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奥德赛
林岗
三、
父亲的运气特别好，他是个幸存者。就其幸运这点而言，他躲过社会动荡的劫难，枪林弹雨中又逢凶化吉。解放后诡异多变的政治风浪多次擦身而过，终于伤不至命，起死回生。况且在有惊无险中一路升迁，官至抚台。更令我惊奇的是，他正是对不可解释的幸运的感悟中建立起个人的德性修养，从中学会感恩、勤奋、淡泊和自我克制。父亲生活在中国现代史最为动荡的岁月，旧的腐朽、崩溃，新的建立，旋即又腐朽、崩溃，更新的又来。个人在这变幻无常的时代，无论甘心传统生活方式，无论投身何种政治潮流，都有极大的可能性命不保。我相信不止父亲一个人，而是那一代人，正是与死神屡屡擦肩而过的人生体验，启示了他们的无私、献身与自律。在这里我们走到了理解历史与人性的边缘：为什么承平的年代那么糜烂、人心那么苟且？那是因为太平岁月死神都躲起来了，人们不会把世俗的成功归究于幸运而归因于个人的聪明与能力。“成功”这个词今天如此重要，如此冠冕，正是这个缘故。个人于是膨胀，德性于是瓦解。而乱世则是死神横行的世界，它教会一息尚存活着的人珍惜，它对个人的贪婪与欲望提出有力的警告。
父亲还未成年就遇到命中的劫难。他九岁那年，被一伙澄海的海盗绑架了。绑匪的目标人物本来不是父亲，而是长房的长孙。那天正是父亲的爷爷庆生，房子张灯结彩，又吹吹打打，绑匪混了进来，父亲正好进厅堂跪拜。绑匪一看是小孩子，二话不说就掳走了。过了好几天绑匪才传话过来。爷爷这一惊不少，老来得子，又是长子，如今绑走了，如何是好。幸得他那时生意还是兴隆，手头不拮据。据说花了百多两银子，才将人赎了回来。这是父亲大难不死的头一回。
在爷爷的人生规划下，父亲要走革命的路，似乎颇有难度。爷爷在父亲十七岁那年，也就是1941年，就帮他娶了媳妇。那时父亲在兴宁中学读初中。爷爷的用意不言而喻，要父亲继承家业，他则早早抱孙子。洪钢叔告诉我，父亲与洪茵的结合不是新式婚姻，而是旧式婚姻。两家是同乡，又都在兴宁谋生，媒人居中说合，门户相当，自然成功。结婚之前，两人并无正式见面。父亲是看过洪茵的小照的，洪茵有没有看过父亲的照片，则不能断定。结婚前，父亲在他人陪同下，有意路过洪家门口，见到正在洗刷的未来妻子，但洪茵并不知晓此时的路人就是未来夫婿。那时的父亲是否加入了地下党，尚不能肯定，但他肯定是接触到进步思潮。那时兴宁中学的地下党活动非常活跃。父亲有一个读书时期的同学叫何锡全，解放后在中联部任司长。何锡全就是1939年在兴宁中学经他的老师介绍入党的。父亲与何锡全友好，父亲兴宁时期还有一位同学罗彦群，亦是地下党的活跃人物。父亲当是通过他们接触到关于革命和进步的思潮，最终亦由他们介绍秘密入党。
父亲既然受新思潮的影响，自己又年纪轻轻，居然能够接受旧式婚姻，我猜测是受到来自他父亲的压力。有意思的是父亲居然将压力变成了动力。他不是通过这段婚姻满足他父亲继承家业、早抱孙子的期待，而是通过这段婚姻将洪家的诸姐弟带上与自己一同致力的革命之路。洪钢叔在一篇回忆自己学生时期参加地下活动的文章中说，“林若同志（我的姐夫）经常对我们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并介绍我们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地下读书会’、‘地下学联’， 进行革命活动。”姻亲这种自然纽带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也居然能为革命所利用，这是我过去所不知道的。
时代的潮流也要机缘巧合与个人的际遇汇通，才能引领和影响个人的选择。父亲因何对当时潜流的进步思潮产生好感，进而心向往之，如今只能依据一些蛛丝马迹猜测了。个人经历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父亲对爷爷包办早婚很可能心怀不满。洪钢叔回忆说，在梅县东山中学读高中时，父亲就比他们更少回兴宁的家里。那时学校伙食不好，至少回家能吃几块肉，吃顿饱饭，留在学校则只有粗茶淡饭。那时他和他的弟弟还有我叔三人，几乎每周都走路回兴宁，而父亲则要隔两、三周才回去一次。或许也有不好意思在内，但至少是不愿意面对在他心目中陈腐的父亲吧。还有就是家族的压力。爷爷行三，曾祖留下的家当，过半都给长房长孙捞过去了。在家族内的地位，自然无法与长房相比，这种压力自然增加父亲对家族制度的负面印象。爷爷又是那样喜欢儿孙满堂，大买儿孙，在父亲的眼里很难逃脱腐朽的讥评。父亲有一个堂侄子，是长房那边的，他的选择与父亲就截然有别。他先是投考黄埔军校，后来是国民党的军人，49年退居台湾，官至团长。族内两人不同的个人选择，不能说与家族制度内的尊卑排序压力完全无关。父亲所遭逢的个人际遇，最终汇集在一个时代的洪流里，这时代洪流就是五四以来的新思潮与共产主义运动。
