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琐记”，虽然信手写来，也还是有点顺序的，却只说了“衣、住、行”，跳过了“食”。不仅因为文革之“食”乏善可陈，且惨到不忍回顾的地步。今天的健壮男、丰满女，在那个时候算“胖子”；今天的“胖人”放在那会儿则是病人——肥胖病。因为，在新陈代谢正常的情况下，体重超出标准唯一的原因是摄入过多。而那是吃不上喝不上的十年啊。
口粮有定量。以首善之区北京为例，持城市户口的人，一切票证中最必需的两种是：粮本和副食本。每个月，拿着粮本到现在已经消失了的“粮店”领粮票。一般职员：男三十一斤半，女三十斤；重体力劳动者，粮票能发到三十五斤，听说有吃四十五斤定量的，令人艳羡。
可以想见，定量要靠精打细算、合理搭配、一家人中男女老少俱全以求动态平衡，才能果腹。所以，虽然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最高指示”，但仅作为运作各级专业运动队的基础理论；民间只在工间操、体育课上念一念。因为人们的体能和热量亟需保持，而非消耗。
看似党和政府充分了解民间饥苦，也在想方设法给百姓增加主食配给，可惜办法有限。这样的机会每年只有一次：卖红薯，一斤粮票买五斤！那时深秋时节，红薯长成、出土了。解放牌大卡车上摞着沉重的麻袋，开进北京的胡同。丰收啊，粮店放不下了，堆在开阔一点的地方发售。人们接到通知、奔走相告，几十上百的人排队购买，笑逐颜开。
然而，吃到饱与食欲被满足是不同步的。只要多吃，喝粥也能肚饱，平复食欲则非菜肉副食不办。体重多半与食欲成正比。“喝凉水都长肉”一语，起自我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配给的粮食按比例分为米、面和棒子面；副食则每个月每人只有两斤肉（回民不到此数），半斤花生油，每户两斤鸡蛋云云。香油嘛春节会有的，一家一两，小磨的哦。这些，都已经印在“副食本”的表格上了。
然而，偶遇特殊节点与民同乐的事情也有过。不知道中国与朝鲜谁先发明的，重要日子额外发放高级食品，以示庆祝。1972年初，北京市民出乎意料地吃到一顿对虾，凭“副食本”每户两只。事缘尼克松访华，意在让他知道知道：中国人民生活多么好。这种表达方式颇为费解：怎么让美国总统一行知道呢？难道责成周恩来在国宴上，抓住尼克松赞美中餐的机会，指着桌上的对虾告诉美国人：我们老百姓也吃这个，不信你问他。早已在旁伺候的托儿某服务员赶紧凑过来证实：“是啊是啊，昨天我们家是红烧了吃的。”中央领导真的相信，美国人对中国民众的生存状态一无所知吗？再说了：两只对虾，让老百姓领谁的情啊？
曾与朋友聚会，卡拉OK放到李春波的“知青歌”。歌中唱道“那时的饭比现在香，那时的水比现在甜。”座中一位没有经历过文革、幸运的年轻人道：“乡下的东西好吃，不用化肥、没有污染。”说得我等“老插”一愣。想想也是，一向丰衣足食、挑肥拣瘦的八零后，没法设想在那清汤寡水的年代，偶打牙祭，舌上的味蕾多么敏感。如今，我们再也找不到朵颐大快的感觉了。正其如此，用“那时的饭比现在香，那时的水比现在甜”形容上山下乡、粗茶淡饭的日子，多么传神、意味深长。但绝不在普希金所说“那过去的都变为可爱”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