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杂记（七） 认识顾准

如果今天问我，当年跟随母亲下干校有什么收获？那我一定会说，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认识顾准。

    记得刚下去的时候，我们每天中午、晚上都到棉花仓库集中吃饭。在南北两排大通铺之间，人们用桌子两两并在一起摆成长长的一溜，每隔一段放一盏马灯。经济所全体职工加上家属将近300人，大家分坐在桌子两侧，场面蔚为壮观。
 

一次妈妈指着坐在斜对面的一个人低声说：“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曾先后两次被划成右派，文革后一直被隔离审查，临下干校时才得知夫人已自杀，孩子又都跟他断绝了的关系。他的心情坏极了，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那人一眼，只见他瘦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在那里默默地吃着。心想：这个伯伯好可怜啊……
 

　  对于右派，我并不感到陌生，家里亲戚当中就有好几个，母亲常带我去探望他们。她告诉我，右派因言而获罪，往往是一些性格耿直的好人。对于母亲帮助落难学者，更不感到意外。她是个仗义豪侠、乐于助人的人。记得文革初期，一次母亲听说造反派第二天要去抄孙冶方伯伯的家，赶紧跑到他家去报信儿。结果孙伯伯赶在抄家前夕转移了所有要紧的东西，躲过一劫。
 

自从母亲跟我谈到顾准伯伯，我开始注意他，发现他很少讲话，总是拼命干活儿。一次看见他一个人在那儿筛沙子，不停地挥动铁锨，干了很久很久…… 几年后，我们一起回忆干校生活，他说当时精神已濒临崩溃，是想通过拼命干活儿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
 

刚去干校时，整个气氛左得出奇。食堂伙食很差，每天不是萝卜熬白菜，就是白菜熬萝卜，非但见不到肉，甚至见不到一点儿油星儿。据说是因为有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两个月下来，人们渐渐撑不住了。董辅礽叔叔发牢骚说：“肉都让资产阶级吃了，无产阶级吃什么？！”幸好母亲有先见之明，带来不少奶粉、肉罐头等食品。她想到顾伯伯身体不好，一定需要营养补充，应该给他送一些吃的。可伯伯当时是监管对象，处境极为恶劣，时不时会挨斗，没人敢跟他说话，更别提给他送东西了。于是母亲让我去送。那时我十几岁，在大人眼里还是孩子，不引人注目。我趁大人出工时悄悄溜进棉花仓库，把奶粉等食品藏在顾伯伯的被子里。这时一个“老左”突然回宿舍取工具，他看见我满脸狐疑地问：“你在这儿做什么？”我怕他发现藏在被子里的东西，赶紧坐在顾伯伯的床上说在等一个小朋友，他这才走掉。
 

　　我怕伯伯不知情，打开被子时抖落那些食品被人发现，得想办法告诉他。我看到他在一处干活儿，就假装漫不经心地走过去，跟他擦身而过时低声说一句：“注意你的被子里有东西。”他心领神会点点头。做这件事时我紧张得要命，心都快跳出来了。完成任务后异常兴奋，感觉像是地下党在做接头工作。
 

一来二去慢慢熟了，没人的时候他也跟我聊聊天儿。当时社会上正盛行读书无用论。我生性贪玩儿，觉得从此以后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伯伯却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学习问题很严重。可是怎么学呢？他建议自学，说：“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过去没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于是我想办法找来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伯伯耐心地告诉我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我迈进一个崭新的世界。求知是多么美妙啊！我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不久之后，我们这些干校子弟被安排到当地公社中学借读。农村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受政治运动影响比城里少，教的东西深多了。干校子弟入学至少要“蹲”一级，否则跟不上进度，只有我一个人例外。
 

一天上午，我在棉花仓库里给同学讲数学。晚上顾伯伯对我说：“今天生病没出工，你讲的课我全听见了，能把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讲清楚很不容易。我也是从十几岁开始做小先生的，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人道是‘教学相长’，教书对自学很有帮助，能把学到的东西理得更清楚。”接着他又问我数学学到哪儿了，我说学到几何了，可惜没圆规，不好画图。他二话没说，打开自己的箱子，从里面翻出一个扁平的黑色皮盒。我打开一看：啊，藏青色天鹅绒衬里上，整齐地排列着各种不锈钢圆规和其他绘图工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制图仪，不敢接。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说：“你拿去用吧，用完后再还给我。”后来我才知道，顾伯伯的数学根底很深。下干校时他的行李很简单，却随身带着这套绘图工具，可见他对学问的执著。
 

几个月后，我们住进自己盖的席棚子。这种临时性住房十分简陋，八面透风，冬天冷得要命，只好生火取暖。“炉子”是用十几块砖搭成的，煤的质量又不好，火很容易灭。顾伯伯那时除了参加各种劳动外，还被指定照看炉子。我见没人的时候，就坐在炉火边跟他聊天儿。
 

伯伯不仅在学习方面指点我，他那刚直不阿的品格对我来说也是做人的楷模。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我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开别人的斗争会时，他总是拿个马扎，远远地坐在最后。一次另一个右派虽然自己多年来也是批斗对象，斗争别人时却坐在第一排，非常起劲地高声喊：“低头！低头！你要老实交代！”伯伯对此颇不以为然，事后说：“我看这样做大可不必。”
 

干校后期，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顾准伯伯和吴敬琏叔叔私下里读一些自己带的书。一次伯伯正在读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被刚好路过的军宣队吴参谋看见了。他大声训斥：“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你怎么能看这种书？！”伯伯只好把书收起。当时只准看六本书，都是一些对马列经典著作的注释。过了几天，顾伯伯拿着一本《“左派”幼稚病》辅导材料去问吴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吴参谋傻了眼，回答不出来。伯伯当众训了他一顿：“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代表后来知道这个人不好惹，只要一看见他，就远远地绕着走。①
 

那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新约全书）是顾伯伯于61年在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旧书摊儿上淘到的，上面有他的签名。这是他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的重要参考书。他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这本书作为遗物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大学堂，经过顾准伯伯的言传身教，我从一个混沌未开的少年逐渐成熟起来，人生观慢慢定型。可以说顾伯伯对我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72年10月，学部全体人员从干校返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把房子退了，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8号楼二层；顾伯伯有家不能回，也同住在这一层楼里。这是一个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
 

这是我和母亲跟顾伯伯接触最多的一段时期。他每天白天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写读书笔记，晚上经常跟我们聊天儿，谈他的思想、他的写作计划、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在我眼里，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右派”、“牛、鬼、蛇、神”，而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师长。我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生活，每次都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一次，他跟母亲开玩笑说：“咪咪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忏悔神父’了。”
 

今天如果让我写一个名单，列出对自己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那么排在首位的无疑是顾准。

 ①《顾准日记》，p.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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