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年轻党员夫妻的沮丧
六四镇压和清查运动后，人们不再关心政治，而是把心思放在柴米油盐和住房等等生活具体问题上。小鲁和小郑夫妻都是中共党员，先后从省高法和市团委调进我校任教。他们的孩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可是他们夫妻却和另一对年轻夫妻同住一套房内。而学院总务处长调走以后，却把自己住的学院职工宿舍让给自己的儿子住。这对年轻夫妻面对现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感到自己无能为力，陷于沮丧之中……
去年，中文系女教师小郑交给学报编辑部一篇论文稿，题目叫《清醒而真实地看取人生》，副题是“论赵树理创作的现实主义品格”。论题选得不错，但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总是要对大众进行瞒和骗。”
这种讲法对不对呢？在任何专制主义统治的社会里，没有新闻自由，统治阶级控制了宣传机器，为了维护其统治，必然要隐瞒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真相，另一方面则编造一些谎言来欺骗大众。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只有在当代的民主社会，通过新闻媒体，老百姓才有可能免于统治阶级的瞒和骗。所以，小郑文章开头的一句话，虽然说得并不错，但在中共专制体制下，作为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这句话肯定要修改。倘若原文照发，新闻出版局的审读员一旦发现，就有可能给编辑和作者都带来麻烦。弄不好，编辑部负责人还要写检查，受处分。
我打电话把小郑找到办公室，把她论文稿拿出来，指着第一句，问她这种写法行不行？她看了看，似乎不置可否。
“你这样写不怕别人抓辫子吗？”我问。
小郑是53年生人，文化大革命中长大。五十六十年代的文化专制主义给她留的印象并不很深，因为她当时还小。八十年代初，她从师大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高校。文革后，高校合格教师十分缺乏，学校为了培养年轻教师，就派她到华东师大助教班去进修。在华东师大，她广泛接触了一批有才气而又思想解放的专家学者，特别是一些青年才俊，这些人对她现代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启蒙，起了很大的作用。问题在于，在下边和好朋友闲聊，随便讲什么，已经没多大危险。有些犯忌的话偶尔传到领导耳朵中，尽管对自己的前途可能产生某种潜在的影响，但至少不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招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假若这些犯忌的话出现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白纸黑字，就很难说没有人出来抓辫子！可以说，在高校里，那些吃政治饭的人，一方面是出于嫉妒，恨不得把业务尖子都整下去，就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让所有业务人员服服帖帖听他们的吆喝；另一方面，那些吃政治饭的人为了升官发财，就练出一种非常灵敏的政治嗅觉，吃饱饭以后，专门找业务人员的岔子，特别是发现业务人员的所谓‘政治问题’，及时向党组织汇报，这样就可以证明他的政治觉悟高，党性强，和党一条心。这样的人，就会得到提拔和重用。所以，搞业务的人，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跌跟斗，倒大霉。再者，在新闻出版部门有一批专门审查学术期刊的所谓“审读员”，他们一旦发现期刊中有问题，也不会放过。
好在小郑是个虚心的女教师，加之平日我们彼此关系也不错。她就委托我把这篇论文中不妥之处，改一改。她说，我的课太多了，请你帮帮忙。
小郑的丈夫小鲁长得高大魁梧，一表人才。小鲁从部队转业到省高级法院，认识了小郑以后，两个人不久便结了婚。八十年代，小鲁调到小郑工作的高校，安排在纪委工作。小鲁的父亲是知识分子，经济学教授。但小鲁在文革中长大，高中的课程都没有很好地上完，便参军入了伍，在部队中入了党。调高校后，纪委的事情不多，他熟悉一下法律教材，经过申请，学院同意他给学生上法律课。