梅县抗战时期有两所有名的中学。国民政府系的梅县中学和进步思潮和地下党活跃的梅县东山中学。梅县中学的前身是黄遵宪清末创办的师范学堂，是当时的公立中学。而东山中学是1913年梅县中学学潮事件以后进步师生脱离母校自行创办的民办中学。以教育水准论，当是梅县中学略强。父亲读书一向成绩不错，兴宁初中毕业后，他舍梅县中学而取东山中学，说明他心志已定，并且是负有地下党使命的。他到东山中学后，很快就把他的妻子、他的弟弟，以及妻子的三个弟妹都动员到东山中学念书，并向他们传播进步思潮。
我对新思潮是如何在学生中传播这一点相当好奇，洪钢叔解答了我的疑问。他说，当时有好几个途径可以得到进步书籍。例如生活书店出版《生活》、《新生》杂志、“青年自学丛书”、《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西行漫记》等。还有一条途径是新四军和华东局印行的宣传抗日、揭露政府的小册子。这些图书通过地下交通站传播到党员身份隐蔽的老师和学生那里，然后通过外围组织传到追求进步的学生手里。当时最活跃的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有“读书会”和“地下学联”。
“读书会”和“学联”的活动一般分几个步骤，循序渐进。首先是进步书籍的传阅。传阅以骨干学生为中心，也不说明书籍、杂志的来历，秘密进行，应该颇像我们这一代人在文革中传阅苏联“解冻文学”一样。所不同的是我们读过之后还给上家就算了。而那时进步书籍几经传阅，“学联”的中坚就会组织同学畅谈，这就是“读书会”。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初次畅谈所选取的题目不会很明显与政治相关，而是年青人即将步入社会关注的诸如“人生有什么意义？”“活着为了什么？”等等。围绕进步书籍的座谈解决的是人生观、世界观问题，从过去耀祖光宗、夫荣妻贵、发财买地转变到立志为国家、为民族做大事上来。青年人血气方刚，心志高远，老的一套关于人生的说辞扎根家族伦理，而新的说辞放眼国家与世界，吸引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更况且在国家沦亡，家族制度破产的大气候下，老的说辞在语言和逻辑上根本没有办法与新世界观相抗诘。进步书籍能够征服相当一部分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年人，这是显而易见的。当关于世界观的问题取得相对一致的看法后，“读书会”的讨论就更转向深入。更深层次的同学座谈就会围绕怎样为国家为民族做大事的问题。前者解决“为什么”，后者解决“怎么办”，一环扣一环，连环深入。这些讨论不可避免涉及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国难，以及百姓生活的困苦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个人的苦闷和时代社会的苦闷就这样聚焦、激荡在青年人的心中。年轻学生的激情也会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激昂发言中被鼓动起来。同学们的认识也会在有意的引导下逐渐趋向一致，这当然就是地下党在那个时代的目标：抵抗外敌和反抗国民党。如果有人“读书会”表现消极或个人顾虑较多，下次就会被排除在外。
“地下学联”为了考验追求进步的外围学生，多次“读书”、“座谈”之后，就会布置任务：半夜张贴抗日传单或集市人多时散发传单。洪钢叔说，父亲就问过他敢不敢做这种事情，得到肯定答复后，任务就在时机合适的时候布置下来。三人一组，一人在前探风，一人张贴，另一人殿后。次日早晨还派人装着若无其事沿街店铺看看效果如何。
父亲东山中学时期就是组织“读书会”的活跃分子。洪钢叔说，当时他们心里就认为父亲是“地下学联”的人。如果还没有入党，那一定也是接受组织考验的骨干分子。父亲读书的成绩不错，分数都列在前茅，正因为如此才能掩盖他的活动。当时的地下党亦并非一味提倡学生抗日和反政府活动，相反是要求学生读好书，成绩争第一。因为这样才会有说服力，在同学中有威信，地下活动更能掩护进行。
