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奥德赛
林岗
二、
我从未见过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告诉我，爷爷叫林勋平，奶奶叫陈舜英。解放那年，爷爷80岁，奶奶多少岁，叔叔记不清了，应该是比爷爷小很多。因为奶奶是他讨的第三个老婆，至少小二十余岁。这么说来爷爷出生于1870年，也就是同治九年左右。父亲生于1924年，他是爷爷第一个亲生儿子，父子相差54年，爷爷是老来得子。
爷爷是个有自己商号的小生意人。商号继承自曾祖，叫“晋山林老玩记”，简称“晋山林”或“老玩记”。“老玩记”这名字如今还写在高义村的林家门牌上。商号到底有什么含义，已经不可知晓了。叔叔说，他的爷爷有三个儿子，家产一分为四，大儿子得双份，剩下两个儿子对半分。仲子不幸早亡，他的家产被长子侵吞。得了四分之三家产的长子另起炉灶，取名“晋山林新玩记”营生。爷爷行三，守着不多的老家当，辛苦经营。
爷爷经商的地方在兴宁，潮州到兴宁陆路150公里，但当时都是走水路的，水路要远很多，因为梅江拐了一个骆驼背形的弯，流到潮州改称韩江。当年爷爷从汕头进货，溯江而上，到水口镇换成更小的船，再溯宁江而上，直到兴宁县城。他的铺子就开在西河桥东不到50米的万盛街上。今天已经没有万盛街了，附近的居民告诉我，十年前已经拆掉了，改建成居民小区花园了。可是在紧连的朱子街和大新街上，我还是看到毗连成片的民国年代老建筑。一栋建筑门前繁体字“书局”的字样依稀可辨，它对面另一栋建筑二楼墙上，写着繁体的“中西文具、新书杂志、体育用品”字样。父亲在兴宁一中念书时，想必来过这几个书铺，说不定这也是他接触进步书籍的一条途径。
兴宁现今是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可至少在清中期以后，就是商贾云集之地，时称“小南京”。梅江报的刘奕宏兄告诉我，可能是清朝康熙年间海禁令，导致大批潮人迁到客家地区居住和营商。另一个原因是兴宁恰当通往赣南和闽北的交通要道上，催生了潮人前来贩卖转运货物。一个证据就是兴宁的“两海会馆”（潮安古称海阳，加上澄海，故曰两海），兴宁人则称之为“潮州会馆”。它是兴宁最为显赫的古建筑，坐落在穿过县城的宁江西河桥西岸，与当时繁华的商贸集散区隔河相望。1920年罗翽云撰《重修两海会馆记》，石刻于会馆内侧门楣的上方，它说出了兴宁商贸繁荣的来龙去脉：“兴宁于岭东为邑，蕞然僻且小，无长江大河为之交通也。然西北行百余里，达于江右，东南流二百余里注于韩江，西北陆产委输东南，东南水产转运西北，而皆以兴宁为中权。当海未南通，潮人之之广州者，其道当出此。故商务倍形发达。兴宁之有潮商也，盖权兴于清乾嘉间也，其来久矣。”
会馆说不上堂皇，但绝对精美考究。在县城建有客地的会馆，全国不多见。会馆两进两横，正梁刻有“嘉庆十一年丙寅始建民国九年庚申潮安澄海信众重修”字样。爷爷是这次会馆重修的主要出资人之一。母亲告诉我，父亲还曾接到过纪念“两海会馆”活动的邀请，父亲是作为当年潮商的后人而被邀请的，但由于健康的原因，父亲并未前往。嘉庆十一年就是1806年。这说明至少嘉庆初潮人就云集兴宁经商，经商的热潮至民国年间而不止。由兴宁往北至平远，再由平远入赣南和闽北均可。爷爷和他的前辈赶上偏安一隅的承平岁月，离乡北上谋生，求个出身，亦恰在情理之中。
