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奥德赛
林岗
四、
父亲与母亲相识于1949年12月地设中山的珠江地委时期，他们是同事。母亲之参加革命，完全重复了小姑娘追红军的浪漫故事，甚至比革命小说还要更浪漫。1949年10月16日，大军进城，东莞解放。政权易主，可拿枪的老粗居多。南下的北方人，粤人称之为“捞松”，不懂粤地方言，难以展开恢复的工作。因此新政权需要大量断文识字的本地青年加入做文书、宣传、掌印一类的外围工作。所以大军所到之处，皆张贴招读告示。以“东江公学”、“南方大学”、“江南青年公学”之类的名义，招读有志青年赴校。虽然免费食宿，但其实并不是正规的学校。只是一些短期训练班，教导员一边讲解政策，组织一边政审学员。两、三月之后，如果政审考察可靠，随即就分派工作。我母亲解放前夕在东莞中学读初三。大军入城前夕，学校涣散，已经无人上课。她的一位同学家里的正堂为入城部队征用，母亲去看望她的同学，因与部队干事攀谈，知道此类消息。一面向往热火朝天的解放，一面想着个人的出路，于是母亲闹着要离家去“读书”。母亲当时只是十六、七岁，与她的外婆住在莞城东门，并不与她的父母同住。母亲拿了部队的介绍信，自己收拾了简单的包袱，前往北门外的车站坐车去虎门太平，取道那里再坐船到“东江公学”所在的中山石岐。消息走漏，家里又寻不见人，她的外婆赶忙去报知家人。母亲的一个叔叔追赶到车站，劝说母亲下车，警告她不要受共产党的宣传的“蛊惑”，小心做共产党的“炮灰”。两人一度拉扯，她的叔叔夺下她的包袱。但母亲心志已定，万无回头的道理。即使孤身一无所有，也要离家“读书”。母亲的态度感染了同行的“同志”，他们喝止叔公过火的行为，他只得作罢。这个故事的部分情节是我小的时候外婆讲给我听的，她是作为“反面教材”教育我，让我要听大人的话，遇事不能自作主张。但是我后来才知道，母亲的故事是“冲破家庭藩篱寻找新世界”的中国现代无数同类故事的翻版，典型的五四流风余韵。外婆不懂，用错了教材。
随后的故事便是我们三兄弟的出生。我最后出生，本是不该“到此一游”的。我小时候，姑婆生气时就会指着我说，“你，你是从垃圾箱里拣回来的。早知如此，就叫你爸别拣你。”事情已经无从考证了。据说，我妈生我下来，一看又是一男的，就想不要，说抱出去让别人拣。但父亲心疼，又将我抱了回来。因此就有我从垃圾箱拣回来的说法。真伪和细节已经不重要了，无论如何我对父亲心存感激。古人所谓不忍，正是这个意思。
我记忆中父亲对我们唯一的教诲发生在文革初起，他的命运断然转折的前夕。1966年的下半年，我们刚到湛江安顿下来。上学路上的墙，标语渐渐多起来了，都是以“打到某某”或“揪出某某”为标语的开头。开初并没有看到父亲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打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林若！”“揪出东莞黑手林若！”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只是惴惴不安地等待未来，预感命运即将发生改变。终于，有一天父亲把我们三人叫到跟前。他说，“我和你们的母亲都要回东莞接受革命群众的批评改造，不知多久才能回来。这期间，你们每个月，要背诵十条语录，默写下来邮寄给我，不得有误。”那时社会渐有武斗的气氛，学校正常教学也开始受影响了。父亲交待的“功课”，恐怕就是他心里对孩子学习的弥补吧。
那时我们的记忆力好，区区十条语录，又有何难！毛的语录，编选于1964年。到了文革，识字不识字，无分老少，一人一本，内有天天都要读的“圣旨”。父亲被揪回原工作地后，我们兄弟三人遵照父亲的“临行训示”，每天翻读“红宝书”，先背一句、两句的，然后再背多个句子的。有把握一字不误之后请哥哥来监督见证，然后誊抄在纸上，每月按时寄出内有十条语录的信。但是时间一长，心里也觉得老有个事儿。一个月才背诵十条，不够过瘾，于是自己给自己加码，心里想的不是领会每一条语录的“精神实质”，而是只想尽快完成父亲布置的差事儿。于是每月二十条、三十条地加码。由427条语录组成的薄薄的“红宝书”，经不起我们这样折腾，不到一年，这个任务就像“小康社会”一样，提前完成了。我们三人的语录信是寄出了，可从来就没有收到过回信，寄出之后石沉大海，我们也不知道父母收到过没有。事后想来，如果父亲有先见之明，不是要我们背诵语录，而是要我们背诵“唐诗三百首”、“唐宋八大家古文”一类的传世经典，又或者“庭训”我们学英文，继承他当年在中大未竟的学业，熬到七十年代末“四人帮”倒台，熬到“科学的春天”，那练出来的武艺，将派多大的用场！当然，以父亲的知识、经历和他对投身的事业的认识，他不可能在文革爆发的时间点，能够预知后来的社会变化。他当时所想到的，恐怕只是他自己能够活下来，儿子不变成小流氓。
