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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无非是脑中的印记，可这印记藏在脑子里什么地方？我们如何确定脑海中万千事物的先后次序？
记忆中的玫，是一些碎片，是一张又一张的印象，他觉得他不会混淆它们的先后，每个事件，每个印象，都不会搞错。
那个漆黑的楼道口，是在他借给她那本蓝色封面的书之前，这千真万确。但那个匆匆走进楼道口的她，还不是最初的印象。那时玫已经二十五岁，黎二十六岁，只该算久别重逢。
他们小时候就认识了。可是在黎的记忆里，漆黑的楼道口总是执拗地占据最鲜明的位置，仿佛那才是最初的印象，宇宙是从那个时候爆炸出来的。
他从“芙蓉里餐馆”走出去，走上那座小铁桥，挂甲屯桥。
一只香烟盒规规矩矩地躺在桥栏杆上，是红色硬纸壳的包装，盒盖敞开着，里面是空的。这只空烟盒干净，光鲜，不知被谁放在生了锈的铁桥栏杆上。“就像是一场隆重的婚礼之后，被遗忘在河边的新娘。”这是玫用过的比喻。
大约有人曾趴在桥上，百无聊赖地抽烟，咳嗽，看桥下流水？可这桥下的水，已然烂成黑绿的颜色，飘泛着黄绿色的泡沫——那是浮游植物们浓稠的尸体——谁会站在桥上，伫立在扑鼻而来的沼气里抽烟？
烟盒被搁得规规矩矩的，与栏杆的边缘刻意保持着平行，是用心地摆上去的。主人或许是个刻板规矩的人。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也未可知，他找不着垃圾箱，却又不习惯于随手一扔了之。或者，这个人，走过桥上，抽出最后一只烟，无端地对手中精致的盒子生出怜惜之情。
这当然是个谜。
香烟盒一丝不苟地守在桥栏杆上，仿佛等待它的所有者再从自己口中取出一根烟。过往的行人，也因为它庄重的模样而不敢擅动。
穿过小铁桥，沿着小街走一段，就来到畅春园公园门口。公园的对面的住宅小区，也叫畅春园。他折进小区的门，在齐刷刷的两行白杨树中间穿行，听它们骚动的沙沙声，不知不觉就走到小区的后门。后门正对的是另一个小区，“蔚秀园”。进蔚秀园，迎面是一幢红砖修盖的粗糙的住宅楼，楼前种了一丛聊胜于无的细竹――它们在夏风里枯黄着，纤细着，稀落着。
等他把住宅楼抛在身后，小路的左侧竟赫然闪现一座荷塘。
荷塘里无水。荷叶病蔫蔫的，叶缘焦黄，一根根叶梗顶着叶子突兀地立在干涸的池底，模样好生尴尬。所有的荷叶都朝远离小路的方向倾斜过去，一副举步要逃的样子。
只有在水中，荷叶方能显出灵秀的本色，谁说不是呢。水遮住直溜溜的长梗和脚下的泥土，把荷叶连成一片，融为一体，又让她们摇曳生辉，再加上玲珑的花朵和稍稍伸出水面的倔强的花梗的点缀，就十全十美了。而现在连日的干旱把舞台和布景生生扯走，本应当被遮掩的一切都尽显无遗。昨夜的那场雨，看来不过是虚张声势。
畅春园、蔚秀园，都是美妙的名字，不能不联想到小桥流水雕梁画栋。它们也的确小桥过流水过雕梁过画栋过，有过美妙时光，而今连残山剩水都算不上了。只有这荷塘，草率的住宅楼和简陋的平房之间残存最后一丝气韵，已去日无多。
他想到涂门的桥和水，在自己的少年时代，在记忆里，也难得有美好的印象。古代诗人们不厌其烦地吟咏描摹过的那些景物，都被一层淡淡的臭味笼罩着。
涂门也是干燥的，夏天有灼人的阳光。他和玫躲在电影院高大围墙的影子里听夏蝉吱吱地聒噪。这声音分明是把人们内心的焦灼和烦闷直露地嘶喊出来。
电影院门口灰色的水泥台阶上满目尽是被践踏的冰棍纸；有的干脆粘在地面上，扫也扫不走；有的却被风刮得像孤魂野鬼、泥猪疥狗。
