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为了吃粮而致人口爆增的逆行性现象，恐为人类发展史上所仅见，实乃计划经济之必然。解放初期实行的战时供应体制，一切凭票凭证，有其不得已的原因；随即扩展为统购统销，又成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需要。他们顺势把生活所需限制在最低程度，勒紧腰带为经济建设积累资金。民众生活享受的欲望，则以政治信念约束限制起来——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结果证明：“抓革命”不能“促生产”。
国策如此，夫复何求？那些年，除去粮棉油都有专属票证之外，并为铝锅、毛纺制品等等印发了工业券。还不够，还有单项证券，如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等；家具，则立柜、书桌、书架……一种一票。连年货都是凭证的：每人半斤带壳的炒花生、二两瓜子云云。幸而那会儿讲究过“革命化的春节”；平时也是“先生产、后生活”。不然，过半数国家工作人员，怕要陷在设计、印制、发放这些票证的事情里面了吧？可是，那时政府工作的思路就是这样：一遇物资短缺，马上紧缩供给，此事驾轻就熟；而非发展生产，此事一筹莫展。
常言道：东方不明西方亮。动荡总会制造出不和谐的小角落。那时的“委托商店”（类似今天的当铺）聚集了大量的生活物资。大到各式家具，小到家用器具，不但一应俱全而且物美价廉，很多古董、舶来品、名牌货哦。因为，被抓的人工资停发，家人只能典当度日；下放的人，以为真的扎根农村，身上需要现钱；受到革命浪潮冲击，如抄家、住房被挤占、成为批判对象等等，生活方式和条件改变，许多东西都能与“封资修”挂钩，不能再留。只好送到委托商店寄卖。而这里，却是唯一不用票证，就能买到一切的地方。当然，升斗小民囊中羞涩，只能背着手在柜台前转转，暗暗咽下口水，说声“破旧东西，不值不值！”昂然离去。
如今回想，对于人民生活所需，看似中央心里有数。他们总把“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一语挂在嘴上。终于启发了民间的自助联想。本来国人动手能力就强。于是，缺钱少票的人们就地取材、比学赶帮，在工作时间、用公家的材料、设备，为自己打家具、盖小房，制作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单位领导其实也有同样的需要，并不认真阻止。社会风气，逐渐从热衷政治向生活享受转变。为后来的改革开放铺垫了社会基础。
历史学家被问到：人类历史上为什么战争不断时，多半会直揭谜底：“战争就是生产力。”意谓获取生产、生活资料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发动战争。多半为了国家。革命与之类似，特点在于参加是为自己捞、为一部分人捞。胜利硕果须以实物体现。正如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尾联道：“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革命取得了胜利，该论功行赏了。
做法之一是，“抄家物资”办过展览后犒劳有功之臣。狼多肉少，还是凭票。须得出身好、政治运动中表现突出者才能享此殊荣。我们住的机关宿舍，前后院子一共九户，只有一家符合相关标准。那家孩子多，有事动静大。但是他们的家长心里是有分寸的。知道此举属于趁火打劫、集体分赃。得到购买“抄家物资”票一事不宜张扬。一再制止不知轻重的孩子。但是已经晚了，或曰所得太值了，孩子们兴奋之情按捺不住。搬着象征性付了点钱的家具什物欢天喜地回来时，得意洋洋如数家珍：这个三块、那个五块……满操场的好东西啊。
至于票证引得群众之间矛盾丛生、干群关系恶化的事情就更多了，不提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