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打实的救死扶伤

我在上次的小文中写到墨尔本医院的种种令我感动和感慨的故事。说来事情确实都不大，人家也自自然然地做了，而且跟毛泽东搞阶级斗争的精神一样，“年年、月月、日日”进行，毫不倦怠，而且是真的和风细雨地做！

今天，刚吃过早餐不久，菲律宾籍治疗师Soniya走到我的床前，我先没听懂她的英语，刚要坐起来听她讲什么，她立刻把我按住，连说no,no,no, 不让我动，然后，比划着告诉我应怎样使用医院给我配备的护腰带，她看我听不大懂，就亲自一步步教我右转身，她把护腰带放在我身子下，又让我扶住床旁的钢架向左转身，再仰面，她帮我系紧搭扣后再扶住钢架慢慢坐起。动作一丝不苟。告诉我一定要坚持这样做，才能保证腰部安全和完全恢复。

然后问我，每天洗澡吗，我说洗，但我想去水龙头下好好洗洗，行不行？她笑着摇摇头说，“现在还不行。我可以给你在床上洗！” 我只好听她的。然后，她拿来许多条毛巾，垫在我身子下，又打来一盆热水，给我上下各处擦洗，先用水洗，又用干毛巾擦干，动作轻柔得像对待一个婴儿一样。一边耐心地告诉我，一定要扶住床旁的钢架，动作要慢要柔。洗完澡，擦干净后，又边教我边给我穿好衣服，还给了我一根钩鞋用的工具和一个鞋拔和穿袜子用的袜抻，丝毫不用我费力，免得影响我的腰伤。

这时，我忽然想去厕所，她又耐心地教我几步动作，坐稳后，她站在我便池扶手架的旁边看着我，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实在是又感动又难为情，我说，你最好到外面坐一会儿。她见我大便很费劲，又不时进来问我怎么样。等我完事后又打水为我沐洗擦干，扶回椅子上坐一会儿。然后又找来一位会讲中文的护士，给我翻译说，下周我可以出院了，但在出院前，她要到我家里去察看一下，我的睡床和厕所洗澡间等处的设施是否安全，需不需要安装一些保护用具等等。还再三嘱咐，起床前一定要有人陪护，不能再出差错了。又一再问我，你记住了吗？

事实上，她还是怕我记不住，又给我女儿打了两次电话，重复了一遍她告诉我的话。

从上午9点一直到11点多，才把我安置妥帖离开我的病房。恕我直说，她的耐心，她的周到、负责的态度和精神，超过了我的女儿和我自己。

下午，她又派来一位护士，再次帮我复习穿护腰带的几步要领，又告诉我的女儿，为了减少我脱、穿护腰带的麻烦，还要为我定制一个半躺式的座椅供我坐和躺。等我回家后，她们会为我联系离我家最近的康复部门去帮助我继续理疗，定期检查。如果我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跟她们联系。

我和女儿像傻子一样静静地听着，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

说实在话，连我自己都从没像她那样，把自己当那么回事过。从小到大，在贫穷落后的环境里长大，以后受着整个社会暴力化的影响，我们已经习惯于不把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当一回事了。整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活着干，死了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等等豪言壮语、标语口号当山歌似的挂在嘴上，活得真粗糙啊！更不幸的是，我们不但在实际生活里，更在心理上完全接受了医生护士们的粗暴态度，硬手硬脚，翻白眼，不理睬，或呵斥教训，好像这都是正常的、应当的（人家是上帝嘛，救命恩人嘛！）；反过来，现在我面临这样温和仁慈负责的医护天使们，倒有点受宠若惊、手足无措了。长期以来，我们被粗暴对待得麻木不仁了，驯服过分了！杀人放火、抢、砸、打都被美化成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治病救人、救死扶伤被说成了资产阶级的口号！哪里还敢幻想什么温情、仁慈、爱啊、同情啊、怜悯啊.......这些人类最美好的感情统统都被打进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词典里了，也成了“反动文人”作品里的“梦呓”了。

像我近两年来的三次癌症手术，这一次的腰椎骨折，如果发生在国内，不要说种种惊人的费用，即使使劲砸票子，怕也得不到这一份实实在在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呀。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个“没用的零件”，社会再富，再有条件，也不往我这样的普通老人身上使啊。

可我在这儿的理疗室里看见的却尽是七老八十甚至九十以上的老人，折胳膊断腿的，崴脚挫趾的，膝盖骨和腰腿扭伤的，或是脑拴塞 、中风后遗症的，形形色色的病患，无一不享受到应有的治疗和照顾。一大间理疗室里，像是一个儿童游乐场，有各种各样的理疗器械，各色各款的康复形式，川流不息的工作人员帮扶着、指导着，患者们站着、坐着、躺着，或在器械上练着，全场工作人员都面带笑容，耐心认真地服务着，没有任何教条限制和命令方式，由着患者放松随意地练，痛了累了，随时可停止和休息。理疗中间，还有护工随时送来咖啡、果汁、茶水等饮料；患者们也都认真练习恢复，脸上没有苦相愁容。一批批送来，又一批批送回病房。

总之，积极合理的治疗服务，营养均衡的餐饮，充分的照顾和休息，轻松的精神状态，病痛自然就好得快。两周多前，我哭爹叫娘地被送到Box hill 医院挂急诊，经过一天一夜的紧急措施，我的几种病情就得到控制，又经过康复医院的康复治疗，下周就可出院了。而出院前，有关方面，仍继续送我去眼科医院查治青光眼、去乳癌医院检查我的旧病，并不因为这些病跟腰伤无关而推卸责任 ；对我出院后的管理也都做在前头。对一个外国老人的种种病痛危难，毫不轻忽歧视，每一个医疗步骤都不含糊，负责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人家可没有以我为例，大张旗鼓地吹嘘宣传自己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或什么国际主义精神等等。在这里，这是一件司空见惯的太普通的小事，救死扶伤乃是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应有举措之一！就像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雷锋”精神一样，是从小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的。而不是只在报上宣传用的。

譬如，在我住院期间，经常中午开饭时，就有几位男女老少不同岗位不同国籍的Volunteer (志愿者）来到病房，问病人：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前天，来我病床前的一位头发花白但容装端洁的老太太，竟是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了，她一边用她布满青筋的双手帮我切碎盘子里的鸡腿，一边微笑着回答我：她来自伦敦，已是多年的志愿者了。她喜欢做这工作......把我惊异羞愧得又是点头又是摇头的。当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毛泽东的话：这是什么精神？中国百姓光是文革时期就把毛泽东语录背得滚瓜烂熟，毛泽东的老三篇几乎倒背如流，结果，又出了多少真正志愿者呢？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小枝小节中，有几个情出于衷的志愿者啊？

我来澳洲定居一晃半年多了，平时，深居简出，对这里的社会民情了解甚少，但在这次短短的两周住院期间，亲眼目击了许多值得我珍藏在心的感人画面和人物事迹。

零星写下的一点我的亲见亲历，也算是我对兄弟友邦的小小回报吧。


16/05/2014晚
于康复医院35病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