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馆长的回归自我
在《徐馆长的心理变迁》(见《理想与信仰的破灭》第5节)一文里，我曾记述了徐馆长当时的恐惧心态。徐馆长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整人运动，深知一旦被整，那真是万劫不复，一个人似乎从人间一下子掉进地狱，人不人，鬼不鬼，连妻室儿女都要划清界限，那种痛苦谁能忍受？所以，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毛的整人运动吓破了胆；即使那些高级党政领导想到高岗，饶漱石的遭遇，想到彭德怀，周小舟、黄克诚、张闻天等人的冤枉，也无不心有余悸。所以，徐馆长当时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
出乎徐馆长的意料，这次清查运动和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整人运动，可以说是截然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时代变了，人心也变了。毛泽东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拥护共产党，听党的话，自觉自愿地跟共产党走。而八十年代末，特别是“六四”镇压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看透了共产党，统治者的威信已经彻底丧失。所以，这场清查是在失去民心的情况之下展开的，是在普遍的抵触情绪中进行的，这就注定了它绝不会取得成功，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无非是抓一批，关一批，偷偷杀一些，但要实现毛泽东时期那种精神威慑，让人服服帖帖地被控制，却很难做到了。
徐馆长紧张了一些日子，看到多数教职工都对清查运动抱着无所谓甚至反感情绪，他也就渐渐放心了。想到自己再过几年就退休了，孩子的工作已经有了，房子也有了，银行里的存款也够花了，还担心什么呢？所以，他见到我又开始抒发他的感慨了。
他说，我有个老同学，他在某学校图书馆工作。他们图书馆设计了一个表格，其中有一栏是，你最喜欢哪些作家？最喜欢哪些书？凡是来图书馆借阅图书和杂志的同学，都发一张给他们填。结果学生怎么填？他说，有不少学生填他们最喜欢的作家是刘宾雁、苏晓康、严家其、戴晴等人，还有写刘晓波的。最喜欢的书籍填的什么呢？他们填的是：我所喜欢的书都已经查封。本来要求填表人可以不属名，也可以属名。结果这样填的人都属上了自己的名字。你想想，这要在毛泽东时代，还了得？
他还告诉我，他有位过去的同事，“六四”以后去广州中山大学去看望她的女儿。这位同事在学校招待所住了一些日子。回来以后，他碰到我，讲了一些中山大学的情况。她说，中山大学的学生按上级要求，必须观看“平暴”录相《飘扬，共和国的旗帜》。她在那里也陪女儿一道去看，当学生看到学运领袖吾尔开希手持话筒，向听众演讲的画面时，马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另外，政府让学生和教师看的电影《百色起义》，学生看见电影里的蒋介石出场，也热烈鼓掌；看到邓小平出场，就起哄。你看现在的大学生是一种怎样的心态？
我说，听说武汉的大学生在看这些帮助他们洗脑的录相和电影时，也同样有这种现象。
徐馆长说，现在党的威信全部丧失，你说还有什么希望？
昨天中午，徐馆长碰到我，问我昨晚喝酒没有。我说我平日不喝酒，只有亲朋好友来了才陪着喝一杯。
徐馆长见我没反应过来，就提醒我：笨蛋，为了庆贺一下呀——我自己就喝了一杯！
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庆贺邓小平退休。
我说，邓小平虽然退下来了，实际上他一天不死，他那套极权主义独裁统治就仍然存在，六四的案也就翻不过来……
他说，虽然是这么回事，可是他在位与不在位大不一样：他在位，中央的事就必须样样向他请示汇报；他不在位，再出面指手划脚，就名不正，言不顺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便问他，昨天下午开紧急会议，是啥事？
徐馆长说，还有什么事？上级领导打招呼，邓小平退休，害怕学生用各种方式表示庆贺，要求各系领导和学生处负责人密切注意老师和学生的动向。
我说，这说明政府当局知道邓小平的形象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心目中已经非常糟糕；但他们不了解，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已经对政治不再关心，他们的爱国热情已经被浇灭，除了失望与憎恨，以及没法离开这个无民主可言的国家之外，他们心中已经没有一点激情。
徐馆长说，的确是这样。今天学生处处长碰到我，他说，昨天还好，学生表现得很平静，没有什么人表示高兴呀，庆贺呀，中央处理得也很好，很扎实。这次美国之音就没屁可放了！
我说，学生处处长这次可够左的，平日给学生上课，学生都不愿意听，学生要么迟到，要么早退。这样一个不称职的人，这次搞清查，他却是领导小组成员。运动结束，说不定他也会提一级哪。
徐馆长说，省委书记的爱人到计划干部管理学院去说，搞清查是自己找包袱背。她公开反对清查，她的讲话，使一些乘机而动的极左分子大为扫兴。
我问，你怎么知道的？
徐说，我有个同学，在计划干部管理学院当书记，是他亲口对我讲的。
我说，恐怕是省委书记的爱人只对领导班子少数领导人讲的话。
徐说，哪里，她是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副书记，在学院教职工大会上讲的。你想想，她是省委书记的爱人，莫非她会和省委书记不一个观点？这次，只有木头脑筋才会听风就是雨，跟着乱搞。但凡脑筋灵活一些的，谁不留一手？
我说，你的紧张和恐惧也灰飞烟灭了。
徐笑笑说，今非昔比了。
（1989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