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審意見
本文关注延安整风初期的一个相对不为人特别注意的部分: 1942年底-1943年初的西北局高干会，并对这一段历史进行系统和扎实的梳理，在目前已知的研究中，有一定新意。自从已故历史学家高华的名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问世后, 读者和学界基本接受了把毛泽东主导的延安整风看做一种有计划,有目的，多层面地步步推进，不择手段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运动的观点。固然，从总体来看，高华的论证基本可以说服读者，但是，把这一宏观的视角加之于全过程中的每一场具体的运动，把所有事件，过程全部看成毛泽东和康生的预先设计的阴谋，把运动的过火看成不可逆转的目的，让复杂和多面的历史呈现简化和目的论（teleology）倾向和阴谋论色彩，也掩盖了中共内部运作中出现过的一些温和的健康的方向，忽视了其他领导人的作用。正因为此, 我认为这篇关于西北局的高干会的论文是可以发表的, 因为它可以矫正过去的一些固有看法，而作者也表明是在针对高华著作中的一些“偏颇”的倾向。
正如作者指出的，边区系统的整风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由林伯渠，谢觉哉负责，任弼时，王稼祥等人参与，其目标含有几个层面：１，统一领导，反对自由主义，强调一元化领导（实为肯定高岗在西北的龙头地位，见文章第五页，作者应予以强调）；２，对极左路线迫害本地干部的“陕北肃反” 进行重新定性；３关于生产建设的具体政策的讨论。按作者的说法: 这次会议不但“解决了几大具体的问题，还体现出了良好的精神风貌。” 作者的结论认为，这次会议的内容是多面向的，它的成功得益于正确的组织程序和议事方式，上级组织的引导对良好的组织氛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其效果是正面的，并不仅仅是在“审干” 和 “反特”。
笔者对这篇论文的进一步修改提出以下参考意见供考虑:
建议作者把高华教授的观点和作者的质疑放在正文的引论和结论中，而非仅仅在脚注3中讨论，因为这样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提出观点鲜明的新论点，及更好的“contextualization.”
作者在试图理论化过程中对标题中“组织文化”的定义不明，或许“组织程序“更为准确? 假如把一次相对健康的地方性小型整风归因于某种总体性的“组织文化”，那么何以这种“组织文化”和良好的“上级引导”又制造了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大量的冤假错案？ 我们如何更好地阐释西北局高干会相对的温和气氛？笔者查阅了此文作者没有引述的，任弼时秘书师哲的自传《我的一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发现师哲的记述有一定参考价值: 师哲也承认这次会议 “平心静气”，“和风细雨”，同时强调 “任弼时自始至终领导此会。” 任弼时是中共领导层中相对温和的领导, 林伯渠，谢觉哉等党内老人更非激进份子，由这几个人主导的局部整风完全可能呈现和毛泽东，康生，刘少奇等人不同的风格。因此，笔者认为，一种似乎理想化的“组织文化”可能不是很好的阐释框架，真正原因可能在于，当党内有一部分相对温和，公正，个人野心不太强烈的领导人主导某个运动时，它可以在特定时间段和地点暂时呈现相对健康，温和，非激进的形态。那么, 为什么毛泽东不强力介入，把西北局高干会变得和审干，抓特务一样过激？师哲暗示说毛泽东因中央驻在延安而有一定权宜之计考虑：“对西北局的领导表示了尊重, 甚至很多的迁就。” （师哲页１５４）也就是说，毛泽东, 任弼时等人在运动的局部涉及西北局这一对中共中央的生死存亡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十分关键的地域时，采取了一种息事宁人的办法，不想激化矛盾，而上述三条的目标中的第三条看似不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其实反映了中央对西北局的重要期待：搞好生产建设。
西北局高干会固然大体和风细雨，也纠正了对待西北本地干部过左的历史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 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 康生专讲了锄奸问题 (本文提及这一报告但未深入)，说延安特务如麻，毛泽东也继康生以后，谈到了王实味的问题，其思维方式已经深受康生影响（师哲页１６０－１６２）。这表明，即使在西北局高干会期间，尤其是后期, 毛泽东和康生的激进倾向和措施也已经表露出来，只是它更多针对外来人员，似只知会西北本地干部，却不针对和施行于西北本地干部, 原因正如上述，有稳定和安抚西北，乃至“兔子不吃窝边草” 的想法。正是在这些因素影响下, 西北局高干会才允许了 “充分的讨论”，在具体操作上遵循了恰当的“组织程序“ 和 ”议事“ 方法,呈现作者所说的让“许多人都感到心情舒畅，心中豁亮” 的效果。
从时间来看, 西北局高干会的召开（1942年底-1943年初）在1941年9-10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张闻天作检讨之后， 而在康生主导的大规模审干（1943年4月，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205页）之前 ,把西北局高干会看做领导层整风和审干之间的一段地方性的运动,更有利于定位这场会议。
笔者以为,把西北局高干会的缘起，召开，涉及的诸多事项，会后效果和反馈进行集中和详尽的疏理是十分有价值的, 本文在这一点上也是成功的，所引原始资料也较为丰富（是否还应包括大陆以外出版的如张闻天秘书何方的著作？）把此一个案看成对高华著作的某种补充甚或修正也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在延安整风的全过程中何以西北局高干会相对温和，理性, 符合程序，没有“整人“，过后也颇受好评,作为 “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延安整风关系究竟该如何看待？对高干会的意义似乎单以”组织文化“来阐释仍显抽象，单薄，力度不够？是否我们可以改变角度，以此案例认为中共对问题的处理和政策的实行具有相当的弹性（resilience）---一手严厉打击外来者,一手安抚有特殊意义的西北？或者推论出党内并非完全铁板一块：温和的领导人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推行一定的温和措施，尤其在康生这类人介入之前? 又或者思考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微妙关系： 如高岗的初露头角？任何整风都必然涉及权威和人事问题。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假设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布局谋篇: 通过西北局高干会在西北地区确立了高岗的领导地位---所有的温和都是为了顺应和安抚高岗，而整个整风运动则在全党确立了刘少奇的地位。高刘暗中双峰并峙，矛盾在五十年代爆发就很合乎逻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