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专机师"时念堂："9·13事件"后我怎么成了"林彪死党"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7期（浏览本期目录），原标题为“空军34师前师长时念堂回忆：给中央领导开专机那些年”



1964年，周恩来与时念堂在沈阳机场握手留念



时念堂，1927年生，1943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0月，时念堂从牡丹江航校毕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第一批飞行员，后在空军服役，曾任空军第34师师长






　　在家里待了三年，组织上给了一个结论“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我1943年当兵，一天没有离开过部队，结果给我算退休，连离休都不算，还从正师降到正团。直到今天这个结论也不了了之……


中国空军有一支神秘的部队，番号是空军34师，这个师承担着中央领导人的专机工作，常常被称为“专机师”。这支部队的飞行员，不但技术精良，并且政治可靠，可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飞行队伍，却在“9·13事件”中犯下了重大错误。

　　日前，本刊记者采访了时任空军34师师长时念堂，他从空军设立“专机”部队开始，就给领导人开飞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毅等中央领导都坐过他开的飞机。采访中，时老回忆了给中央领导开专机的那些年那些事。

　　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

　　我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那时候还不是苏联教员，而是日本教官。那些日本教员都是关东军战俘，经过我们的教育愿意留下来。当教员时，中国话说得不怎么好，但是都能听得懂。开始，我们非常恨日本鬼子，觉得鬼子没一个好东西。但是经过接触，发现这批日本人也追求进步，战争后期他们大多数都参与了日本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我们学飞行的时候飞的是日本教练机——日本战败后剩下的破烂“99高练”。为什么说是破烂呢？我记得日本教员带着我飞一个小转弯，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小转弯，造成的离心力很大，对飞机算是一种“考验”，第一回落地之后，中国教员把日本教员狠狠骂了一顿。因为这批教练机都是破破烂烂的飞机凑起来的，飞这种“花样”的动作很容易解体，摔了怎么办？当时中国飞行员数量极少，很金贵啊。

　　我1950年10月毕业，11月到长春集合。1951年1月，中国空军购买并改装了42架苏联的“伊尔-12” 高空运输机。从此我就开始飞“伊尔-12”。购买这批飞机主要是为了支援18军和平解放西藏。我们部队进藏运输比较困难，当时的民族政策是解放军进藏不能花人民币。所有物资如被服、粮食、饼干都靠空中运输，咱们的部队走到哪里，飞机就空投到哪里。

　　所谓高空运输机，现在看来升限太低了，爬上7000公尺都很困难。康定山口海拔7800米，所以飞康定山口就叫飞越天山，飞机只能从两山之间飞过去。我们开着飞机爬到云上往西一看，两个山口很清楚才敢进去，空投完赶快调头回来。如果天气不好，两个山口不清楚，或者云很低就不敢飞。我们部队出过事故，一架缴获美军的C46运输机，就在云雾中撞山了。

　　1953年春天，达赖来北京，我是机组人员。不过，达赖本人坐的是空34师师长胡萍开的那架飞机。那时候的运输机只能坐十几个人，随行人员近百人，只能一个机群，4－5架飞机。我记得飞机里头挺宽敞，都是沙发，比现在当然要简陋一点了，但是在当时是很高级的。那种飞机速度慢，时速只有220公里，还不如现在的高铁快。


　　在朝鲜一年半，执行中立国任务

　　1952年，我从四川调到北京，改装“伊尔-12”，到1953年才完成。我带了一个中队、六架飞机，到丹东待命，准备参加抗美援朝。可还没来得及入朝，朝鲜空军出事了，朝鲜一名飞行员驾机叛变投敌，飞到南朝鲜去了。连累我们进行整治检查、清理队伍，后来把六架减到四架，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教育。进了朝鲜没几天，朝鲜又有一架飞机叛变投敌。我们又受影响，四架飞机回来，重新整顿，人员也重新调配，飞行员的政治条件就要求更高了，四架飞机的机长是四个大队长。