散完电影，从电影院里扫出的瓜子壳堆成一座座小山。这用口唇完成的巨大工程，向你展现一个无须解释的真理：电影院是建在舌尖上的。
八十年代，人们像狗一样恋着家，把单位的东西偷偷拿回家，又在家里大打出手。大人们互相盯住职称、级别和婚事，时不时严厉打击少年犯罪，拉网，送到新疆或者青海，或者干脆枪毙掉。
他和玫那时都还是中学生，还在相信电影里的东西在将来都会变成现实。
在那个重点中学，玫是唯一一个敢穿着那种短短的西裤上学的女孩。在初三毕业那阵子。只有她露着雪白的小腿和一部分大腿，在课桌板凳间招摇过市。他知道同学们不喜欢她这副打扮，他也一样。他简直都为这个恨她，但又不能不佩服她的胆量。
玫似乎故意跟这许多的目光作对，我行我素得令人发指。或者她根本不往心里去，只知道穿上短而白的裤子，以为一切很好？若是这样，她就不需要胆量了。恨意固然减去，佩服也不免打了折。
初中的玫，在他记忆里尽是这些片断。现在，他一度为她烦恼的短裤，却留给他最深的印象。她的脸，在记忆里越来越朦胧模糊，变得无从辨认。他只知道它很美，那是一个结论，跟它所从认定的事物一天天脱离开来，终于变成了无瓜葛。
她后来的青年时代的面容，与少年时的脸，已判然有别，自然还是很漂亮。两种面容，是用同一种怔怔的眼神联系在一起的。
他总是固执地回到她抽象的面容和醒目的短短的裤子。从这些印象出发，他偶尔会抵达记忆那幽深纵横的巷陌：他和她坐在解放电影院的阴影里，四周荡动着蝉的聒噪，遍地是被践踏的冰棍纸，还有一个老太太推着四四方方的冰棍箱像推着一座城池在他们面前过来过去。老太太不时揭开木头盖子，露出脏兮兮的棉被，揭开棉被，就有甜味的白气袅袅挣脱箱子的束缚。看着美妙的白气，那个所罗门的故事也不请自来。
老太太不时朝他们这边看上几眼，那样子，像是期盼，又仿佛根本不是。他不免会想：他们这样肩并肩坐着，在她眼里恐怕不会是无可指责的。
现在那目光也成了一个谜，不可能解开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个站在电影院门前的卖冰棍老人，会怎么看他们两个坐在电影院阴影里的学生。
当时的玫在勤勉地画那些水墨的山水，都是不可触及只可远观的空灵之物。那时他并不喜欢写意的中国画，他更喜欢逼真写实的、鲜艳的东西，他也喜欢印在画册里的法国印象派作品，什么莫奈啊、毕沙罗啊，德加啊，雷诺阿啊。总之，是那些赏心悦目，无须让脑子花费气力的东西。
进了高中，这些东西就被统统抛开了，因为没完没了的考试，也因为玫走了。再没有谁能借给他五光十色的画册。她去另一个地方念高中，一所美院的附中，开始画西洋画，先是水粉，然后是油画，不久就考上了美术学院。
高中的时候，他每天都一个人从电影院的阴影里走过。
他站在她兼做画室的住处看画时，都已经二十六岁了，她也二十五岁了。从那时起，或者更早，她就喜欢套一件白色的宽大的连衣裙，像孕妇穿的那种裙子，上头斑驳的都是洗不掉的油彩。起初她穿着画画，后来就穿着上街。她总是怔怔地望着什么，却又视而不见。
他们晚上坐在大排挡前吃宵夜，那身臃肿的白裙把她包裹起来，反射着路灯光，熠熠生辉。他会想起那些布娃娃，被包起来，陈列在商店橱窗的一个角落里等待出售。
他打开过这礼物，在她昏暗的斗室里，在油彩之间，时间骤然停滞，空间就此凝固，只有那些斑斓的颜色在他眼中明灭。等他们再度回到现实，发现那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短暂的变数，就好像一列火车过桥时的回响和轰鸣，似乎整个旅途的记忆都是这轰鸣和回响，但其实也就是一瞬间，在漫长的路途中微不足道。
从任何地方开始，都可抵达这些记忆。
