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瞎侃往事（五）
八十年代的北京
接着上次的侃往事，继续讲述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那些故事。那个年代，当年的教育体系灌输给人们的关于商业的概念是非常负面的。古时候因为物质生产逐渐发展，社会中的物质供应逐渐从自给自足发展到了有了剩余。有了超出自身需要的剩余物资，就有了用剩余物资去交换自己不生产的其他物资的需要，交换也逐步从最初的以物易物，逐步演变为通过作为等价物的货币进行交易，逐步过渡到了现代的商业，通过交易谋取相应的利差。早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为了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提出了类似于过去几乎所有农民起义共同的政治经济主张“均贫富”，并许诺给予大众脱离贫困，享受平等的机会。由于普罗大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出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基本照搬了那时苏联的一切，先是剥夺了农村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大众，然后又通过集体化从农民手中再次拿走了土地的所有权，并把农民死死地锁在了农村。在城里，通过公私合营及一系列运动，逐步剥夺了“资产阶级”的资产。尽管共产党宣称以实现“人人平等，最终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社会为目标”，可惜共产党的主要组成要么就是没有很多文化的农民、工人、军人，要么就是过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封建帝王思想、严格的等级观念，提着脑袋打天下，打下天下自然要坐天下，跟所谓“共产主义”没有任何相容性。于是以计划经济为导向，以强大的户籍制度强化城乡二元化，将农民固定在农村，城市市民固定在特定的城市区域，由政府掌握一切物资，工作、受教育机会的分配权。
那时的教育，灌输给大众的概念是“资本主义通过对资本的控制，在交换中实现对无产者的剥夺”，于是最好什么都是配给，在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商业套利行为被冠之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是写进法律的经济犯罪行为。至于本来许诺的“平等”则被新的三六九等取而代之。所有的国家干部都除了任命的职务之外被赋予一定的行政级别，不同行政级别除了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之外，还有和行政级别相关的所谓政治待遇。所谓政治待遇通常指对特定资讯的知情权。另外在一定级别以上，国家还会提供特别的生活资料的供给，比如说文革中弄得家喻户晓所谓“高干”就是特指行政十三级以上的干部，而地方政府的县长县委书记们通常都不会超过行政十九级的，过去在北京的中央机关，行政十三级通常都同时具有司局级或相应的职务，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司局级可以享受公家提供的小轿车服务和在家里安装电话；而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通常就会有资格享用公费提供的小汽车和司机，家政服务员，到专为“高干”开设的特供商店购物，到特设的高干俱乐部看电影、娱乐、健身。
老瞎因为同学朋友中有来自那样的所谓“高干”家庭，有机会见识过诸如某前政协副主席，某部副部长的住宅，那种宽大的住宅跟普通市民人均几平米的住宅的差别令人咂舌，特别是见识了北京坐落在养蜂夹道的高干俱乐部后才知道，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平等，只有严格严重的等级差别。即使拿今天中国普通农民的生活跟三十年前的高干们的生活比较都没有任何可比性。这种严重的不平等，就是中国社会中缺少平等平权概念的强大基础。这种不平等和一切依靠计划，严重与人性中最根本的趋利性相违背，也就造就了超级低下的劳动生产率，造就了严重的物资供应匮乏和经济衰退，改革开放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了，而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后，西方外国企业的领导人们花了很久都没搞明白为什么在中国一个国有工厂或者企业总会有人强调自己的企业是个什么什么行政级别的企业。这些老板们哪里知道这后面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啊？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最先兴旺的就是小商业市场，对钱敏感又没有其他出路的市民们率先摆起了小摊儿，毕竟做小摊贩需要资金、知识有限，很容易起步。