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连续看到好几篇以思乡为主题的文章。作者之中,大陆和台湾的人士都有。年轻的时候,没有离开过家乡。读王维的《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知道是一种典雅﹑细腻的思乡之情,却毫无同感。中年迁居美国，新鲜劲儿过了，隐约有一种惆怅之情，不知从何而来，这里一切都很好呵！转念一想，才意识到，这不就是诗人们所谓“淡淡的乡愁”吗。
家乡的什么惹我们思念呢？很多很多。它一定包括了：早餐的豆浆和树上的脆枣，喜庆节日的庆祝场面和规矩，邻里亲友的古道热肠……如今﹐我们离开它们了，生活得更好了，但是若有所失。过去我们也搬过家，却没有这种感觉，现在是怎么了？
细想一想，这回搬得太远了，远到搬出了熏陶我们长大的文化圈。几十年养成的文化习性，渗透在我们的血液中，已经成了生理上的一种机能，一旦失了温煦，就会像烟瘾一样发作起来。所以，原已淡忘了的故乡琐事，才会常常油然升起在心头。因为，那一切有一个总称，叫做“文化气氛”。
一般意义上的思乡、乡愁，不会惹出怎样严重的后果。还有一种在国思乡，思其文化之乡的，就不同了。有的人虽未去国离家，但是突然间世道变了，虽然社会制度改善了，物质生活提高了，而新的社会与那个特定的、其人不可或离的时代和制度下的文化环境，大异其趣，也会引起他深深的乡愁——他失去了惬意自如于其间的家。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王国维，就是这样的人。
王国维有成就、有地位、有事做、有朋友，到处受人尊重。他却不看重这些，在任何人都无查觉的一天，他离开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到颐和园，投进昆明湖自尽了。这事本来是个谜，社会上做什么猜测的都有。直到与王同任清华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所做之《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发表了，王国维的死因才算有了定论。
陈作的大意是：“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因为那种文化，“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今，社会经济制度起了疾剧之变迁，“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其实，王国维早就说过，他的思想“在道光﹑咸丰之间”。只是，常人不像他那样，感时愤世，又重精神于物质，不能理解他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