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可发展为金融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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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6日

社论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最近获得《欧洲货币》杂志今年度“最佳财长”荣衔。两年多前,尚达曼是第一位亚洲人受委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属下国际货币与金 融委员会主席,为该组织的董事会提供咨询。这些发展不仅是肯定了尚达曼的财经睿智,也反映了新加坡这个金融中心在国际上享有的地位。

《欧洲货币》指出,一些国家难以摆脱经济荣景与衰退的交替循环,而新加坡这城市国家则稳步晋升为高收入的国家,这凸显了不同经济思想的竞争。此外, 新加坡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在确保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有重大的切身利益,加上它在经济政策上没有感情的包袱,因此它最有条件发挥金融外交的角色。

乍听起来,这似乎像是蚍蜉撼大树,不自量力。虽然新加坡在人均国民所得上,排在全球前列,还超越了美国,但从经济实力而言,我们还是个很小的经济 体。然而,随着金融业在新加坡经济的比重上升,加上全球金融市场瞬息万变,在接下来的发展阶段,金融外交对新加坡的重要性,将不亚于传统的战略外交。

金融业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12%,雇用的人数占总劳动力的5.5%,而且是属于高收入的行业。新加坡目前是仅次于瑞士的全球第二大财富管理中 心,并在最近超越日本成为亚洲最大及全球第三大外汇交易中心。外来资金是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支柱。截至去年底,新加坡管理1.63万亿新元资产,其中约有八 成来自海外。此外,新加坡的亚元市场总资产也超过1万亿美元。瑞士中央银行最近选择在新加坡设立海外第一家分行,管理其亚洲货币的储备资产,意义尤为重 大,毕竟瑞士是全球最大的财富管理中心。此外,中国央行也委任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为人民币清算银行,从而推动新加坡发展为香港以外的另一个人民币岸外市 场。这些发展,充分反映了新加坡在金融业发挥的枢纽角色。

要更好地扮演金融枢纽的功能,我们必须在金融问题方面,有能力提出可行的真知灼见,以确保新加坡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在2008年的金 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在金融及银行条例方面,做了不少变革,而这些改变显然对新加坡这个金融中心的运作与利益,会有影响。例如,欧美国家最近通过严打跨境逃 税及避税,以增加税收。然而,非法逃税与合法避税只是一线之差,在欧美国家对付跨境逃税时,受影响的金融中心如新加坡,应该争取发言权,并在执行时,确保 相关国家进行有效的协调,以防止一些国家按兵不动而从中套利。

金融市场正当多事之秋,但这也是新加坡发展金融智库的契机。摆在眼前的课题是,美国联储局量化宽松政策如何有序地退市。联储局在金融危机后推出三轮 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流向新兴市场,推高了资产价格及货币币值,并促使投资者在低利率环境下,过度借贷。当联储局在5月份表示将缩减购买债券规模 后,美国资金马上大量回流,重创新兴经济体的股市及汇市。尚达曼在接受《欧洲货币》访问时就指出,联储局在退市时除了考虑美国的通胀率及就业率外,也应该 评估其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的冲击。否则,新兴市场经济崩盘,也会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尚达曼也在访问中强调,不论是先进国家或是新兴经济体,经济要持 续发展,就必须削减债务、放开管制及改革劳力市场。这些看法,逐渐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决金融问题的药方。

除了量化宽松政策退市问题外,全球经济的重新平衡、经济刺激与节约措施的先后次序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都将牵动市场。新加坡虽小,但在这些课题 上有切身利益,不能置之度外。新加坡建国初期适逢冷战时代,上一代领袖在战略外交上运筹帷幄,赢得了大国的尊重,从而争取到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发展经济。 新加坡目前已晋升第一世界,又是全球金融中心,在这个金融市场动荡的时代,它有必要在国际金融事务上出谋献策及争取话语权。新加坡一向是东西方的枢纽与中 介,在金融事务上,应该也有条件扮演同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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