那时小摊贩经营最多的是食品，水果，服装以及时尚装饰物。牛仔裤，特别是来自福建广东的仿名牌产品特别畅销，当年有名的牌子是什么“苹果牌”牛仔裤和现在的苹果电子产品无关，还有大量所谓出口转内销的服装，老瞎个子比较高，在国营商店很难买到合适的号型，在出口转内销的服装力里而很容易买到又便宜又合身的衣服，于是成了那里的忠实顾客。 那的电视台热播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以大家不熟悉的异国风情牢牢抓住了大家的眼球，里面男主角总戴着的墨镜成了年轻人竞相追捧的时尚。北京当时最著名的动物园摊贩市场有大量的这样的“蛤蟆镜”出售，那时的年轻人们买了这种蛤蟆镜后，特意保留着镜片上的小小的椭圆形商标以示正宗，形成了一时间很特别的风景。开始竞争又很少，胆子大的先行者很快就积累了他们的人生第一桶金。那时的小摊贩通常来自社会底层，多属于无业的城市贫民。在这些人中迅速产生了一批所谓“万元户”，在当时多数人平均月收入仅有几十或一百元左右月收入的情况下，这样大幅增加的收入可能性大大地刺激了各界的人士，于是有了一个当时非常时尚的说法：“下海”。这可不是真的到大海里如何如何，而是特指有工作的人士们进入商海谋求发展。有一段时间朋友们凑到一起就打听别人在做什么方面的生意，成立没成立公司？
那年代百废待兴，不仅仅多数人对如何经商没有什么基本概念，而且政府的法令法规也往往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抑制商业发展的道道。取得营业执照有非常严格的限制，通常最简单快捷的是注册为个体户。想要注册一家公司的话，问题就复杂起来了。那时在改革开放初期，私人是没有资格注册公司的，所有经营组织要么是国有的，要么是所谓集体所有制，任何人要想注册一家公司，不管是谁出资，哪怕是你个人投全部的资，要么选择注册成个体户，要么选择挂靠到某个国有机构或集体所有制的机构之下。那个年代，中国没有任何信用系统可用来查询一家商业机构的信用水平，选择商业合作伙伴不是依赖于以往的经验，就是靠查验该公司的注册资本和查询该公司的上级单位是谁。假如被发现是个体户的话，通常很多生意机会就会自然丧失，因为通常的概念认为，个体户是最没有信用，最不可靠的生意对象。假如生意对象的上级组织是一个有强大政府背景的机构，那时的生意场上通常会认为比较可信任，一旦有任何支付问题，有国家和政府做后盾，通常不会被赖账，尽管后来大家很快就发现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但至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全民经商”的热潮中，希望在商海中捞取一份利益的人们都尽量避免注册个体户经营执照，而是设法利用自己的所有人脉关系谋求一个相对妥当的国有机构或者集体所有制的机构作为挂靠上级单位来成立自己的公司。尽管人们以现在的观念反观那时的做法会认为谁会那么傻，自己建立一家公司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意归属于一个毫不相关的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制机构，为什么自己出钱给自己找一个控制自己的上级领导呢？问题是在那个时期，不那么做，几乎没有别的方式能开始一个生意。如今人们总听到“中国特色”这个词，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特色背后的真实含义，这里讲的这些千奇百怪的现象都是这个中国特色的一部分。
其实什么是所谓中国特色呢？就是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统治以后，发现重返市场经济是不得不的，但实践起来又非常的困难，花了几十年建立的国家统治体系从理论到实践到法律法规处处跟市场经济冲突。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从严重的濒于崩溃的经济中挽救中国，等待一切理论和法律法规重新完善以适应似乎能够救中国的市场经济，然后再谋求发展在那时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选项，于是才有的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尽管明眼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不论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说的是什么，但是经历了共产党的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都很明白什么可以讨论什么不可以说。