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任张国桢－记我在上海华东医院的日子
日前朋友从微信传来“东方神眼”张国桢：光读懂片子还不够，要读懂人
啊！我的主任，我的大人，您依然风骨毅坚，气势昂扬；您著作等身，元龙豪气；您谈笑风生，豁达大度； 今天见到您让我想起了我们在CT室那段难忘的日子。。。
张国桢是我德高望重CT室主任，一个平易近人而又正颜厉色；一个心地善良而又折笄之杖；一个严于律己而又宽以待人的真正做学问的人。
八十年代早期，心雨刚从医学院医疗系毕业，风华正茂，满怀憧憬，一心直想做大医院的大内科，来到华东医院放射科的CT室犹如走进地狱般的沮丧，我的主任张国桢径直地朝我走来，“放射科是医生的医生，你是我要来的！”我一时语塞，以后的事实证明我热爱C丅的工作胜于其他的一切。
那时，华东医院有上海第一台西门子的C丅机，张主任刚从美国学习一年回来意气风发，很有大干一番事业的架势，C丅室从医生、技术员、护士到工程师，总共13个人group，我们自嘲为13点。这个13点维持了九年，直到心雨来美国。
C丅室的每天开机，关机工作自然由我这个住院医生来承担。每次开机程序复杂，机器需保持在22摄氏度恒温状态下操作，每天从开空调开始不能按错任何一个键钮，机器需预热三十分钟，哪天开不出机，我会急得头头转，首先检查开机程序是否正确，以至于来美后有段时间我还常常梦到因开不出机而吓出一身冷汗。
我们主任管我叫“颜颜”我则称他为“张大人”。 上海华东医院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和部分文艺界知名人士的高干医院。那天， 朱镕基来体检，大人告诉他是我给他做的C丅，朱镕基一个劲的握着我的手：“颜颜医生谢谢侬！”呵，朱市长临场随机应变活络正把我当成双姓了。其实，心雨给那时的市长，汪道涵，江泽民也都做过CT是因着我们主任放手，充分相信部下，大人自己则忙着和他们的警卫员拉家常，套近乎以便有机会向官人们开口进口更好的CT设备。
心雨为此还出过一次洋相。那是最早时，汪道涵带着一个圆脸大眼的小男孩一起来CT室，小朋友坐不住在房间里东奔西跑，我怕他吃X光，拉着他的小手：“来，你爷爷一会儿就出来了。”想不到一旁警卫员哈哈大笑：“是他爸爸。”我则窘得低眉捂嘴，他就是后来曾经一时上海地产界大享与赵薇传过绯闻的汪雨。印象中江泽民比较随和圆滑，他一般讲话是国语，英语交替还夹杂着他浓重的江北口音，常逗人发笑。朱镕基的好学执着令人难忘，他不拘言笑，严肃有嘉。做完CT后一定要等图片重建完，影像分析给他听还有十万个为什么的他日里万机在CT室表现的不依不饶。那天我们全都奉陪到半夜，最后，他还说了句：“这家伙这么灵光，叫黄菊也来查查，他颈椎不行。”给人的感觉，当时朱和黃的私交很好。
主任对staff 其实是很严苛的，要是你出报告把左右搞错, 漏写了胸腔或后腹膜的淋巴结，他会当面拍桌摔片，丝毫不给情面。事后，他老是说，“我是对事不对人的。” 其实，大人的父亲就是一个严谨的放射学专家，当年为了检测放疗剂量把自己左腿照得截肢。
每天一上CT机，病人排长队，我们跟着转，没有喝水吃饭时间，往往这时主任会把自己做的鸡蛋吐司面包送到我们身边，心雨就是从那时开始学吃面包的。而那时在一周的紧张忙碌之后，每个周末“腐败”13点们一齐参与，我们会欢聚在上海各个著名饭店，继续十三。。。
其实，影像诊断医生在临床决策上所承担的责任旁人无法想像。内科医生会等着你，“这病属于几期啊？” 外科会追着你，“这刀能不能开？”。CT片无非就是看黑的白的，个中奥秘无穷，经验医德真是非常考验人的智慧。我们主任决不允许我们老是打这样的报告，如“肺部肿块性质待定，建议随访。”或“胆囊占位性病变：团块炎症？高密度囊肿？肿瘤不能排除建议结合临床复查。”其实，这样的报告是最保护自己，也是最不负责任的。病人化了那么多钱来做CT，期待就是一个结论，给个明确诊断。主任要求我们，医学报告不要玩文字游戏，一般情况下要给出最大可能性或最小可能性的诊断。
心雨自己就碰到过这样的病人，拿着CT片来向我们兴事问罪的，“你说是肺癌，结果是结核疤痕组织，让我白吃了一刀，你要赔偿精神损失费。”也有人举着片子，“你说，叫我随访，现在我的胆襄癌已扩散到肝脏，错过了手术时机。” 每每这时主任都会语重心长地，“现在人们都太依赖科技，但CT毕竟是隔着肚皮看浮云，没有一个人会照着书本生病的。” 想着我的许多医学理念就是在主任潜移默化下形成的，以致后来到了美国都能发扬光大。
