面。目的是提醒他们作好防范的准备。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高层已有所触动，并有所行动。
第一个迹象是天安门广场刚竖立不久的孔子雕像突然在十多天后被移除。如果不算牵强的话，这当与本作者上文中提及的孔子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八字箴言”是衡量当今世界风行的普世价值的最佳标准的观点有关。这种“普世价值源于中国”的说法必然导致对孔子学说的新的疑虑
━━ 难保它有朝一日它不会成为普世价值的突破口。因此，孔子像在天安门前的位置问题就需要重新慎重考虑了。
━━ 难保它有朝一日它不会成为普世价值的突破口。因此，孔子像在天安门前的位置问题就需要重新慎重考虑了。
第二个迹象是金正日突然在一个多月后访华。不同寻常之处是，这回他自己主动提出朝鲜半岛无核化，恢复六方会谈的问题。很有可能是中方以某种方式向他作出了警告。金正日便前来表白其心迹，示忠的同时顺便再哼点施舍。
第三个迹象是，其后，六月份中国国防部长访问新加坡时，作了极为罕见的警告性发言，要朝鲜别玩弄核冒险。这意味着中方已意识到朝核对中国的威胁了。
第四个迹象是，2011年五月初，香港被称为“半体制内”的凤凰网站报导说美方估计解放军在东北有20万兵力，目标是应付朝鲜突发事件。个中含义颇耐人寻味。
第五个迹象是，今年（2013年）年初，朝鲜虚张声势地发起核战争叫嚣后，外媒就报导“中国军队压向中朝边境”，“中国军队可在两小时内进入平壤”
……，并声称消息来源于中国军方。如果这是真的，表示中方进一步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三月份，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比过去更严重的制裁决议上签了字，不留情面，也很能说明问题。
……，并声称消息来源于中国军方。如果这是真的，表示中方进一步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三月份，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比过去更严重的制裁决议上签了字，不留情面，也很能说明问题。
以上的迹象及说明什么问题，当然都需要进一步证实。可能会有人嘲笑本作者：“你以为你是谁？能造出这么大的惊动？”这嘲笑当然有道理。但本作者的目的只是提醒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高层，不可掉以轻心。肯定会有人觉得本作者的担心不靠谱，因为一方面是中朝双方实力相差很悬殊，另一方面是朝鲜人不可能如此无耻地忘恩负义。但是，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总体来看，两国的实力的确相去甚远，但从东北的局部来看，这差别正好倒过来。朝军的地面部队有一百多万，其中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特种部队，达十几万人。坦克两千多辆，火砲近一万门。而中方在东北只有二、三十万陆军，武器装备在数量质量上也不占优势。并且，朝方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搞“先军政治”，处心积虑地准备着随时打仗，其军队的勇猛和战略战术水平，还有思想准备、后勤准备等等，都是中方远瞠其后的。双方对比，一个处心积虑，一个麻痺大意，一旦开打，会比二战时苏联被德国突袭的形势更糟。更且，中国军队的腐败现象如果不根除，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当然，朝方经不起持久战，因为其后勤供应实在太糟。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必须快速占领中国东北的战争资源，如粮食、燃油、军工设备等。占到了，就可以配合核威慑，长期坚持下去。
冷静地想一想就会明白，朝鲜包括核武在内的强大军备，不就在中国的家门口吗？东北一隅的形势就像是洞开的大门外卧着一条凶猛无比的饿狼，唯一的依仗是那狼的血盆大口不是对着这大门，而是对着相反的方向作随时猛扑的姿势。这门里的主人相信它不会回头猛扑，理由就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和“我这门里很强大。”这种疏于防范的心态是极端危险的。本人上一篇文章中强调要让朝鲜的领袖知道中国方面已有所发觉并将有所防范，同时也提到对方在还有生路而未绝望之前有可能知难而退。但本文要强调的是：若对方走投无路，而不得不以发动自杀性突袭寻求死路时，就会知难而进。因为威慑的意思是“你敢来，就叫你死！”但如果对方就是来找死的，你咋办？人家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国那么强大，也防范不住911的暴徒。所以，对中国来说，一旦出事，就是大灾难。未雨绸缪，现在最该做的是配合国际力量，先将朝鲜的核武器给端掉。少了个核武器，灾难就不会那么惨重。
当然，朝方领导人会很清楚，找死的结果只能是死。这也正是许多人觉得本人的担忧不大靠谱的原因 -----有几个人愿意找死呢？但是，这找死的渴望是有可能出现的 ------ 一旦发现齐奥塞斯库、萨达姆或卡扎菲式样的结局不可避免，其最高领袖会束手待毙吗？既然反正是一死，与其死得窝囊、死得耻辱、死得难看，何不死得壮烈、死得荣耀、死得光彩夺目呢？
这壮烈、荣耀和光彩夺目从何而来呢？从朝韩人对中国的民族敌视情绪而来。随着过去两个世纪中中国的衰落和韩国的崛起，朝韩人对中国人滋生出的鄙视使得他们对被中国统治上千年的历史耻辱感日益强烈。这也正是近年来不断有朝韩人要夺取中国古代成就为己有的心理原因。就连对朝鲜的核武器试验成功，虽然明知它们有可能炸到自己的头上，许多韩国人还是流露出欢欣鼓舞，这就是一种民族自豪感。朝鲜也有领导人说朝鲜的核武是朝韩民族的共同财产，这意思显然是核武不是用来对付韩国的，是对付外族的，这外族不是中国，是谁呢？
和朝韩人稍事接触，就会发现他们非常好胜，急不可耐地要显示他们民族的伟大，而罩在这“伟大”之上的最大阴影是被中国统治的历史。从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后的60多年来，中国的“抗美援朝”使得朝韩人对中国的仇视更深，耻辱感更强。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只是中方的自作多情。朝韩人的这种顽固的民族意识的最典型的代表不是别人，恰恰是金氏家族。受了中方付出几十万志愿军将士的生命的天大的救命之恩，和长时期极为慷慨的上千亿经济救济，却一旦有机会就恩将仇报。夷平志愿军的坟墓，抹杀志愿军参展的史实，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在中苏对立中站在苏联一方，攻击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主办奥运投反对票，等等等等。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受人之恩应有的感激之心，时不时显现出一付活脱脱的无赖小人嘴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2012年对中国渔船的劫持，显然没有其最高领导人的授意是不可能发生的。受人家那么大的恩惠还竟敢明目张胆，赤裸裸地欺负人家，世界上竟还有人无耻且胆大如斯，真是匪夷所思，不知依仗的是什么。根源就在于，朝韩民族对中国民族的感情是“恨”而不是“爱”。为什么日本侵华军中的朝鲜兵比日本兵更凶狂，因为他们对中国，比日本人更多上一层曾经被奴役的仇恨和耻辱感。而日本人只是强盗土匪，为谋财才害命的，并不是因为对中国人有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
“鲜血凝成的友谊”只能当笑话讲。在外交上，“友谊”的概念并不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存在的只有利益关系，和平共处只是利益的需要。“友谊”是“友情”的另一种说法，而“情”是血肉之躯的生命之间，尤其是人之间，才会有的一种现象。国家虽然是人的组合，但人的组合不同于人。它没有个体的人之间的那种感情，即使有，也多半是一瞬即逝的。就好比是村子之间，相互间若没有冲突，则相安无事便是常态，没有什么“牢不可破”、“万古长青”的友谊或友情。哪怕两个村长之间是亲家关系，也不意味着两村之间有多深的情谊，因为“村”不是“个人”。国家之间的关系，密切的程度不会，也不必超出村之间的关系。
在“朕即国家”的专制社会，不同国家的“朕”和“朕”之间，若有了个人间的友谊，就会被说成是国家之间的友谊，尽管对老百姓来说，这友谊什么也不是。中朝之间的“鲜血凝成的友谊”，最多只是毛泽东和金日成个人之间的友谊，甚至，只是毛泽东一厢的多情。“我为了救你，把儿子的命都丢了，你我之间不是情同兄弟吗？”金日成心里认这笔账吗？朝鲜的饿着肚子的老百姓认这笔账吗？中国人如果一定要认这笔账，那你就只管永远地大把施舍就是了。
想想也好笑：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媒体上经常会出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某某某”的字样，诸如恩维尔·霍查，西哈努克，齐奥塞斯库，本·布托等等
━━ 谁的老朋友呀？只是“朕”的老朋友而已，确切地说，只是“朕”以为的老朋友而已，为了感谢他们对“朕”的深情的甜言蜜语的歌颂和赞美，将老百姓的血汗钱财慷慨地赏赐给“朕”的马屁“朋友”以显示“友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现在你们在何方？你们这些骗子和我们这些傻子的“友谊”在何方？
━━ 谁的老朋友呀？只是“朕”的老朋友而已，确切地说，只是“朕”以为的老朋友而已，为了感谢他们对“朕”的深情的甜言蜜语的歌颂和赞美，将老百姓的血汗钱财慷慨地赏赐给“朕”的马屁“朋友”以显示“友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现在你们在何方？你们这些骗子和我们这些傻子的“友谊”在何方？
强烈的民族主义很难产生友情，却极易产生仇恨和敌对。有朝一日，当金氏王朝近于覆灭时，对中国发起自杀式攻击的首要动因就是这民族主义滋养出的仇恨。驱动百万如狼似虎的军队扑向中国，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把中国砸个稀巴烂后以身成仁，如此则会成为朝韩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无比的壮烈荣耀。别指望朝韩人民会深明大义地谴责这种侵略和恐怖主义行径。不会的，因为民族主义并不一定代表正义，它可以是人性中丑恶因子的隐蔽的藏身地和最危险的爆发窗口。朝韩民族强烈渴望着发泄其上千年对中国的深仇大恨，他们太需要报中国之仇的民族英雄了。谁敢率其先，谁就留名朝韩青史。去朝韩作一个民意调查：“如果我们足够强大的话，该做什麽？”最大比重的回答一定是：“灭掉中国！”
这种现象不能完全归因于中国或朝韩任何一方，双方都有责任，说到底，是人性使然，是民族主义的恶果。民族主义就是利己主义，是客观存在的人性表现，不是什么值得赞颂的东西。只有当一个民族受到外敌侵犯时，民族主义激励起来的抵抗意识和行为才是可歌可泣的，但那抵抗行为的实质是捍卫被侵犯的人权。主权被侵犯，好比衣服被扯破，而人权被侵犯，则是衣服里面的肉体被撕裂。肉体比衣服重要。
