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早就高中毕业的我们，因着"文革"，被耽误了。到六八年的下半年，高中和初中六届学生，俗称"老三届"。怎么安置呢，总不能一直呆在学校搞"革命"吧。小学的学生也不能总呆在小学不升级吧，到年龄的孩子不能不上学吧。而老三届这庞大的学生队伍，哪有这么庞大的就业单位来安置他们。毛主席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想必早就考虑好了吧。否则怎么中央文革小组发文，报纸上号召，学校"革委会"动员，而且还发布了毛主席的"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一些学生激动了，一些学生在观望。
那时候学校里完全对立的两派在毛主席的指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发表以后，已经貌合神离的联合起来成立了校革委会。学校里的高音喇叭每天都在播放有关到农村可以大有作为的文章，革委会就派人隔三差五地去动员。许多学生就报名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奔赴了陕西的边远农村。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根本不想去农村，怕去了会在农村呆一辈子。而革委会里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一派的，碍着"同一战壕的战友"的面子，也不好意思到我家来动员。所以，大部分同学都走了，而我们几个老顽固，还守在学校。可是，万万没有想到，12月21还是22号，又发布了一条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从这条指示中，我看出了两层意思，一，上山下乡是非去不可了，二是未必在农村呆一辈子，再教育好了，可能就可以回城了。既然挺不过去，那就下吧。但是，可不能随学校去那些边远地区，要去，也要找西安市郊区。否则就是教育好了，要回西安可就难了。刚好，我姐姐有几个同学在郊区的小学当老师。想到这里，就赶快找我姐，让她帮我联系。嗨，还真找对了。她很快就帮我联系好了一个在西安郊区草滩公社一所小学当老师的同学，以极快的速度联系好了草滩公社的一个小队。是投亲靠友的名义去这个队，而且是三个名额。我就把一个名额给了高一时的一个同学庆。另一个名额给了我后来转的这所高中的同学英。
我和庆所在的这所学校离我家远，我为什么会分到这所学校，以后会随着另外的情节展开。
拿到队里同意接收的证明信，我和庆，就抓紧时间，办理各种手续，当时学校还给了20元的安置费，还有可以购买再生布和再生棉的证明。我和庆就匆匆忙忙的用这20元钱，购买所需的生活用品和再生布、再生棉，缝制被子和褥子以及枕头。
终于，一切办好了，户口也迁出了，也到了68年年底。可别小看这个年底，工作以后，调资正规以后，工龄可就从68年算了。尽管我们实际上到队里的时间是69年元月4号。英没有和我们一起办理，她说她自己办理。虽然英在我们到队里不几天，和几个"文革"中同一战壕的战友---西安冶院的几个大学生到我们队里看望过我，可她并没有到这个队插队。后来才知道，迫于当时的压力，她不得不把她的户口从原来的派出所迁出，但并没有落户到我们公社的派出所，而是装起了腰包户口。她比我们"聪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和庆也仿效她，装了一年多的腰包户口。但英的"聪明"，最后却害了她，因为她太不"识时务"，以至于她目前的境遇除了离开这个世界的五个同学，就她最惨了。好了，英的故事留待以后再叙。
69年元月4号，姐姐和她的几个男同学，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和我的行李送我到队里，庆的家在北郊，比我近多了，她两个弟弟也骑车把她送到了队里。前面已经有16个学生先我们而到队里，他们的住处已经安排好了，两个逃跑富农的院子，男女各占一个院子，没有我们的位置了。只好把我们俩安排到队长家，和她的女儿同睡一个大炕。
我们那个村子，农民大人和孩子150多人，知青就有18人。全是通过各种关系办的投亲靠友。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投亲靠友。我们也不例外。为什么队里会接受这么多的学生呢?是因为国家会给每一个学生拨240元的安置费到队里，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是8元，总共6个月，其它的费就归队里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生活。”在农村干了4个月，也就是四月底，我们知情放假回家过五一。我和其他三个高中女同学（包括英）以及文革中同一战壕的四个西安冶金学院的大哥哥一起乘火车到华山去玩。来去两天时间，那时候没有缆车，凭着我们的两条腿，把华山的几个峰全爬了。虽然观看了绮丽的美景，浩瀚的云海，挺拔峭立、无比壮观的山峰，可我们累的也实在够呛。勉强回到家，腿已经不能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