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卞仲耘被害的经过
《文革受难者》的作者王友琴对卞仲耘被害经过的记述是这样的：
8 月 5 日上午，已经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得到通知，下午要开“斗争会”。下午 2 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开始了暴力行动。那时，副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劳改”，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他们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红卫兵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所用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那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些时间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为卞仲耘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巴还在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 8 月，那时天色还亮。有红卫兵说这样把卞仲耘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7 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她已经死亡多时。
二，陶洛诵和张敏的见证
陶洛诵2007年6月8日在《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这样写道：
几天以后，8月5号，我亲眼看到，在学校里，三个校长，两个主任一字排开跪在操场的高台上。红卫兵勒令他们说：“我是黑帮，我是牛鬼蛇神。”有几个女学生提着棍子不时打他们。校长卞仲耘当晚死去。红卫兵头目第二天在学校的大喇叭里恐吓：“任何人不许往外说，谁说出去谁负 责。”
文革前学校学生里有些人入了党，后来改名为宋要武的宋彬彬就是党员。她爸爸是宋任穷，是东北局书记，总管东北三省。校领导和 老师对家庭有势力的孩子另眼相看。文革初期，我们学校由邓榕传达她爸爸邓小平的指示，我看见白老师（共青团负责人）与邓榕并肩而行，邓榕滔滔地说着什么， 白老师谦恭的态度就好同对待首长一样。
宋彬彬是红卫兵的头头之一。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 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我们学校是“红八月”打人风的始作俑者。不久后，八一八，宋彬彬在天安 门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她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当时我是在电视上看的实况转播。毛主席跟她说“要武嘛”。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她后来去了美国。 她对8月5号发生的毒打和打死人，至今还没有表示过道歉。
原师大女附中初二学生张敏，是卞仲耘校长被殴打时的现场目击者之一。2010年，张敏以敏一鸿的笔名发表了《卞仲耘之死案钩沉与省思》。她这样写道：
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从未来过我家的“红五类”同班同学进了我家门。我正疑惑她们怎么找来的，只听同学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确认我听清后，她们转身离去。她们说“格杀勿论”时的表情和语气，足以让我确信，绝不是说着玩儿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学校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恐怖气氛使“黑五类”人人自危。
8月4日上午，我心怀恐惧走进教室。课桌靠边贴着三面墙摆放，教室当中摆着几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个同學，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類。……8月4日这天，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我们班这样的批鬥会。那天中午，为躲避见人，我垂头丧气，慢腾腾挪蹭到饭厅吃饭时，看到同年级另一班同学吴XX也满面泪痕，在悄悄吃饭，她的父亲著名报人吴XX，几个月前突然被毛泽东严厉批评。
班级批斗会，黄XX的出现，表明行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指挥。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谁决定告诉各班哪些人？
班级斗争会前一天通知措辞，已露杀机，这是重要线索。十五岁的初二女生们，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班级斗争会结束前，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如果说8月4日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另一部分学生的绝对权力，8月5日则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某些校领导的绝对权力……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称象牙黄）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象中的鲜血淋漓。关于带钉桌椅腿的记忆，后来从校友王友琴的记述中得到证实，那是同学从木工房拿来的。值得一问的是，谁提示或组织同学去拿的？人所共知木棍可以打死人，谁决定用这样的方式打校长？”
最近看到宋彬彬说卞仲耘被群殴时她在现场，没有参与，还作了劝阻，对此说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如果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当时大喝一声“不要打了！”以她们标志性的地位和影响力，一定有很多同学会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当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场的大操场殴打全过程，没有人出来喝阻。
三，宋彬彬文过饰非
