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十八大”的召开与闭幕一样，这次的“三中全会”之前，各界人士又一次普遍看好，纷纷把心里的期望撰写成文。乍看上去就像大会秘书处开过“吹风会”，体贴地把突破性的改革政治体制、扩大市场经济等决议提前透露出来，免得“公报”一出，有人“过喜伤身”。然而，洋洋洒洒的“全体会议公报”政治部分照例了无新意，文从字顺却不知所云。放宽心的，唯有“特权阶层”中的一些人吧？“公报”的经济部分，则因语涉“开发性金融”颇显不俗。
党八股是有语法的
其实，中国的政治体制经“十一届三中全会”改了一下之后，就没有再动过。35年中，党完成了其向“特权阶层”的转变，巧妙地利用资本主义“养活”、延续了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凡事都要付代价。于是人们看到的是中共与民众“妥协和交换”的35年。但是，他们对于“封资修”的思潮在国内泛滥是无奈和不情愿的，容忍有限，几乎没有放过一个遏制、消音非“主旋律”的机会。逃脱了“潘多拉盒子”的“牛鬼蛇神”当然要冲击现存秩序和利益分配方式，政治体制再改动、再放宽，等于自废武功、不战而降。所以，回头翻阅历届党中央的大会、全会“公报”，针对民间期待的多党制，新闻出版自由，立法、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等全部诉求，字里行间一直就是一句话：政治体制改革到此为止！词同意异，中共术语“政治体制改革”，指的是行政管理、机构设置、运作程序的技术性调整。例如随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六项60条。
就近举一个例吧：新华社报导：今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诸如此类的话历届领导反复过多次。这里，御驾亲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之意有之；为名曰“问题”实为“灾难”承担责任、禅让贤能就完全没门儿了。
看来，阅读、理解“全会公报”之类党的文件，是有一定方法的。当你念到一连串令人耳热心跳的词汇时，千万别激动，回到句子开头的地方，那里一定有至少一个定语和限定词。比如这次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定义要加快发展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社会主义”，另外还有大前提，则是引起人们痛苦回忆和联想的文革式语言：“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云云。
中文的语言艺术，高深莫测、密布陷井。仅“偏正词组”一项，就常令望文生义、各取所需的人落进圈套。这招儿，为政治家的最爱之一。经查：偏正词组又称偏正短语，由修饰语和中心词语组成，结构成分间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如“恩怨”，中心词是“怨”；“祸福”，中心词是“祸”等等。既不对等，更非恩比怨大，福比祸多。这些字典辞书上查得到的，尚且有人理解错误。时代演进中出现的新 “偏正词组”，更加混淆视听。比如“一国两制”。中央政府的意思，“一国”是中心词、是前提，限制着“两制”；港人不查或曰感情蒙蔽，重“两制”大于“一国”，投入巨大的精力辩论这个新词的含义。不熟悉这样的句式和语序，就会带来本来可以避免的意外或失望。一直以来，有人“据理力争”地指出中央没有兑现某文件里的某项某条，许多是缘于对“党文化”的失察。
体制背水一战 措置决定成败
据说“三中全会”万众瞩目。我想，大家关心的点和面应该不同。热心政治的人大失所望，可谓遇人不淑；对经济方面有所期待者，人数可能更多，要求形而下之，能得实惠就好。经济是政治、社会、科学、文化等等一切的基础。当今之世，无论什么主义，都在推崇市场繁荣、公平分配。这事，无论姓资、姓社，都有过惨痛的教训。贫困与不满，引发的社会问题，曾经迫使欧美统治集团为了维护既得的利益，发展法制与民主；杰克·伦敦的长篇小说《铁蹄》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国瘠民穷，几致中国被“开除球籍”。及至官员人等尝到了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好处，想尽办法发展经济之“全党共识”，瞬间取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时代不同了，党员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每当中共宣布继续拼经济，地球人无不怀疑其坚定不移。
政治体制改革谈何容易。除去开放“党禁”，一党专政的极权体制怎么改、往哪里改？尤其是在积怨已久的中国。与“文革”相比，35年前的小改，已经大大削弱了中共的统治和威望，若是哪个侧面再有所松动，就等着看“呼拉拉似大厦倾”吧。事物的连带关系是遵从“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呀。因为有此政治风险，虽然胡耀邦、赵紫阳只想争取一点办事的灵活性，无意对党釜底抽薪，即不见容于老谋深算的元老们；社会上不受操控的群众组织，能不犁庭扫穴，以防哪天发生政治性转变。