族群主义，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是可怕的双刃剑。其根本起源是其成员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人性的核心内容，其首要表现是“爱自己”。爱自己必然导致爱自己所在的族群。自己是圆心，自己所属的族群，如家庭、家族、学校、单位、乡土、国家、民族等等，则是围绕着自己的同心圆。人的天性决定了人从自己这圆心开始爱起，由里及外地一圈圈地爱过去。这种爱是自私之爱，有善和恶的两面性。恪守真理的“善爱”以以守义为逐利的前提，绝不含糊于是非曲直；而无视公义的“恶爱”则见利忘义而无视是非曲直。
这“恶爱”导致施爱者拒绝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八字原则”，于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并不必然引向“我不愿意被他人侵略，我就不会去侵略别人”的逻辑。因而，它们就不符合被纳入普世价值的条件。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当年德日法西斯士兵的基于狂热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暴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自发产生或被培养、灌输、熏陶、激励出无视是非曲直的族群主义。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造成无辜者死亡，全中国人民义愤填膺，自然是正义凛然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但不少中国人因此就对美国的911幸灾乐祸，对无辜者的遇难兴高采烈。两者的是非曲直都是一清二楚的 ----- 无辜者都值得同情，作恶者都应该被谴责。但为什么会产生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呢？这正是族群之爱的特点。这种爱，可以狂热到舍身为他的程度。古今中外，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激励出的牺牲精神，可以泣鬼神，惊天地。但舍身为国不等于舍身取义，是非曲直可以被弃之不顾。这正是人类处于低端文明的特征。观察一个人或一个族群的文明程度，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面对利益纷争时对是非曲直顾及的程度，说白点，就是和人争斗时讲不讲理。英美军队入侵伊拉克时的虐囚行径被他们本国的媒体揭露，引起全国猛烈的抗议声浪，因为外国的囚犯也是人，其人权不可侵犯。这一事件显示出英美这些国家普世价值比之爱国主义占有着更高的道德制高点。他们没有“和外国人斗就是爱国主义”的心态。这要是在其它一些国家，揭发者要被处死刑，罪名是泄露国家军事机密；抗议者要遭到迫害，要被冠之以“卖国贼”的名号的。
朝韩民族现阶段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可能是地球上的一枚蓄势待发且威力巨大的炸弹，所以，朝鲜领袖绝对放心的是，只要振臂一呼，冲进中国，朝韩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的桂冠即高悬顶盖，未盖棺已定论，并不需要以水晶棺增添荣耀。
朝鲜这么多年不按常理出牌而不断煞有介事地搞“战争边缘政策”的原因是什么？是缺乏安全感。中国的亲朝左派们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朝鲜面临“美韩入侵的威胁”。这其实是烟幕弹，即使有这种可能，解决之法也有的是
━━ 停止核武化即可。实际上的担忧的威胁是在萧墙之内，是内忧。本来，消除内忧的治标但有效的方法是效法中国，进行经济改革和有限度的政治宽松。但其统治者不愿，因为中国式的改革和朝鲜的世袭王朝制度并不兼容，“改革是找死”。只剩下唯一的一条苟延残喘之法
━━ 依赖中国的施舍活下去再说。注意：这是唯一的办法！但是，一方面对人家有敌意，另一方面又依赖人家施舍，看人家脸色，仰人家鼻息，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一定要设法能既拿施舍，又趾高气扬，把施舍变成朝贡。有何妙法？有，那就是：
━━ 停止核武化即可。实际上的担忧的威胁是在萧墙之内，是内忧。本来，消除内忧的治标但有效的方法是效法中国，进行经济改革和有限度的政治宽松。但其统治者不愿，因为中国式的改革和朝鲜的世袭王朝制度并不兼容，“改革是找死”。只剩下唯一的一条苟延残喘之法
━━ 依赖中国的施舍活下去再说。注意：这是唯一的办法！但是，一方面对人家有敌意，另一方面又依赖人家施舍，看人家脸色，仰人家鼻息，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一定要设法能既拿施舍，又趾高气扬，把施舍变成朝贡。有何妙法？有，那就是：
邀请中国最高领导人访朝，招待以最高级的宾馆。夜深人静之时，夹墙里闪出绝色的妖精。房间非常高级，录音、录像等等设备一应俱全。次日清晨，进来了几名秘书，打开文件夹：“请领导签字。”领导一看，是几页援助协议。第一条是两百亿美圆现金外汇，是昨天口头协议的二十倍。第二条是派遣两弹一星的高级专家组赴朝，帮助朝鲜快速建立起可以使美国从地球上消失的核武力量。第三条是连续十年的粮食、物资的充足、无偿的援助
……。
……。
咱们的领导人惊愕了。沉思了一会，说道：“这不可能！昨天的口头协议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秘书们二话不说，从皮包里拿出一调控器，轻轻一按。我的天！房间的夹墙打开了，亮起了一电视大屏幕。再一揿按钮，一齣成人春宫剧上映了，主角之一就是我们这位领导人。秘书们看着领导：“领导，您看这拍摄的效果还好吗？”狞笑的两眼瞇成一条缝。他指望看到的是中国领导的惊恐、慌乱的表情，听到的是抖嗦、惶恐的声音，预期的是求饶和讨价还价。
可是，咱们的领导非常镇静，哈哈大笑道：“没想到，我竟成了春宫剧的主角。你们不是要两百亿美圆吗？这部片子拿去卖掉，在全世界上映，能赚几十亿呢！凑合着够你们用的啦！我可没有两百亿。”
“你们有几万亿美圆的外汇，这两百亿算什么呢？”
“国家的外汇又不是我个人的。”
“你们国家的制度就是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听说当年尽管你们很穷，但毛泽东听外国人拍马屁听得舒心了，就把和人家签署的援助协议拿过来，在援助数字的尾巴上加了个零。”
“这是谣言。援助协议上写的不会只是阿拉伯数字，更不会是没有三位一撇的阿拉伯数字，一个零不是随手就能加的。”
“毛泽东要是就强行画上个圈圈，你们这些下面的人敢违拗吗？当然，也不排除谣传的可能性，不必穷究。但反正，咱们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很大，可以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咱们制度的优越性决定的。要是美国总统来，我们就不会这样做，因为美国总统个人做不了主。你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有一个共同点：一个人被搞定，全局就被搞定了。”
“但我们的制度里有这么一条 ━━ 不允许公款嫖娼，尤其是可上吉尼斯纪录的天价嫖资，是不可以报销的。我这里有1000圆人民币，请你转交，这在中国也算是高价了。”
“您就不怕我们在全世界上映这真人春宫片吗？”
“去问问你们的主子，他敢不敢！他要是不怕我中国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他就拿到全世界去放映。”
“您就不怕你们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吗？”
“当然怕呀！但再怕也没你们主子那么怕吧。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愤怒起来，就算不把你们的江山一锅端，也要把他的宫殿推倒，至少他那龙椅是要被掀翻的。不信试试看。”
“可您的宝座椅怕也保不住了吧！”
“保不住又怎样？身败名裂和卖国保身两者之间，本人绝不选择后者。嫖娼和卖国，岂是同等的罪名？再说，我嫖了一次娼，只要不丧权辱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是能谅解的。你想想，在我们国家，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都能‘彩旗飘飘’，而官越大，彩旗就越难飘，因为盯着的眼睛太多。到我们中央这一级，就只能是‘高举红旗’了。连老百姓都觉得这很不公平。可见，在中国，不只是老百姓怨恨没有公平正义，高官们也有同感。既然上下一心都追求公平正义，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指日可待了。”
“你真的不怕名誉扫地，丢官坐牢？”
“我回去就向政治局交代一切，同志们会考虑到一种可能，那就是你们在晚餐里下了药，使我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
“那你拿得出我们下药的证据吗？”
“应该是你们向全世界，向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出示你们没下药的证据。你们既然准备好了录音、录像装置，下药肯定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不用脑袋，用脚趾头也能想得到。反正，谁主张，谁举证
━━ 我要是想公映这影片，我就得先找到你们下药的证据；你们要是公映，你们就必须出示你们没下药的证据。”
━━ 我要是想公映这影片，我就得先找到你们下药的证据；你们要是公映，你们就必须出示你们没下药的证据。”
“你到底签还是不签？”
“不签！告诉你们的主子，我谢谢他的盛情款待。下次我还要来，希望招待的规格更高，这叫食髓知味。他开妓院，我做嫖客，两厢情愿。鲜血凝成的友谊你们不承认，那就用鲜肉取代鲜血凑乎吧。再见！”
嘴上说着下次再来，心里想的是：“绝不再来了！干吗要出席这种“温柔鸿门宴”呢？不管怎么说，有把柄抓在人家手里，总不是好事。非施舍不可的话，给两个子儿就是了，有必要登门拜访叫花子吗？随着现代化资讯手段的发达，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外交互访已只是礼节性的程式了。废除掉这些劳民伤财的繁文缛节，不会影响到国家间的关系。连中美这样的大国之间，都没有必要互访，遑论小国、穷国了。最多，派个级别较低，无决策权的官员去应酬一下就是了。再一个法子是领导人带夫人出访，但对这点，想算计你，人家也还是有办法的
━━ 高效安眠药早就替夫人准备好了。
━━ 高效安眠药早就替夫人准备好了。
入侵也好，美人计也好，最好的预防方法是让对方知道
━━ 我们等着你来呢！对方就会知难而退。但如果有人穷途末路了，要找个风光的死法，那就另当别论了。
━━ 我们等着你来呢！对方就会知难而退。但如果有人穷途末路了，要找个风光的死法，那就另当别论了。
注意，朝鲜一而再，再而三的“战争边缘政策”看上去像是是儿童游戏，但并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喊“狼来了”不是针对美韩的，是在麻痺中国。这一阵停了，下一阵随时会来。等到全世界，包括中国都麻痺了，突然向中国猛扑，使之措手不及，惊慌失措。
得到一个新的消息：“朝鲜传愿与中国对话，第四次核试和导弹发射可能性降低。”
━━ 这不是来了吗？狐狸尾巴开始显露了 ━━ 对中国跌软，表示友好，然后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朝，然后“温柔鸿门宴”开席。这发生的可能性太高了，因为，金正恩已是黔驴技穷。他的招数，第一就是设法搞定中国领导人，尽可能多地捞油水，第二是突袭中国。并且，第一招可作为第二招的准备。至于对美韩发动战争叫嚣，根本就是假招数，只是骗无知者的烟幕弹而已。