我们主任其实是个特别幽默的人。1999年我第一次带着儿子回国，在餐桌上调皮的儿子摸着主任的头，“爷爷，Why is your head so shiny?” 我真为儿子没礼貌窘得恨不得有洞可以往地下钻，大人则笑得前仰后合，“童趣，童趣，爷爷的头发都被X光照没了。”以后聚会都会问起儿子的情况。而主任自己常年忙碌在外，对家里疏于关心，他的儿子常常跑到科里来，“颜阿姨，买个馒头，张棫肚子饿。”每当这时，我都会说，“走！去吃最好的肉馒头。”
每周三的全市中华医学放射读片会，主任也是拿我做挡箭牌。前辈陈星荣总是大着嗓门，“华东医院小颜来了吗？” 每当这时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往台上一站, 滔滔不绝讲开了。带来读片的CT都是有手术结果的，每次上去就像考试。还清晰地记得，要是我读对了陈星荣教授会手舞足蹈，拍拍我的肩：“小将就是行，青出于蓝胜于蓝。”要是我读错了，他马上用片子拍打我的头：“怎么还没长进？” 尽管陈星荣教授是放射界的泰斗，但他的女儿陈冲那时要比他有名的多。想着陈冲一定是继承了她老爸的喜怒哀乐基因，才当上演员的。
心雨第一篇学术论文是“纵隔增宽的CT定位和定性”。也许自己运气比较好，但更多的肯定是得到大牌主任的推荐，这篇论文得到全国中青年杰出医学论文奖，也刊登在中华医学会放射学杂志上。当然，徬着这些自己升主治非常顺利，也到全国各地演讲。一时倒也冠上了放射界“优秀青年人士”雅号。心雨对于大人的教侮和栽培一直心存感激，那一年,普及CT的全国学习班正在上海如火如荼举行，主任却去了全国，心雨自然得担当讲课重任：“ 大家好，今天大人不讲，颜颜讲。。。”下面一片掌声，常常讲课就在这样氛围中开始。
前几年，我娘娘（爸爸的妹妹）拿着Chest CT去看主任专家门诊，无意中进起，我姪女以前就是华东医院 CT室工作的，主任马上追问，“叫什么名字？”当我娘娘报出我的名字后，主任一声“啊呀！她是我培养的一员小将。”于是，对这特殊的病人自然多了几分额外的关照，从病史拉到家常，只是苦了后面等候的病人。一回到家，我娘娘迫不及待拿起电话把自己受到的特别礼遇向我父亲炫耀来了，弄得我父亲妒忌不已，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借女儿的光去看过主任呢。
八十年代， 国内CT诊断刚刚起步，没有中文教科书，主任和我们一起边找英文资料翻译边结合临床病症分析着手写CT影像诊断书。
俗话说：“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心雨嫁给属猪的，九十年代初随猪先生来到美国。在出国问题上主任一直很纠结，他不让我走，一口一句，“你是我的接班人，你走了CT室怎么办？”且当时正在编写教科书，他为此还专门打电话给已在美国的猪先生，“一定要让你太太回来。” 故此，我延迟5个月来美。不过，从此就和CT无缘，想着自己当时一定是只要爱情不要面包，也留给了我在北美没有做回自己永远的痛。
早些年，主任每年十一月份都会来美出席“北美放射学会”基本都从LA离境，我和猪先生都会热情招待，他对猪先生必讲的一句话，“看看你太太多爱你，当年丢下了CT室这么重要的摊子义无反顾的走了，叫我怎么舍得？”哈哈，主任还在老帐新翻，纠结着呢！
2012年11月CT室重温旧梦
“东方神眼”张国桢：光读懂片子还不够，要读懂人
张国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放射学教授、上海华东医院放射科主任、中国医学影像技术上海研究所CT-MRI主任。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及中央保健委员会荣誉奖状。
被誉为“东方神眼”的华东医院影像科教授张国桢行医50余年。在半个世纪的光阴里，他一直践行着自己的信念：医学并不是冷冰冰的技术，而是一门充满情感的学问。
走进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已近下午四点，CT室的走廊上仍然站满了等待做检查的患者。这里拥有上海乃至全国一流的影像诊断设备。
与病人作检查的CT室相比，张国桢的办公室显得十分简朴，仅有的“装饰”是墙上挂着的一叠锦旗，其中最醒目的一面绣着四个大字：“唯一神眼”。
“别把我说得那么神。悉心甄别、去伪存真，当好‘侦察兵’，是我的本分。”
“张教授，我已经整整一个月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了，您一定要救救我。 ”不久前，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走进张国桢的办公室，哽咽道：“不瞒您说，我连遗书都写好了。 ”
