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高层的矛盾

十、高层的矛盾
1932年陕西杨虎城部的孙蔚如军长，通过陕南党的关系，派他的参议武志平同志来我军，希望与我们取得联系。张国焘对此事又相信又怀疑，杨部是杂牌军，原是西北军，受蒋介石的排挤，因此可以相信；但又认为孙蔚如此举又可能是窥视我们的意图，即我们究竟是向陕西方向发展，还是向四川发展，这又值得怀疑。当然，在当时这样的怀疑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武带来一份详细的川北地图送给我们，同时还送给我们一些东西，如药品、电池等。张国焘和武谈过话后，决定派徐以新去陕南同孙蔚如联络，而派徐以新同志去谈判的原因之一是电台的电池紧张。徐与孙谈判的结果是：孙供给我们四川的情况，共同反蒋。徐回来后，果然带回来一些电池，更重要的是带回来孙送给我们的一本使用过的密码底本，对破译国民党使用密码的规律是有所借鉴的。另外，孙还送给他个人一百块银圆，徐竟然接受了，因而引起了同志们的不满，认为徐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身份，为此，张国焘批评了徐。
当时形势很好，对孙部的工作还可以做的更深一些，但由于张国焘思想很“左”，对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没有进一步展开和深入，这种“左”的倾向，在以后和杨森的关系中也暴露出来。
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苏区后，川军的各派军阀出于共同的利害，一致对付我们。刘湘、刘文辉、潘文华、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田颂尧，刘存厚等各派系的部队，由蒋介石把他们组织起来，在重庆建立蒋的行营，主任是贺国光。但不管如何，四川军阀派系的矛盾很深。在历史上有过英舰炮轰万县事件，杨森顶了一下，这在当时也是不容易的，因此我们认为杨森还是有点爱国主义思想的。这时杨也很想和我们拉关系，杨的目的十分明确，因为他在万县有一大批枪支弹药，刘湘垂涎欲滴，很想弄到手，他为了保存自己，所以急于和我们搞好关系。不久双方互派了联络员，还赠送了我们不少东西，应该说我们和杨的关系比较深了。四方面军不少领导干部主张联杨抗刘，而张国焘却不同意，他只想暂时利用。当打垮了邓锡侯和李家钰之后，张国焘即主张攻杨。领导层内部产生了矛盾，特别是参谋主任舒玉璋同志极力反对，他为此竟在陈昌浩的屋子里给张国焘打电话，在电话中大骂张国焘军阀主义，陈昌浩在一旁制止，舒玉璋就与陈昌浩大吵，骂得不可开交。陈昌浩命令警卫员将舒玉璋捆起来，关了禁闭。据说，舒玉璋后来在涪阳坝被活活打死。我和舒玉璋同志来往很多，他生性耿直，正派，人很好，黯熟军事参谋业务，他对蒋军内部情况比较熟悉，和我谈的很多，这对我的情报工作很有参考价值。他惨死的消息传出后，我们都十分痛心。
进驻通江以前，在陕南小河口，四方面军领导内部发生了分歧，争执不下。曾中生、李春林、廖承志（那时叫何柳华）、朱光、张琴秋、徐以新、王振华等同志互相串联，对张国焘不满，对脱离鄂豫皖苏区也有意见，对发动群众的政策和干部使用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听说他们要派人把意见上报到中央。
廖承志同志极有文采，速记很好，经常为张国焘抄抄写写，整理张的报告文稿。后廖离开苏区去上海，到上海时被捕，经宋庆龄、何香凝营救出狱。不久又回到通江，又被张国焘逮捕。此时被捕的还有曾中生、李春林、王振华、朱光等同志，张琴秋同志（注1）因此时已与陈昌浩同志结婚，幸免于难。李春林、王振华同志从此下落不明，朱光同志由于在监狱中曾利用他写了反中央的口号和绘画，为此，张国焘也把他放了，廖承志同志后也被释放。
在川北苏区当时“左”的东西很多，虽然打土豪、分土地执行的比较坚决，但工商业政策也有很大偏差，知识分子政策更有问题，连小知识分子也要受到怀疑。如原在三十三军工作的大小知识分子，只有张爱萍、杨克明、魏传统等同志留了下来，大部分都被杀掉了。
自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以后，从中央的来电上看，对张国焘没有什么责备的言辞。后来，中央可能发现张国焘还没有下最大的决心建立和巩固川北根据地时，才有些批评的语言。如电文中就曾有不要三心二意，要决心立下脚跟，发动群众，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等意见，但对张严厉的批评是没有的。当然，其中也有客观原因，即在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管电台的曾三同志曾来电通知我们，密码（即从我上海带进苏区的密码）是当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黄平主持制定的，而黄已被捕叛变，这个密码已不可靠，非常机密的情况，不要用此密码。我们把这一情况向张国焘汇报后，张决定基本上不再向中央报告军事情况，只报一些战报，因而中央对川北苏区了解得很少，当然也就没有更多的批评指示。
（注1）张琴秋同志原为沈泽民的爱人。沈泽民同志原为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后，他仍坚持苏区工作，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