━━ 这不是来了吗？狐狸尾巴开始显露了 ━━ 对中国跌软，表示友好，然后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朝，然后“温柔鸿门宴”开席。这发生的可能性太高了，因为，金正恩已是黔驴技穷。他的招数，第一就是设法搞定中国领导人，尽可能多地捞油水，第二是突袭中国。并且，第一招可作为第二招的准备。至于对美韩发动战争叫嚣，根本就是假招数，只是骗无知者的烟幕弹而已。
另一更新鲜的消息是：朝鮮時隔39年首次修改了《樹立黨的唯一思想體系十大原則》(簡稱《十大原則》)，據韓國媒體介紹，《十大原則》在朝鮮的地位高於憲法和勞動黨章程。另據韓國《朝鮮日報》報導，朝鮮修改后的《十大原則》第10條第1款規定，應深化樹立勞動黨的唯一領導體制的事業，並世代延續。第2款還規定，“應將勞動黨和革命的血脈——白頭山血統永遠延續下去”。這話的含義有多嚴重？白頭山，即中國東北的長白山，是金家王朝的龍脈所在，能長久讓外國人佔據嗎？闻到火藥味吗？
解决朝鲜问题的长久之计是朝鲜半岛统一。一个民主、统一的朝鲜半岛对中国利大于弊，也是克服朝韩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最佳办法。时代不同了，“跳板”或“屏障”之说已经过时了。最主要的是：给朝鲜人民一点怜悯吧！
和上篇一样，也希望支持的读者们将本文广为传播，让越多的人知道越好。尤其是中朝双方的领导人，知道了对双方都是好事。
本文，尤其是标题，若有所冒犯，敬请原谅。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会为国、为民、为己，慎重、周全地考虑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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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普世价值和中国梦
普世价值，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公认的做人的道理”，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关系方面应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尤其是每个人对待别人时应遵守的行为准则。（这里的“人”包括由人组成的社会群体，如家庭、宗族、社团、民族、国家、政府等等）。因为这些准则是被人们普遍赞同的，所以称之为普世价值。但是，人之间因理解和利益的巨大分歧必然导致“普遍赞同”的困难，达成共识是很不容易的事。马列毛主义者则更干脆地认为普世价值不存在，因为人分成了不同的阶级，不同阶级之间很难履行共同的行为准则，尤其是敌对阶级，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处于你死我活的斗争状态中，根本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
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肯定有，因为人之间有共性，共性存在的理由没有别的，就是
━━ 人都是人。刚刚脱离娘胎的那一瞬间的人，具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这就构成了人的共性的基础。共性决定共识，譬如，共性使人人都会感到饿，便产生了人人都要有食物的共识。
━━ 人都是人。刚刚脱离娘胎的那一瞬间的人，具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这就构成了人的共性的基础。共性决定共识，譬如，共性使人人都会感到饿，便产生了人人都要有食物的共识。
于是，对“什么是全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这一问题，就应该从寻求人的共识出发。这的确是莫衷一是的难题。人类自几千年前就致力于寻找这共识，试图以之制定普世价值的标准。最多用的寻找和制定办法是借助于宗教。社会精英们创建出各种不同的宗教，以神的名义颁布人的行为准则。到了现代，人类大踏步地开化了，不依赖宗教而寻求普世价值的科学标准，越来越成为人类的迫切需求。但分歧却无法消除。关键在于，普世价值的制定者们没有找到共识的判定标准。譬如，凭什么你说保障人权是普世价值？我有暴力手段，凭什么我就不能用这暴力打你、关你、杀你、强迫你？如果这暴力手段在你手里，你也会这样想，这难道不是共识吗？人类社会好比是一座座的丛林，“丛林规则”的核心就是弱肉强食。动物能如此，人为什么不行呢？
人类也弱肉强食，但是，和动物主要依靠单打独斗的弱肉强食不一样，人的弱肉强食必须遵循“团结就是力量”这一原理。强者的强，取决于将弱者组织成为由自己控制的集体。强者“团结”弱者，使之成群，以实现对弱者的强食。
这种弱者组成的“群”被起了个名字，叫做“人民”。“人民”是个怪物，他们有时显得很弱智，好哄好骗，但有时也不好驾驭，手中有菜刀就想造反，于是有时得禁止卖菜刀给他们。反正，人类社会丛林中的弱肉强食的学问要比自然丛林里的要复杂得多。真正的强者是那种能建立起政权，从而控制住人民的人。而控制的关键在于获取民心。获取民心的极重要的一条是使人民觉得统治者“讲道理”。讲什么道理人民才会接受呢？只能是“没有人有理由反对”的道理。“没有人有理由反对”自然就成了制定“普世价值”的标准。
但是，什么样的道理才能“没有人有理由反对”呢？有这样的道理，就能有普世价值；没有它，就没有普世价值。可是，人之间在观念上的分歧会很大，对这道理的具体内容出现过无数的分歧和争执，根本无法统一，并且，还发展成为不同“主义”之间的血腥斗争。其实，最难消解的是实际利益的分歧，而仅仅观念分歧是容易解决的。“没有人有理由反对”的道理是存在的，只是它们会被利益分歧扭曲罢了。因此，找到这“没有人有理由反对”的道理应该是可能的。
这道理早就找到了。远在二千六百多年前，丛林社会中就出现了一条口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是中国的孔老夫子在不经意之间的灵感中闪出的火花。这火花以它的光明明亮地绽放出那“没有人有理由反对”的道理。它完全可以作为制定普世价值的标准
━━ 你是否认为你该遵守某项行为准则，判断的方法就是，假如别人以违背这项准则的行为施加到你的身上，你愿意接受吗？如果你不愿意，那么别人也不愿意，因为大家都是人，是人就都不愿意。因此，你就不得不同意这一铁定的道理：你不可以将你不愿接受的东西强加于别人。你不愿意无辜地被打、被关、被杀、被强迫，你就不要打、关、杀、强迫无辜的人。每个人在对待别人时，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进行换位思考，共识不就形成了吗？共性产生共识，共识产生规则，正是普世价值标准的逻辑基石。将人类有史以来各色人等制定的行为标准一一搬出来，用“孔八字”对照审核，哪些具备普世价值的资格，哪些不具备，差不多都会一目了然的。
━━ 你是否认为你该遵守某项行为准则，判断的方法就是，假如别人以违背这项准则的行为施加到你的身上，你愿意接受吗？如果你不愿意，那么别人也不愿意，因为大家都是人，是人就都不愿意。因此，你就不得不同意这一铁定的道理：你不可以将你不愿接受的东西强加于别人。你不愿意无辜地被打、被关、被杀、被强迫，你就不要打、关、杀、强迫无辜的人。每个人在对待别人时，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进行换位思考，共识不就形成了吗？共性产生共识，共识产生规则，正是普世价值标准的逻辑基石。将人类有史以来各色人等制定的行为标准一一搬出来，用“孔八字”对照审核，哪些具备普世价值的资格，哪些不具备，差不多都会一目了然的。
政治制度中的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宪政民主制度，正是因暗合于“孔八字”才具备其正当性并得以发扬光大。中国有许多古装的影视戏剧，其中最多的当算“清宫剧”。如果问每个观众：“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是希望做‘主子’，还是愿意做‘奴才’？”大概没有人愿意做奴才，人人都想做主子。这种意图显然违反了“孔八字”原则：你既“不欲”做奴才被人奴役，就不该做主子去对奴才“施”以奴役。做奴才的滋味绝对没有看清宫剧那么享受，因为奴才的人权被剥夺。这就说明，两千多年前的“孔八字”种下了保障人权的种子。
但是，“孔八字”的实际社会效果不彰，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人权保障从来就是很大的问题，“孔八字”根本推广不开。它只是制定普世价值的标准，但没有制定出普世价值本身的具体内容。即使制定出来，也很难得到大众的遵守。原因就是普世价值并不能抵抗人的趋利性这一自然力的冲击。孔子自己也知道“利”的诱惑性，他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色”是“利”，趋利胜过趋德，是人的天性。他又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显然，现实中小人比君子多得多。这就意味着“孔八字”和人的天性之间，并不和谐。但孔子还是坚持着这“不以利诱培养君子”的路线，不妨称之为“人本文明”，于宗教的“神本文明”相对应。所以他“不语怪力乱神”，不搞“上天堂、下地狱”之类的利诱或威吓。后果便是无法争取到时刻想着趋利避害的民众的信仰。这就是鲁迅见到的：孔夫子“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而能巧妙地利用人的趋利避害性的宗教则能收到控制人心的效果。佛教传入中国远在儒学诞生之后，但后来居上，迅速地香火发达起来。其余宗教也是如此，其创始者们摸透了民众的心理，了解民众的鄙劣和可怜而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进行“威吓利诱”，对人类早期的秩序、文明和发展作出了虽暂时但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
毕竟，人类文明不能永远依赖这种以利己为诱饵的治标之法。“人之初，性本善”，在人的心灵深处有接纳非利害性的道德的空间，锲而不舍的教化一定能收到人本文明的果实。只不过，这需要时间，需要人类一定程度的物质文明和智力开化为前提。
“孔八字”也并非完全没有利用人的趋利性，而是反其意而用之
━━ 你不愿别人反对你谋利，那你 也不得反对别人谋利，就是说人人都应该在不妨害他人谋利的前提下谋利，那就是，以正当的方式谋利 ━━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人都遵守这一准则，这一准则便“普世”了。普世价值的最有力之处是
━━ 几乎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曹操说了句“宁让我负天下人，莫让天下人负我”这句违背普世价值的话，便被口诛笔伐了二千多年还没完。
━━ 你不愿别人反对你谋利，那你 也不得反对别人谋利，就是说人人都应该在不妨害他人谋利的前提下谋利，那就是，以正当的方式谋利 ━━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人都遵守这一准则，这一准则便“普世”了。普世价值的最有力之处是
━━ 几乎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曹操说了句“宁让我负天下人，莫让天下人负我”这句违背普世价值的话，便被口诛笔伐了二千多年还没完。