她递上CT片子，焦急地说：“上个月我在美国被查出肺里长了个结节，医生说可能是肺结核。可我不放心，回国后又跑了几家大医院。片子拍了好几回，有的医生说是癌，也有医生说不像癌。 ”
张国桢凝神端详着手中的片子，又仔细翻看病历，沉默片刻，说：“我看不是肺结核，而是早期的肺原位癌。 ”
见病人陷入了沉默，张国桢说：“别太担心，尽快手术，手术做得好，再活30年也没问题。 ”
一个月后，张国桢接到了那位病人的电话：“张教授，您真是‘神’了，我在美国做了手术，手术后的病理证明，确实是早期肺原位癌，和您的诊断一模一样，真是太感谢您了！ ”
这样的例子，在张国桢遇到的患者中很多很多。
随着体检的普及和诊断设备的进步，在肺部影像学检查中发现不明原因微小结节的情况，早已不是个别现象。微小结节可能意味着肺部的各种良性病变，但也常常是癌症的信号。医生能否准确鉴别出病灶的性质，决定着患者接下来能否获得正确的治疗。然而鉴别诊断，尤其是对疑难病例的诊断，一直是影像诊断学医生面临的难题。
作为我国最早研究CT影像诊断技术的奠基人，阅片无数的张国桢有一双火眼金睛。他读片之准，远近闻名。不少病人都是在辗转多处求医后，苦苦徘徊于多种答案之间，最终来请他一看究竟。
几年前，一位拿着PET/CT报告的病人找到张国桢。报告上写着“右上肺见结节，诊断为周围型肺癌，建议手术”。张国桢反复研究他的片子和其他化验报告后认为，他所患的是肺结核，而非肺癌。
“张教授，我花了好几千元做PET/CT，不会错吧。”病人半信半疑。
“PET/CT虽然是一种先进的肿瘤诊断工具，但也会有一定的假阳性，也就是说有些不是肿瘤的疾病也有可能显示出和肿瘤一样的代谢升高结果。从你病灶的CT形态和其他检查报告来看，你并没有患肺癌，不必挨一刀。 ”张国桢认真地说。
经过反复思考，病人最终还是决定做手术。手术后的病理切片证实，这个结节的确不是肿瘤，而是结核病灶。
“别把我说得那么‘神’。 ”这是采访中张国桢反复对记者说的话。在他看来，悉心甄别、去伪存真，当好侦察兵，是自己作为一名影像科医生的本分。他说：“片子上一块小小的阴影，会让病人全家感到乌云压顶。如果我们不去审慎辨别，就可能害他多走冤枉路。 ”
“东方神眼”的美名不仅在患者中广为流传，在同行中，“疑难的片子，找张国桢看看”也成了某种共识。
一位医生在为患者进行痰液脱落细胞学检查时，明明发现了癌细胞的存在，但拍了CT、做了支气管镜检查，仍然找不到病灶到底长在肺的哪个部位。
“这种情况，可能是隐匿性肺癌。 ”张国桢建议，“赶紧让患者来做一次极薄层CT扫描。”通过比常规CT更为精准的亚毫米级薄层横断扫描，再加上多方位成像重组技术，病灶终于“现身”。它隐匿在如树枝般密集的肺后段支气管腔内，直径仅有3毫米。据张国桢诊断，这是肺癌的表现，需要尽快手术。
根据CT图像上显示的精确位置，外科医生在手术中顺利找到了埋藏极深的病灶。术后的病理证明，确实是肺癌，而且是早期肺小细胞癌。
只用眼睛看片子，一定会犯错
“只用眼睛看片子，一定会犯错。 ”张国桢说。
为什么不同的医生看同一张片子，有人看出了肺炎，有人却看出了肺癌？张国桢认为，多数大医院的诊断技术本身差异并不大，差别就在于医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能否准确无误地读出一张片子所传达的信息，既要考验医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综合医学知识积累，还要看他是否善于总结经验、掌握疾病变化的影像学规律。
读片首先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思维过程。
是肺癌？不是肺癌？无论肯定或否定，都需要在头脑中列出充分的证据。这种推理的过程有点类似打桥牌，既要分析自己，更要摸清对手。
“我在业余时间一直坚持打桥牌，不仅仅是为了休闲，更是想通过叫牌、出牌、推算牌面等环节，训练自己的推理分析。 ”在张国桢的带动下，科里有不少年轻医生也都渐渐成了桥牌高手。
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还不足以让医生辨清疾病的“善恶”。
“综合知识的积累也很重要。你掌握的病种越多，对解剖知识、临床知识、化验知识了解得越多，你的推理才能更加符合逻辑，诊断也就越准确。 ”张国桢常常告诫学生，一名好的影像科医生，决不能满足于影像学知识本身。
30年前，当华东医院引进第一台CT设备时，张国桢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强。 ”这张已经泛黄的小纸条，至今还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下。