推脱责任，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自创世以来，无论男女，内心都善恶并存，推诿的劣根，从那时起就与人性之恶缠绕在了一起。亚当吃了不可吃的果子，面对耶和华的询问，他就把责任推给夏娃，女人则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该隐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宋彬彬在她的道歉信中，轻描淡写地谈了一点听起来并不属于她的“责任”，然后通篇为自己辩护。宋彬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她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是“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从而没有“保护好”校领导”。她讲了自己“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讲了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讲了她自己“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她说： “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这句话，听起来相当奇怪。第一，宋彬彬和刘进勿需“强势”，就已经两次“阻止”成功，这说明，宋彬彬和刘进在学校是很有号召力的，否则怎会正当红卫兵残暴地殴打校长的时候，他们两个一“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围观的同学”就都“散了”呢？“围观的同学散了”，那么，那些抡着“带铜扣的皮带”，举着“带着钉子”的桌子腿的行凶者呢？他们也散了吗？如果行凶者都散了，那么，被打的卞仲耘和其他副校长们呢？他们是特意留在那里等着行凶者回来继续殴打呢，还是已经不省人事？如果其他活下来的副校长们看到“围观的同学”和行凶者都“散了”，他们为什么没有一位，举荐宋彬彬和刘进为英雄呢？须知被打的几位副校长和教导主任是不可能同时昏倒在地的。再说宋彬彬和刘进凭什么就“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呢？假设当时卞仲耘还没有被打昏过去，那么后来，她又是怎样被打死的呢？既然宋彬彬和刘进 “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 打人到他们两个都认为不会有事的地步，那么为什么，宋彬彬和刘进还要“为没有保护好”校领导道歉呢？刘进就罢了，这些年她总是人云亦云，我们可以假设她脑子不太好用，可是宋彬彬，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十年来一直在为自己开脱，怎么会连这点儿逻辑也搞不懂，现成的理由都忘了呢？就算宋彬彬自己忘了，叶维丽也不应该忘记提醒她啊。他们全都变成白痴了吗？还是，他们以为，他们这样自说自话，就可以让其他人都变成白痴？
宋彬彬可能没有直接动手殴打卞仲耘，但这并不等于她没有“参与”红卫兵学生打死卞仲耘的暴力事件。宋彬彬当时是高三学生，是学校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之一。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学校里低年级学生大都是仰视高年级学生的。就连在批判会开始时高喊“开会发言报出身”并参与殴打卞仲耘的邓榕和刘亭亭，纵然其父亲的地位比宋彬彬父亲的要高，在学校里，恐怕也不会漠视他们三个当中年级最高年龄最大的宋彬彬的“阻止”，何况别的学生？不仅如此，1966年8月5日，宋彬彬还是女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女附中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位于女附中的权力中心。“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这句话，从当时的宋彬彬嘴里说出来，有着非同小可的份量。仅凭“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站在陶洛诵身后说出的“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这句话，宋彬彬就不能够说她“没有参与任何暴力活动”。
陶洛诵后来移居澳洲。如果不是不是她亲耳听到，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会让陶洛诵写下这样一份招惹邓榕和宋彬彬的文章并且冠之以“证词”呢？而如果邓榕和宋彬彬没有“参与”卞仲耘事件，以他们的地位和权势，他们会对陶洛诵2007年的证词一直保持沉默吗？
四，叶维丽的策划及宋彬彬道歉的意义
如果宋彬彬真有向受难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道歉的诚意，那么她首先邀请的，应该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还有王晶尧和卞仲耘的孩子们。王晶尧和他的孩子们没有出席这个见面会。在接受有线新闻访问时，王晶尧的家人说，他们根本没有被邀请。
这个师生见面会是一个公关策划。它的主要策划者，就是原女附中学生，“红色大院的女儿”叶维丽。这位受过耶鲁正规训练的历史博士，长期无视她亲眼见到过的由王晶尧保存的《宋彬彬谈话记录》及其他原始材料，放弃了一个历史工作者应有的尊重事实的品格和直面现实的勇气，与原女附中学生刘进冯敬兰等人一起，长期站在宋彬彬的个人立场上，更与接受宋彬彬资助的《记忆》杂志主编吴迪合作，以寻求细节为借口，掩盖卞仲耘受难的历史真相。
在陈小鲁的道歉被社会广泛认可之后，叶维丽等人看到了一个既能被社会接受（甚至获得好评），又能洗白宋彬彬的机会。他们想让卞仲耘受难事件责任人之一的宋彬彬，搭上陈小鲁道歉这趟火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借这个师生见面会，放下她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此远离众人的质疑。应该说，这是一个既大胆，又聪明的策划。只是，叶维丽宋彬彬还有刘进等人，低估了卞仲耘的丈夫和孩子们，也低估了中国人的理解力。王晶尧几年前相信过叶维丽“研究”卞仲耘受难事件的诚意，向她提供了他自己保存的所有原始资料。然而，王晶尧虽然已经90多岁，却是少见的头脑清明的老人，从叶维丽有关卞仲耘事件的种种作为，他看清了她的本质。王晶尧的孩子们也表示，他们对这次见面会的“思想倾向”有“自己的看法”，就算被邀请也不会出席。
宋彬彬这样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的道歉，是对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的亵渎，是对王晶尧和他的孩子们的又一次伤害。宋彬彬的道歉不但不能洗白宋彬彬，反而让不少人重新审视文革这场历史灾难，也让一些人开始思考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宋彬彬的道歉，不失为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