“孔八字”不是漂亮堂皇但脱离实际的主张，凡讲理之人都能接受。社会发展的一项极重要的成果是
━━ 讲理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孔八字”的可行性就越来越高。
━━ 讲理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孔八字”的可行性就越来越高。
一方面是“人之初，性本善”，另一方面是“人之初，性本私”，两者共存，并不总是互相排斥。古今中外随时随处都能见到善行和义举，“嫉恶如仇”，“怒见不平，拔刀相助”，其参与者们可以毫无谋私利的动机，并且往往得承担“吃饱了撑得慌”的后果，包括身家性命的代价。虽如此，仍有无私奉献的人前赴后继。雷锋式的善行，如果没有权力的介入和扭曲，本来就是一种性本善的证明。这种扭曲发生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而共产党在其获取政权之前的革命时期，却不是这样的。它当时的政治思想宣传教育工作收到了极其显著的成效。它教导出了千千万万的具有高尚的利他精神，相信自己从事的是为人民求解放的事业，因而顽强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者。
如果说不到一个世纪的腥风血雨的共产革命对人类历史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那就在于它成功地进行了这一场规模宏大的，不依靠鬼神，不以功利为目的的人类道德提升的试验。试验的结果很令人鼓舞，结论是：不依赖鬼神对利害得失的威吓利诱，人类完全有可能实现自身道德进化的目标。哪怕是使用杜撰的理论进行忽悠，也能调动人性中的善良本性，收到理想的结果。
共产革命后来的失败并不构成对这种立足于人世的教化方法的否定。它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革命理论的谬误
━━ 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马、列、毛主义将民众的困苦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归咎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但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一种经济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的最先进的经济运营方式。劳资双方在契约基础上进行协作，双方的正常行为都不违背“孔八字”的原则。马列毛将资本主义制度描绘为罪恶的政治制度而推翻之，将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生力军
━━ 资产阶级（在农村则是地主富农阶级）视为敌人而消灭之。它的政治思想工作之所以在获取政权之前卓有成效，是因为那时的革命者们相信那错误的理论是正确的。在自以为正确而神圣的目标的指引下，革命者们正义凛然，奋斗牺牲。以马列毛主义作为信念，作为精神支柱，说到底，是个“信仰”的问题。对信仰者来说，信仰目标的真实性是不受怀疑，不寻求证明的。或者是，他们相信未来的事实一定会证明。信仰是主观上的“相信”，“相信”并不需要即刻的事实证明。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
━━ 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马、列、毛主义将民众的困苦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归咎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但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一种经济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的最先进的经济运营方式。劳资双方在契约基础上进行协作，双方的正常行为都不违背“孔八字”的原则。马列毛将资本主义制度描绘为罪恶的政治制度而推翻之，将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生力军
━━ 资产阶级（在农村则是地主富农阶级）视为敌人而消灭之。它的政治思想工作之所以在获取政权之前卓有成效，是因为那时的革命者们相信那错误的理论是正确的。在自以为正确而神圣的目标的指引下，革命者们正义凛然，奋斗牺牲。以马列毛主义作为信念，作为精神支柱，说到底，是个“信仰”的问题。对信仰者来说，信仰目标的真实性是不受怀疑，不寻求证明的。或者是，他们相信未来的事实一定会证明。信仰是主观上的“相信”，“相信”并不需要即刻的事实证明。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
可是，在夺取政权之后，革命者的精神支柱就不能仍然植根于“相信”了，而是必然要转移到现实中来，面对实际的验证了。他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得开始兑现他们当初的使人民自由幸福，当家作主的承诺。现实是，他们兑现不了。经济方面，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不如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有效率，因而生产力低下使人民更加贫困；政治方面，共产党将军队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引入对社会的管理，民众“以服从为天职”而成为专制的对象，自由民主毫无踪影。当初因“相信”自己是在为民众奋斗而树立的利他精神如今因“相信”的落空而彻底消失了。此时的掌权者，本来有两种态度可以选择：一是承认现实
━━ 和民众说清楚：“我们暂且无法兑现承诺，但我们设法进行改革以争取兑现。”“我们承认资本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让我们继续走资本主义之路。”后来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但那时的毛泽东不可能选择这种态度。而是采取了第二种态度
━━ 硬要说：“我们已经兑现了自由民主幸福的承诺。”接下来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唯一的内容就是要人民相信“大救星”之说，相信自己已经被大救星拯救了。“你们一定要歌颂我们！”几十年中消耗了天文数字的人力、物力、财力于政治思想宣传工作，目的就是使人民“被幸福”而不得不“歌颂”；上千万人被斗、被抓、被关、被杀，就是因为他们不歌颂或反歌颂；全体人民活得忧烦、苦恼、无欢、恐惧，正是因为不得不无奈地设法应付那些无聊、厌烦、肉麻、丑陋且难为的“歌颂”任务。看上去有良好动机的学雷锋运动也因落入政治思想运动的邪轨而加剧了社会道德的堕落。领导运动的基层掌权者祭起他们手中的决定被统治者利害得失乃至前途命运的专制武器，以之逼出弄虚作假的学雷锋行为。共产党控制住了人民大众生死荣辱的全部资源，带来它自己的腐败，也迫使民众跟着堕落。
━━ 和民众说清楚：“我们暂且无法兑现承诺，但我们设法进行改革以争取兑现。”“我们承认资本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让我们继续走资本主义之路。”后来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但那时的毛泽东不可能选择这种态度。而是采取了第二种态度
━━ 硬要说：“我们已经兑现了自由民主幸福的承诺。”接下来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唯一的内容就是要人民相信“大救星”之说，相信自己已经被大救星拯救了。“你们一定要歌颂我们！”几十年中消耗了天文数字的人力、物力、财力于政治思想宣传工作，目的就是使人民“被幸福”而不得不“歌颂”；上千万人被斗、被抓、被关、被杀，就是因为他们不歌颂或反歌颂；全体人民活得忧烦、苦恼、无欢、恐惧，正是因为不得不无奈地设法应付那些无聊、厌烦、肉麻、丑陋且难为的“歌颂”任务。看上去有良好动机的学雷锋运动也因落入政治思想运动的邪轨而加剧了社会道德的堕落。领导运动的基层掌权者祭起他们手中的决定被统治者利害得失乃至前途命运的专制武器，以之逼出弄虚作假的学雷锋行为。共产党控制住了人民大众生死荣辱的全部资源，带来它自己的腐败，也迫使民众跟着堕落。
毛泽东提醒共产党人不要被“糖衣砲弹”打中，但他根本认识不到的是，糖衣砲弹不是资产阶级打来的，是共产党自己制造的。夺到手的政权本身，就是一颗极大的定时炸弹。是共产党自己将夺取的巨额资源制成了糖衣，涂抹在这砲弹之上，抱着它尽情地享受那糖衣的甜美，却不知道那最后的爆炸终要发生。
比之共产党人早期的革命精神，“孔八字”的可接受性更强，因为它并不要求多么崇高的牺牲精神，只要洁身自好地不做坏事即可。如今的人类，才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还处在其进化的早期阶段，对其道德水平的要求不应过高。以“孔八字”为准绳的普世价值，如果能得到有效的贯彻，今天的人类即使不是多么幸福，也是很和谐、安宁的了。“孔八字”不难贯彻，只要有社会的法治化，法制的严谨化和言论自由的前提，它就会自动流行，民众就会以之自己教育自己。“孔八字”的本质，只是回答了这么个问题：“为什么不可以侵犯他人的人权？”答案是：“因为人人都不愿意自己的人权被他人侵犯。”就是这么简单，但却无比地神圣。
不妨说“孔八字”是制定普世价值的初级标准，而高级标准则是“孔四字”━━━“仁者爱人”。它要求人除洁身自好地管好自己，不去侵犯别人外，还要做得更多一点
━━ 施加爱心帮助别人，贡献社会。难度高了，但还是不比当初培养共产革命者们的牺牲精神更困难。
━━ 施加爱心帮助别人，贡献社会。难度高了，但还是不比当初培养共产革命者们的牺牲精神更困难。
宗教也好，马列毛主义也好，都高标准地宣传要人们实行类似于“孔四字”的最高标准。但多数人都做不到，反而容易流于口号，流于形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孔八字”作为必行的要求，而以“孔四字”作为可选的鼓励。
孔子虽掌握了普世价值的制定标准，却没有制定出普世价值的合理的具体内容，并且有不少内容还是糟粕。如果对他苛求的话，可以认为他对这八个字中的最关键的字
━━ “欲”字 ━━ 的理解不够深透。
━━ “欲”字 ━━ 的理解不够深透。
“欲”━━
对人来说是“人欲”━━ 是人对生存和幸福的追求；它起始于生命的感受，即感觉器官受到的体内外环境的刺激；被刺激则产生行为的动机；行为是为“欲”的满足服务的。“欲”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维持个体生命存活的“物欲”，如衣食住行医等等；二是维持种族延续的“性欲”，三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心欲”，表现为精神追求，如求知欲，求美欲，荣誉心，成就欲等等。
对人来说是“人欲”━━ 是人对生存和幸福的追求；它起始于生命的感受，即感觉器官受到的体内外环境的刺激；被刺激则产生行为的动机；行为是为“欲”的满足服务的。“欲”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维持个体生命存活的“物欲”，如衣食住行医等等；二是维持种族延续的“性欲”，三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心欲”，表现为精神追求，如求知欲，求美欲，荣誉心，成就欲等等。
