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志传】第十五卷春归大地荣归故里[1]

【张龙志传】第十五卷春归大地荣归故里[1]

【七绝四首】《文革十年一剑》

（其一）

十年内乱十年梦，十年浩劫十年疯。
文斗武斗乱天下，无法无天倒乾坤。

（其二）
十年蒙冤躬力行，十年风雨触灵魂。
身陷囹圄志难酬，唯独不渝寸丹心。

（其三）
十年长夜十年冬，十年期盼十年拼。
赎罪立功出冷宫，力挽狂澜赴征程。

          （其四）
十年忍辱搏新生，十年浴血尽忠诚。
霹雳春雷送春雨，雪化方知松长青。

一、春天到来焕发青春

“乾坤浩荡，天道昭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祸国殃民“四人帮”，终于结束了：

“腥风血雨，无法无天。无中生有，冤假错案。黑白颠倒，指鹿为马。天下无道，儒生遭难。” 的那场恶梦。

也是物极必反，相反相成，乾坤转换，循环往复，此消彼长，生生不息。事物前进发展自有其必然周期和客观规律。那就是：

“民心不可欺，儒士不可辱。天道不可违，天理不可废。天意不可逆，天数不可逃。”

科学教育的春天终于不可避免，不可抗拒地到来。全国人民万众欢腾，载歌载舞。广大知识分子更是欢呼雀跃，欢欣鼓舞，庆幸终于得到了“第二次解放”。党和国家在华国锋和邓小平领导下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进而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崭新的改革开放的大发展局面。龙志终于和全国知识分子一道，有幸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百业俱兴，特别是畜牧业大发展的昌朝盛世。龙志晚年终于可以实现自己自从年轻时就梦寐以求的“科学救国”的愿望、抱负和梦想了。一切都来之不易啊！当时全国的形势真是国家百废待兴，人民意气风发，生产欣欣向荣，建设一日千里。那是的口号是“抓纲治国”，奔赴“新的长征”。

龙志也每天忙于学校的行政事务，科学研究规划，教学方案规划，师资培养规划，大学生、研究生招生和培养规划，基本建设规划，对外交流规划等等，不亦乐乎。龙志春风得意，大展宏图，当年美国受过的教育，解放前，解放后，文革前，文革后科研教学的经验统统派上了用场，只恨自己的学识很难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国际化，标准化”大好形势的飞快发展的需求。

在百忙中龙志还到处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见缝插针地进行一些科学讲座。桂琴的妹妹曾桂玉的先生刘世钰回忆道：“龙志兄从事于教育事业奋斗了近五十个春秋，他虽然博学多知，经验丰富，但他仍然孜孜不倦的挤出一切时间看国内外有关农业和畜牧业方面的材料。在教学上，他为了培养祖国农业建设人才，用自己在旧社会苦水求学的切身经历和体会，以启发学生渴望学习的需要，要求学生珍惜今天幸福的生活，教育学生奋发学习，牢固树立专业思想，成为祖国有用的农业建设人才。

为了传播养好猪的专业知识，他不辞辛苦先后在四川的内江、泸州等地与这些地区从事农业、畜牧业方面的人员讲养猪的专业知识。1978年11月，他到内江主持召开全国”猪种杂交优势利用”教材研究会议之机，取道泸州看望我们。龙志兄到泸州长市的当天，正值我在市科协开常务理事会，科协副主席杜松俊知道龙志兄是从事畜牧业的专家后，就及时与市农业局、畜牧局的领导商量，并请示市委分管农业的领导杨泽忠同意，决定请张教授跟全市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科技人员和分管领导讲一次养好生猪的专业课，并责成我与龙志兄商量，我把这一情况告知龙志兄后，虽然第二天要到内江开会，但他不顾年高体弱和旅途疲劳，决定在当天下午进行。当天下午两点，参加听专业报告的有全市从事于农业、畜牧业的专家、同行、市科委、科协、农委、农业局、畜牧局的领导和科技人员以及市里分管农业的领导500多人。龙志兄在专业报告中，着重讲了《猪的杂交及育种》，他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讲猪种改良、营养标准到饲养方式，总结我国各地养猪的成功经验，他用科学的道理，切身丰富的实验，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了三个多小时，使参加听讲的与会人员赞不绝口，普遍反映说张教授的这次专业报告，使我们开了眼界，增长和丰富了我们养好猪的专业知识，对我们泸州的养成猪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市里领导十分满意。”

