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丕谈上海情况
看样子，刘丕也就三十岁出头，他身材瘦高，皮肤白皙，眉目清秀。从外貌和举止来看，有几分女性的特征。凡读过伏尼契的小说《牛虻》的人，看到刘丕，很容易联想到书中的男主人公亚瑟，即意大利佛洛伦萨那位哲学系大学生，也就是后来宁死不屈的牛虻。
刘丕从华东师大读研究生回来，这学期有他的课。他也许是中文系最有才气的青年教师，因为他这样年轻，就在全国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学评论文章。这些文章自然是运用新观念与新方法写出来的，诸如《小说视点的结构——功能分析》之类。一看题目，你马上就知道这是出自八十年代崛起的一批文学理论新秀之手。刘丕仅在本院学报社科版上，就已经发表了两篇这种学术论文。他的第三篇论文是谈我国当代文学的苦难意识。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新时期以控诉专制主义为主题的一批文学作品所做的分析解读。说白了，就是对最近十年中冒出的一些控诉共产党的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解读。在六四镇压之后，全国陷于新的恐怖时期，所有良知未泯的人文知识分子都陷于敢怒不敢言的时候，他这种文章自然在国内很难发出，因为任何一个主编在这个时候都要谨慎从事。你想，从40年代的延安整风开始，在半个多世纪里，有多少知识分子被整得妻离子散和家破人亡？凡是在体制内混饭吃的知识分子，在这种形势下，谁都知道，若不小心行事，弄不好会引火烧身，所以，谁也不会去干这种傻事。
刘丕自己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他说，写这篇文章时，还在上海，那会儿还没发生六四事件。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暂时要先放一放为好。形势变化以后还是能够见天日的。
我说，你写的文章，有些一读就懂，比如这篇谈当代文学中的苦难意识的；有些就很难读懂，如谈《小石潭》审美结构的那篇。
他说，有些文章，一旦读懂就麻烦了。所以，有些文章我是有意叫人看不懂的。我取的视角是从来没有人取过的。
我知道，一些文学才子对欧美现代派文学十分欣赏，在他们的文学创作或理论表述中，常常追求新奇和怪诞。作为一个在文化专制主义环境中长大的知识分子，我应取虚心和谨慎的态度，即使遇到才子的狂妄和傲慢，也没必要肝火躁动。
不过，我们很快把话题转到目前的形势上。
他说，我们这里和上海大不一样：那里大家是无所谓，照样各干各的；我们这里整天听到的是，这个要被整，那个要被整。说明我们这里人没见过大世面，心胸比较狭窄，经不起大风大浪。
显然，刘丕是文革时期诞生，没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整人运动，不知道在中国社会政治上整人的厉害，加上他是个习惯于采取旁观立场的超脱人物，自然难以理解目前某些将要被整的那些人的心情。
他说，中文系据说是“重灾区”，除了党总支书记以外，都上街了，也几乎都参加追悼会了。这次清查，系主任开会时一直沉默，始终没讲话。副主任介入得比较深，所以他忧心忡忡，像害了大病。他在会上发言，主要是解释、推脱，说是院长叫他陪着学生上街，以便保护学生；参加追悼会，是为了看看中文系哪些学生在参加组织活动等等……刘丕提到中文系的两个主任，正主任五十多岁，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平日沉默寡言，对中文系多数教师的反叛言论，他既不随声附和，也不向上汇报。而副主任呢，比主任小个头十岁，从他宽宽的脸上一双小眼睛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物。系里的人都知道，他内心深处一直期盼主任快点退休，好升任中文系一把手。可是没想到，风云突变，竟发生了六四事件。这样一来，弄得他吃不好，睡不好，就像刘丕所说，“忧心忡忡，像害了大病”。因为他最担心的是怕撤职，怕开除党籍。不过，我很想听听上海的情况，便问：
“上海华东师大的情况如何？”
他说，华东师大有个青年才子叫李劫，他像刘晓波一样，学潮中卷入得比较深，这次恐怕要被列入重点审查对象。李劫在今年初，发表过一篇谈毛泽东现象的文章，影响很大。弄不好，这次还可能清算他的学术观点。师大还有一个人物，也挺有名气，名叫宋耀良。这个人像王蒙一样老谋深算，不露声色。运动初期，他旁观等待，高潮时期，他给学生领袖出谋划策；一看形势要变，他赶忙见风转舵，去做劝阻工作。看来这个人是个当官的材料，品质极差。陈涌的表现就不一样，众所周知，他在五七年曾经被打成“右派”，平反以后，他在文艺理论上，属于思想僵化的保守派，一些文学青年和青年学者对他很有看法，有些人甚至对他说了一些不敬的话。可是，这次他不利用政治斗争来进行报复，不靠政治来整人，这就是人格高尚，令人尊敬。
我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陈涌、丁玲和姚雪垠这些作家，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平反以后，按理说，应该对专制主义有更深刻的认识；可是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他们却扮演了保守派的角色，真让人难以理解。