“欲”的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其个体独立性。它产生于单个的，结构上完全独立的生命体。它的活动路径是由感觉细胞----神经组织----效应器官三者构成的独立生命体内的神经网络。不同个体之间，没有结构上的自然连接，因此，感受和行为都只能是个人的。某一个人饿了，只是他自己的感受，与其他人的感觉不相通，“饱汉不知饿汉飢”。并且，消除一个人的飢饿感不能由他人“代食”。同时，个体的行为直接起源起于该个体自身的意志，自己的脑细胞指挥自己的肌肉细胞。行为的后果当然得由行为者自己负责或承担。当一个人愿意为他人承受痛苦但却做不到时，最能深切地体会到“欲”是以个体的独立性为存在前提的。子女一经出生，就完全失去和母体结构上的联系，自然的血统关系就变得不可感知，而后天的亲情并不以血统联系为必要前提，它只是后天的社会现象
━━ 如果子女在对父母有认识和记忆之前就和父母分离，以后再碰上时就形同路人。
━━ 如果子女在对父母有认识和记忆之前就和父母分离，以后再碰上时就形同路人。
生命个体追求“欲”的满足是生命存活的前提，而“欲”又是以个体为其存在的独立产所，那么，大自然在创造生命个体的同时，就赋以了该个体追求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是说，个体谋求生存和幸福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
━━ 这就是“天赋人权”（大自然可以被称之为：“天”、“上帝”、“神”、“菩萨”、“真主”等等，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称呼。）因此，从大自然处获得了人权的人类就有责任以保护个体权利为基本的着眼点作为生命活动的要旨
━━ 这就是“个人主义”，它和马列毛主义者所批判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不是同一个概念。
━━ 这就是“天赋人权”（大自然可以被称之为：“天”、“上帝”、“神”、“菩萨”、“真主”等等，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称呼。）因此，从大自然处获得了人权的人类就有责任以保护个体权利为基本的着眼点作为生命活动的要旨
━━ 这就是“个人主义”，它和马列毛主义者所批判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不是同一个概念。
人类组合成由不同个体联系成的社会形式，如家庭、社团、政权、民族、国家等等。这每一个组合也有它们的权利，可以称之为“主权”。但主权不是天生的，也就不是天赋的，证据就是这些组合是可以在边界和内涵上出现变动，可以被拆散，也可以被合并。而人这种自然的个体，其“边界”是不可变动的，不可拆散，也不可合并。对主权的保护是看在组合成它们的个人的人权的面子上，保护主权是以保护主权之下覆盖的人权为实际目标的。当主权和人权发生矛盾时，人权高于主权。
主权和人权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主权可被一部分个人用作侵犯他人人权的工具。此时的主权只是一层外衣，它包裹着以一部份人侵犯其他人的人权为前提的“特权”。比如，古代的家法，就是这种主权的例子。父亲可以杀儿子，外界无权干预，理由是家庭的主权不可侵犯。现代人不承认这种主权的存在，理由是：父亲和儿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两人享有平等的，不受对方侵犯的人权，而“家庭主权”则可能变成父亲对儿子的人权进行侵犯的藉口。
中国曾有婚姻上的“第三者”的“破坏家庭”的刑事罪。现在好像已经被非正式地“非罪化”了，其原因大概是认识到“第三者”对“第二者”的“家庭完整性”的破坏只是侵犯了其“家庭主权”，但不是侵犯了“第二者”的人权，因而不是犯罪。这种现象只是“第一者”违背婚姻契约所致的和“第二者”之间的民事纠纷。可见，“家庭主权”不俱备和“个体人权”一样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国家主权”和“家庭主权”一样，其“人为可变性”很强，这可变性，或不确定性，正是“主权”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之所以可以改变，是因为它是人为的产物，被人建立，被人操纵，也被人改变。总之，“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没有“人权”来得“神圣”。人权高于主权。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主权”涉及到“爱国主义”━━
这一最易导人进入意识误区的概念。
这一最易导人进入意识误区的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侵犯了许多国家的主权，如伊拉克等，理由就是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侵犯了本国或它国国民的人权。侵犯人权者一定要被惩罚，人权高于主权，因为人权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主权则不是。所以，美国侵犯别国主权的口实就是捍卫人权。这一口实似乎没有遭遇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只是有所争议而已。但是，当英美士兵虐待伊拉克俘虏，就立即受到全世界，包括英美两国自身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介入。侵犯人家国家的主权可以，但侵犯人权就不行。
中国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很多。满族人入关，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侵犯人权的罪恶永远涂抹不去，但它“侵犯汉族人建立的国家
━━ 明朝的主权”的说法，很快就得不到认同了。当年忠于明朝的爱国主义者们认为吴三桂和施琅两人都是投降满清，出卖国家主权的卖国贼，但如今忠于中国的爱国主义者们则说吴三桂的投降是卖国，但施琅的投降是爱国。商末周初时，忠于商朝主权的爱国主义者，伯夷、叔齐弟兄俩宁愿饿死首阳山中也“不食周粟”，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被今天的爱国主义者们嗤之以鼻。过去，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关岳庙”，纪念的是关羽和岳飞两位忠义之士。站在两人的立场，他们都是为国家利益牺牲的爱国主义者，但今天的爱国主义者只认同岳飞而不认同关羽，因为他们不承认关羽忠于的蜀国和与之敌对的吴国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只承认和蒙古人斗争的岳飞是在捍卫国家主权，因为在他们看来，当时的蜀国和吴国同属中国，蒙古和明朝则互为外国。但是，另一方面，在歌颂岳飞（还有文天祥等）的抗击蒙古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却有领袖奉蒙古人的老祖宗成吉思汗是“一代天骄”的中国同胞，而忘了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对汉民族的残害和凌辱。如果问：“在中国历史上，谁是最功勋卓着的爱国主义领袖？”恐怕多数“爱国主义者们”答不上来。答案应该是：朱元璋。答不上来的原因是他们忘记了当年蒙古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这些都是“数典忘祖”的例子。但就在这些数典忘祖的人中，有许多人自封爱国主义者，动辄指责别人是“卖国贼”，却不知自己早已是“认贼作祖”了。
━━ 明朝的主权”的说法，很快就得不到认同了。当年忠于明朝的爱国主义者们认为吴三桂和施琅两人都是投降满清，出卖国家主权的卖国贼，但如今忠于中国的爱国主义者们则说吴三桂的投降是卖国，但施琅的投降是爱国。商末周初时，忠于商朝主权的爱国主义者，伯夷、叔齐弟兄俩宁愿饿死首阳山中也“不食周粟”，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被今天的爱国主义者们嗤之以鼻。过去，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关岳庙”，纪念的是关羽和岳飞两位忠义之士。站在两人的立场，他们都是为国家利益牺牲的爱国主义者，但今天的爱国主义者只认同岳飞而不认同关羽，因为他们不承认关羽忠于的蜀国和与之敌对的吴国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只承认和蒙古人斗争的岳飞是在捍卫国家主权，因为在他们看来，当时的蜀国和吴国同属中国，蒙古和明朝则互为外国。但是，另一方面，在歌颂岳飞（还有文天祥等）的抗击蒙古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却有领袖奉蒙古人的老祖宗成吉思汗是“一代天骄”的中国同胞，而忘了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对汉民族的残害和凌辱。如果问：“在中国历史上，谁是最功勋卓着的爱国主义领袖？”恐怕多数“爱国主义者们”答不上来。答案应该是：朱元璋。答不上来的原因是他们忘记了当年蒙古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这些都是“数典忘祖”的例子。但就在这些数典忘祖的人中，有许多人自封爱国主义者，动辄指责别人是“卖国贼”，却不知自己早已是“认贼作祖”了。
宋太祖赵匡胤灭后蜀国，后蜀主投降，其妃花蕊夫人被俘后，作诗抱怨：“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如果十四万人都是男儿，血战至死，那双方总的死亡人数有可能是几十万，譬如，三十万（包括的不只是双方的“男儿”，也包括“女儿”、“老儿”、“小儿”等等），和清兵入关时史可法扬州抗清时牺牲的军民人数一样，都是为了捍卫主权而牺牲了生命权。中国的爱国主义者们会对这两大群牺牲者们给予同样的评价吗？不会的。一个是爱国主义，另一个是阻拦国家统一。可见，“主权”的概念是混乱的。前脚歌颂了史可法抗清，后脚又赞赏了施琅降清。前脚痛斥吴三桂降清，后脚又痛斥吴三桂反清。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很多，说明“主权”是个内涵模糊、可变的概念。尤其是将主权置于人权之上的人，脑子里就更是一团浆糊。人类的族群划分是个很不幸的现象，随之而来的主权概念也是个令人悲哀的概念。它远不像“人权”那么明确，那么神圣。所以，强调主权必须以强调人权为前提。
“民族独立”，是个主权概念。离开了人权观念，它非但毫无意义，而且还会走向它的反面，因为“独立”是有可能“独立”出侵犯人权的土皇帝来的。人类发展的趋势是族群融合，人类的未来的光明建立在没有疆界的基础之上。“共产主义”或“世界大同”是和“国家”、“民族”、“主权”等等概念不相容的。马克思、列宁和共产国际都强调过共产主义者对国家主权问题没有兴趣。列宁的“工人无祖国”是脍炙人口的名言。可惜的是，共产主义的创始者们在否定主权的同时，没有思考这否定是为了什么
━━ 应该是为了捍卫人权。其实，共产主义和人权主义，本来可以是一回事，但结果竟被扭曲出天壤之别。
