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英语的小故事
最近中国在高考中降低了英语的评分。将来有可能在高考中完全取消英语。这势必会降低国人对英语教学的重视。不知道是否是由于中国经济成长之后，晚清心态复萌。我们这一代人都赶上过学英语大潮。这里回忆起大潮里的一些小故事。
我英语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1970年在干校，我们几个干校子弟，由于上课捣乱和挖农民的红薯烤着吃，被附近的农村中学开除。每天跟随大人一起干农活。父亲那时在干校食堂做饭。午饭和晚饭之间有一段空闲时间。有一天他把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召来，说要教我们英语和数学。父亲教了我们英文字母和简单的英文单词。我们觉得很新鲜，学习的积极性很高。当时的情景已经淡漠。但我仍然记得我和小伙伴躺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看着蓝天下云卷云舒，谈起知识和未来。朦胧地感觉到英语能够给我们开辟一个新的世界。
后来附近新建了一个高中。父亲和我一起骑自行车到那里报了名。新的高中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一朵奇葩，教的课程比较正规。课程取消工基和农基，设立数理化和英语。我由于有父亲教的一点底子，英文成绩很好。其他课成绩也都在前面。有一个在以前我的学校的老师也调到新学校里，惊奇地说：他以前是一个捣蛋鬼，什么时候成好学生了？
新学校里只上了一个学期，家就搬到了北京。当时北京还没有高中，我在家里待了半年。家里有一本英汉惯用语词典。上面引了很多英文原著的例句。我从中认识了很多西方名著和英文成语，比如“闯进瓷器店里的一条公牛”。我还尝试读家里的一本英文小说：《简爱》。靠着查字典，把第一页翻成了中文。错误当然不少，比如把 Mrs. Reed 译成了芦苇。
这时北京文革以来开始第一次恢复高中，我又回到了学校。入学考试，我的各门成绩都考得不错。高中的英语老师姓陈，是一个印尼华侨。对我很好。记得有一次考试时，有一题我答错了。她监考看见了，背着手一转身，手微微一摆。我知道答错了，改正过来。英语课当时是比较不被重视的课，课堂秩序比较乱。当时有河南省马振扶中学的女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中写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照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被批评跳河自杀一事。此事被当作修正主义回潮大肆批判后，英语课就更像赶集一样乱哄哄。后来文革结束，我分配回母校。陈老师已是英语教学组的组长。她多次到教务处要求把我分到英语组。但是我主动去了物理组。
插队回来，分配到外语学校学小语种。这所学校是为北京市中小学培养外语师资的。快毕业时，文革结束，中小学全部取消小语种。我开始听广播英语讲座，准备重新捡起英语。到78年高考，英语不计入总分。使用的是英语专业试卷。结果开考五分钟后，大部分考生都已交卷，教室变得空空如也。只有我一个人凭着听广播英语的底子连蒙带猜地答完了所有的题。我英语考了73分，已经超过了那年英语专业的口试分数线。
上大学后，由于我高考的英语成绩，英语免学。直接去学第二外语－日语。日语老师是由俄语改的。上课时只教语法，不教口语。教学水平和所选教材都很一般。我后来干脆就不去上课了。现在日语忘得干干净净。
英语广播讲座一直在听，并且开始看英文小说。我看过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阿瑟•黑利的《银行家》、《大饭店》、《航空港》。开始查字典较多，阅读速度慢。我选择一些情节性很强的小说，看到紧张处，顾不上查字典，根据上下文，半猜半蒙读下去。