经济体制内部调整幅度可能大一点。这个层面的科学成分、技术含量高于政治；只要掌控得牢，运作得好，就是对政权最可靠的保驾护航。至少在他们的帐本上，他们有基础、有经验、有办法，不至于让经济命脉旁落他人。所以，这次的“公报”大谈发展经济，而且是“市场经济”哦。有人道：经济的发展对政治是有要求乃至有制约功能的。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君不见，欧洲资产阶级就是从市场经济中生长出来，坐大之后向封建主义提出政权要求的？显然，中共的智囊团没有尸位素餐，没有忘记列宁、毛泽东关于借鉴历史经验的语录。为免养虎贻患、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打商品市场一出现，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就没放过手，政策一直往这里倾斜：让民营资本在辛苦多、风险大、利润薄的日用品、服务业里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去吧。
尽管如此，在提到经济、市场的地方，“公报”的撰写者都没有忘记冠以“社会主义”属性。过去，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属草创，没有什么成绩，名不正言不顺的，提到时不是羞羞答答、就是一带而过。现在不同了，中国经济今非昔比、有模有样；放眼望去，整个领域各个部分主次明确、关系清晰，功能齐全，已经以“模式”论了。“中国经济模式”则贵为“中国发展模式”最漂亮的一个侧面。很难否认的是，中国经济模式，至少到目前、至少在社会的主体人群中，评价与政治模式相反，乃至被人乐观其成------对政治兴趣索然是大有人在；对经济漠然视之的，打着灯笼也难找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余裕
共产党一直试图发展经济，过去的办法是“抓革命、促生产”，失败的很惨。现在他们知道“利用经济法则、尊重市场规律”了。但是，“社会主义”的“印把子”不能丢！赵紫阳时开始引进外资，实为“借本捞钱”；朱镕基时代整顿国企、开放民营，是抛包袱、卸责任；经过如此这般地韬光养晦，实力积蓄，到了江、李主政，国库已经充盈；学徒业已期满，知道撬动经济的杠杆是金融。于是开始在国家政治体制的支撑、指导下，大规模地在经济建设的各个主要行业，按既定规划投资放贷，推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有这样一个小自然段：“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中那个“核心”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指上述现行金融--经济体制而言。其余“市场”云云，都在这个背景/平台之下------这样一个主体是由政府规划出来的“市场”，看似能把产生具有政治势力、与政府分庭抗礼，乃至问鼎中南海的资本阶层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公报”发布几天来，评论家对“资源配置”之事献计献策、议论纷纷。好像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成问题，不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和前提。却不知，“党八股”看似乏味，有时深意就在其中呐。语焉不详，可能是保守天机；我们不知所云，有人可能会心一笑哦。这份“公报”反复强调的“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都与这句话直接相关。既然金融掌握在国家手里，生产靠金融推动，长期以来，民企得不到有力的金融支持，那么，“政府和市场”关系，就是政府如何通过金融/国企管理、左右、调控市场。顺理成章地结论大概是：目前看来，人们期待的、完全的、真正的商品市场经济，不是遥遥无期，实则根本不在人家的规划里。故曰：与政治体制改革相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呈技术性。
有关于此，前中国开发银行董事长、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去年九月的著作《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对理解、认识“中国经济模式”架构和运作方式，颇有帮助。
信贷资金财政化2.0
从各经济体在近些年几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中的表现上看，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令人刮目甚至艳羡。经济是一门科学，需要在实际运行中试验。如果我国的这种经济体制真的独树一帜，足以保障国计民生繁荣发展，有何不可？陈元的新书，通篇讲述他们如果让“开发性金融”的概念与方法，斡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它是政府的代表和工具，规定和限制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政府为市场制定规划，市场则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之。
经查：“开发性金融”一语，源于英文Development和Financing（发展，开发）。《开发性金融实践的理论总结》中说：“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发展。开发性金融是实现政府发展目标、弥补体制落后和市场失灵，有助于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增强竞争力的一种金融形式。开发性金融一般为政府拥有、赋权经营，具有国家信用，体现政府意志，把国家信用与市场原理特别是与资本市场原理有机结合起来。
