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病还没有完全好，1967年的“二月镇反”又让她受惊不小。那时我们住在老法院的院子里，后院门就是公安局和监狱的通道。不时会看见县中队的军人押解提审的犯人。那一天奶奶正好坐在后门口，呼呼啦啦轰轰隆隆一阵重重的乱哄哄的脚步声，几十还是上百号人被五花大绑连推带拉地在奶奶的面前送进了监狱。奶奶吓得四肢发抖，两腿发软，站不起来。
过了好一阵子，奶奶缓过劲来，告诉我们说，这事让她想起了五十年代的“镇反运动”。那时她在河南老家，爸爸是革命军人，奶奶自然是光荣军属。有一次开大会，别人让她和其他军属带着大红花坐在第一排。奶奶哪里知道，这是一个“公审大会”，要枪毙的犯人都被反绑着手，跪在他们前面，还没等她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枪响了，一个犯人的脑浆差一点就溅到她身上。奶奶吓得几乎当场昏过去。从此，她再也不去参加任何大会了，也不愿意带什么大红花了。
我问奶奶，那你说共产党好呢还是国民党好。奶奶想想回答说，都差不多。还警告我，不能出去这样说。她说其实地主也不坏，要是不去给地主家做针线活，当年她和爸爸就没有饭吃。后来共产党有一个被服厂在老家附近，厂里的一个干部给她好多活干，也帮了她。
县委县人委的干部几乎都送农村劳动改造，机关大院里空空荡荡，冷冷清清。除了孩子就是家属。以前管收电费的司务长也没有了。奶奶四处打听了几个月了，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交电费。于是就找了一个识字的家属走了几里路到郊区的电厂问怎么交费。电厂工人们不知道，说去找厂长。等她们最后找到厂长后，才发现厂长就是文革以前我家邻居保姆婆婆的儿子。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免不了要聊聊家常话，问问彼此的近况。最后厂长告诉奶奶，电厂不直接收机关单位的个人电费，让奶奶她们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