　　我到朝鲜时已经停战了，我们主要执行中立国的任务。当时是五个中立国，印度、波兰、捷克、尼泊尔、土耳其。北边有五个口岸，南边有五个口岸，我们在朝鲜这边的口岸执行接送中立国人员、撤兵、撤回物资。当时还有一部分志愿军在朝鲜驻守，所以我们还负责运入物资。

　　1955年5月1日我回到北京，任“独三团”二大队大队长。那时，飞机有不少，但是比较杂。我记得有“安－2”、“安－45”这种小飞机，也有“里－2”这种中型运输机。“里－2”是咱们国家最早的专机，后来，使用“伊尔－24”当过专机，之后就是“伊尔－18”。这种飞机比较大，安全性也好，后来又增加了直升机。慢慢地一个团的编制就不成了，就改为空34师，下辖三个团（100、101、102团），一个团是三个大队。1960年，我当上独立团的副团长，1963年改为34师时我就是100团团长。专机主要都在100团。所谓“专机师”，其实是没有谁专门命名。因为我们执行的就是专机任务，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专机师”。

　　毛泽东请吃狗肉，实际是汪东兴陪我们吃

　　毛泽东最早坐过“里-2”，我是副机长。后来，有了“伊尔-24”，毛泽东也坐过。为什么毛泽东后来不坐飞机了呢？因为飞机总是有危险性，1958年以后，毛泽东不但是中国的领导人，还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不坐飞机，改坐专列。1959年开郑州会议时，毛泽东在专列上，请我和空34师师长胡萍一起吃了一顿狗肉。不过，其实我们没见到主席，是汪东兴作陪，但名义是主席请我们吃的。

　　林彪没有坐过我的飞机，他坐的“子爵号”是从英国买的，四台发动机，能坐50来人。这种英国飞机，人家早就淘汰了，因为航程短、容纳的人少，从商务角度来讲不赚钱。英国卖给巴基斯坦，咱们觉得这个飞机发动机在后面，噪音比较小，即便航程短，咱们当专机也就够了。

　　周恩来最爱吃四喜丸子

　　最常坐飞机的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周恩来穿梭于国内国外，总是坐我开的飞机。我记得1960年四五月份，从苏联进口的第一架大型飞机启用后，赶上周恩来访问印度。周恩来就成为第一个坐中国人自己的专机出国访问的领导人。坐咱自己的飞机，那心情肯定不一样。上了飞机以后，周恩来倒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可那些部长们，上来之后把鞋一脱，往沙发上一坐，得意得很。

　　周恩来非常亲切，尤其是对我们机组人员。不管多忙，只要是上了飞机，一定会先到机舱跟大家问候一下。他总是说：“你们好，受累了，谢谢。” 然后跟大家握握手。到了目的地降落以后，除非有外国人在下面欢迎，要不然他都先到前舱去跟大家告别一下，“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好好休息”，每次都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忙，常常在汽车上、飞机上吃饭。如果是在飞机上吃，那就是我负责给他带饭。在我印象里，周恩来最爱吃四喜丸子。

　　周恩来经常过来和我们攀谈，问我们飞机飞到哪个机场？今天天气怎么样？咱们要飞几个小时？然后他就回到机舱里看文件、批文件。总理太忙，太累，有时在飞机上睡一会儿。在距离飞机着陆还有十几分钟的时候，总理总会在飞机上洗漱一下。

　　刘少奇让“空姐”给王光美当临时秘书

　　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时，也经常坐飞机，他对我们也很亲切。1965年，刘少奇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之前几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亲自给我倒了一杯茶水，然后对我说：“这次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领导人的夫人都有女秘书，王光美同志没有单独的秘书，这样不太好”，刘少奇就和我商量，叫我们服务员就是现在的空姐，给她当临时秘书。刘少奇最后笑着问：“你看这个事情行不行啊？”我说怎么不行，在空中她们照常工作，到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就叫她们跟首长去。

　　那一次飞行是刘少奇第一次飞越雪山，他对我说，“飞到高山的时候告诉我，我要看看”，从巴基斯坦走的时候，飞过喜马拉雅山时，他果然到前舱来看风景。机舱前面视线最好，刘少奇就坐在机务人员的座位上，一点架子都没有。



