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的名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传诵了两千年，近来不大有人再提。也许是时代变了，这个法子不适合商品社会，现在的商家，产品放在那儿，不事张扬就有人络绎不绝前来光顾的例子，好像还没听到过。
中国自古有讲“隐”的一派，避开尘世，隐居山野田园或遁入空门。理论上讲，不为人知才叫隐。但是，那些隐者名气却都很大，比如严子陵、陶渊明乃至民国时候的李叔同等人。看来，“隐”只是手段，“显”才是目的——“不言”是为了“成蹊”。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等于某种高超的宣传方式；用文言来讲，可能与老子的“将欲取之，固必予之”相当，可以说成“将欲显之，固必隐之”吧？
还有一种宣传自己的广告用反讽的办法，效果也很好。比如天津小吃里最出名的包子，居然叫做“狗不理”。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引申出来，惹人注意。那包子果然好吃，为快朵颐的人日日挤破门坎，没人深究包子铺招牌的含义。
“广而告之”不仅用于兜售商品，也有用作宣传法规信誉的。小时候看“战国的故事”，有一则大意是，一个向来令不行、禁不止的小国，忽然任用新人改行新法。为了让老百姓相信政府的诚意，他们在城门上贴了一纸告示，说是，这里地下放着一截木头，谁要是能把它从东门扛到西门去，就奖励谁一大笔钱。人们看时，那木桩子并不很大，两个城门间的距离也不远，都与那笔奖金不成比例，加上过去官家的信誉不好，久久没有人去碰那根木头。当最后终于有人扛走了木头、领到了赏钱的时候，新政倡导者的好名声才不胫而走。
我想，商业社会里人不能太清高。像郑桥题画竹诗中的一首道：“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今天不宜仿效。即使不是为了推销什么而牟利，有时为了澄清自己的理念、价值，也得善用“广告”这个公众习见的宣传手段，来纠正一些误解。
比如仙逝不久的文史大师钱锺书，“以生知之资，治困勉之学”，成就空前，却大半辈子不为民众所知。我们知道，一个学者的名声若不与他的造诣相当，一定不利他学术思想的传播。到了八十年代，有人意识到这件事，开始向社会介绍钱锺书。后来，钱氏之名妇孺皆知了。不想，因为宣传不得法，人们多半只知道钱锺书是《围城》的作者、笔调幽默的小说家。其实钱氏对自己的少作并不满意，他的主要著作是文史哲荟萃、中西学贯通的《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和《七缀集》等等。所以，有人说他虽名满天下，其实还很寂寞。就像一台最先进的计算机，却只被人用做游戏机，岂不可惜？
当然，要为钱锺书“正名”，不能采用大做商业广告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