他二十六岁，在N城的街上偶然看见她，却不敢相认，跟在她身后，一直跟到一处小区门口。他向门口小卖部的老头儿询问：有个姓“宇文”的女孩住在这里吗？
他打开冰箱，看到一块奶油蛋糕，眼前就出现玫二十五岁的面容，烛火，密密匝匝的二十五根细蜡烛把蛋糕打扮得像只圆梳子。
为什么一定要插二十五根？
她说就要这样，偏要这样，不这样不行。
于是他就任她埋着头兢兢业业地把一块蛋糕扎成森林。
他也能从一些词语直接抵达记忆。比如“虚与委蛇。”
她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他就说，这个词听起来摇曳多姿，不知是什么意思。
长江边上的N城，夏天燠热无比。他还记得她鼻尖上的汗，一粒粒细小的水珠，她拿着画笔顾不上擦，他看着它们，也不动手。
4
那些关于玫的印象，还可以追溯到他刚开始有记忆的年龄，五岁，或者四岁？甚至还可能更早。混沌初开，一切都是新的。
一小丛枣树，从白奶奶的泥屋墙根下萌发出来，嫩绿可喜，披一身阳光，每年都长高一些。据说他在草屋里住了两年多，离开时，已七岁。他长得快，但枣树更快，他七岁时，枣树已比他高许多了。玫在那儿住得更久——这个他是能肯定的。
米黄的甜蜜的枣花，躲在绿叶子中间，如果你不定睛去看，就察觉不到它们。直到有一天，圆圆的小枣子就如同掩饰不住的惊喜，满枝满枝桠到处都是，把你的心都填满了。
到第二年，开花的时候你就会着意观察。循着香气去找，总可以发现它们细碎的鹅黄的花絮。花香略有腥味，但非常好闻。蜜蜂钻进钻出，把透明的翅膀抖得嗡嗡作响。枣花的记忆，总是和蜜蜂的振翅声音合在一处，还有夏天尖亮如麦芒的阳光。他不会忘记蜜蜂停在枝头扭动腰肢的模样；毛茸茸的胸和精致的腹，美妙绝伦。他曾经捉了它们，一个个囚进空墨水瓶。他把手指伸进去触摸它们，遭了狠狠的一蜇，抽出的手马上肿起来，痛得像被切掉了一样。
白奶奶一边嗔怪，一边用药草的绿汁涂满他的手指，随后把蜜蜂一只只都放了。“都是精灵！”他记得她是这么说的。他听出了一种惶恐和敬畏，就再也不敢对它们下手。
后来，每当医生拿出细细的针头，他都吓得要命。
蜜蜂有一对怔怔的、忧郁的黑眼珠。
夏天最热的时候，黄豆大小的绿枣，同周围的叶子一样颜色，他喜欢细数一粒粒翡翠的珠子，畅想秋天它们将会长成的样子。
这些不起眼的绿豆子在他的热望中一日日充盈起来，终于长成聊人眼目的诱惑的果实，把树枝压得低低的。暴雨过后，饱满的枣儿落了一地，都还是一色碧青，就算滚在泥里依然生机勃勃。
如今他见到市场上售卖的青枣，总不免失望――满身赭红的斑点，像生了疮。若病的成熟。
枣，哪儿熟了，哪儿就烂掉。它们和苹果、梨子是不一样的。
至于干枣，已是全然不同的另一种东西。
在涂门，母亲每天煮几枚干枣，补血，治疗她的神经衰弱。煮出的枣，乌黑的、鼓囊囊的，一触即破。哪里还算是枣，分明是枣的尸体。
他还记得夏蝉像一群鱼，在树丫间倏忽游移，羽翅闪亮，翅上精致的脉络有如万花筒，脉络间起伏的声音如泣如诉。得啊~~得啊~~得啊~~得！如果没有它们，夏天就不成其为一个热闹的季节。
白奶奶并不是他亲奶奶，也不是玫的，但他们都叫她奶奶。
他记得白奶奶把他装进箩筐里，用一根绳子把他下放到几米深的红薯窖里去。他在地窖下面捡拾红薯。他说，满了！她就把他和箩筐拉上去。这种小小的历险，他至今历历在目。他还记得窖壁上粗糙的土和斜生的树根。树根像弯曲的蛇，不免让他感到害怕。他觉得自己下到了一个很深的地方，担当了很大的责任。奶奶从不让玫下窖，只有男孩子们有这个特权，这就更让他自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