　　朱德喜欢在驾驶舱看风景

　　朱德特别和气，一点架子也没有。庐山会议后，从庐山回北京，就是我开的飞机。朱德坐飞机有一个习惯，上了飞机他不喜欢在座位上坐着，而是喜欢和飞行员一起在前舱坐着看风景。起飞他不离开，落地时也不离开。我们飞到大别山上空，天气特别好，他就开始给我们讲战斗故事。

　　陈毅元帅是个爽快人，跟机组人员也是嘻嘻哈哈，给你起个外号、开个玩笑，常有的事儿。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有时候还邀请我们吃饭，饭桌上给我们介绍,“这是我老婆，这是我小女儿。”陈老总爱吃红烧肉，他夫人却不让他吃，有一次当面用筷子一打，把陈毅夹的肉打掉了，陈老总也不在乎，哈哈一笑就过去了。

　　“9·13事件”前后

　　“9·13事件”前，领导派我到了阿尔巴尼亚，9月9日晚上才回来，10日我按惯例休息一天，9月11日上午开了总结会。因为快要过国庆了，林彪在北戴河休养，随时可能回京，所以我们都做好飞的准备。我回来以后是礼拜六，立刻就送了一个训练计划，任务之前肯定要熟练飞行，这是11日。12日是一个礼拜天，放假了，到了12日的晚上就出事了。吴法宪电话打到我这里，询问“三叉戟为什么到了山海关”，我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知道这个情况。吴法宪说“你当师长怎么什么也不知道”，还批评了我一顿，我硬着头皮回答：“我确实不知道，我不会跟司令员说假话”。挂了电话，我第一时间拨通了胡萍的电话询问，胡萍说：“你告诉吴司令，飞机正常训练”，我就信以为真了。十几分钟后，我接到通知叫我赶快去指挥塔，我急急忙忙赶过去，一进去，吴法宪又把我批评一顿。“飞机走了你都不知道？”我说我确实不知道。

　　我个人也有一些错误。那天传达命令，“两点半以后禁航”。得到命令后，我就要去传达，一出门就碰到胡萍，胡萍是老师长，又是空军副参谋长，我就先给他报告。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脸特别的难看，一点表情都没有。随后，我拿起电话给作战科下命令，并告诉他们向沙河机场那边传达，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命令不准起飞”，作战科问南苑机场和西郊机场呢？我说我亲自传达。我本人就在西郊机场，我一说不就传达了嘛？可是南苑机场那边我一忙乎给忘了，结果有一架直升机跑了。这是我的责任。

　　被关了11年，生活待遇还不错

　　“9·13事件”后经过40来天的审查，专案组的人就把我弄到空军招待所学习班，实际上就是把我给关起来了。我一遍一遍地交代那些问题。专案组的人说我是背下来的口供，我反驳说，这不是背下来的，而是说了很多遍，当时发生的事情还能忘吗？从那以后就一直关着。不过，我还是干部待遇，住在疗养院，条件也都挺好。一人一间房，木地板、一个三屉桌、一把椅子、一张钢丝床，门口24小时都有站岗的，就这样待了七年。

　　1978年，我被弄到山西劳改农场，公安部一个处长宣布我是“林彪死党”，我说我怎么成了林彪死党的？我要申诉，他说申诉是你的权利。可是哪有说理的地方啊！虽是关着，但待遇还不错：三菜一汤，一个肉菜、两个素菜、一个汤、米饭、花卷、馒头。到了山西就更好了，专门有一个厨师给我做饭。那些管教干部没有把我当犯人。我现在想，关起来也可能坏事变好事，等于把你保护起来了，人家也没有逼供，也没有虐待你，生活上还比较优待。

　　直到1982年我才回来，在家里待了三年，组织上给了一个结论“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我1943年当兵，一天没有离开过部队，结果给我算退休，连离休都不算，还从正师降到正团。直到今天这个结论也不了了之。现在，我很坦然。脚正不怕鞋歪，咱没有做亏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