小鲁与小郑同在一个学校工作，结婚后有一个女儿已经上小学。但住房问题一直没完全解决。小郑说，我们夫妻是双职工，三口人，只住半套房子。你想想，和我们住在一起的马老师，他家也是双职工，三口人。两家人住在一套房子里，共用一个厨房，共用一个厕所，就是再好的朋友，也要发生矛盾。早晨起来，都争着用厨房，争着用厕所；还有，你家起早了，关门开门声音大了；我家睡晚了，开电视声音闹到人家了……所有这些互相影响、互相干扰，一天两天还可以凑合，时间长了，彼此怎么相处？他家两口子是老师，我们俩口子也是老师，你说四个人怎么备课？怎么能安心工作？学校不是没房子。总务处长调走以后，在新单位他明明得了一套新房，可是这边的房子就是不交学校，给他独生子一个人独占一套。这公平吗？对此学校领导不闻不问，长期不管。我们给领导提出来，领导开始说，工作做不通，没办法；再去找，说已经对总务处长的独生子加收了房租，这是不是官官相护？为了房子事情，我们夫妻曾经罢过课，但有什么用？领导的态度是，你愿意罢就罢，反正有你不多，没你也不少。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
小郑说，她很后悔由团市委调到高校。她说，她的同学，凡是到工商、税务、银行等单位，即使不当官，也有了一套一百平米左右的房子。银行的同学升了官，出差是坐飞机，出门有汽车，手机费公家报，平日奖金福利，比大学老师高得多。她说，我真是走错了路……
六四事件后，小郑说，现在还有什么希望？唯一的希望是把孩子培养出来，以后有机会让她出国。小郑的女儿刚刚在读小学，夫妻俩就花钱给女儿买了钢琴，花高价请辅导老师，决心让女儿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头两天，在政治学习时，我见小郑的丈夫小鲁坐在门外，低头不语，脸色显得比平日阴沉。小鲁平日虽然也不多言不多语，但脸色却不像现在这样子。下来我一问，才知道院党委停了他的课，原因是他在六四前曾经参加过一次教职工的示威游行。
我问他，学校那么多教职工都参加了游行，别人的课不停，为什么单单要停你的课？
他说，这我也不太清楚。纪委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通知我说，党委决定，让我先检查六四学潮时期的错误，暂时先不要给学生上课。回到家里，我想来想去，恐怕与我得罪过魏副院长有关。
“你怎么会得罪到他头上呢？”我问。
“你知道，魏副院长一直主管基建。头几年我受组织委托，去查行政大楼的基建投资，查出两万多元的超标款。魏副院长认为我不给面子，从那以后，见到我，就不再理我。我知道，他已经对我怀恨在心。这次，他是清查小组的核心领导，遇到这个机会，他当然要报复！”
小鲁叹了口气，接着说：现在一切都看透了——谁有权，谁就有真理；谁没有权，谁就没有真理。历史上，都是成者王，败者寇。当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上了井岗山，被蒋介石称为“流寇共匪”。经过长征，有了力量，打败了日本，最后把蒋介石赶到台湾。这时毛泽东就成了“人民的大救星”；蒋介石则成了“人民的公敌”。这次如果是赵紫阳把邓小平、李鹏、杨尚昆搞下去，那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关键时刻坚定地站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一边。就不是他们清查我们，而是依靠我们来清查他们了。历史就是这样。所以，小鲁说，我们目前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沉默、忍耐。他说，在无法战胜对手时，没必要去和对手较量。他认为五七年那些看出问题而不讲话的知识分子，就比那些看出问题提意见的知识分子要高明。他劝我少说话，不要和领导顶撞。有了房子，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保住工资，就行了。
听了他的一番感慨，我觉得小鲁在艰辛的日子里悟出的这些道理，也不是没有说服力。生活在强权即真理的社会里，人们只有善于保护自己，才能生存下去。当然，小鲁的生存哲学，严格来说，与青年学者周向阳、刘君山，以及陈宏涛是不同的，小鲁在严酷的现实中，找到的是被专家学者称为犬儒主义生存哲学？总之，这种哲学在中国大陆已经广为流行。
(1989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