━━ 应该是为了捍卫人权。其实，共产主义和人权主义，本来可以是一回事，但结果竟被扭曲出天壤之别。
如今的中国，看上去有许多的“爱国主义者”，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该如何爱国。他们以为爱国只是“和外国人斗”，“仇外”，就是站在自己国家这圈子内和圈子外的人“斗”。他们不知道“爱国主义”若要顶上“高尚”的桂冠，必须以“爱国民”为其核心内涵，这核心的核心则是“爱护国民的人权”，具体的行动就是和侵犯国民人权的“害国贼”作斗争，如赃官污吏等等。就是说，爱国主义在和平时期主要是个内政问题，其斗争目标在国内。只有在国家和外国发生冲突时，爱国主义的斗争茅头才应该同时对外，并警惕国内的“卖国贼”，找出证据抓卖国贼，抓到后交给法律处理。中国的许多“爱国主义者”们本末倒置，心目中没有人权（当然，在他们自己的人权被侵犯时，他们会想到人权的）。他们不敢和“害国贼”斗，只敢喊喊廉价的“抓卖国贼”的口号，但许多年来，没听说中国各级法院法办了几个卖国贼，而害国贼却抓了很多
━━ 能说这法律不是在履行爱国主义？
━━ 能说这法律不是在履行爱国主义？
在这一问题上，还是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走在最前面。继“孔八字”之后，孔子的学生孟子就发挥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孟十字”就等于是说：“人权高于主权，主权高于特权”。曾有中国人说：“西方有的东西，中国的老祖宗都早就有了。”━━
这是阿Q们的穿戳附会，但上述白纸黑字写着的孔孟在普世价值和人权问题上的贡献却是货真价实的。至少可以说，普世价值和人权问题，有中国人的贡献，不像马列主义那样是完全的舶来品。中国人对“数典忘祖”的行为是强烈谴责的，读了上述孔孟的“典”，就不该说普世价值只是“西方的那一套”。
这是阿Q们的穿戳附会，但上述白纸黑字写着的孔孟在普世价值和人权问题上的贡献却是货真价实的。至少可以说，普世价值和人权问题，有中国人的贡献，不像马列主义那样是完全的舶来品。中国人对“数典忘祖”的行为是强烈谴责的，读了上述孔孟的“典”，就不该说普世价值只是“西方的那一套”。
在战场上，“缴枪不杀”的含义是：“放弃主权，就给你人权（生命权）！”“投降”就是舍主权而保人权。乍一想，投降是一种耻辱。但再一想，投降是人的一种本能。动物之间争斗，要麽打，要麽逃，否则就是死。而人类，则是除打、逃、死之外，还有“降”这条路。原因就是活着的降者对胜利者有用。动物之间则没有这回事。人聪明到能够发展进步，也聪明到懂得投降。两者间的联系很密切。回观历史，就会发现，没有投降，就没有人类的进步。人类进步的历史，相当一部分是投降的历史。
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投降的规模比战斗的规模大得多。其中最大规模的投降包括：秦灭六国，元灭宋，满清灭明，等等等等。开始时都是外族入侵，社稷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爱国主义者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决抵抗，但最终失败了。“社稷”被灭，就是说，主权丧失了，但人民的大部分都采用投降的方法保住了他们最基本的人权
━━ 生命权。原先的统治者号召民众：“主权比你们的生命重要，牺牲你们的生命保卫主权！”但民众面对主权和人权不能两全的形势，舍主权而取人权。若全体人民都宁死不屈，今天十四亿中国人就一个也不存在了。投降以后，民众又听到新的统治者说：“新建立的社稷比你们的生命重要。”于是，民众就逐步忘记自己先辈的仇恨，又对这新社稷产生了爱国主义的激情。结论就是，广大民众对“城头变幻大王旗”是很能适应的，“爱国主义”并没有恒定的原则。自身的人权才是最重要的，投降、妥协是保障人权的极常用手段。你不信吗？如果你是汉族人，在当年满清侵略时，你的祖辈一定投降了，证据就是他们梳起了辫子。“留髪不留头”，老祖宗的头不留住，今天的你就不存在。日本侵华时，如果你的父辈、祖辈在日占区，他们一定领了“良民证”，做了日本人的“良民”，也就是投降了。否则，今天这世上也肯定没有你。
━━ 生命权。原先的统治者号召民众：“主权比你们的生命重要，牺牲你们的生命保卫主权！”但民众面对主权和人权不能两全的形势，舍主权而取人权。若全体人民都宁死不屈，今天十四亿中国人就一个也不存在了。投降以后，民众又听到新的统治者说：“新建立的社稷比你们的生命重要。”于是，民众就逐步忘记自己先辈的仇恨，又对这新社稷产生了爱国主义的激情。结论就是，广大民众对“城头变幻大王旗”是很能适应的，“爱国主义”并没有恒定的原则。自身的人权才是最重要的，投降、妥协是保障人权的极常用手段。你不信吗？如果你是汉族人，在当年满清侵略时，你的祖辈一定投降了，证据就是他们梳起了辫子。“留髪不留头”，老祖宗的头不留住，今天的你就不存在。日本侵华时，如果你的父辈、祖辈在日占区，他们一定领了“良民证”，做了日本人的“良民”，也就是投降了。否则，今天这世上也肯定没有你。
中国人历代最有尊严的投降是汪精卫的投降日本。他居然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从重庆“逃”去日本，在没有什么筹码的形势下，从侵略者的手里要回了形式上的主权━━
中华民国的国名、国旗、国歌、国徽等等。本来在重庆有足够的荣华富贵，安享清福的国民政府的第二把手，却跑去侵略者那里做“儿皇帝”；一个原本在中国人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和谭嗣同有得一比的民主领袖，却“莫名其妙”地往茅坑里跳，背上了遗臭万年的汉奸骂名。像秦桧夫妇那样，被老百姓搞出裸体跪像陈列展览。他到底为的是什么？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最不需要以投降换取荣华富贵的人，最不必自找遗臭万年的人，非汪精卫莫属，可偏偏就是他干了这等“荒唐”之事。他大脑有病吗？不是。解释只能是他恪守着“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情操，要拯救沦陷区的亿万民众于水火之中，维护他们的人权。
中华民国的国名、国旗、国歌、国徽等等。本来在重庆有足够的荣华富贵，安享清福的国民政府的第二把手，却跑去侵略者那里做“儿皇帝”；一个原本在中国人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和谭嗣同有得一比的民主领袖，却“莫名其妙”地往茅坑里跳，背上了遗臭万年的汉奸骂名。像秦桧夫妇那样，被老百姓搞出裸体跪像陈列展览。他到底为的是什么？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最不需要以投降换取荣华富贵的人，最不必自找遗臭万年的人，非汪精卫莫属，可偏偏就是他干了这等“荒唐”之事。他大脑有病吗？不是。解释只能是他恪守着“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情操，要拯救沦陷区的亿万民众于水火之中，维护他们的人权。
没有一个能维持治安的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政府，除了要被侵略者再多杀千百万人之外，同胞们的自相残害的犯罪行为，疾病的流行，生产的破坏，飢荒的肆虐，等等等等，处于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下，再多死几千万人，是必然的。譬如，蒋介石没能带走的散兵游勇、杂牌军，据说有一百多万。如果不设法收编的话，那就是一百多万的强盗土匪，要到处抢、杀、烧、淫，什么坏事都干得出。对中国百姓的荼毒，绝不会下于日本侵略者。当时的中国，除汪精卫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人有足够的威望能胜任这一收编任务。这就是一无量功德。
日本人肯定也认为只有汪精卫才能胜任，否则他们不会向汪精卫让步的。可以想象，汪精卫和日本人谈判时的大义凛然且寸步必争的气势
━━ 他肯定做好了被杀的准备。一个将生命和荣誉都置之度外的人，还有什么能让他畏惧的？一个可以在大后方安享清福富贵的人，提着脑袋往茅坑里跳，寻死找臭，是吃饱了撑得慌？以为了天下苍生的福祉而寻死找臭为己任，这是什么精神？
━━ 他肯定做好了被杀的准备。一个将生命和荣誉都置之度外的人，还有什么能让他畏惧的？一个可以在大后方安享清福富贵的人，提着脑袋往茅坑里跳，寻死找臭，是吃饱了撑得慌？以为了天下苍生的福祉而寻死找臭为己任，这是什么精神？
本书作者并没有足够的证据为汪精卫辩护，以上只是猜想，觉得汪精卫具备成为这种千古伟人的可能性。谭嗣同牺牲生命的伟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如果汪精卫具备的是敢于牺牲名誉的更高的精神境界，能让他的光芒泯灭吗？本作者没有研究汪精卫的条件，但相信，这一研究课题应该是某些社会科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任务。它需要的不只是深厚的才学，更是勇敢的精神。国共两党都视研究汪精卫和他的政权治下的社会状况为禁忌，是不负责任，不敢正视历史的态度。
总之，爱国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在它之上，有一个“爱民”的问题。浅薄的“爱国主义者”们，动不动热血沸腾，要和外国人刺刀见红，要抓卖国贼。这样的人其实是否真的爱国，是很可疑的。当外国人真的打来时，他们有可能投降得比谁都快，因为他们对如何爱国没有深思熟虑过，到时会慌张失措的。譬如，如果现在的北京城被外敌侵入而陷落了，侵略者命令全城居民领取“良民证”并继续工作，你觉得该怎么办？全体奋起反抗，罢工、罢市？结果会是如何？断电、断水、断气、断粮、断医、断警、断路
…… 如此，则两千万人的生路何在？此时，你是“爱国”还是“爱民”？如果你是自来水公司党委书记，此时敌人用刺刀对着你，任命你继续担任第一把手，继续生产、供水，要你在委任书上签字。你一签，就是投降变节了。不签，就得死。你爱国，可以不要命，但你爱民吗？要看着两千万居民被渴死吗？你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屈服。公安局长也得投降，因为大街上罪犯横行，交通堵塞，敌人要你带领警察，维持治安，你能用自己的死解决这问题吗？“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是为官的神圣职责，但此时却又以“背叛主权”为条件，你怎么办？你投降了，带领警察抓到一个窃贼，那窃贼会问你：“你他妈这个卖国贼还有脸抓我这个偷东西的贼吗？我只是侵犯了一点人权，你他妈是出卖国家主权。”此位警察的回答只能是：“人权高于主权。抓你这种贼，我问心无愧。”
…… 如此，则两千万人的生路何在？此时，你是“爱国”还是“爱民”？如果你是自来水公司党委书记，此时敌人用刺刀对着你，任命你继续担任第一把手，继续生产、供水，要你在委任书上签字。你一签，就是投降变节了。不签，就得死。你爱国，可以不要命，但你爱民吗？要看着两千万居民被渴死吗？你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屈服。公安局长也得投降，因为大街上罪犯横行，交通堵塞，敌人要你带领警察，维持治安，你能用自己的死解决这问题吗？“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是为官的神圣职责，但此时却又以“背叛主权”为条件，你怎么办？你投降了，带领警察抓到一个窃贼，那窃贼会问你：“你他妈这个卖国贼还有脸抓我这个偷东西的贼吗？我只是侵犯了一点人权，你他妈是出卖国家主权。”此位警察的回答只能是：“人权高于主权。抓你这种贼，我问心无愧。”