文革后由于国家拨乱反正，重新启动科教计划和招生考试，放弃了过去30年，特别是文化革命中的招生“阶级路线”。1977-1978年他们兄弟三人一举考上了大学和研究生，文炳上了山西农学院，文焕上了太原工学院，文灿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成为我国数量遗传学奠基人吴仲贤教授的研究生。超过了预期，实现了“龙腾虎跃”(他们兄弟三人的小名是龙，虎，狗)。这归功于文革非常时期那段时间在龙志老人家不懈的教诲和激励下的自学教育，当然更重要的是也得益于后来拨乱反正，大胆放弃在招生中的政治审查的“阶级路线”，恢复“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招生考试的大气候。回想起来，孩子们对他老人家毕生最感恩戴德的不是金钱和地位，反而是父亲在那些岁月里冒天下之大不韪，苦苦劝学，助学。甚至感谢因为他们父亲龙志受到审查所创造的特定的逆境。人生的磨练使他们能够发奋努力，刻苦自学，在后来国家需要时脱颖而出，受益终身。不得不令人佩服的是他老人家对人类及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在黑暗中的高瞻远瞩。龙志得道于教育子女之精髓，并且有着惊人的耐心和爱心。对龙志来说，孩子们的任何进步都是对于他多年辛勤培养的回报。龙志在子女教育方面成功也使他在山西农大独树一帜，成为“教子有方”的成功范例，龙志的开心和喜悦溢于言表。

二、衣锦还乡走马上任

虽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革命，由于政治惯性原因还没有完全消除，1978年2月17日，国务院批准大寨农学院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大学。大寨农学院于1978年秋按照正规重点大学标准，高分优先录取了256名学生，加上过去招收的“社来社去”的学生，在校学生一共达到456人，教职员达到183人。虽然国家投入超过300万元，超过了雁北和运城两个分院投资的总和，但由于匆匆上马，办学条件太差，与当时教育界欣欣向荣大好形势，与学生们的学习热切期望相去甚远。学生们怨声载道，分批到北京教育部和山西省高教厅请愿告状。其他分院的学生教师也对办分院不满，希望回到太谷本部，恢复原校。而山西农学院却面临严重师资缺乏，人才流失，大量教室和设备闲置浪费的现象。1979年5月，教育部、农业部、山西省委联名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将大寨农学院并入山西农学院更名为山西农业大学的请示报告》。7月27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将新成立的山西农业大学列为全国重点大学。此后，山西省委也决定撤消雁北和运城两个分院，并入山西农业大学。

其实早在1975年3月刚刚做出办分院的决定3个月之后，由于在办分院过程中个别领导利用机会排除异己，人才流失太多，广大教师意见很大。1975年6月，山西省委就调整了山西农学院的领导班子。新领导的挂帅人物是原山西教育厅长冯毅。此人懂教育，更懂知识分子政策，领导水平很高，对龙志也一直很欣赏，后来他们搭了领导班子，两人一直配合默契。在分院还没有被撤销之前，山西农学院新党委就对于龙志在雁北和全省开展的有声有色的杰出工作耳闻目睹，为学校“流失”龙志这样的人才感到惋惜。在粉碎“四人帮”的新形势下，也更需要龙志那样的“学术权威”参与学校的领导恢复重建工作，便于1978年2月任命龙志为山西农学院付院长。龙志同时参与雁北农学院和山西农学院的领导工作。

与三年之前知识分子被当做“臭老九”和“革命对象”，“铭贤遗老”而被“扫地出门”不同，龙志此番是在国家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科学的春天来到，知识分子首次作为“工人阶级一员”和“依靠对象”，受到了30年来前所未有信任的情况下被提拔重用。龙志也欣然临危受命，“衣锦还乡”，走马上任。龙志也是1966年文化革命以后，12年来，山西农学院任命的第一位教授付院长。

1978年秋天，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在全省科学技术大会上再一次表扬了龙志在科学养猪方面的成绩，甚至提到了龙志在1957年用从美国带回来的西装盖在初生小猪身上的事迹，号召全省知识分子向龙志学习，献身科教事业。并且亲自关心，帮助龙志于1979年4月加入了共产党。那时科研系统还没有完全恢复，申请科研经费的渠道也不畅通，龙志又不失时机地为他的养猪科研项目向王书记申请到20多万的科研经费，当时是一笔大数目。那是继1957年后，王谦书记第二次在山西省紧张的财政中为龙志科研项目拨出的巨额专款。