地下斗争的风险和革命的残酷很快就在我父亲的个人生活中表现出来了。是他一手将自己的妻子从一家庭妇女教育转变成无畏的地下党员。洪茵入学前粗识文字，但没有受过完整的小学教育，结婚之后，侍奉公婆。父亲不欲她过这种生活，便动员她到东山中学念书，聪明的她居然能赶上程度。国共内战初起，她离开公婆，加入粤闽湘边纵。由于她的语言能力好，潮州人而长期生活在客家地区，讲起潮、客两种方言都极其流畅，分不清是哪里人，于是被组织安排到潮、客混居的丰顺凤凰山区主持地下交通站，扮演类似“阿庆嫂”的角色。1949年末，华南即将解放的前夕，国民党溃退的胡琏兵团士兵沿线搜捕至凤凰山一带，当地保长告密，洪茵为掩护匿藏交通站的同志突围而被捕，旋即遭杀害，年仅25岁。在梅州东山书院里陈列的东山中学校史展览的烈士栏目，我看见了她的小像，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斑驳模糊，但仍可想见她风华正茂的英姿。
鬼子投降的同一年，父亲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外语系。同年考入中大的，还有他东山中学的同学何锡全。可以想见，他们也会将在东山中学练就的地下活动经验，搬演到大学学堂，那时叫做“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斗争。到了1947年，由地下党领导的斗争发展到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引起当局的明察暗访。这时父亲的地下党员身份暴露，名字上了通缉名单。这回又是他的运气好，逃过了一劫。父亲得到当时广州地下党负责人钟明提供的准确信息和交通站的安排。赶在抓捕之前，远遁香港达德学院。达德学院是华南的党组织创办的大学，用于聚集、提升和重新遣派四面八方流散而来的热血青年。不少进步文化人都曾在达德学院兼职客座，如郭沫若、茅盾、曹禺等。父亲从广州逃到香港，在达德大约盘桓了半年，然后从达德取道故乡前往粤赣湘边纵的所在地九连山区，参加武装斗争。上了山，父亲完成了从校园热血青年到丛林拿枪的战士的角色转变。粤赣湘三省交界，群山绵延。部队里的人除了贫苦出身的，其余有文化的大都来自各校园的热血青年。部队未经训练，又缺乏装备补给，生存在地广人稀的广阔地带，战斗力并不强，很多时候都是打伏击战和游击战。
父亲九十年代中期退了下来，但仍然退而不休，在“老促会”、“关工委”这类外围机构风尘仆仆，不愿意停下来。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愿消停消停，还要四出奔忙？因为在我看来，很多人为的努力都是过眼云烟，此一时又彼一时。孰料这勾起了他对亡友的忆念。他先指责我无知，然后解释说，不是他不想闲下来，而是他一想到不克尽己力，就觉得对不起死去的战友。他说，有一次夜间撤退，连队单列穿行在山谷，遭遇敌人冷枪伏击，走在他前边的和走在他后边的战友都中枪牺牲，只有他安然无恙，而他和牺牲战友之间的距离，不过一步之遥。那时那刻，如果他快一步或慢一步，送命的就可能不是战友而是他。他用极简洁的语言跟我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它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而父亲依然格外清晰，可见震撼之深。为了国家前景的那种奋斗，不是我这种人能够体会的。志同道合一起奋斗的同志、同袍，半路途中谁不支倒地，谁半途中枪，只有那些活下来的幸存者知道，父亲就是这少量的幸存者之一，我怎么能想象他的早期经历在他心中的分量？
我的表哥小钢给我讲过一件关于我父亲的事。东莞城南新基村，有一个我们叫她“新基姑婆”的老太太，她是我母亲的堂姑，管父亲叫“林同志”。她二十多岁便守寡，含辛恕苦将独生子带大。他的儿子抗日时期是东江纵队东莞大队的大队长，46年北撤山东，解放后在北京外交部任职司长。因为儿子做京官，本人又做过党的地下交通，做事精警易于常人，而当地远近老少，凡知道者无不尊敬有加，不敢为难她。文革时期，时间约为1969年，父亲被关押在东莞黄旗山的废弃小庙，一边接受各公社批斗，一边体力劳动。父亲不慎劳动之时扭伤了腰，辗转被老太太闻知。她将表哥叫来，问他敢不敢驮她去见姑丈。表哥天生好胆，不畏人世艰险，自然说敢。从新基到黄旗，路途约有五公里。到得黄旗庙前小树林，即叫表哥停下。她一人步行前往，她要见她的“林同志”，看管父亲的造反派自然不好阻拦。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也弄不出什么花样。在看管人员的监视下，她将父亲拉到近树林，从口袋里掏出二颗东莞知名的“陈培跌打药丸”，塞到父亲的手里。两人四目交视，表哥说，他看到我父亲眼睛里的泪花。父亲工作的动力，我相信是来自于诸如此类的好运气。好运气是神秘的，更是人生中的正能量。懂得的人，能领会此中神秘的人，自然更加热爱生活，并愿意为之无私地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