但是，汪精卫比这警察要难多了，因为他要抓、杀抗日的爱国军民，要向老百姓征粮收税。他既必须向侵略者“交投名状”，也必须保住自己不被抗日军民杀掉。他此时唯一的精神支柱只能是：为救一千万同胞而不得不杀一万另外的同胞，没有别的选择了。一个国家遭到外族侵略，本身就是不幸，是悲哀，是灾难，面对这种亡国的现实，要想不被“灭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远远超出了在和平时期高喊口号的“爱国主义者们”的想像。
古今中外，被侵略国家最多采用办法的是：“分工协作”
━━ 根据各行各业的任务性质，该抵抗的抵抗，该投降的投降。比如，和国防、国安有关的人员，如军人，国家安全局人员等等，负责抵抗；和社会治安有关的人员，如警察，其工作是投降并继续维护社会秩序。
━━ 根据各行各业的任务性质，该抵抗的抵抗，该投降的投降。比如，和国防、国安有关的人员，如军人，国家安全局人员等等，负责抵抗；和社会治安有关的人员，如警察，其工作是投降并继续维护社会秩序。
爱国主义不属于普世价值的范畴，因为为非作歹的侵略者也说他们是爱国主义。爱国源自于人的天性中的“爱自己”。人人爱自己、爱亲人、爱亲友、爱家乡……以自己为圆心，沿着一圈圈的同心圆，自内向外地爱过去，直至爱国。这是人的自然情感，人的天性，人应该珍惜、发扬这种情感，但切莫趾高气扬地以为这是自己独有的优秀品质，更不可以将之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果真有这种人，不是浅薄就是无聊，不是无聊，就是无脑，不是无脑，就是别有用心，别有用心地喊爱国口号，就是“爱国贼”。在“爱民”上多下点功夫，才是真正的爱国。
今天的人类已经进化到了这么一种程度：其一切政治行为的目标就是人权。或是侵犯人权，或是捍卫人权。人权就是政治的核心。
既然人人都从大自然处获得了追求欲望满足的权利，这权利就应该是平等的，没有个体差异的。非常自然的逻辑是：个体之间有着平等的权利，意味着没有一个个体有侵犯其他个体权利的权利。由此，得到的结论便是：天赋人权，他人不得侵犯。
“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法并不对，因为“神圣”是可以侵犯人权的。“神圣”就是“天”，就是大自然。“天”使你生，也使你死，既恩赐你，也剥夺你，你得顺天认命。你想活五百岁吗？没门！“天”可以随时剥夺人的生存权。可见“人权首先是生命权”的说法，并不是针对大自然说的。它其实只是一句话的上半句，下半句是：“任何‘人’都不可以侵犯他人的这一权利。”可见这话是针对“人”说的。当侵权者被指责侵犯人权时，他若用“人权首先是生命权”这上半句进行应对，他的意思便是：“我能让你活着你就该满足了，别找死。”旁边的人可以提醒他：“说‘人权首先是生存权’，是说你这种‘人’不可以侵犯他人的人权，说的是你，别把水搅浑，把老天抬出来打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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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侵权者和指责他的人之间的一段对话：
指责者：“你侵犯人权。”
侵权者：“人权首先是生命权。”
指责者：“别打岔，说的是你侵犯了人权。生命权是上天给的，与你无关。它不是你恩赐的，更不是你可以侵犯的。”
侵权者：“我只要让人活着，就没有侵犯人权。我一直在努力使人活着，并且活得越来越好。”
指责者：“让人死活，本来就不是你的权利。人权问题的核心所向就是针对公共权力掌握者对人权侵犯的行为。说通俗一点，人权问题就是专门追究“政府”的侵权行为。对比一下别的国家对你们和你们对人家的人权指责，就会看到，人家指责的是你们的当权者对人权的侵犯，而你们指责人家的，却基本不是应该由人家当权者负责的行为。”
侵权者：“贫穷、失业、凶杀、种族歧视等等难道不是人权问题吗？”
指责者：“侵权行为若不是公共权力，如政府、军队、警察等的所为，就不该归纳到人权问题之中。美国的贫穷、凶杀、失业、种族歧视等都不是公共权力行为，是社会的，或自然的状态所致。虽然公共权力有责任努力去应对、解决这些问题，但解决不好只是主观努力、能力或客观条件限制的问题，而不是侵权问题。”
侵权者：“美国那么多凶杀，不是人权问题吗？”
指责者：“杀人者包括三种，一是老天，二是罪犯，三是公共权力如政府、警察之类。老天会随时叫人死，面对这种杀人侵权，人无可奈何；罪犯侵权，在所有国家都有法律管着，有解决之道，管得了，不是关键的问题；只有公共权力侵权，才是当今人类社会最该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一方面不该发生，另一方面却又很容易发生，再一方面又有控制住的可能性。所以它是必须管也可以管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它管的就是公共权力的侵犯人权问题。”
侵权者：“美国警察滥杀无辜，不是公共权力侵犯人权吗？”
指责者：“那不是公共权力侵犯人权，而是个别人滥用公共权力侵犯人权，是个别人的行为，不是公共权力本身的行为。而公共权力本身，对这种滥用行为是加以惩处而不容忍的。并且，更重要的是，这方面的信息人家是公开的，民众有知情权和发言权，有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机制。”
侵权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由阶级立场决定的，你们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我们不一样。”
指责者：“人权问题是普世价值的核心，凡是人都应该接受，没有阶级界限。它的矛头所向就是侵犯人权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掌握者，应该设身处地地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思考什么是他们作为个人愿意接受的他人对自己的行为，从而决定自己对别人的行为。除不可以侵犯人的生存权外，也不可以侵犯其它方面的人权，譬如言论自由权等等。这就是‘孔八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提供的制定普世价值的标准。”
━━ 提供的制定普世价值的标准。”
侵权者：“惩处罪犯难道不是公共权力的职权吗？那叫不叫侵犯人权呢？”
指责者：“关键在于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行为的恰当性。首先要严格区分公共权力和正当的私人权利的界限。任何人都不可以利用掌握的公共权力侵犯正当的私人权利。”
侵权者：“你这是来自西方老掉牙的故事
━━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指责者：“风和雨是自然力，是‘天’的权力，它们强行进入穷人的茅屋，侵犯人权，穷人没办法。但国王是人，穷人和他有同等的权利，他不可以侵犯穷人的人权，所以，未经穷人的同意，他不可以闯进那破茅屋，否则，他就是侵犯人权。”
侵权者：“如果那穷人犯了法，难道国王也不能惩处他吗？”
指责者：“按照符合普世价值的法律，国王个人不能下令惩罚。只有‘法律’才有权惩处。并且，国王和那穷人一样，也不能犯法，犯法也要受同样的惩处。”
侵权者：“法律是国王制定的，或经他批准的，不是一回事吗？”
指责者：“不是一回事。法律是‘法’，国王是‘人’。‘依法治国’和‘依人治国’，是完全不同的。”
侵权者：“反正法律是人制定的。以法律惩治人和由人惩治人，都可以说成是侵犯人权。”
指责者：“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犯罪是一定要被惩罚的。惩罚虽然一定得有人参与，但参与者必须以法律为根据。‘法’是原则，它可以具备客观、公正、无私、平等、持恒等等特点，人在制定法律时，多半不会蓄意扭曲这些特点；‘人’是有七情六欲的生命，他或她不容易具备‘法’所具备的特点，而且还时时有着利益或情感的驱动。国王会随意杀掉那穷人，但法律不会随意，即使是国王制定的法律，甚至是‘恶法’，也不具备‘随意’的特点。”
侵权者：“你那是资产阶级的法律，不是无产阶级的法律。”
指责者：“无产阶级要是能确实恪守它的法律，实行‘法治’的话，那也比‘无法无天’的‘人治’要好得多。‘恶人’作恶要比‘恶法’作恶更可恶。看清宫剧时可以这样想：若严格执行大清的律法，其‘恶’的程度，比起皇帝、皇太后之类的‘第一把手’，拍案而起，喝令‘斩！’，可能会轻一些。对‘右派’、‘现行反革命’、彭德怀、刘少奇、遇罗克、张志新等等数百万人的‘斩’字令和数千万被批斗者的‘斗’字令是‘人’还是‘法’发出来的呢？”
侵权者：“是‘法’，无产阶级专政之‘法’，不叫法治吗？”
指责者：“那是‘恶法’。”
侵权者：“‘恶法’和‘良法’的区分标准是什么？谁说了算？”
指责者：“根据普世价值的标准。恶法罔顾人权，侵犯人权。”
侵权者：“我们说是依法治罪，你们说是侵犯人权，这官司又到哪里去打？”
指责者：“那就得判断你们的法是怎么制定出来的。‘良法’是代表多数人的意志而制定的，‘恶法’是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决定的。”
侵权者：“哪个国家的法是全体老百姓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制定出来的？”
指责者：“民主制度之法是由真正代表民意的少数人制定的，这少数人之所以能代表民意，是因为他们是在民意充份自由的前提下，以一人一票的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
侵权者：“这‘一人一票’就是民主？它就不能被控制，被操纵？”
指责者：“‘一人一票’的原则就是根源于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人类最根本的权利就是个人的权利。若有人能控制或操纵他人的选举权或被选举权，那就是侵犯人权的行为。以侵犯人权的手段侵犯个人的选举权从而控制立法权，从而制定出恶法以进一步侵犯人权，这是批着民主外衣的专制制度。”
侵权者：“你这话是站在资产阶级观点上说的。”
指责者：“我这是站在普世价值的立场上说的。普世价值主张每个人有按照自己的意志投票的权利。这权利无阶级性，是个人的天赋权利。”
侵权者：“凭什么个人权利那么重要？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
指责者：“个人利益以不侵犯集体利益为前提，当两者冲突时，个人有选择是否服从集体利益的选择权，只要他不侵犯集体内其它个体的权益。”
侵权者：“典型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
指责者：“自私自利而不损人利己，就没有违背‘孔八字’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专制者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民主主义者以‘孔八字’为做人行事的最低道德标准，同时勉励自己向‘孔四字’的方向努力 ━━ 仁者爱人。”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专制者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民主主义者以‘孔八字’为做人行事的最低道德标准，同时勉励自己向‘孔四字’的方向努力 ━━ 仁者爱人。”