1980年2月山西农业大学成立，龙志又被任命为山西农业大学首任校长，并且担任了山西省农业委员会的高级顾问。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倒是应了南宋诗人朱熹那句话：“宝剑锋从磨砺出，腊梅香自苦寒来”

龙志并没有沾沾自喜，盛气凌人，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翻身做主”去和那些多年来收集材料，诬陷整人，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特别是文化革命中间在劳改和一次次运动中参与迫害他的那些学生和教师一般见识，寻求报复。而是：“荣辱不惊，既往不咎。与人为善，以德报怨。”把精力统统放到了学校的工作和自己的事业上。

那时龙志已经70岁高龄，虽然他的人生精华岁月已经过去，无论如何，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龙志也老当益壮，终于幸运地盼到了大展宏图的一天。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满怀信心地开始了“新的长征”。当时有一种说法，教育界是文化革命的“重灾区”，而农业院校则是重灾区里的“重灾户”。山西农业大学经历了文化革命和最近几年“办分院”的折腾，也元气大伤。教师队伍不仅流失校外，青黄不接，而且多年来被政治运动冲击，颠沛流离，左摇右摆，荒废学术，荒废科研，荒废教学，荒废外文。教学水平，科研水平都不高，与当时“大干快上”的形势严重不相适应。

P_15.1. 团长龙志（中），杜竹铭教授（中）与山西农委考察团（山西卦山，1980）

P_15.3.龙志（中）在畜牧实验站（1981）

作为一校之长，龙志面临着带领整个学校逐步脱离过去统治了学校30年的“阶级斗争”这个“纲”和“政治统帅”这个“灵魂”和“生命线”，重新走向学校以“科学研究和教学”两个中心的为自己使命，实现政治目标和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承担带领学校走向治理，走向正规，走向现代化的重任。学校的教学科研发展规划，基本建设和外事工作都由他全面负责。

另一方面，龙志也面临一个自身学术水平提高的挑战。由于形势变化，全校师生学习英语，学习现代化科学技术、专业业务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作为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和学术带头人，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常常到龙志办公室问问题，从英语到专业，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龙志尽量做到有问必答，有的问题过于怪癖，龙志也介绍给别的教授或老师代答。

龙志的强项是“理论的应用”，用科学研究与技术方法解决生产实践中急需解决的疑难问题。虽然大部头著书立说的工作已经超过了一个70多岁老人的能力范围，龙志还是和卢德勋，路兴中，郭南州先生合作，在百忙中于1983年见缝插针地翻译了英国人C.T. Whttemore 和F.W.H. Elseley先生的《实用猪的营养》；于1984年与苏纪陞先生合作写了《怎样使猪多长瘦肉》。除了主编全国农业院校《养猪学》外，还于1984年与郭传甲先生合作为全国统编农业职业技术教育教材编写《养猪》一书。这对于一个73岁的老人绝不是一件易事。他事后高兴地说：“我这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被用来搞政治运动，运动间隙见缝插针做点事。但是我就是坚持不懈，不愿放弃，以前翻译几本俄文书都没出版，这次算是抓紧机会办完一件事。”

龙志于1978年招收了三个硕士研究生，韩俊文，谢璞，蓝玉辉。后来又陆续地招收了十几名硕士研究生。大学生与研究生的培养，理论课的安排，论文课题的论证，实验设计方方面面都需要他具体费心费力。龙志几十年培养的大学生、研究生，遍布北京中央机关学校和山西省上上下下各个部门，可谓桃李满天下。

山西农业大学和美国欧柏林大学也于1979年恢复了中断30年的合作与交流。欧柏林大学每两年为山西农大选送两名英文教师，山西农大也选派两名学者到欧柏林大学访问。1982年6-7月份，美国欧柏林大学分子遗传学家 Dennis Luck 先生来到山西农大开办分子遗传学讲座，山西省高等校的近百人参加。那是改革开放后山西农大举办的第一次高水平的分子遗传学讲座，在全国也属于学术前列。因为该讲座涉及到很多专业性很强的学术知识，本校外语教研组的翻译有点词不达意，力不从心，学员也有意见。龙志为了找到合适的口语同声翻译，确实费了不少脑筋，最后还是从北京高价请了一位女翻译，才圆满完成任务。