表哥小钢给我描述父亲被揪回莞城那天盛大的场面，让我联想起古代罗马人的献俘仪式，当然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献俘仪式。他说，“林若被揪回东莞的消息传来，全城都动起来了，上街看热闹。那天，你爸爸是从万江码头步行入城的。身上穿着旧的中山装、解放鞋，手里拿着‘红宝书’。没有五花大绑，也没有戴高帽和挂牌。只是身边围了几个陪同押送的造反派，一路看管，一边叫‘打到林若’、‘揪出黑手’、‘文革万岁’之类的口号。你爸爸神情镇静，面无表情。一路行，一路眼望前方。街道两边站满了夹道围观的群众，人数之多，前所未有。”
父亲入城所走的路，刚好就是县城最繁华的路。那时从省城广州进入东莞，要过三个渡口，最后一个渡口恰好就是万江码头，又称“省渡头”。今莞城东江大道与光明路交汇处就是当初的码头，父亲沿光明路经过城外最热闹的商业街区，一路向东，跨过运河大桥，穿过仅存的西门城楼，折向偏南的北正路，再东向进入市桥路，由市桥路继续向东转入万寿路，经过我当年读小学的镇中心小学，走到万寿路与县正路的丁字路口，就是县政府的大门了。小钢说，“入了县府，造反派将他带到县委会议室，给张凳子坐下。我一路跟着，你爸爸坐下之后，一言不发。我看了一眼，就离开了。”整个路程，约莫两公里。一路夹道“欢呼”，看热闹，口号此起彼伏，怎么都得一小时才能到达终点。造反派之所以取步行而不用车运，显然是游街示众的意思，出出父亲的丑。看你曾经贵为“七品芝麻官”，而也有今时今日的霉运。
其实，父亲如果负隅顽抗，或者也能避过揪回原工作地批斗的命运。因为他刚刚调到湛江，而湛江的行政，与东莞并无关系。文革初起之时，东莞的造反派写信到湛江，提出揪他回去。父亲事后忆述：“我那时思想太单纯了。毛主席号召领导干部要接受群众的教育。我写了封信说：我工作有缺点有问题的，需要我回来做检讨，也可以啊。哈，这不就是‘自投罗网’吗？接到我的信后，东莞方面马上来抓我。”
父亲被揪回东莞，随即“接受群众的教育”，也就是批斗。那时东莞有32个公社，每个公社批斗至少一次，多的数次，加上县机关，算来接受了近百场批斗。得罪人少的地方，批斗走过场；得罪人多的地方，少不了有皮肉之苦。最为隆重的一次“教育”仪式是父亲和洪钢叔两人，双手被墨汁涂成黑色，戴上高帽，脖子挂上“走资派某某”的招牌，左手拿锣，右手执锤，从县府出发，三五步即命敲锣一次，还要大声照念招牌文字。东莞城内绕城一周示众，围观的群众甚多。批斗过后随即进入漫长的“靠边站”劳动反省时期，而他一生最接近死神的体验又一次出现。
起因是在黄旗山干校干活——削竹子——的时候，不慎刀伤左手拇指，当时他并没有注意。症状的出现是在三天之后，最初是牙臼发紧，吃不下饭。同在干校劳动的“难友”陶恭见状，劝他看医生。父亲骑自行车到干校的医务室求助，卫生员怀疑破伤风，无法处理。陶恭懂得红骨蓖麻煮水喝有助缓解病情，于是爬山涉水到十里外的同沙水库的山头上寻来草药，延缓父亲的病情。由于没有根本治疗，症状还是日益恶化。直到米水不进，干校才同意送去县人民医院。医院打了一轮针，也不能根治，病情维持原状。医院表示无能为力，父亲身边又无亲属做主，干校无人同意也无人反对送广州医院。父亲等于躺在病床听天由命。那时父亲已经全身僵硬，不能言语了，并不时抽搐。父亲的命危在旦夕。这时，不知是谁，打了个电报给母亲。事后母亲告诉我，电报只有六个字：“林若病危速来。”电报无落款。我还记得那一天母亲接到消息的情形。她获得“解放”不久，从东莞回到湛江她的家。那是我们被扫地出门之后住的地方，——湛江赤坎海平村12号一间约12平米的平房。她才与我们久别重逢，就接到报危的电报。母亲神色慌张，手足无措。我自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母亲千难万苦，辗转托人弄到一个次日货机的位置，那年代的货机也装人，是一架安-12小型军用机，是那种飞上了天，风吹过来像纸鹞一样飘的飞机。母亲顾不得那么多，赶紧由湛江飞往广州。到广州天色已黑，她在火车站过了难熬的一夜。次日乘第一班火车到石龙，再由石龙乘车到莞城。看到病榻上不能言语的丈夫，她做主即刻送父亲到广州的医院。母亲回忆说，救护车一路颠簸，父亲一路抽搐，十分可怜，医生用绳子将父亲手脚捆住在担架上。父亲最先被送到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但院方表示没有病床，于是联系到省中医院。在省中医院医生的努力下，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居然将父亲从死神身边抢了回来。那时，东莞属于边防区，进入东莞要有关部门的开具的边防证才能买到车票。就在母亲出去打电话要干校寄边防证来的当口，父亲不听吩咐，自己下病床。由于多日未走路，又大病初愈，怎料双腿不听使唤，摔倒于地，磕落两颗门牙。是好是歹，父亲总算又一次死里逃生，躲过一劫。
