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先生在鲁迅塑像前
萧军日记原件与排印本
“延安时代”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性无庸赘言，而其史料之缺页断篇、真假难辨也颇令人无奈。介绍延安方方面面的书籍文章虽称汗牛充栋，却多属云山雾罩的政治宣传；既如风行一时的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也在此列。有点研究价值的如当年苏联塔斯社延安特派员彼德·符拉吉米洛夫（孙平）、美国“延安观察组”成员等、长期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的外国人的相关著作，则嫌太“隔”。至于那些到此一游的边区访客，虽有立场比较超然、角度比较个人者，怎奈浮光掠影，失之表浅。文革以后，“延安老人”可以讲话了，回忆文章时见报端，细读仍有隔靴搔痒之感：毕竟，年淹代远，故事的真实度、完整性，不是从“记忆的筛子”遗漏过半；就是被变迁的时代、转变的立场，潜移默化偏离了本来面目。
终于，萧军的《延安日记1940-1945》在牛津香港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洋洋百万言的现场实录，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上述延安史料的遗漏、断档，纠正了许多偏颇。历史，是人的故事，身为作家的萧军，长于观察、分析人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记录需要深入，萧军长住边区，与“党人”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劳动；客观需要距离，萧军不是党员，他是共产党的朋友、客人，被“允许”以其个人为一方与中共来往、交涉、周旋；他以超越政党信条的理想主义，观察中共的政治事业；评人论事，则以深厚、广博的中西古今哲学、社会学、文艺学说为支点。举凡中共历史关键的那五年中，延安的政治、人物、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等许多侧面，都可以在这部日记中看到大量生动详实的第一手的资料。萧军回忆录《人与人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刊出过分日记，这里更全。
延安整风
整风会场与文件
党史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者高华，在“后记”中无奈地叹到：“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延安整风”，曾是中共禁忌的话题。文革中毛泽东本来是笑看“二月逆流”的，只因陈毅以“文革”比拟“延安整风”，致使毛泽东大怒。于是，我们知道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其特色，其做法被历次政治运动沿用。后来，针对“延安整风”的揭发、控诉，也都围绕着无端被怀疑、长期受打击的主题。然而，那次整风更深层次的悲剧则鲜为人知-----读了萧军的《延安日记》可知：“党人”大多怯于“坚持真理”、不能“实事求是”。为了解脱困境，他们自我批判不遗余力；一经胁迫即胡供乱咬、诬陷同志朋友……，搅得气更浊水更混。此等行径的直接后果，使党员与党的事业之间离心离德、党员与党员之间仇怨暗结，对于党风和社会风气、行为方式的影响至为深远。
萧军日记中，初始提到“整风运动”正式开展，大约在1943年2月25日（下卷P45，以下所有引用的页数，均出自牛津香港版之《萧军 延安日记1940-1945》）：“文抗在开讨论宗派主义大会，每个人全在发言，说自己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他们却不能勇于举出实例来。”响应号召是“党性强”的体现。但是他们没想到：他们相信党、维护党，党却并不领情。领导整风的“学委会”一看，既然唾面自干，肯定心里有鬼！加码、再干！为严肃气氛，各单位的运动封闭进行（下卷P78）。此举施于本性懦弱的文化人，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4月9日：参加杨家岭特务反省大会，……这是个特务自白的会，一共五个青年人，一个青年女人。” （下卷P81）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都有。主持其事的是任弼时、康生和刘少奇。（下卷P82）从此，运动进入“肃反”，特务大批涌现，罪行则无奇不有、证据确凿。如工业局长，使边区损失两千多万，政府秘书，借参加舞会绘制王家坪的地图；还有特意来延安熟悉生活习惯和术语的变节工人等等，不一而足（下卷P86）。
在1943年7月27日“抢救结束大会”上，“李富春报告直属十余个机关关于十二天抢救中，共抢救了二百六十人。最多的是中央招待所（九十一名），其次是中央医院（八十一名）。”（下卷P192）大会开得热烈而煽情，看似人们以“落水”为荣了：“趁了这机会，他们竟得到了三百六十人自愿坦白的条子。……这一千多共产党人中怀着两条心、三条心、半条心……的人，竟占了三分之二！”（下卷P193）敌特分子现身说法的大会经常召开，“日记”时有记述，故事量大且繁、具体而微。特务之所以会暴露，不乏：“一起工作的人提供材料”。（下卷P165）
所以，也有不祥之兆向萧军袭来：“陈云给招待所信中在我的名字下面连‘同志’两个字全没加”。（下卷P95）却原来，“康生在大会上说有人过去曾替王实味辩护过，招待所的人们就说这‘有人’是我了。”（下卷P184）；更有“黑丁在坦白大会上曾指我为日本特务，并说敢于我对证。”（下卷P459）还“从阅读雪苇的材料中，知道三部有人报告，把我，罗烽，舒群全算为‘特务’了，雪苇并肯定我和丁玲组织了反‘党’的活动”。（下卷P564）（后来，雪苇向萧军表示了惭愧-----下卷P571）：“抢救时……全要咬我一口来滋补自己”的还颇有些人，而且都是萧军的东北老乡、朋友、同事。以致一度“去街上买物，据说组织部已经注意了，从此我知道他们对我似乎还在作一种无谓的‘怀疑’和监视”。（下卷P255。按：当年被派去“侦查”萧军的社会部干部、解放后官至边防保卫总局局长的慕丰韵，曾为文专述此事）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蕭軍於延安東山窯洞（1945年）
至于经过肃反和复查等阶段，延安到底有没有日寇、国民党的派遣特务？有多少敌特？朝野人士好像从来没有具体的交待。倒是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抢救运动”因过于严酷而被毛泽东叫停，并向受害者鞠躬道歉；或曰毛开大会，向与会的受害者敬礼，还说：你们不原谅，我的手就不放下来云云。一路追述“整风运动”的“萧军日记”中相关的记载是这样的：“闫达开传达毛泽东关于抢救时犯的错误报告：1.在国民党调统局登记领薪水的特务在边区有六百七十余人。2.政治问题的种类：特务、叛徒、自首、党派。……4 .抢救运动中缺乏：调查研究，个别对待，以至犯了‘左’的错误。但政治路线是无错的，一贯的。有获得，消灭了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倾向。”（下卷P542）所以，紧接“抢救运动”的是“复审”，又搞了两个阶段，历时经年。其间，还是一样的坦白交待，逼死逼疯。每个故事都足令人胆寒。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被整者多半有过失态、不妥之举，不敢面对同事、朋友和战友。心里的酸痛苦楚又需要倾泄，于是纷纷来找未卷入此事、全身而又清白的萧军。诸人的诉说给萧军的印象，并非如中央所说：队伍更纯洁、“党人”更坚硬了。“此次共产党的信誉，在知识分子中降落得甚为可悲，离心离德已经成了每一个知识分子党员---除开那些拍马者---心中的暗礁，只要遇到革命低潮时，它们一定要显露出来。”（下卷P657）“共产党此次‘抢救’削尽了一个作为人底尊严，一个作为党员的尊严---逼迫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奸细、堕落、无耻的行为等---这也是堕落了它自己的尊严，以至对它蔑视的冷淡，因为它对构成自己的份子蔑视，也就因轻贱蔑视了它本身！”（下卷P681）怀着羞愧和愤怒，在延安被“抢救”过的那些文化人，多有一走了之的想法。但是“外面”不是沦陷区就是国统区，不易立足。犹豫间时间来到了，“日军投降”。方才便离开边区，但是他们心里的怨恨并未稍减。此情此景，对理解这些人在后来的日子里、事件中的表现，有所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