龙志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山西农大教授韩俊文回忆道：“张龙志教授对工作一向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尤其在任山西农业大学校长期间，除科研或开会外出外，每天（包括星期天）提前半小时就坐在办公室，认真批阅文件，或答复往来信件。晚上还要在办公室工作到10点左右。他的工作作风民主，凡事都与有关书记、副校长共同商量、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从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有些工作（比如建筑）还要亲临现场进行调查研究。有时还要听听我的看法—这是给我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先生任校长期间，兴建教学楼（理化楼）1幢、办公楼1幢、招待所大楼1幢、学生宿舍楼2幢、学生食堂1个（第三食堂）、教职工宿舍楼21幢（单身楼1幢、独生子女楼2幢、讲师楼11幢、教授楼7幢）。短短5年时间，建大楼24幢之多，使山西农业大学的教学、生活环境大为改观，锦上添花，张校长起了主导作用。他的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忘我的工作精神，确实堪称表率。

张龙志教授不仅注重学术理论，而且更注重生产实践。为了调查、收集、研究我省的地方原始猪种。早在50年代、70年代，先生亲自带领学生在太行山、吕梁山翻山越岭深入山村，历尽艰辛，终于组建了山西马身猪育种类群。并同省有关部门合作，创建了大同市、长治市、临汾市种、太原市及原平县种猪场，作为实践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基地，为山西黑猪新品种培育奠定了基础，为山西省的畜牧业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更为感人的是先生身先士卒的科研精神。先生经常吃住在猪场，甚至为了某些科研数据而下榻猪舍；母猪产仔时，先生能同饲养员整夜整夜地守在猪舍且亲自接产；在我完成“用体重体尺和胴体性状估测猪的胴体瘦肉研究”的硕士论文时，先生亲自动手同我一起测量有关数据；在选育山西黑猪新品种的过程中，先生亲自跳入猪舍，抱起小猪，检查小猪是否有遗传疾患、瞎乳头、赫尔尼亚，并进行实践教学。

张龙志教授主持的“山西黑猪新品种培育研究”科研项目，1983年通过省级鉴定并获农牧渔业部、山西省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的“提高猪肉品质的研究”科研项目，1987年通过省级鉴定，1991年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他指导下完成的“山西本地猪杂种优势利用研究”攻关项目，1984通过省级鉴定，1986年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为山西的教学科研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P_15.2.龙志与美国友人，冀一伦（中）冯毅书记（右）（1981）。

三、再编教材黑猪育成

1978年，龙志再次出任全国农业院校通用教材《养猪学》主编。由于人民生活的迅速提高，龙志又和他的同事和学生一道投入了瘦肉型猪的杂交组合的研究和和培育。他老人家每天忙于教学科研和行政事务。

1983年夏天，来自全国的养猪专家学者在大同市和原平种猪场鉴定山西黑猪培育成果，其中不乏他的同事和学生。他的同事北京农大的张仲葛教授，他的铭贤农专第一届学生，中国农科院畜牧所的李炳旦教授。人称中国养猪界的三张一李（还有江苏农学院的张照教授）。更有多年与他同舟共济的郭传甲先生等同事。文灿从雁北算起，追随先生十年，也在论文集中贡献了几篇。其中一篇：张龙志，张文灿，张荣，苏纪升“山西马身猪与山西黑猪、巴克夏猪、内江猪杂交效果的观察” 《畜牧兽医》学报（1983.14（2）：73-79。就是1978-1979年龙志在雁北期间在大同猪场安排的实验的分析结果报告。大家对龙志领导的从1970年代初文革之中就开始培育的育种工作予很高评价，一致认为该品种结合山西和华北地区本地条件，耐粗饲，生长快，产仔多，抗逆抗寒，为北方山西地区的当家品种。

龙志高兴地说“从1957年算起，经过20多年努力，这下我终于完成了王谦省长的任务。”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结合国情，解决实际问题，为广大农民服务，为生产实践服务，是他老人家受美式教育熏陶下所形成的学术思想特点。