特别是经过了这些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尽管中国经济得到了让世人瞩目的超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一系列其他的问题也迅速的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比如说政府官员的极度腐败，自然资源的迅速枯竭，自然环境的迅速恶化，人口红利被快速消费掉，民生基本需求未能得到满足而导致的民怨积累与爆发，等等等等。似乎这一切都不是中国领导层最关心的。最关心的仅仅是如何确保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以确保最高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只要确保了这一条，一切不合理或特殊的做法都可以包容在“中国特色”之下。
瞎扯了太多的政治，本想解释一下当年全民经商的背景和原因，越写越觉得偏离了主题，越写越觉得老瞎根本没能力用有限的篇幅说明白那段历史的背景。还是回到老瞎当年的故事吧。
当年老瞎和一群同为高校教师的朋友们一起也深深地被那种“全民经商”的热潮所影响，都觉得不能被落下了。不停地在一起讨论建立自己的生意的各种可能性，这些教师们有着各式各样的技术背景；比如机械，电气工程，化学工程，计算机软件工程，等等，没有一个是学商的。由于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显然不可能建立一个围绕特定产品的生产企业。最容易起步的依然是利用可能的人脉关系从事商品的倒买倒卖，也就是过去中国法律法律规定禁止的，非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不得通过商业交易套利。如有类似行为则被裁定为投机倒把—经济犯罪行为。不过那时所谓“投机倒把”已经被政府默许了。那时注册公司仍需要有所谓挂靠单位，并有一定数额的注册资金要求。所谓“注册资金”也是很“中国特色”的东西。至少在美国注册一个生意是没有此项要求的。一群大学教师尽管月收入不再属于社会最底层了，但也鲜有任何人有超过千元的存款。要凑足要求的注册资金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碰巧这圈朋友中有个人跟所谓中央的高干有某种联系。于是不得不启用这个关系了。这个关系是该朋友的母亲跟几个中国妇女联合会（简称中国妇联）的老太太领导是亲密的朋友。年轻一些的朋友们可能质疑跟妇联联络上有什么用啊？尽管那时中国妇联仅仅是界定为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组织，但是这个机构可是被中央政府定为有正部级行政级别的机构，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拨款。早期的中国妇联领导人均由中国的高级领导人的太太们或知名妇女出任。朋友的妈妈跟那几个中国妇联的头头们一提有一群高校青年教师打算响应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号召出来为改革开放做贡献，妇联的老太太们立即表示愿意出资出名义支持。不过老太太们提出要见一下出头组织的几个年轻高校教师以示慎重。于是见面的地点确定在了北京饭店一面吃饭一面商谈细节。
1983年的北京饭店是绝无仅有的几家涉外高级酒店。老瞎作为公司发起人之一跟另外两个朋友被邀请前往。那年代的涉外酒店是不对普通市民开放的，老瞎尽管路过过那个地方无数次，可从来没进去过。一是没任何原因去那里，二是那里的超高消费不是一个普通大学老师可能承受的。那是北京83年的初冬，人们都穿上了冬装，老瞎那时的冬装就是一件那年代常见的深蓝色制服棉袄，很土很普通。老瞎接到通知后，跟朋友们准备好了相关的筹备成立公司的文件，穿上每天都穿的旧制服棉袄，骑上自行车就去了。从任教的大学骑车到北京饭店大约要骑一个小时，提前五分钟赶到那里，停放好自行车，想也没想地就打算从酒店的正门进去，没想到，还没推门，一个穿制服门童伸手拦住了老瞎，一个冷冰冰的声音接着砸了过来：“你是谁呀？想干什么？！”老瞎赶紧掏出教师的工作证作为身份证明并且解释是应邀来北京饭店吃饭。门童一脸的轻蔑，不断地质疑什么人会在北京饭店请老瞎这样穷酸的高校教师吃饭？一系列问题都被这个门童以一种极不礼貌的，犹如审讯犯人方式一个接一个地提出。总之为了保证外宾和国家领导人们的安全，绝对不会轻易放老瞎进门的。那年代还没有什么手机，没办法联系到负责联络的那个朋友，在门口老瞎除了干着急无计可施。直到约定的时间过了大约15分钟，先到了的负责联络的朋友从酒店里面出来看见我还在门口，赶紧跟门童解释我们要去的包间号码，这才被放了进去。进了包间看到约见我们的几个中国妇联的四个老太太领导。一番寒暄，解释为什么迟到了。那是老瞎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那么高级的场所吃饭，七个人（四个老太太领导加上我们三个）在一个足够容纳15个客人的包间里享用美食，如同现在中国任何一个有些档次的餐馆的包间服务，不少于15个服务员出出进进地为我们七个人服务，老瞎的感觉跟《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受几乎完全一样。尽管食物菜品几乎都是老瞎过去没享用过的，不过注意力都放在了应付那几个老太太领导的问题了，两个多小时无数道菜品的午饭之后，居然老瞎不但没有吃饱，也几乎完全没记得吃了些什么。不过成功地说服了老太太们不仅仅同意把我们要成立的公司挂靠在中国妇联之下，还为我们无偿提供三十万人民币资金作为启动资金。赔了算中国妇联的，赚钱了算我们公司自己的。唯一限制条件是公司成员不得用这三十万为自己发工资。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公司的发起人们早在事前就决定了大家都不放弃各自大学的教职，各自利用自己的时间义务为公司工作，不在公司领取工资。
