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五事件”答疑》是宋彬彬“团队”主要成员之一冯敬兰的文章。本文仅就冯敬兰在《“八五事件”答疑》中的部分陈述，写出自己的相关看法。
冯敬兰：……在我们组织的道歉会上，一位当年高中的学姐就说，看到校领导被游街，觉得就是革命行动。干嘛要阻拦？我看到宋彬彬去劝她们了，我可远远做不到。
亦虹：原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6月8日在《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说：“宋彬彬是红卫兵的头头之一。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2010年，原女附中学生张敏在《卞仲耘之死案钩沉与省思》中这样写道：“最近看到宋彬彬说卞仲耘被群殴时她在现场，没有参与，还作了劝阻，对此说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如果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当时大喝一声“不要打了！”以她们标志性的地位和影响力，一定有很多同学会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当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场的大操场殴打全过程，没有人出来喝阻。”
“看到宋彬彬去劝她们了”这句话，与张敏和陶洛诵的见证是矛盾的。这位高中的学姐会被邀请参加这个道歉会，在思想上，显然是与宋彬彬、叶维丽、刘进和冯敬兰保持一致的，属于冯敬兰后面提到的“我们团队”。与宋彬彬、叶维丽、冯敬兰思想不一致的人，根本就不会接到邀请。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长的丈夫和孩子就没有被邀请。这样一个小圈子的自说自话缺乏信用。相反，陶洛诵在她的证词中，除了宋彬彬，还提到了邓榕；张敏在她的文章中还提到了“邓女”和“刘女”。陶洛诵后来移居澳洲。如果不是她亲耳听到，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会让陶洛诵在2007年6月8日写下这样一份可以招惹邓榕、宋彬彬的《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张敏在她的文章中也直接提到了“邓女”和“刘女”，如果邓榕、刘婷婷、宋彬彬没有“参与”卞仲耘事件，以他们的地位、权势，他们会对陶洛诵证词和张敏的文章保持沉默达几年之久吗？陶洛诵和张敏是在作真正意义上的“见证”。
冯敬兰：游斗校领导是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不是一场凶杀案，不涉及谁是凶手的具体问题。所以，我们强调，校长是被殴打折磨致死的。殴打是暴行，折磨同样显示出人性的黑暗。你说，谁是凶手？
亦虹：真是奇谈怪论！“游斗校领导”至“殴打折磨致死”，竟然“不是”“凶杀案”，竟然可以用“群众运动”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按照这个逻辑，纳粹用毒气毒死犹太人也不过是群众运动而已。卢旺达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进行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也不过是群众运动而已。我们必须说，卞仲耘被打死事件是一个凶杀案――有很多人参与的凶杀案仍然是凶杀案。凶手可以分元凶和从犯。把凶手里面所有元凶和所有从犯都找出来，并且把他们区分开来，是公义的要求，也是公义的体现。
冯敬兰：因为是集体道歉，正面反应强烈，对我们团队是很大的鼓舞。
亦虹：“集体道歉”不是遮羞布。“正面反应”不是开释凶手和领导者策划者。这个“团队”有没有意识到，这次道歉的负面反应也很强烈？刘自立的《“平庸的恶”再次展现 DD关于“道歉”戏码登台的一些分析》，Crane的《王晶和宋彬彬的交手》，王容芬的《道歉不能为文革反人类罪结案》，就是冯敬兰所谓“负面反应”的一部分。更多的负面反应，则在读者和观众的心中。叶维丽、宋彬彬、刘进、冯敬兰低估了中国人的智商。
冯敬兰：这次主流反应很正面，连著名学者徐友渔也发表文章，为以往文章中采信不实传闻做论据，向宋彬彬公开道歉，其实几年前徐先生已经通过不同方式做过道歉了。他让我看到中国老三届一代学者，是有担当的。
亦虹：徐友渔做错事情道歉，是很好的事情。不过，他只是为听信并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宋彬彬打死六、七或者八、九个人道歉。他的道歉与卞仲耘事件没有直接关系。
冯敬兰：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和道歉。澄清是不能缺少的。譬如说宋彬彬组织杀人比赛，打死七八个人。譬如说她领导的红卫兵打死了校长。不搞清事实，让她为了什么道歉呢？法庭上还允许被告自辩呢，宋彬彬对自己没有组织、参与任何暴力事件做出澄清，特别是当着熟悉她的老师同学，难道不是必要的吗？
亦虹：王友琴、刘自立和张敏的文章，都证明当时师大女附中有红卫兵组织，而宋彬彬正是红卫兵的头头之一。此外，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是在8月1日。对文革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当时中学生狂热地崇拜毛泽东，往往闻风而动。如果高干子女云集的师大女附中到了打死卞仲耘的8月5日还没有红卫兵，那倒成了怪事。