四、虚怀若谷持经达变

山西省经过文化革命十几年的势不两立的两派武装斗争，人与人的恩恩怨怨关系错综复杂，两派之间权力斗争也一刻没有停止，“派性”到文革之后许多年都没有消除。龙志在文革中属于一般人都躲尚不及，革命的两派更是不愿沾边的一只“落水狗”。到文革后却一时成为门庭若市的“香饽饽”。更加龙志还有与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分管文教付书记王大任近30-40年的厚实交情和友谊，别人望尘莫及。学校领导和省文教厅的领导之间的权利斗争都希望龙志这个一耀而起，重新受到国家重用起的“新贵”去给省领导“掏耳朵”，达到自己政治目的。有的人软硬兼施，利用龙志过去受到的委屈和迫害，甚至针对某些领导写好了告状信要龙志签字。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2]。”，龙志心明如镜，深深知道自己再次爬起来靠的是做好本职工作，特别是先人一步，不顾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锲而不舍，兢兢业业地搞好科技普及及人才教育工作，靠的是基层领导与群众的口碑、反馈与信任。不是靠与上级领导拉关系，“掏耳朵”，不是靠“打小报告”，更不是靠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因此对那些害人害己的“内耗”生痛恶绝。他胸襟坦荡，光明磊落，秉公办事，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不在背后搞小动作，给领导出难题。所以对此类要求坚持自己的底线，一概听而不闻，婉言拒绝。大到中央，小到地方，他从来不参与各级领导之间的政治斗争。绝对不会头脑发热，到处插手，到处表态，到处告状，甚至乘人之危，公报私仇，落井下石。也不讨好一些人，也不打击一些人。龙志这样做，虽然暂时得罪了一些人。但是，那些人最后也不得不承认，龙志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头脑和智慧的人。在重大问题上，他的态度是非常审慎的，始终保持“大中至正”，“持经达变”，坚持“以不变应万变”，在原则性和灵活性方面有很好的把握。这大概就是他老人家一生能够善始善终，戒骄戒躁，立于不败之地，没有在政治上摔大跟头的“真道”。

据龙志回忆，类似的情况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仅仅有过一次，因为山西农学院地处太谷，离太原有120里之遥。学院领导去太原开会要找门房到太谷火车站早早订购火车票，有诸多不便。那年头，小汽车属于奢侈品，全省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辆，需要省委主要领导特别批准。学院领导想申请一部小汽车，却不敢自己向省委领导开口，于是便要龙志以学校教授需要的名义代为开口申请。龙志利用一次在太原开会机会，向省委领导提出申请。汽车果然被批回来，当然是书记们坐了，教授们哪里坐的上。当然，这是久远以前的事情。

经过 30 年后，铭贤学校的历史地位也得到重新肯定，龙志再次担任了校级领导。1979年山西农业大学也和奥柏林大学恢复了中断 30 年的关系。龙志已步入 70 古稀之年，终于才盼望到了安心做学问，教书，搞试验，带研究生的一天。

1981年10月，文灿从北京农大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山西省农科院工作。龙志确实希望老三能够为自己的科研团队增加数量遗传学方面的专才，亲自出马，拿上文灿在学报上发表的几篇论文到学校领导中游说，又到省人事局把文灿要回到山西农大工作。

1982年初，学校盖了第一幢教授楼，龙志也被分配到一套当时比较时髦的三室一厅的公寓套间。搬家那天，学校后勤处派出了一辆卡车，全家的所有家当只是几个藤椅，一只刚刚解放时从四川搬来的大木箱，两只美国运回的铁箱以及几个公家的桌子和床，连厨房东西和煤炭也没有装满半车。许多人奇怪，纷纷议论道，原来从美国回来的高薪教授家里如此寒酸，几乎一贫如洗。龙志笑了笑，说：“我的财富就是有三个儿子，并不是要给他们多少钱，而是教育他们走正道，给他们精神财富，一不怕偷，二不怕抢。”

如本书所述，他们兄弟三人从1960年代开始，大概每十年让龙志为他们的其中一个人操很多的心。1961-1964年，大哥文炳在城关中学，最后上了太谷重点中学。1973-1974，为二哥文焕推荐上大学的事情，龙志破例找了省委领导。1975年亲自带领文灿奔赴雁北，在那里手把手教文灿学习，恩典非同一般。1982-1983年又为文灿工作分配亲自出马。龙志多年来，为他们弟兄三人的成长操碎了心，为此，他们兄弟三人深表内疚，对他老人家感恩戴德，希望父母在天之灵原谅孩子们对他们所造成的额外负担。

五、解甲卸任最后挑战

人生在世，到瞑目之前都会有诸多挑战，同时也不得不驯服“生老病死”客观规律，谁也不能例外。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以心所，不喻矩。”龙志一生也基本上规规矩矩地遵从孔圣人的教诲，从小到大，一步一个脚印。特别是到了晚年，六七十岁达到退休年龄后又一再勇挑重担，担任了雁北和山西农大领导职务，已经“超负荷，超时间”运转了许多年了。到了七十多岁，无论于公于私，龙志全身而退的问题在所难免，顺乎自然。