为了在胸腹部影像诊断领域做大、做强，张国桢带领学生们通过对数万病例的研究和观察，摸清了肺微小腺癌的演变转化规律和影像诊断要领。
在肺部肿瘤高发的今天，多数患者被发现时已经进入中晚期，如何诊断早期肺癌，始终是一道医学难题。在张国桢的带领下，华东医院影像科对早期肺部肿瘤的诊断准确率高达93%以上。
如此高的准确率从何而来？
张国桢打开电脑，为记者详细讲解他的 “独门绝技”，“你看，肿瘤的生长有点类似胎儿在母体的生长过程，最早期的肿瘤在片子里是看不到血管的。慢慢地，就会有外来血管通进去，供应它的生长，等到肿瘤长到一定程度，就不再需要外部的血管供应，自身就会长出血管，也就是进展到了‘内血管生成期’。此时，通过CT血管造影技术，会显示出一种有别于一般结节的肿瘤微血管图像，我们在专业上称之为‘肿瘤微血管CT成像征’。通过这一发现，使我们得以更准确地辨别肺部微小结节究竟是善是恶。 ”
张国桢相信，让更多医生掌握“独门绝技”，就可能培养出更多的“神眼”。
吓唬病人、瞒着病人，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2012年，经20余万名上海市民投票和多位专家组的评审，张国桢摘得了上海市“十佳医技工作者”的桂冠。
这位在一般人眼中更像是“幕后英雄”的放射科医生，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尊敬？
在病人们看来，理由很简单，找张教授看病，特别放心。
放心，不仅是因为他高超的诊断技术，更是因为他对病人有一颗仁心。
张国桢的学生，华东医院郑向鹏博士和李铭博士告诉记者，张教授看一位病人，常常要花上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
“许多人对放射科医生的印象都是坐在检查设备的后面，检查完毕，写下一句诊断，诸如‘某处见异常，建议随访’等。您为什么要和病人聊这么长时间？ ”记者问张国桢。
“人家花了钱、花了时间来做检查，如果只留给他一行干巴巴的字，常常会让他不知所措，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及时把病情给他分析清楚，再说明进一步的治疗建议，就能缓解他的紧张，起码能让他觉得今天没白来。 ”张国桢说。
“根据你的情况，我认为你可能得了什么病，对于这种病，现在有哪几种治疗方法……”张国桢的讲解总是思路清晰。如果遇到一时无法确诊的情况，他也会如实相告：“请你再进一步做些检查，如果是癌症，你也不要慌，我会告诉你接下来该怎么做。 ”
在张国桢看来，“要么吓唬病人，要么瞒着病人，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病人面前，他从来不讲深奥的医学名词，而是想办法用最通俗的语言让病人听明白。
“医生，等一等，让我记下来！ ”每当病人拿笔准备记录时，张国桢都会说：“放心好了，我会帮你写下来的。 ”
曾有学生向张国桢建议，您的时间那么宝贵，不必为病人花那么长时间。张国桢告诉他：“光读懂片子还不够，还要读懂病人。得知自己患了重病，病人的心里难免会感到恐慌，有些人甚至会脑中一片空白，我只讲一遍，他很难听进去。只有一遍一遍地重复，为他仔细分析，开导他，才能缓解他的焦虑。 ”
一双神眼，加一颗仁心，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
2005年，“华东医院张国桢疑难CT读片中心”成立，这是上海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医学诊断中心。从那时起，张国桢变得更忙了，他似乎总有读不完的片子，看不完的病人。
由于超负荷的工作，2011年的寒冬，张国桢突发高血压脑病，晕倒在医院。院长俞卓伟教授亲自带领救治，他才转危为安。
康复后，他又和原先一样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有人劝他，您已过了古稀之年，工作强度不必这么大。张国桢却停不下来，他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医疗检查设备在不断革新，但机器无法代替人，我们做医生的必须跟上机器的脚步。 ”
研究最新的技术，总结新近的病例，阅读国际上最新的文献，今年75岁的张国桢笑着说：“只要工作着，我就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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