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
“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邓小平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每天上午10点，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三○一医院）。
从他的家到三○一医院不过10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10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神州第一街”北京长安街，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1997年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可是在三○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随身医护人员黄琳一直守护在他身边。
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有一阵子，邓小平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吧？”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琳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12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 多年后，黄琳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谁也没有想到，从那以后，邓小平的病情越来越重。邓小平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黄琳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可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除夕夜，邓小平的病情虽较重但较为平稳，营养室主任侯生伟和炊事员做了几个菜，煮好了饺子，拿到三楼餐厅，与邓小平身边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一起吃年饭。他们中有将军，也有战士、服务人员。饭桌上，大家发自内心地祝愿：“祝小平同志早日康复！”
除旧迎新之际，警卫战士们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上联是“同吃同住同欢乐同在一个空间”，下联是“爱国爱家爱事业共为一个心愿”，横批是“一切为了首长”。这副对联既是警卫战士的心声，也表达了小平身边全体工作人员的心愿。是啊，全国人民也都盼着小平同志的病情逐渐缓解，身体一天天好起来。
2月7日正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他的亲人坐在沙发上，意识到大势已去，全都默然不语。整座楼一片寂静。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唯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宝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没有奇迹，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下午５点多，开饭的时间到了，但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未按时到餐厅吃饭。负责膳食的侯生伟等同志得知病房里正在抢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们多么期盼医学奇迹的出现！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
当时，傅春恩医生在现场抢救，并一直进行到邓小平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接受专访时，傅春恩说：“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这之前，发生过几次病情变化，都抢救过来了。这一次，我们同样一直进行全力抢救。到晚上9点零8分，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了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三○一医院副院长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眼睁睁地看到一直与自己形影不离的首长离开这个世界，在场的医护人员终于憋不住哽咽，大声啕哭起来。
谈到邓小平的抢救情况，郭勤英掩面而泣。过了良久，她才缓缓地回忆：“之前几天的一个下午，他的二女儿邓楠去看老人，时间有一两个小时，老人气色挺好的，我们还暗自高兴。没想到的，他说走就走了。”
那一天，郭勤英因前一天24小时值班而在当天清早安排在家轮休。正准备吃晚饭，突然来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郭勤英抓起电话，只听到对方说：“快来！首长不太好。”一听，郭勤英心里有数了，猜测可能不只是“不太好”。一路上，她的心情很糟，心跳特别快。郭勤英追忆说：“一般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办公室不会打电话给我们，头天我毕竟已值班一个昼夜。”急匆匆赶到三○一医院南楼，只见满屋子是人，郭勤英刷的一下泪水就出来了。随即，她跑到卫生间冲洗泪眼，很快加入到抢救工作之中。
抢救的时候，邓小平的大部分家属都在现场，“在隔壁的一间房子里或走廊上”。郭勤英说，“卓秘书（卓琳）比较晚才到。他的家人也有心理准备，毕竟发生过类似的几次。我们不相信这是真的，一直没有放弃抢救，最终首长还是走了。”据傅春恩讲，病重期间，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曾到医院看望邓小平，也给医疗人员很大的鼓励，表示要“全力以赴”。
一代伟人邓小平终因在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离开人世。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症”，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的心脏并没有什么厉害的病，他肝脏也好，也没有糖尿病，就是后来神经系统不太好。由于帕金森病就影响他咳嗽，影响他吃东西，后来只能吞咽，也影响他活动。他患帕金森症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差，再后来就是呼吸的问题了。”医学专家吴蔚然说。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4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非到别人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形成的。当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时08分。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一世风云，赫赫雄威震。八斗韬才，狠抓拨乱纠偏，神州防震荡。争朝夕，兴废运筹，抒构想，绘宏图，赢得英声远播：总设计师民共仰。奕奕皇皇，清徽不可泯。广树丰碑五岳小，九垓再誉新功：农户脱贫，商家转轨，收复金瓯固国陲。殷期宝岛回归，谈六条卓见，寄语台湾，例当仍步前踪，雄张两制，尧天舜甸笑开颜。椽笔十车，工联百副，咸颂伟人烈概。肃对九三老，劲节嘉猷，长使环球申敬仰。
“三番劫难，铮铮浩气横。满腔义愤，怒斥推波助澜，沧海任横流。搅乾坤，是非颠倒，枉奇冤，罹黜罪，惊闻恶谤狂呼：大走资派党同诛。纷纷扰扰，正道岂容污。普沾渥惠四川先，亿人频传胜事：渝宫题字，蓉馆拟名，倡修铁路酬群志。倏报巨星殒落，盼七月良辰，推轮香港，孰料竟成遗愿，浩叹千秋，蜀水巴山悲失色。白花万朵，赤帜半竿，倍增悼者疚怀。痛亿一乡亲，葵心泪眼，永教锦里动哀思。”
世纪伟人邓小平溘然离去。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一遍又一遍，成千上万座城市里哀乐一刻不停，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一列火车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忽然汽笛长鸣。噩耗传出，神州震惊，世界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