老子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下之道[3]”。一个人奋斗终身，取得各项成就，得到许多荣誉，被党和政府委以重要位置，一点一滴，一步一步来之不易。到了晚年，能够认清形势，服老让位，心平气和，全身而退，善始善终也不容易。特别是像龙志那样不知疲倦，不分昼夜，一心扑在事业上，一生拼搏奋战的人。按理说，龙志早就应当按照道家养身理论，顺应客观规律，激流勇退，修身养性，偃旗息鼓，看破放下，认认真真研究和落实一下养生长寿之道，也许能够再多活几年。但是那不是他，也不是那个时代的要求，因为文化革命，龙志晚年一再临危受命，应征出山，发挥余热，70多岁还在担任校长职务。实际上，到那时对他来讲“养生”这个问题已经是为时太晚了。

到了1984年，龙志已74岁高龄，党和人民给予他极高的荣誉，地位和期望，他多么希望能够年轻20-30岁，拿出当年的劲头来，大干一番，把过去30年的损失夺回来。无奈他已渐渐觉得年事已高，力不从心，特别是他自己年轻时和中年时常常开夜车，劳逸结合做得较差，身体没有得到保养，到了晚年又遇到长达十年惨烈的政治运动打击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当了校长那几年，担子很重，人也老的很快。到了1984年8月，新老交替，龙志从学校领导职位退了下来。本来是党和人民对他的照顾，让他安度晚年。但是而他竟然象一个贯于南征北战的士兵，一闲下来竟然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对他来讲，让他去养鱼养花，去绘画书法，去闲庭信步是终生没有过，不可思议的奢侈。至于下象棋，打扑克，打麻将更是与他一生无缘。他不止一次地对桂琴讲，这一下该干些什么。实际上，龙志又面临着他70多岁人生的最后一个挑战，即如何能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欢度余生，老有所乐，放弃执著，养生长寿，善始善终。让他老人家一下子转这么大的弯子，难度确实很大。不过，龙志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老了，要服从客观规律，把接力棒交给年轻人，把事业继承下去。

退下领导职务之后，老人得到难得的闲暇，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写下了生平唯一一首传世之诗《接力颂》（下图）。诗中写道他于1950年由四川返回山西，当时解放太原的硝烟战火刚刚熄灭，太原市内郊区到处是被炸毁的碉堡工事，断壁残墙，满目疮痍。山农建校已经33年（1951-1984）, 自己教的学生遍布全国全省，桃李满天下，教书育人的生涯马上就会将近半百（1939-1984）。应当遵循常规，实现新旧交替。

可以看出他老人家的书法仓健有力，相当规整，直到最后一行才显的有些颤抖匆促。诗词也韵律到位，一气呵成，具有一定的功底。诗中简述了自己忧国忧民，遍育桃李的一生，对于新旧交替，让位接班也是乐观其成，殷切希望年轻人接班后能够“风驰电赴”，更加有所作为：

【七律】《接力颂》（张龙志，1984）

解放初期蜀地归，满目疮痍涕泪垂。

山农建校三三载，遍育桃李喜扬眉。

教学生涯近半百，新旧交替循常规。

老夫今吟接力颂，风驰电赴显作为。

P_15.6.龙志手书《接力颂》

龙志卸任之后的另一个戏剧性小插曲是整党时党员登记。1984年底到1985年底，山西农业大学按照省委部署进行了整党和党员重新登记。整党重点是否定文化革命，消除派性；纠正不正之风；促进改革和工作以及查清文化革命中的重大事件。特别清算文化革命中那些大大小小的三种（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

龙志那时刚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他的共产党员组织关系也从机关总支部到了动物科学系。如果说清算文化革命，龙志受迫害最深，冤屈最大，也最有发言权和控诉权，至少在道义上也应当得到正式赔礼道歉。但是由于否定文化革命是根据邓小平“益粗不益细”的指示，并没有深入具体，只是抱着“向前看”态度，顾不上去清算文革的那些具体细账，治疗文革中的伤痛。在这个大政方针指引下，基本上是“法不责众，一笔勾销” 。龙志是一个入党5年的新兵，就要按照共产党的标准来进行重新登记。

实际上还是和历次运动一样，造成了“有势就有道，有权就有理，整人者振振有辞，永远正确，永远有理”。在文革之后情况好些，不过变换了方式。龙志文革后鲤鱼翻身，树大招风，遭人嫉妒，一些人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人代表党组织对龙志提出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2．办事不公道

