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讲话不准确）
6名政治局委员
张闻天 周恩来 支持毛泽东
博古 朱德 陈云 ？
毛泽东
（如果 王稼祥是委员 则 7名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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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 刘少奇 邓发 凯丰 （政治局 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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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参 刘伯承 总政 李富春
项英 留守江西， 张国焘 在川， 王明 在苏联 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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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 若是候补委员， 投了关键一票， ？
也许那时 候补委员 可以投票？
或者 王稼祥对促成遵义会议召开 和 会上发言 支持 毛泽东， 而造成了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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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 回忆 遵义会议及前后
伍的回忆 要点：
1 王稼祥是正式政治局委员
2 未提朱德 陈云 发言情况
3 未说表决 3：3 时 王稼祥投了决定性的一票
4 邓小平先是列席回忆，说会议中被选为秘书长 改为正式出席参加会议？？？（信不信由你～）
长征开始以后，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首先在领导层中，对于当时的军事指挥错误有议论，酝酿着不满。记得早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张闻天同志就曾对我说，李德这样指挥怎么行?这样能打胜仗吗?可见他也是早有意见的，他后来能支持毛主席并不是偶然的。但是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他当时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因为负过较重的伤，身体很不好，在长征的行军途中，只得每天坐担架，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在行军休息和宿营时，经常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问题。经过不断交淡，王稼祥同志赞成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随后他又同张闻天等同志交换了意见，大家都支持毛主席的主张。张闻天同志早对李德有意见，周恩来、朱德 同志本来就很尊重毛主席，当然也是支持的、加之党内军内普遍感觉到中央的军事路线有问题，所以在长征行军途中，已为后来的遵义会议作了思想准备，毛主席得到大家的支持并不是偶然的。王稼祥同志第一个促成了会议的召开，张闻天同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从酝酿准备到组织领导，李德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1935年1月，红军胜利攻占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公馆的小楼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陈云和朱德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分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他的翻译，也列席了会议。彭德怀和李卓然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会未开完就提前离开了。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队没有及时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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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过程中，因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日常事务，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会议前后共开了四五次。开会的具体日期，我的印象是在1月12日左右。1月15日有份电报说，彭德怀同志已回前方，会议仍在进行。遵义会议决议上印的日期是1月8日，我看很可能是1月18日之误。因为1月8日部队刚进遵义，中央领导机关1月9日才进城。还没有来得及召开会议，决议不会那么早就作出来。
会议开始还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一张长条桌子中间的位段上，别的参加者也不像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会议开了多次，各人的位置也就经常变动。会议的内容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重点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揭露了军事教条主义的危害。会议的主报告是博古作的，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路线作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一向谦虚，在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出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态度。
毛主席稍后作了重要发言。通常他总是先听听人家的意见怎么佯，等他一发言就几乎是带结论性的了。这次他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主席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5 I4 L) E$ k/ c7 ^1 S& E% n. t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张闻天和朱德同志也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也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他又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积极支持。别人的发言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严厉，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他曾写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军事路线。会议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确是王明路线的一员干将。他在会上实际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他基本是一言不发。聂荣臻同志长期与他共事，对他早就有所认识，那时就看出了他的毛病。别的同志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 V/ g. G- N: a- j
会上直接被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坐在他旁边，他完全像是处在被告席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把发言的内容一一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每次会议的时间都很长，前半段会议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人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把责任推到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毕竟是理不直，气不壮，没有说出什么东西。事后有人说他在会上发脾气，还把烤火盆也踢翻了，把桌子推翻了，这我没见到。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不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 m P# u4 t# l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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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结束下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领导，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撤离遵义以后，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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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党史资料 显示：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前 即为政治局委员
以下党史资料 显示：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前 即为政治局委员
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15日～18日在江西瑞金召开。全会决定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书记处书记为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博古（秦邦宪）为总书记，
秘书长为邓颖超，组织部长为李维汉，宣传部长为张闻天，军委主席为朱德。
政治局委员为 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王明、陈云、
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朱 德、毛泽东、顾作霖，
政治局候补委员为 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凯丰（何克全）。
全会补选王稼祥、凯丰（何克全）、朱 德、顾作霖、方志敏为中央委员，
增选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孔原为中央候补委员。
1935年1月15日～17日遵义会议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维汉为中央委员。
会后，2月5日，由张闻天替换博古（秦邦宪）总负责中央工作。
1936年10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为张闻天，
书记处书记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 古（秦邦宪），
政治局委员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朱德、任弼时、
张国焘、刘少奇、王稼祥、凯丰（何克全）、邓发，增补彭德怀为中央委员。
1937年12月9日～14日政治局会议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书记处书记。
中央决定集体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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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