刘丕说，这说明毛泽东非常高明，他整一批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对他还感恩戴德。就像中国古代皇帝要砍某个大臣的头，这个大臣还要高呼“吾皇万岁，谢主隆恩！”。仔细想，这不是一回事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爱之处，也是他们的可悲之处。
谈到李泽厚，他说，有些人把李泽厚看成是当代的精神领袖，实际上，也很难说。他认为，李泽厚主要是受康德的影响较深，坚持的是人类本体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大段大段地抄台湾学者徐观复的论述，而不加注释和引号，这种作法就很让人瞧不起。我们国内一些青年的文化视野相当狭窄，对徐观复一无所知。当然，徐观复的著作在大陆也很难看到。因此，这些人读了李泽东的东西，就容易盲目崇拜他。
谈到广播中，刘晓波和候德健等人证实，天安门清场时确实没死人。刘丕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来解释、澄清，说明内心的虚弱和恐惧。一个人如果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就必然产生这种病态的心理。救治的办法是揭露事实真相，把不可告人的隐秘公诸于众。这才是消除恐惧的唯一方法。但虚弱又使他们不可能这样做，结果病根就除不了。
当晚，我到刘丕家去给妻子开病假证明，刘丕的妻子是位医生。谈起医生的工作，刘妻对自己的职业很不满意，她觉得自己选错了职业。她说，当年鲁迅本来也想从医，看到中国的国民素质那样低，他认识到，中国国民的身体再强壮，也无非是个看客，麻木不仁。现在中国的情况，比那个时候也好不了多少，除了青年学生和少数知识分子，真正觉醒的人又有多少？所以，与其治疗国民的身体，不如救治国民的灵魂。
刘丕听了妻子的话，笑了笑，说医生都像你这样想，我们这些好人生病怎么办？另外，你又没在高干病房，救治的多数是普通工人、农民、商人，没这些人也不行吧？
刘妻也笑了：“行了，我辩不赢你。”
想到刘丕讲的上海情况，我禁不住又问：上海的领导对这次学潮是怎么看的？他们是不是要开明些？
刘丕说，从我听到的议论中，上海市的领导人素质确实要高些。我想他们似乎已经意识到，这次学潮不是偶然的，而是经济改革走入困境以后，再不搞政治改革已经不行了。
我问，他们对学潮和六四事件怎么看？
刘丕说，朱熔基在六四以后，对北京发生的事情就有自己的看法。比如有一次在讲话中，他说北京发生的一切是事实，也是历史。历史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要纂改也是办不到的。
“那么江泽民的观点呢？”我又问。
刘丕说，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八个人发言表示拥护李鹏的五二Ｏ讲话，第九个是徐中玉发言。他说，我对李鹏总理的五二Ｏ讲话感到震惊和愤慨！然后就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陈述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接着，邓志伟等人也发言支持徐中玉的观点。徐中玉是上海作协主席，中国著名的文学教授。他的发言在香港报纸登了以后，影响很大。当时江泽民在场说，徐先生的意见讲得很好。可见江泽民在上海时并不那么左，当然，也不排除他这是一种策略。
“倘若是这样，”我说，“他对《世界经济导报》主编钦本立何以那样处理呢？”
刘丕说，在一次会上，江泽民曾经讲，他对《世界经济导报》是保护的。有三次导报遇到麻烦，都是他保护过了关。这次是钦本立先生不合作。大家想想，除了上海，导报在别的地方能够生存那么长的时间吗？
最后，刘丕说，中国的官僚资本已经形成，现在的官僚资本比国民党时期更厉害，积累财富的手段更卑鄙、更疯狂、也更无耻……
（1989年9月7日）
注：据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由高新撰写的《江泽民的权力之路》一书披露，江泽民在上海封杀《世界经济导报》事件，对北京的学潮客观上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五月初，赵紫阳访朝归国后，曾在政治局会议上就导报事件厉声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在场的江泽民胀红着脸，连半句辩解的话都没有。江泽民向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李瑞环讨主意，李建议他去找赵紫阳。江泽民回到上海后，听说赵紫阳在五四大会和亚银会议上的两次温和讲话在党内外反应较好，便赶紧托人向导报老板钦本立传话，希望双方能够互给对方一个台阶，但遭到钦老拒绝。（第145页）而六四以后，江泽民之所以能取代赵紫阳而成为中国第三代领导核心，则是由于陈云和李先念的赞成，最后是邓小平批准。（第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