父亲的好运气离不开他身边的人和环境。“大气候”可以是险峻的，可“小气候”依然可以是温馨的。文革初期批斗高潮的时候，父亲关押在县委会议室旁边的小房间，母亲则关押在东江上的一个沙洲，叫大王洲。两地相距约莫四、五里路，不是很远，但大王洲四面是水，插翅难飞。碰巧的是具体看管母亲的是当地樟村大队的妇女会主任。我三十年之后见到她，管她叫“樟村阿婆”。那时她已经老了，她个子矮小，稀疏的头发拢在脑后扎了个髻，一脸慈祥。她认识父亲，与母亲更熟。因母亲文革前就是附城公社的书记。她觉得父母都是好人，是“同志”，这种源于私人的观察和感情让她突破大框框对父母的定格。她并没有把父母看成“走资派”或“三反分子”，而是以中国农民淳朴的眼光断定父母是好人。于是，“樟村阿婆”用她的方式帮助母亲。晚上，乘着夜色，她悄悄地划着小船，将母亲渡过东江，母亲摸到父亲的关押处，两人有机会“幽会”——说上几句话。又或者白天批斗父亲的时候，她用自家的小船载着母亲，渡过对岸。母亲则混进人群，坐在批斗会的外围“观战”。也只有这不多的机会，她能看见丈夫。杜甫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不是家书，而是落难相逢，在性命难保的日子又值多少，难以估量。我们三兄弟幸而没有成为孤儿，说不定都是拜“樟村阿婆”所赐。我母亲记住了她当年如山的恩情，包括亲戚在内，唯一能住在母亲家过夜的，我见过只有“樟村阿婆”一人。
1971年下半年林彪事件之前父亲从牛棚“解放”出来，文革期间父亲有将近五年时间在批斗、检讨和劳动中度过。
按照过去的说法，父亲这一生解放后叫做走仕途，仕途最重要的是升迁。中国社会，升迁分两种，一种是循序渐进的，另一种是突破常规的。一辈子仕途，如果遇不着这后一种升迁，出类拔萃也就无望了。在我看来，父亲解放后一路升迁，大部分属于循序渐进的，而最关键的一次升迁，是他还在湛江地委书记的任上，1982年9月参加党的“十二大”获选为中央委员。进入“中委”，虽然类同无实职的荣誉，但并非其他闲职可比，它是进入更高层级决策层的“准入证”。对任何官员而言，这相当于仕途升迁中的“突飞猛进”。果然“十二大”结束之后仅三个月，父亲奉调回广州，担任省委书记一职。以世俗的眼光看，父亲所以能“跑出”，有很多有利的因素。例如，文革前长期担任广东三大产粮大县之一的东莞县委书记。因为粮食在那个时代的重要性，东莞是当时省委主要领导人调研、蹲点的首选地，父亲因此缘由而与他的上司有密切的工作关系，非常熟悉。我小的时候唱过一首歌《茶山公社好榜样》，那就是1964年省长陈郁陪同朱德元帅到茶山公社视察之后唱响的。又如，父亲在东莞工作的政绩也获得他的上级和当地老百姓的肯定。1957年县委决策开掘东莞运河、修治东江大堤等大型水利工程，次年陆续建成，使原来170平方公里的内涝区变成14.5万亩旱涝保收的良田，东莞农业生产的水旱两灾从此免除，粮食生产连年增产丰收。由于大跃进的鲁莽、浮夸，随后六十年代初出现全国性的饥荒，东莞当然不能幸免，但却没有饿死人，不幸中的万幸。又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父亲深深认同改革开放的路线，在湛江地委书记的任内大力推行“包产到户”，解放思想，探索农村建设的道路，获得省委的肯定。这些因素当然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关键的。因为我相信，有他那样政绩的县、地级官员肯定不止他一个，当时省委的主要领导也肯定不止熟悉他这样一个下级。权力架构内官员的升迁，从来都是竞争的。父亲曾经告诉过我，他获选的关键因素是年龄优势。当时定有“七下八上”的严格规定，以该年的七、八月之间划线。有几个出生于同一年的候选对象刚刚过了年龄线，属于“七下”的，而父亲则出生在10月份。若是早出生三个月，他也一样没戏。升迁的最关键因素居然是出生的月份而不是“真才实学”，这说起来有点儿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这样。在我的圈子，做教授取决于论文的数量而不是质量，也与此性质相同。因为众多竞争者的存在引起了识别的困难，从中择优只是愿望，为了避免争而不决的无序状态，只好快刀斩乱麻，用简单划一的标准决定。偶然的运气再次成为关键要素，而理性在如何择优的问题再次显得无能为力。社会就是这样看起来“荒唐”。但是，无论怎样，好运气再一次站在父亲这一边。好运气在人生中的作用是让得到它的人可以跟从内心的选择而做事，从而变得更加强势，更加有能力，将自己的智慧和潜能贡献于社会。