爷爷生意比较大宗的是经营缝纫刺绣用的针，他自己有加工的作坊。那时做针还没有实现全机械化，打孔用机器，但钢线磨尖却要用人手。村子里各家各户都做起这种手工活，爷爷向各户收购磨好的针，然后自己用机器打孔。村子离韩江约莫三里路，做好的针就挑担上船，到了兴宁再行包装出售。叔叔说，他小时候还做过包装活，六跟针一束，用蜡纸包起来。中国乡村机织布还不流行，各家织造土布，小针因此也有相当的市场需求。他还有一种生意就是贩卖染料、颜料。因为汕头是直通海外的商埠，爷爷从那里进货，然后运到兴宁出售。他的这两种生意都是和乡村的手工业相关的。
爷爷的生意到1939年日军占领潮汕就彻底衰落了。商业活动由于军事占领陷于停顿，韩江、梅江已不通航。要到兴宁，叔叔说，要先走路到揭阳，从揭阳走到丰顺汤坑，再从汤坑走到水口，然后才能坐小船溯宁江到兴宁。爷爷年事已高，坐着类似滑竿的东西叫人抬着，叔叔走路，另雇人挑些货物。这时候的生意已经是勉强撑持了。
爷爷特别喜欢儿子，祖宗血脉，莫此为大。我想这也是他全部人生的乐趣和生活的终极目的。可是天意偏偏在这点上为难他。他的发妻没有生养就过身，第二个老婆给他生了个女儿也走了。爷爷抵抗命运的办法就是用挣来的钱买干儿子。叔婆跟我说，直到第三个老婆生下父亲前，爷爷买了三个干儿子，一个干侄子，四个干孙子，一共八个。我大惑不解，为什么还要买孙子。叔婆的解释是儿子也生不出下一代，爷爷干脆一步到位，连孙子都给买下来。买下八个“干货”花了多少钱，已经无人知晓，但仅从这锲而不舍的行动就可看出爷爷对祖宗血脉的焦虑和虔诚。
如果世道一直承平，爷爷对后代倾注的心血是会得到好报的，至少不会给他带来那么大的灾难。然而他对他生活的大时代几乎毫无感知，依旧做着财运亨通儿孙满堂的旧梦。这是他的致命伤，只能归因于潮汕平原一隅在天崩地裂的时代尚且可以供他苟延旧梦，而当鬼子的枪炮声传来的时候，他用自己辛劳和心血养育的下一代已经决定性地走到要埋葬他的旧梦和审判他们“腐朽”一代的路口，而他自己对命运浑然不觉。
父亲的出生给已经步入衰年的爷爷带来多少安慰已经无从查考了，但从他从此不再买干儿子这点看来，起码可以告慰祖灵了。加上叔叔六年后出生，爷爷名下一共有五个儿子。古人以五男二女为传宗接代的理想极致，爷爷离这极致只有一步之遥。父亲出生之前，奶奶还生了一个比父亲长约五、六岁的女儿，可惜未能活到成年。不过，他已经无所谓了。鬼子投降后的几年，爷爷将生平经商所得几乎全部换成田产，分在五个儿子名下，每人有十几至二十亩。在耕田如绣花的潮汕平原，一户人家有近百亩之数是很吓人的数目。走在进入村口的路上，村支书对我说，“从这往前两公里，都有你爷爷的田。”
这是一个出生在同治年间的人想得出来的对子孙全部的爱，也是他想象中辛劳一生的圆满结局。就在爷爷准备过儿孙绕膝的晚年生活之际，迎来了解放和土改。他的五个干的和亲的儿子，和他想的都不一样。在解放和土改的气氛下，谁想要、谁敢要他记在他们名下的田产呢？他的亲生长子早已远走高飞，参加了埋葬旧时代，也就是埋葬他们父辈的事业——革命事业。次子在兴宁守着仅存的一点铺子，做着小职员。土改的风声甫传来，三个原本在身边的干儿子跑得连影子都没了。他们是被名下的那些田产吓跑的，他们不想要地主或富农的恶名。爷爷好心好意要分给众儿子的田产，竟成了儿子们烫手的山芋，回流到自己的手里。这样，根据当时的政策——解放前三年的生活来源——他实至名归地被划定成分为工商业兼地主。