3．喜欢自吹自擂

4．不能襟怀坦白

5．说话不谨慎，尤其是对外校教师，说话太随便。

要认真检查对照，否则就不应该登记。

按理说，此时的龙志应当是无官一身轻，既不是校长，也不是全国人大代表（他的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是雁北地区产生的，任期已满）。应当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完人，也确确实实有这样那样的私心杂念和缺点错误。没有校长的“桂冠”，作为一个普通群众，可以让人们毫无顾忌的畅所欲言，把过去他们想说又不敢说的意见说出来，帮助自己提高。退一步讲，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都走过来了，难道还过不好这最后一关？再退一步讲，在文化革命中，龙志曾经为了离开劳改队，得到一个“普通群众”资格浴血奋战，拼死一搏。现在自己不仅堂堂正正地享受普通群众的“权利”，而且是自己当年望尘莫及的“党员”的权利，应当知足感恩，面对批判，又未尝不可呢？常言道，“出多大名，遭多大罪”，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

龙志小心翼翼把意见收藏起来，对党员群众的批评意见，“虚心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幸而，最终拍板定案的学校党委领导还是主持公平公道，疏通关系，平衡利弊。算是过了他生命中那最后一次不大不小审查的关卡，完成了党员登记。

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终身奉行乎，其恕乎[4]”。龙志一生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小人，他奉行一个“恕”字，往往哈哈一笑就过去了。虽然对于有人代表组织提出的意见，龙志比较在乎，但是也正是龙志过去对于组织上一次次怀疑和审查的宽恕成就了他。1955肃反年如此，1966年文革如此，1970清队年如此，1985年整党也未尝不是如此。当然自己也有缺点，在人生最后时刻，在去见上帝之前，再一次洁净自己，再一次反省忏悔，感悟升华。到那一刻来临时，自己能够少一份亏欠，少一份负担，多一份自信，问心无愧，飞的更高更远，实际上是一件好事。

顺便指出，成年人甚至老年人在高压之下，为了完既定成奋斗目标，可以超负荷，超能力拼搏一段时间，在应激状况下可以做到全力以赴，马不停蹄，甚至无灾无病。但一旦任务完成达到目的后，猛丁丁一下子没有了压力，精神松懈下来，长期压抑的问题就会很快暴露出来，免疫系统出现漏洞，轻则则很容易生一场大病，重则会命赴黄泉。

龙志当的情况就是如此，从1966年开始，经历了文革，劳改，武斗，清队，解放，到雁北，到文革结束，又到改革开放，前前后后将近二十年风风雨雨。龙志的心态和身体多年来一直处于高度精神紧张和超负荷运转状况，他的身心多年来没有得到应有的保养和休整，许多时候是拼着老命，只争朝夕，奋不顾身地在拼搏。退下来之后，晚年的龙志虽然还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壮志，但是他已经75岁高龄，心力交瘁，他也已经基本上拼完了他身体的所有“老本钱”。实际上此时龙志的身体和生命是处于非常危险的一种状况，潜伏多年的脑中风疾病正向他袭来。此刻的龙志面临着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最后一道关卡。遗憾的是，家人并没有引起警觉。

文焕回忆那段历史：“1985年我顺利通过了EPT和TOEFL考试，父亲十分高兴，伸出拇指夸奖我。那时我俩经常在他的办公室聊天，谈论人生世事，谈他一生的大得大失。他不象我小时那么严厉，而是十分慈祥，有时他居然递根烟给我抽，不过有几次说着说着他就在沙发上昏昏入睡了。他可能已经估计到不久于人世，但又不愿去医院。现在回想起来，真该早些把他送到医院也不至于猝然死去。他当时拖着脚走路，一口气都走不回家，坐在百货公司门口台阶上抽烟喘气，给有兴趣的人讲儿子们的故事，有时坐在幼儿园门口等孙子们放学，看上一眼亲热一下才回家吃饭。没想到时隔一年，父亲就离开了人世。”

六、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说到龙志的缺点和软弱，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他抽烟和戒烟的故事。龙志一生生活非常简朴，对于吃饭和穿衣没有任何奢求，甚至洗脸都用肥皂而不用香皂，唯一的嗜好是对抽烟与喝茶情有独钟。