在国内读研究生时，英语口语课的老师是一位老美，名叫司考特。他在中国学汉语，兼职教我们英语口语挣点银子。他的课很生动，使我们这些习惯了被满堂灌的学生耳目一新。在他的课上，我们首先感觉的是轻松愉快。没有课本，不用预习。也没有作业。学生和老师之间关系随便，距离很近。在轻松的气氛下，很多不敢开口的学生也结结巴巴地讲英语了。他给我们讲美国历史。每天上课提来一台便携的幻灯机，放他自己制作的幻灯片。从他的课上，我们学到了系统的形象化的美国历史，也对民主，自由，天赋人权有了认识。他的课一半时间是放幻灯，另一半时间是做游戏或各种活动。他教我们玩过许多美国游戏，比如PICTIONARY和SCAVENGE。PICTIONARY 是每组中一人抽一个英语单词，在黑板上画图，演示此词的意思，其他人根据画图的意思来猜此词，以最短时间猜出者为胜。SCAVENGE的玩法是分成几组，给每组发一个列着稀奇古怪的东西的单子，看哪一组找得最多最快。记得单子上有一个美国出版的美国地图。美国地图找得到，但是美国出版的却难找。其他组为此绞尽脑汁，遍寻无计。正好我父亲访美考察带回一本袖珍地图，被我带到学校，所以我们组就占了上风。胜利者的奖品是友谊商店的精美糕点。这种糕点当时在外面很难见到，味道好极了。
有一次，司考特把我们分成四组。每组发一包碎画报。看谁最快把碎片拼成图片。我们组拼到最后时，有几片怎么也拼不上。这时我偷眼看看邻组，他们也在颠来倒去地拼最后几片。我心中一动，过去一看，他们的那几片的图画和我们相近。就建议他们和我们交换彼此拼不上的碎片。果然，交换之后，我们两组同时拼好了图片，得了第一。而另外两个组，还在努力拼着那几片永远拼不上的碎片。游戏结束了。我们两个嬴了的小组一边吃着作为奖品的糕点，一边听司考特给全班讲什么是双赢；为什么有时候必须有两个冠军。
还有一次，司考特让我们每人都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能改变的话，中国的什么东西你最想改变?” 他自己举例说他不喜欢中国的京剧，尖声刺耳。其他同学也都说了某个东西或事物。轮到我时，我说我最想改变的是中国的历史。司考特哈哈大笑，说好，如果历史能够改变，也许中国现在就不是今天这样了。
司考特很风趣，他的课上总是笑声不断。他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去校医院去看病。在注射室里打针。校医院里很多护士看见美国人来看病，都很好奇，围在门口看。他就趴在床上大喊：“快来瞧，快来看，美国人的屁股，一毛钱，一大看。”
期末时，司考特让我们写一篇英文作文，谈谈上他的课的体会。我写的是我最深刻的认识–美国人的开拓精神。以前是开发西部，扩土拓疆。受到地域限制后，就发展为对月球和太空的探索。还有对未知的科学世界的开拓。意识形态上的开拓是把自由民主思想和制度推向全世界。这种开拓精神是美国强大的动力。中国文化缺少这种开拓精神，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这时开始准备出国，要考托福。当时流行补习班。我没有参加补习班。到五道口和八面槽的外文书店买了一些盗版的托福考试题。掐表做题自我训练。做完题对错误和疑难题复盘。分析错误的原因：概念性、逻辑性还是马虎。力求举一反三。后来这个方法我还用在对女儿的SAT训练上，她也没有上SAT补习班，但考试都几乎得了满分。托福最难的是听力。为了随时随地争取时间训练听力，我花了一百多元买了一个袖珍录音机。这是我三个月的工资。走路和骑车时都在听托福考试磁带。考托福是在玉泉路科大研究生院，报名的人很多，要提前一天去排队。熬夜排队的人很快就互相熟识了，互相吹牛侃山以度过漫长的秋夜。有一个出过国的公费生讲他在美国的经历。说起可以吃到扶墙出来的buffet饭馆、买东西用减价卷、街上捡家具、车库买便宜货。仿佛在听天方夜谭，至今印象犹深。托福考试结果下来，所幸过关，总算对得起几个月的突击训练、一百多元的投资和一宿不眠。
兜里装了35美元，乘中国民航到纽约，同机多是留学的国人，语言自不成问题。换乘泛美航班后，同座的是一对美国夫妇。他们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原来他们刚看到报纸上说中国大兴安岭大火，有很多人伤亡，表示关心。因此我在飞机上比比划划，结结巴巴和他们一路交谈。感觉美国人对路人都很友善。临别时，因为我独自第一次外交未辱使命，颇感兴奋，还送了他们一个小礼物。
到学校之后，我在校园里贴条，征集中英文互换学习。第一个响应的是一个美国老太太，名叫德列莎。她并不富裕，还在吃救济，但仍然在大学里修课。喜欢帮助外国学生，并买了一本大字典送我。她很认真地纠正我的发音。我则教她一些简单的中文会话。后来又和两个美国女大学生互换学习。其中一个菲律宾女孩，她选了大学的中文课。通过会话，聊天的方式, 我帮她补习她的中文课, 她教我英文。我们的话题很广，包括文化、历史、社会、宗教。她很不解地问我：中国人不信教，用什么来约束小孩呢？
这些互换学习对我的英语口语应该有所帮助。美国大学课堂听天书的感觉我很快就过去了。第一个学期后我就拿到了奖学金。一年后考过了博士资格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