宋彬彬避重就轻。在道歉信里，她说自己在卞仲耘被打死一事上的责任，不过是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和因为“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从而没有“保护好”校领导”。她讲的是自己“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讲的是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讲的是她自己“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她说：“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这句话，听起来相当奇怪。宋彬彬和刘进勿需“强势”就两次“阻止”成功，正说明宋彬彬和刘进是当时学校的领导者。否则怎会正当红卫兵残暴地殴打校长的时候，他们两个一“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围观的同学”就都“散了”呢？“围观的同学散了”，那么，那些抡着“铜头皮带”，举着“带着钉子”的桌子腿的行凶者呢？他们也散了吗？如果行凶者都散了，那么，被打的卞仲耘和其他副校长们呢？他们是特意留在那里等着行凶者回来继续殴打呢，还是已经不省人事？再说，宋彬彬和刘进凭什么就“以为不会有事了”？既然宋彬彬和刘进“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打人到他们两个都认为“不会有事”的地步，那么为什么，宋彬彬和刘进还要“为没有保护好”校领导“道歉”呢？既然有心“保护”校长，怎么“自己也走了”呢？如果宋彬彬和刘进不是1966年8月5日女附中掌握实权的人，47年之后，宋彬彬怎会不经意地说出“保护”二字呢？
说宋彬彬没有“领导红卫兵打死了校长”，是否认历史事实。
冯敬兰：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宋彬彬对事实的澄清并不是对以前控诉和批判文革的质疑或否定。对以前揭露文革暴行的人，我们给予极大的尊重和肯定。
亦虹：王友琴就是“揭露文革暴行的人”。以叶维丽刘进冯敬兰为主的宋彬彬“团队”不但没有“给予”王友琴“极大的尊重和肯定”，反而通过《记忆》杂志，通过出版《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一书，对王友琴极尽攻击之能事。冯敬兰在《“八五事件”答疑》中说这句话，不是太虚伪了吗？
冯敬兰：（在被问到“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应该也是你的校友，你想对她们说些什么？”时）当然，希望她们能够直面自己，公开站出来道歉。毕竟，当时她们是孩子，是未成年人，有种种理由可以为自己开脱。但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你们？心肠的冷硬、感情的粗糙、人性的不友善、心理的不正常……总是有种种的个人原因，让你成了“那一个”。
亦虹：事件的直接责任人不是孩子，而是凶手。如果凶手不满十六岁或者不满十八岁，处理标准是不同的，但是，标准不同并不说明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就不是犯罪。犯罪就是犯罪，“他们”没“有种种理由可以为自己开脱”。
另外，在这次见面会上，“还是孩子”被在场的老师用过数次。我只能说，讲这话的老师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没有原则。宋彬彬和刘进早在196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接受“孩子”入党吗？1966年8月，宋彬彬和刘进都是19岁，他们是成年人。8月4日对同学，8月5日对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的斗争会，是他们组织和领导的。对于卞仲耘的遇难，他们负有直接的组织责任和领导责任。
冯敬兰：最近，我听一个德国学者说，对二战的反思，在德国也不是战后立即兴起的，直到60年代末，年青一代开始了对父辈的质疑和追问，你是纳粹吗？你是否杀过人？逐渐才推动了全社会的反思，推动了政党和国家的反思。
亦虹：德国年青一代对父辈的质疑和追问的基础，是纳粹的罪行被彻底否定，被一一清算。没有对纳粹犯罪事实真相的揭露，没有整个德国社会对纳粹的彻底否定，德国年青一代如何质疑如何追问？如果亲身经历过文革暴力的人都像冯敬兰这样是非不清，善恶不明，我们怎么能期待年青的一代中国人推动“全社会的反思”，推动“政党和国家的反思”？没有忏悔的道歉是伪道歉。利用道歉的机会，不管为自己还是为他人洗白，都是对文革受害者的亵渎，也是对国家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表现。
冯敬兰：我们没有特别考虑，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而机会是偶然到来的。1月8日，刘进等几位校友去看望金元老师，她与我们年龄相差不多，情同姐妹，在对8-5事件调查中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在金元老师家，说到8-5事件的调查，和大家今后的打算，特别表达了和老师们相聚的愿望。金元老师立即表示，还等什么？马上就可以做啊！
冯敬兰：我们没有特别考虑，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而机会是偶然到来的。1月8日，刘进等几位校友去看望金元老师，她与我们年龄相差不多，情同姐妹，在对8-5事件调查中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在金元老师家，说到8-5事件的调查，和大家今后的打算，特别表达了和老师们相聚的愿望。金元老师立即表示，还等什么？马上就可以做啊！
亦虹：这个事情的策划者，是叶维丽。这个机会也不是偶然到来的。是陈小鲁的道歉引起的正面反应，使叶维丽看到这是一个机会。然而，宋彬彬文过饰非、篡改事实的道歉，不但不能洗白自己，反而让很多人重新审视文革这场灾难，也让不少人开始思考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宋彬彬的道歉，有其正面意义。不过，这种正面意义是策划者和实施者不会希望也未曾料到的。
2014年1月，俄亥俄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