地主就是瘟疫，谁也不愿意接近。他和奶奶从“瑞德堂”扫地出门，两口相依为命，叔婆在村子里，但也不敢和他们同住。两老到底住在村子的什么地方？村支书支支吾吾说，“事情都过去了。”叔婆说，“也记不清了，大概是猪栏或牛栏一类地方。”好在爷爷往日积德行善，与人方便，但凡村子有兴办学塾、修葺祠堂、道路一类公益之事，村民分摊之后不足部分，一向都是他包办的。村民对他印象甚好，土改中和日后几年，并不怎么与他为难，似未曾受过皮肉之苦。叔婆也说，他没怎么挨过批斗，尽管属于新政权要铲除的对象。
与他的姻亲洪家比起来，爷爷、奶奶还算幸运的。他们两家同属浮洋镇，相距约莫三、四里路。洪家在梅县做小生意，因得以攀亲，但日本投降前后洪家就破落了。洪钢叔说，他父亲解放前三年就只是雇员，并无家产。但因爷爷的显赫，土改中被牵连划成分为地主。既是地主，就该有大把浮财，洪巷乡的农民天天到家里要浮财，屋前屋后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浮财既是不见，一定就是隐瞒、匿藏。隐瞒浮财，罪加一等，轮番的相逼、批斗，两老受不了这苦。父亲带着小儿子上吊，母亲带着小女儿投井，一家四命。其时洪钢叔正在顺德土改，父母弟妹殒命的消息传来，噤不敢声。虽然次年他父亲的成分旋即改正，但人已不可复生。还背了个“杀属”的黑锅，相随十余年，难受信任。
然而，爷爷、奶奶土改后的日子总归是黯淡的。干儿子跑了，亲生儿子也不来，叔婆虽在身边尽孝，但也是分爨的。老两口形影相吊，好在奶奶是信佛的，该是能随遇而安吧。我问叔婆，他们晚年吃什么？“白粥啰，有时加点番薯。”叔婆说。“没有菜吗？”我问。“有点咸菜、盐巴。”
父亲见爷爷最后一面的时间应该是1948年，洪钢叔告诉我。那一年，父亲带着粤赣湘边纵的参谋长严尚民，两人化装成生意人，从香港取道潮州进入粤赣边地。他们不住城里，因为那时的政府已经风声鹤唳，搜捕司空见惯。父亲和严尚民在高义村住了两天。爷爷久经商场，当然能看出他们经商云云的破绽。可是他已经78岁了，有道是儿大不由爹，恐怕劝阻也无效。父亲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爷爷了。黯淡的垂暮之年，干儿子可以不想，亲生儿子总是思念的吧。他的长子在外面做了“县太爷”一类的官，此类风传，应该是会刮到耳边的吧。我无法猜测爷爷晚年的心境，但是我知道，他对这个时代是陌生的。他的脑子里，大概只有慎终追远、父慈子孝、丁财两旺、富贵满堂一类观念。他怎么能够理解亲离亲叛、做了官还不敢“衣锦还乡”的事情呢？
爷爷或许是带着这不解的遗憾离开人世的。时间是1958年，人民公社热火朝天之际。叔婆说，“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高义村吃第一顿大锅饭的日子，你爷爷走了。”潮州的习俗，人死之后要全村一起吃饭，以示白喜的隆重。地主死了，是不可能让全村人一起吃饭的，新时代的贱民，不足以有这个传统的“福德”。死丧本应孤寂的爷爷，碰巧与全村“大锅饭”的隆重重叠在一起。叔婆不忘添上一句，“你爷爷有福气，他修得好。”说完发出爽朗的大笑。