龙志少年丧母，自从19岁离家后，以他惊人的毅力和自制能力，孤身自力地与命运拼搏奋斗，付出了超越常人的的努力，克服了一道道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但是，他毕竟也是一个人，他也有遇到苦闷和忧愁的时候，遇到思考解决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遭受迫害，几度遇到了生死考验。在这些情况下，抽烟也许能够给他带来一些精神放松和片刻的宁静，可以暂时麻醉他的痛苦，甚至也可以开启他的灵感和智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龙志从年轻时代开始就常常为了学习工作加夜班，开夜车，昼夜不眠，在身体疲惫不堪，眼皮瞌睡打架的时候，香烟中的尼古丁就是他帮助提神解困的兴奋剂。龙志常常在办公桌抽屉里准备一些甜饼一类的食物，给来访的孩子们和自己充饥，还最爱喝高档茉莉花茶。工作一忙就晚上挑灯夜战，查看资料，看书写作。饿了就吃一块饼子，渴了喝上一杯清茶，困了就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如此这般，通宵达旦，日复一日。忙上几天之后，龙志又可以美美睡上一大觉，一次可以连续睡上一两天，龙志谓之“开夜车”。

不知道龙志何时开始抽烟的，大概始于年轻时期。听他自己说过，在美国留学时一天就要抽两包烟。龙志的老朋友盛寿藻先生和其他同事都在前面提到，龙志的烟瘾大到“烟不离手，茶不离口”，一支接一支（Chain Smoker）的地步。有时龙志睡觉会半夜三更思考问题，烟瘾发作，要起身连续抽两支后才能继续入睡。长年累月，无疑对心血管造成巨大伤害。

当然，在过去那些年代抽烟的人多，烟也是一个人际交往的工具，递上一支烟，往往可以拉近人与人间的距离和情感。龙志善于交往，家里常常高朋满座，大家一起抽烟，摆龙门阵，烟熏雾绕，海阔天空，不亦乐乎。由于龙志“以身作则”，他的学生个个都是瘾君子。龙志待人大方热情，也常常给他的下属和同事几包高级烟作为奖励和交往，在国家困难时期，更如雪中送炭。

科学界和大众对于抽烟的危害的认识，大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龙志也从那时开始多次尝试戒烟，都没有持久，也没有成功。记的在1965年冬天，龙志心血来潮又一次戒烟，一怒之下，把他的几条库存“牡丹”，“中华”烟付之一炬。保姆的丈夫听说后，连忙赶来从火炉里往外掏，因为有锡纸保护，烟并没有完全烧掉，掏到几盒高级烟后满心欢喜地说，“以后就不要烧了，直接给了我就行了。”

文化革命开始后，龙志饱受迫害熬煎，心情郁闷，精神压力很大，戒烟就更加困难。由于克扣工资，龙志抽的烟价格也随之下降。在文化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隔离审查时，文焕常常给父亲送去一些东西衣物，其中一定包括几包河南产“黄金叶”香烟。当时的“黄金叶”为简装，没有锡纸和过滤嘴，两毛六分钱一包，龙志称之“赛牡丹”。龙志自己许多时候抽便宜烟，而身上也常常装一包高级烟，用来请人。另外，那时候比较流行的中高挡香烟为天津产三毛一分钱的“恒大”烟和上海产的三毛六分钱的“大前门”。

到了暮年，烟已经成为龙志生活和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戒烟已经不太可能了，意义也不大了。他的老朋友，太谷县人民医院的院长邢大夫对他说，“你已经抽了一辈子烟了，太困难就不要戒烟了，少抽点就是了”。人无完人，龙志一生中为了他钟爱的事业，可以每每战胜自我，服从政治需要，服从国家需要，服从大局，服从环境改变，可以放弃一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唯一的例外就是在抽烟问题上，习惯成自然，不能战胜自我烟瘾私欲。大概因为这种习惯与他钟爱的事业没有直接矛盾，仅仅是对个人身体有害的缘故。严格地讲，烟也应当属于一种毒品，比酒的害处更大。人们假设，如果香烟产品要现在才推出来，那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一定不会批准上市。过于爱喝酒的人，患肝病的比例高。过于爱抽烟的人，患肺病的比例高。另外，烟的有害因素如尼古丁通过肺进入并且侵蚀危害人体血液运输系统，因此爱抽烟的人，患心脑血管的病的比例也高，所以龙志也有多年的肺气肿和血管硬化。香烟虽然能够帮助龙志思想，解除烦恼和痛苦，一路陪伴他走过大半生，龙志也为他那不良嗜好付出一定代价。

如果龙志先生一生中对于自己的身体保养多下一些功夫，再多活几年，那该有多好啊！但是，如前所述，龙志在晚年多次面临事业需要和休生养息人生选择的时候，奋不顾身地选择了前者，不惜以身殉道，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