开发性金融是国家金融，其目标是弥补体制落后和市场失灵，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开发性金融的运作具有以下主要特性：通过融资推动项目建设及其制度和市场建设：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市场业绩为支柱，信用建设为主线；以融资优势和政府组织协调优势相结合；通过实行政府机构债券和金融资产管理方式相结合，实现损益平衡。
从世界性的发展趋势看，开发性金融一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政策性金融初级阶段，开发性金融作为政府财政的延伸，以财政性手段弥补市场失灵。第二阶段是制度建设阶段，也是机构拉动阶段。开发性金融以国家信用参与经济运行，推动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第三阶段是作为市场主体参与运行。随着市场的充分发育，各类制度不断完善，国家信用与金融运行分离，经济运行完全纳入市场的轨道、框架，开发性金融也就完成基础制度建设的任务，作为市场主体参与运行。”
可见，中国的党和政府接受这个金融工具，多么顺理成章、手到擒来。据称：“开发性金融”不同于“政策性金融”。后者是把信贷资金财政化，前者是财政资金信贷化，即把财政资金用市场化的方法运作。这不就是“计划经济”时代“政策性金融”的升级版吗，增加了技术含量，讲究起效益来了；旨在纠正以往财政拨款的盲目性和执行中的种种笨拙与无知；在经济建设中，“去除愚昧、解放思想”，不只算政治帐了，让“钱生钱”才能持续发展云云。
“规划”乃“计划”之子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为陈著作序时说：“在中国，开发性金融脱胎于政策性金融。”陈元完全认同此说：“开发性金融是一种金融形态和金融方法，是中国国情下的产物。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以中长期投融资为手段，依托国家信用，通过市场化运作，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制约，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增强经济竞争力。其核心是通过银政合作，主动建设市场，把空白、缺失的市场逐渐培育成熟，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见该书“自序”）
陈元是陈云的哲嗣，继承了乃父的光辉事业，为党打理经济。陈云同志是“计划”大师，陈元先生则在著作中，反复提到“规划”，如“科学规划”、“规划先行”等。也曾专门解释过“规划”与“计划”不同。如2009年6月26日，陈元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做好科学发展规划 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文章：“规划不同于计划。规划是相对于事物的整体特征而言的，是指比较全面长远的发展计划，带有空间含义；而计划则侧重短期，是规划中的具体环节和具体内容。我国从1953年开始，共编制过十个五年计划，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2006年“十一五”开始，我国把计划变为规划，这一改变体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计划侧重于层层分解下达的指令性指标，主要靠行政手段来实现；而规划侧重于解决宏观性、战略性、长远性问题，提出指导性的思路和对策，主要靠经济手段来实现。规划也不同于策划。规划主要着眼于宏观领域，时间跨度长、选择空间小、变量少、操作技术成熟。策划主要根据短期内的多变量多情景制定预案，时间跨度小、变量多。规划与策划通常可以同时出现，互相渗透和转化，实现大的规划往往需要一系列的策划。”
又是语焉不详，一笔糊涂账。“计划经济”的产生和推行，有其时代背景和历史的无奈。时移世异，“计划经济”一语意近讽刺。唤作“规划”，强调区别，关键一点是一致而明确的：都是为现实政治需要、稳固现政权。
当年，实行“计划经济”才能顺利地实现统购统销、公私合营；才能“以钢为纲”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毛泽东才有财力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今，社会主义来到“初级阶段”，所需财力物力，就拜托“规划经济”了。“计划/规划”既然一脉相承，操盘者舍血亲其谁也？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一角
“三中全会公报”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国体向来是与经济体制相契合的。手握主要工农业部门和社会行业，执政高枕无忧。
为此，即便没有“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伟大箴言，也能轻而易举地另找一个说辞，把无论何人何地、姓甚名谁的经济工具拿来一用。于是，35年来，发展中国经济的方式方法非常多元，或曰无所不用其极。这其中，位居中坚的，当属国家开发银行最为青睐的“开发性金融”。 陈元说：“开行与商业银行最大的区别在于，商业银行是运用现有的市场，而开行在不断用融资建设新的市场。”首先是为政府建哦。陈元又说：什么叫“开发”银行？就是先做“开”路先锋，然后把市场培育成熟，它就“发”了，这就是“开发”，先“开”后“发”。国企和地方政府的经济“盘子”就是这样越做越大、越做越强的。