写到这里，我似乎能理解父亲对于往事的缄默。这是一个两代人之间的结。中国社会的现代演变走到晚生一代埋葬早生一代的节点，而他们两代人之间的血缘亲情纠结一体，无从割裂。五四先驱所呼唤的“青年中国”、“青春中国”终于以新阶级取代旧阶级的方式降临在子代与亲代的更替中，演变成为两代人之间的反噬故事；而郭沫若以凤凰涅槃所象征的死亡与新生从充满诗意的虚拟剧本逐渐落实、展开为悲壮而惨酷的社会现实。父亲是这一社会变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比爷爷晚生54年，从血气方刚时起就投身他认同的改造中国社会的事业，也许这项事业会以这种方式交织在他的血亲圈子里，是早早就料到的。但他不能预卜细节，当爷爷孤寂、凄凉的晚景传递到父亲那里，他心里也不能没有一丝一毫的震撼吧！心非木石，岂能无情？然而，他什么也不能做，可他又能说什么呢？内心的天人交战，纠结无解，不足以与外人道。此情此景，语言是多余的。
有一件事说明父亲是耿耿在怀的。爷爷过世后三年，也就是1961年。父亲坐着县委仅有的吉普车回潮州看他的母亲。那个年代中国正蒙受大跃进的恶果，但政治气氛没有前几年那么紧张。父亲先让叔叔从兴宁回来，用单车驮着奶奶从村子骑到城里的姑姑家。父亲不敢驱车直入高义村接奶奶出来，他母亲的身份怎么说都还是地主婆，惹人注目，一旦声张出去，不知会有什么结果。为此，长期在村里受人欺凌的叔婆很生气，至今念念不忘说，“都做了官，还这么偷偷摸摸的。”在姑姑家里，父亲见到离别十三年的母亲，我的母亲也陪着父亲同行。这样，奶奶也见到了她的媳妇，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母子相见，也算悲欢离合一场。据说，奶奶看着自己的儿子，一直流泪，没有什么话说出来。那时的奶奶，已是年近七十，人间的惨痛都经历过了，她尽管理解不了这个世界，但相见就是离别，至少是知道的。她的儿子连村子都走不进去，又怎么能带她离开伤心地安养晚年？见过面，父亲带着奶奶在离湘子桥不远的馆子吃了顿饭，奶奶的泪水还是止不住。这是奶奶解放后吃得最好的一顿饭，但也是百感交集的一顿饭。饭后，叔叔还是用自行车把奶奶驮回高义村。母子一别，从此天涯。父亲在潮安县委招待所过了一夜，就回东莞了。
奶奶的泪水还是在父亲的心里引起了回响。从那以后，父亲每个月都寄十元回来给她，直到她过世。不过，钱不是直接寄到村里。叔叔说，不是寄到他那里的。估计是寄到潮州城里的姑姑家，然后在找人转交给奶奶。叔婆说，听说有寄钱这回事儿，但不是经她手，她从来没有见过那钱。
父亲始料不及的是这次母子相会对年迈的奶奶打击是致命的。奶奶与自己的儿子见过面后心里清楚，人世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连自己尚有小小权势的儿子都不能令自己老有所养，她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顶着地主婆的帽子，还能指望什么？尽管她收到过儿子寄来的钱，可这钱却解不开她的心结：她的儿子肯定不是一个绝情绝义的不孝子，她和爷爷辛劳一辈子，把他养大，挣钱供他上学，一直供到读大学，而儿子也有出息了，怎么说都算“官至七品”吧，可怎么就不能携带她离开让她受尽欺凌和孤苦的高义村呢？奶奶内心的纠结和绝望要了她的命。母子见过面后的次年，她就死了。
生固不能尽孝，连死后亦无以安葬。父亲九十年代退下来之后，一直放不下的心头结亦想将它了断。他曾经和母亲一道回到高义村，让人带着寻找爷爷、奶奶的坟。爷爷、奶奶的丧葬虽然有叔婆参与，但她势孤力单，死人又顶着地主、地主婆的恶名，当时都是草草下葬了事，连碑都没有立。之后又是连年兴修水利，开山造田学大寨，当年埋葬之处早已面目全非，无可辨认，连骨殖何方也无从查究了。
父亲这番回乡之旅有多扫兴，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