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结束的那场持续了整整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使得我们这一代人成了“多余的一代“，“失落的一代”。那场运动，对我们来说，不啻为一场空前的浩劫，一场历史的大悲剧！這场悲剧的演绎过程中，時而出現可笑又可悲的悲喜闹剧，當年的“病退“就是這样的一场闹剧。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廾二日，昏庸不堪的“最高指示“发表，嗣后所有的中小学学生“理论上”都将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甚至一些身患殘疾的青少年也被逼迫去了农村，我的一同学，跛脚，当时也去了江西。如此不人道的运动，当然受到社会公众，特别是家長父母的反对，于是，出台了本人称为“病退”政策的上山下乡补充政策。根据这条政策，无论是谁，上山下乡义不容辞，但身体有严重健康问題的知青可退回原藉。
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政策的宣传作用大于实际作用，有忽悠，搪塞百姓之虞。政策条文没有正式公佈过，对什么是“严重的健康问题“含混不清，语焉不详，留下了任人解释的余地。由于患哪些疾病可以病退不明确，全凭政府解释，平民百姓们往住无所适从。我有一个不错的朋友，是当地农村的一位医生，他也搞不清什么是“严重的健康问题”指的是什么？有一次，他对我说，患有肝肾综合症的人办病退该没有问题吧。他说得不错，只有半条命的人才算是有严重的健康问题。
當年我去过设在建国西路上的“徐汇区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区乡办”)，还未进门，就听到小院里面人生鼎沸，进去后，只見里面人头攒动，知青，还有不少头发花白的家长，排成又“粗”又長的隊伍，等待接見。不少人手里拿着各大医院的病历，脸上写满了焦急，无奈和悲哀，大家聚在一起交流，談的都是知青患什么样的疾病能病退回来。区乡办小楼内有几个“接待室“，每个接待室都有一个所谓的“接待員”，身前身后围满了人。我挤进人群，旁听了一会儿，記得当时的感觉是：这些接待人員不是来替人解决问題的，他们是来搪塞百姓，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
尽管如此，“病退“政策还是犹如久旱后的甘霖，给在农村一愁不展的知青带来一絲希望。不少知青想借此离开“上山下乡“的无边苦海，动起病退的脑筋来。
知青们跃跃欲试，企图在自已身上找出“严重的健康问題来，找不到或健康问题不夠严重，不少知青就另辟蹊径。那时，知青中流传着不少能使化验结果不正常的窍门，什么往尿样中滴血升高红血球啦，什么久站后去检查尿样能提高尿中的蛋白含量啦，什么接连几夜不睡，吃大量生大蒜能使肝功能检查结果不正常啦，等等。
這些方法不靠谱，搞不好會闹出大笑话来。有的知青往尿样里滴了太多血滴，结果尿检時红细胞满視野，连用七、八个“十“号还不夠；有的化验单只是一，二項指标高，其他的都正常，实在看不懂，还有的为证明自已有病，巴结，甚至行賄医生，等等，妙着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那时的我们，年轻力壮身体好，但不少人把这上帝贈于的礼物当作負担，反而希望生一场大病。我現在还清楚记得，某知青大声感叹要是他的一条腿断掉就好了。一些人自已虐待自己，结果真的弄出病来，痛苦一世，后悔一辈子。
无论知青用什么办法，知青办的人員以不变应付万变，对雪片般飞来的病历和化验单，不是吹毛疵就是一概否认。申请病退的人成千上万，但真正办成的没有几个。
今天的人，对三十多年前的我们为了“病退”而造假，甚至惜自虐和自殘，覺得不可理喻，不可理解。的确，没有经历过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的人，哪能理解那个年代带来的荒唐和痛苦。愿我们的梦魇永远不要重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