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的投资“规划”，囊括了能源、矿产、交通、制造、电信等“两基一支”（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中的全部门类。从政治层面上看，虽然经历了“改革、开放、搞活”的35年，政治与经济、与市场不但没有疏离，联系反而更加多重、多元、多样化了。1997年国家开发银行有资产3,811亿元，在各个行业执行“政府主导、规划先行、市场化操作”的“开发性金融”15年之后，2013时，該银行的已经坐拥七万亿了。可见其参与的领域之广，掌控的行业之多，主导的企业之大。
在2012年3月国开行“开发性金融致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建设”座谈会上，水利部部长陈雷说开发性金融：多年来坚持把水利作为重点支持行业；住建部副部长齐骥说：国开行积极支持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截至2011年底，贷款余额2136亿元，占全国同业份额61%；教育部部长助理林蕙青说：国开行长期以来支持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帮助数以百万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走入大学校园，贷款金额和受益学生均占全国总数的80%左右，是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主力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杨道喜说：国开行始终坚持“政府热点、雪中送炭”的方针，在支持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培育市场环境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等等。他们说完以后陈元说：当年将继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新增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余额1000亿元，发放水利建设贷款500亿元，新增助学贷款85亿元，支持家庭贫困学生170万人，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达到1300亿元……。这里顺便补充一句，“开发性金融”，还用于“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2005到2012年3月底，开行外汇贷款余额近2200亿美元。”
难怪陈元曾不无得意地说过：“开发性金融具有“顺境隐于市，逆境托举市”的强大力量和独特功能。它用政府信用稳定了市场信心……。”由此，人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角了吧？中国商品市场的实情如此，民企的活动舞台能有多大余地呢？
变量合力未可期
据说，西方国家的“开发性金融”都是政府干预、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与我们的区别是，欧美等国是市场成型、成熟在先，政府携“开发性金融”介入于后。意在扶持、补充私人资本和企业。在中国，商品市场尚在稚龄，“开发性金融”就挟风带电空降下来，代表党和政府，对懦弱的各行各业、地方经济进行规划。主次地位完全不同。离“凯恩斯主义”远，离“国家资本主义”近。因无前车之鉴，难以逆料其好景能有多长？
管理经济学家李惠彬曾撰《开发牲金融风险辅征及其控制》一文，指出：“开发性金融的历史使命和业务特点决定了其面临如下主要风险，(一)长期大额集中的信贷风险；(二)资产负债匹配的风险；(三)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四)担保抵押的风险；(五)借款主体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所造成的信贷风险。”
前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针对的就是这类质疑：“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还是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任何问题都不在话下”的口气，。我们也受过“公报”里提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记得其原理中有：任何事物都有不止一个发展方向，甚至会发生异化的条文哦。
《公报》里的马克斯、列宁、毛泽东都说过：“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适应时会怎么，不适应了将如何；真正的市场经济，不一定民富国强；一党专制，未必不繁荣兴旺。上层建筑中，社会意识、社会思潮、民间舆论可能会对政权性质发起挑战；经济基础里，资源占有不公，可能引发强力诉求。都不是技术性调整可以摆平的。
其实，把革命与改革、否定之否定，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会发现，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好坏、善恶，是非、对错，而是历史接力发展中一个一个阶段；内在的机制是变量多少、合力多大、方向朝哪里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