父亲没有白费他遇到的好运气。担任三年副职之后，1985年接替任仲夷，担任广东省的第一把手。一轮调研之后，他旋即做出“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决策。这是他任上最重大的决策，也是日后最为人称道的决策。事实上，他当年还做过很多地方建设的决策，例如逐渐撤销行署建制，改成拥有财政自主权的地级市建制等。但这些事，不是亲历的人，差不多都不记得了。唯独造林绿化，还依然活在人的心里。实际上，父亲1991年就离任省委书记一职，他在这个官位上做了六年。1991年3月，国务院授予广东省“全国荒山造林绿化第一省”的荣誉称号。原来预备十年完成的绿化工程，实际上提前完成了。他也为人戏称“造林书记”。一方“诸侯”，给人的印象总是抓大事的，而造林绿化究竟算不算得上大事，放在当时的背景，我觉得也不是没有疑问的吧。父亲将“诸侯”的重责压在绿化造林的天平上，可见他有自己的考虑。别人也许觉得他选择造林绿化作为地方施政的突破口，是没有用足了权力。比如，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有很多东西值得探索，如城市管理与建设、市场体制的规范与完善、文化产业的提倡等等，他没有把多少精力放在它们上面，反而选择了与当时大背景没有多少关联的绿化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父亲是一个对土地、农业、农村有着异乎寻常热情的人。也许这和他来自山区长期跑基层，与农民打交道多，培养了他对土地的深情。就算他做了“一哥”，他还是改不了把他的生命和热情倾注在大地上的习惯。那段时间，苏泽群跟着他担任秘书。苏泽群的感受是，“他下乡专用的那辆11座面包车换了多少个轮胎，我都记不清了，广东的山山水水几乎都留下他的足迹。”广东地处岭南，“七山一水两分田”，良田集中在珠三角和韩江小平原。改革开放，珠三角比邻港澳，迅速转变为工业地带，与粤东、粤北、粤西的发展程度差距越拉越大。而该时期珠三角的工业化、市场化也走上了轨道，籍由市场取向的引导，不必用行政手段指挥，亦可平稳上轨道。多行政指挥，领导指手画脚，未必见得是好事。而乡村由于劳动力的转移，本身资源的不足，日益破落，问题比改革开放之前更加突显。父亲主张造林绿化，舍城市而取乡村，其实是包含了借造林来带动山区和乡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用心，期望增加山区和乡村的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的投放，弥补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父亲当年在九连山区游击，目睹老区人民为新政权的牺牲与贡献，解放后亦目睹老区日益落后，面貌未改。这两者的反差，也成为他绿化决策的心理因素。
父亲做事，一向是多干少说。这既是个人做事的风格，又无意中暗合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做事做错了，改正就行；但说话说错了，白纸黑字，一辈子记在帐上。1971年，父亲由“牛棚”解放出来，调回广州后不久，就担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这份工作他自己是很不情愿的。父亲事后回忆说，“我不懂办报，也不合适文字工作。”他自己形容上级组织是“没有马就找头牛来”。他描述他当时的状态，“我只能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解放之后，政治运动从无停顿，人人都成了“运动员”。看着身边的人中箭落马，不明原因地消失，不由得侥幸者不心存疑惧。父亲从干校出来，算是活下来了。他也不可能不带有那个年代的人所患的政治运动后遗症。