有了挂靠单位和资金，就可以注册公司了，大家为如何给公司起个名字犯了愁。妇联老太太们为公司出钱支持还有个条件，就是必须在公司名称里包含“妇女儿童福利”的字样。别看这些大学的穷酸教师们口袋里没有几个钱，也没有什么做成大事的特殊才能，要成立公司时起个名字的主意可多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给公司名字冠以中国什么什么，以示公司不是个局限于北京的小公司。不过查阅了工商局的规定后很快发现不是随便什么公司都可以冠以中国的，只有国有的所谓中央所属的企业才有资格在公司名称中冠以中国。另外那时新公司都愿意加入科技两个字，以示跟高科技的相关性，另外冠名以某某实业公司也是起名的时尚，以示本公司与皮包公司的区别。尽管我们要成立的公司就是个真正的皮包公司。最后还是定名为“北京市妇女儿童福利科技实业公司”。
公司成功注册后，朋友们还认认真真地庆贺了一下。庆贺中，大家为这个公司的名字好好大笑了一场。一群北京大老爷们儿攒了一家叫做“北京市妇女儿童福利科技实业公司”的企业，既没有科技也没有实业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北京倒爷”公司。忘记提到了公司地点。注册公司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有一个固定的办公经营场所，必须有电话和传真号码。由于发起人都工作在北京的海淀区，为了方便大家利用业余时间来公司工作，地点选择了位于北京北太平庄的一个工人俱乐部招待所。那个年代的招待所就是现在的廉价酒店或旅店（hotel），长期包租一个房间就有了公司地址，电话号码，买个传真机连上也就解决了传真号码的问题。长期包租还有特别优惠，如果没记错的话，一个标准间的月租金大约是三百元左右。没有中国妇联老太太们的支持绝对不是我们这些月薪不足一百元的高校教师支付得起的。
公司有了，可惜大家对做什么能发财仍然一筹莫展，现在的人们会问，不知道做什么成立公司干什么啊？问题是那个年代就是如此，牛毛般多的类似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有朋友拿来了一个从美国带回去的双人野营帐篷样品，于是大家就瞎想这也许是个机会，简单商量了一下，居然在没有任何订单的头绪下还是找厂家仿制，那可是很早期的“山寨”啊。
那时的中国，出口代工基本局限于浙江和福建，北京根本不存在相应的生产加工供应链。于是“山寨”帐篷的项目很快就无疾而终了，公司办公室逐渐因为无事可做慢慢变成了大家抽烟喝酒聊天的俱乐部。不过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朋友们就将触角放出去到各个角落，寻求可能的生意机会。那个年代物质仍然极度匮乏。机会遍地都是，利用公司名义倒买倒卖来自福建的走私电子产品几乎成了最时髦的生意，做法极为简单，利用任何一个信息“某某某有某某款收录音机多少台，单价多少，回扣要求若干”，去找可能的下家，可能接受的价格。把上下家连上就拿差价，因为不投入资金，几乎不承担任何风险，所以有钱赚就做，哪管什么利润率。于是大家竭尽全力去收集可能的生意信息。卖过收录音机，彩色电视，录像机，单放机，服装，等等。利润不多，除去开支，一年下来挣了十几万。
不过一年多后，由于这样的公司过多，尽管为活跃市场作出了一些贡献，但对政府的管理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挑战。那时本来没有很细化的法律规范贸易公司商业行为。因为改革后新的事物和现象越来越多，过去的法规不足以涵盖这些了，由于没有及时的新的立法。那时常常会发布一些新的规定代替法律。比如说那时有规定说要清理整顿公司，比如说公司负责人必须至少有一个人是专职的。经过商量，那时没有一个人愿意辞去教职专门经营公司。结果只能选择结束公司回归原点。还好没有赔钱，按各自贡献大小把结余分掉，还掉中国妇联的原始出资。一场闹剧就结束了。没记错的话，老瞎最后分了不到两千块钱，钱现在听起来不多，在当时可算是一笔巨款。
回想当年的这一段往事，老瞎经历了一段很特别的历史时期，也亲身体验了一下中国变革的一个很特别的过程，所经历的也侧面反映了社会中不平等，资源没有被公平的利用。这个过程也是特权被用来为少数人牟利的一个实例。另外那时通过清理整顿存留下来的少数公司凡是坚持到现在的，基本上都成了后来的上市大型公司。
老瞎侃往事到此告一段落。谢谢大家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