儒学不是宗教，未能使中国人以之建立起信仰。是佛教带来了“因果报应”这功利性的，越来越脆弱的信仰。社会的人，没有宗教可以，但没有信仰则问题严重。可是，宗教是信仰的最好的附着物和寄生体。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宗教，若因此而长久地没有信仰，中国肯定是没有前途的。毛泽东时代强迫人民信仰马列毛主义，但结果是这信仰完全消亡了。于是，从九十年代起，信仰又被引导向爱国主义精神，但它不是起源于“孔八字”，很容易被误导向“为和外国人斗而斗”、“仇外”的“村野、市井的团伙激情”。只不过，在没有对外战争的情况下，这种激情总是难以激起巨浪，也难以持续。“和害国贼斗”的需要远远超过“和卖国贼斗”的需要。
不以爱民为核心的爱国是不可能持续恒久的，久之会出现“爱国疲劳”的症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使中国人对获得奥运、世博的举办权而热血沸腾，但开始举办以后，热情就开始衰退，到现在，留下的就只是“曾经做过”的历史痕迹了。原因就是，“举办奥运、世博”只是挣得一种面子而已，和“爱民”的联系并不密切。离开了“爱民”的“爱国”，终究会只是过眼云烟。尤其当民众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陷入水深火热时，“爱国主义”就会变得根本无效。别忘记，民众最要的是“利益”，维护正当利益是人权。统治者该做的是维护民众的人权，而不是以“主权”去忽悠民众，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人权。久之，是忽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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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怀着满腔的爱国主义激情，提出了“中国梦”的构想，其具体目标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显然，这复兴不只是要国家富强，还要人民幸福。相信他会同意“中国梦”包括“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民族复兴。硬件复兴可以用GDP复兴为指标，国家的富强主要依靠它。但是，人民的幸福仅仅是在丰衣足食这物质需求方面依靠GDP硬件提供，但人民还有精神方面的需求，这就需要“中国梦”中有某种软件提供。
如果“中国梦”没有软件而只有硬件，那就和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江泽民、胡锦涛的“大国崛起”没有什么区别。所要的都只是国家强大昌盛，人民丰衣足食这类由GDP决定的物质文明硬件。这一点其实自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的“梦”中就有了。“洋务运动”就是如此，追求的只是坚船利炮之类的物质硬件。
每一个时代，当权者和革命者，在硬件建设这一大方向上，分歧并不大，斗争就在于“谁掌权”和“如何掌权”这一软件问题上。满清政府扑灭“戊戌变法”；“四个现代化”容不得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
━━ 政治制度现代化”；“大国崛起”容不得刘晓波的“零八宪章”；“中国梦”也不允许“宪政梦”挤进来 ━━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在软件问题上的争执而导致的剧烈斗争。
━━ 政治制度现代化”；“大国崛起”容不得刘晓波的“零八宪章”；“中国梦”也不允许“宪政梦”挤进来 ━━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在软件问题上的争执而导致的剧烈斗争。
那么，以民族复兴为目标的“中国梦”的软件到底是什么？显然应该是精神文明，和GDP代表的物质文明相对应。在习近平的心目中，这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呢？猜测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马列毛主义
2、爱国主义
3、一党专政
4、宪政
5、文化复兴与信仰系统的建立，包括“孔孟二十二字”的推行。
以下分别讨论这五种可能性：
1、马列毛主义，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在理论上它已被证伪（见本书“《资本论》错得离谱”一节），在实践上已经失败。十月革命一百年未到，从苏联、东欧，到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失败的失败，蜕变的蜕变，千百万人的生命，亿万人的痛苦，没有换来一点成功的希望。不能再让它进入中国人的梦乡了。
2、爱国主义，不俱备作为精神文明目标的功能。“中国梦”中提到了爱国主义。但它只是一种情感，只能是产生“中国梦”的动力
━━ 因为只有俱备“爱中国”的情感，才会做“中国梦”。但动力显然不等于目标。爱国主义只是“中国梦”的动力而不是它要实现的目标。如果它是目标的话，则现在就已经实现了
━━ 绝大多数的中国公民和海外华人都爱中国，并且有些中国人爱国爱到整天价地在搜寻“卖国贼”，以突显他们比别人爱国。
━━ 因为只有俱备“爱中国”的情感，才会做“中国梦”。但动力显然不等于目标。爱国主义只是“中国梦”的动力而不是它要实现的目标。如果它是目标的话，则现在就已经实现了
━━ 绝大多数的中国公民和海外华人都爱中国，并且有些中国人爱国爱到整天价地在搜寻“卖国贼”，以突显他们比别人爱国。
3、一党专政，这是早就实现了的目标，已经不用作为“梦”来追求了。如果它的实现也算是民族复兴的话，那这复兴在1949年就实现了。中国人的未来梦大概不会就是如此吧！精神文明之中，包含有人的品格和行为文明，一党专政，应该说不是品格和行为文明的表现，而只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措施，因此不应该是“中国梦”的软件目标。
4、实行宪政制度则是品格和行为文明的表现，因此应该是“中国梦”软件的核心内容，但时机还不成熟，不可能迅速实现。从当权者到民众，都没有做好准备。孙中山提出的在宪政实现前要有一个“训政”阶段，是有道理的。但是，“梦”的意思就是努力的方向，《南周周刊》没有错。就算“实施宪政”还为期过早，因为宪政的严格定义是指西方来的那种定义，那么，“实施宪法
━━ 中国宪法”，也不行吗？作为法学博士的习近平，将“实施宪法”作为自己倡导的“中国梦”的软件部分，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没有法学博士不梦想实施宪法的。于是，左派就会发现习近平的法学博士身份是要他回归毛泽东路线的又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毛泽东反对法学，轻视博士，当然也反对和轻视法学博士。法学博士习近平，能接受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吗？
━━ 中国宪法”，也不行吗？作为法学博士的习近平，将“实施宪法”作为自己倡导的“中国梦”的软件部分，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没有法学博士不梦想实施宪法的。于是，左派就会发现习近平的法学博士身份是要他回归毛泽东路线的又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毛泽东反对法学，轻视博士，当然也反对和轻视法学博士。法学博士习近平，能接受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吗？
5、“文化复兴与信仰系统的建立”是“中国梦”所应有的精神文明的软件目标之一。中国文化曾经站上过世界的巅峰，因此它有复兴的资格。但复兴不是复旧，复兴一定要有创新。唐诗宋词、四大名着等等，只是过去的成就，现在再拿出来，当然算不上复兴。创新很难。毛时代有创新，那就是栽出了“党文艺之花”。栽花之时，拔除了所有的“毒草”、“野草”。可是，毛泽东一离世，所栽之花就迅速衰败枯死了，原因就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依靠权力支架支撑着才存活的，在自然土壤里无法生根。邓小平停止了对那支架的维持，以致原先的野花、毒草又抬头“泛滥”，把“党花”排挤了。后来，薄熙来在重庆搞了块试验田，又栽上了“红歌之花”，可就是无法自然生长，薄熙来不管了，它就又枯萎了。习近平若要实现文化复兴，唯一该做的就是“无为而治”。不去堵它，不搞言论箝制，听其自然发展，就行了。不必画蛇添足地去“推动”，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和其它文明不同，中国人从古代起就没有以宗教为支柱建立起的精神信仰作为行为的规范，而主要是以儒家倡导的“礼教”作为行为的守则。这“礼教”显得头绪纷繁，良莠并存，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孔十二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仁者爱人”。它是人类文明史上极为瑰丽的珍宝，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今天，应该赋予它以新的用途，那就是
━━ 作为全人类普世价值的衡量标准。在不以宗教为支柱的前提之下，创造出一种普适于全人类的信仰。使全人类惊喜地发现，没有宗教也能有信仰。这是“有中国特色的信仰”，结束了“中国人无信仰”的历史。并且，这信仰也是能被全人类接受的信仰，它使全人类找到了精神文明化的新的，更科学的灯塔。“中国梦”可用这种信仰作为自己的软件，作为实现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复兴的目标。
━━ 作为全人类普世价值的衡量标准。在不以宗教为支柱的前提之下，创造出一种普适于全人类的信仰。使全人类惊喜地发现，没有宗教也能有信仰。这是“有中国特色的信仰”，结束了“中国人无信仰”的历史。并且，这信仰也是能被全人类接受的信仰，它使全人类找到了精神文明化的新的，更科学的灯塔。“中国梦”可用这种信仰作为自己的软件，作为实现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复兴的目标。
除“孔十二字”之外，“孟十字”
━━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证明了中国是普世价值的发源地。“孔孟之道”虽然有糟粕，有垃圾，但上述“孔孟二十二字”，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就俱备了引领世界潮流的价值。发扬光大这“孔孟二十二字”，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复兴。中国梦”应该以之作为自己的软件，推广和发扬以人权理念为中心的普世价值。
━━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证明了中国是普世价值的发源地。“孔孟之道”虽然有糟粕，有垃圾，但上述“孔孟二十二字”，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就俱备了引领世界潮流的价值。发扬光大这“孔孟二十二字”，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复兴。中国梦”应该以之作为自己的软件，推广和发扬以人权理念为中心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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