不愿接触文字，不愿辩论是非，甚至不愿多说话，其实便是与此有关。父亲回忆他在《南方日報》工作的情形：“观察形势也非常重要，要和中央对口径，不能超越，更不能违反。要是出现另一个口径，那就要犯政治错误了。”于是，“我和报社几个领导经常轮流上夜班。头版怎么排版，大标题、小标题怎么定，语言表达有没有符合当时的趋势，这个很重要。自己拿不准，就打电话问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快呢，晚上11、12点就定版了；慢呢，要等到凌晨2、3点，甚至4、5点才定版。”政治运动的教训和这段时期工作的压力，不可能不沉淀父亲内心深处。
由此，我推测父亲选择绿化广东作为推动地方建设的突破口，这可能也和回避意识形态的“雷区”有关。这项工作可以大张旗鼓进行，不怕任何争议，经得起任何检查。父亲也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件事，那些更基层的干部，如果胆敢“抗命”或者不听号令，就会遭到批评、警告乃至撤职。去年，我为寻访古道到了阳山县，就幸会过一位父亲当年要撤他职的干部。当他知道我是林若的儿子后就哈哈大笑对我说，“你父亲来阳山检查造林绿化，来到我负责的山头，一看苗木的成活率不达标，就对县委书记发火，说要撤我的职。你父亲不知道，我们这里都是石头山，种树容易活树难。为了完成任务，我们都是在石头上挖个坑，填上土才栽树。那个难，你想象不到。”当年不愉快的事情，他也一笑了之。看着满目青山，他还赞扬父亲当年的举措。如果换了其他与意识形态沾边的政务，父亲也许会有所顾虑，不能倾力推动。父亲对解放思想、简政放权、市场经济向来是认同的，但是在全国一盘棋的大局下，不得不审时度势，谨守有所为，有所慎为，有所不为的边界。而造林绿化，远离姓资姓社，可以充分利用他掌握的权力，为乡梓百姓做实实在在的事。
在父亲下属的眼里，绿化荒山也许只是上级布置众多事务中的一件。但它却是父亲为官生涯中，对“为官之道”长久思考的结果，具有不同凡响的自由生命的意义。尽管父亲将自己定义为实干型的官员，就像焦裕禄那样，但经历了大跃进的荒唐，又经历了文革的大起大落，他对自己所做过的事情，也是有反思、有疑问的。十年绿化广东就是他连串思考之后义无反顾的选择，它既是地方建设的政务，同时在父亲的眼里，也是对养育自己的母亲大地的回馈。父亲曾经跟我讲过他对绿化荒山的心情。他说，“官做大了，有机会出国，看到人家的国家，到处都是青山绿水，如同花园一般，相比之下，心里难受。如果再不思改进，对不起父老乡亲。”为官，是向上看还是向下看，往往两者矛盾而难以取舍。1958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林木砍毁，山头光秃，不计其数；文革之中，学大寨，开荒造梯田，林木再次遭到人为的大破坏。文革之后的广东，宜林山岭百分之七十是光光秃秃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民间有形容“晴天张牙舞爪，落雨头破血流”。这些孟子说的“苛政”，父亲是亲历的，尽管不是他的决策，但他亦在其中，分有其责。当他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可以“号令一方”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问题再一次摆在父亲的面前。这一次，他选择了“为官之道”最朴实的面目：为大地、为子孙后代、为百姓做事情。这一次，他的上级没有布置他，甚至也没有提示他，是他提示自己，是他布置自己。他要出自内心的召唤堂堂正正地做一件地方建设的好事。
1991年3月的某一天，他当时的秘书苏泽群回忆道：那天阳光灿烂，早上起来后，林若同志便领着彭大姐(林若同志夫人)和我，去从化太平镇水南村的造林点种树。车还是那辆11座面包车，但不同的是，车里既没有省委办公厅主任和记者，也没有警卫员。林若同志和彭大姐一下车就会同已在现场的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从化县委书记王守初，拿起工具种树。他默默地种着树苗，一言不发，大家也不讲话。给树苗浇完水后，他才深情地说：“今天是我做省委书记的最后一天，我想以种树来纪念，同时表达对十年绿化广东的决心和愿望。”我们都感动了，与林若同志在新种的树苗前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