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和奶奶一起去粮站领回带壳花生，回家剥成花生米，再送回粮站，以此增加家庭收入。我和弟弟妹妹们也和奶奶一起剥花生。奶奶对我们说，这是公家的花生，必须管住自己，剥的时候不能吃。那花生多好吃啊，小孩子剥着剥着免不了想吃一颗。我瞒着奶奶偷吃了两颗，心想这一两颗花生米在称重量时是不会有区别的。等到奶奶顺利把剥好的花生送回粮站，同时领到那不知是几分还是几毛的报酬后，我告诉奶奶我吃了两颗。奶奶很生气，骂我“害东西”，说因为我是自己主动承认错误，可以不挨打，但从今往后再不能干这种事了。告诫我做人要诚实，必须一辈子都记住。作为惩罚，第二天剥花生的时候让我带上口罩。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我不该吃的东西。
那时候几乎大部分生活必需品都定量供应，凭政府所分发的票证购买。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买肉买糖要肉票糖票。全家所有票证都由奶奶保管使用，紧紧巴巴小心翼翼的计划着使用这些维系全家生命的票证。
大院家属区各家厨房翻修，工人和帮工们要穿过我们的房间才能去我家厨房施工。一天家里的米没有了，奶奶要我去买米，当她打开放票证的木箱取粮票时，发现家里所有票证全不在了。找遍了家里每个地方也不见踪影。我和弟弟妹妹们帮着奶奶到处找，箱子柜子，被子衣服，全都搜了一遍又一遍。奶奶越找越急，突然晕了过去倒在地上。邻居阿姨听我们拼命叫喊奶奶的声音跑了过来，我们一起把奶奶扶起来坐在地上。阿姨掐着奶奶的人中，要我给奶奶喂热开水，又吩咐其他的孩子去叫人。谢天谢地，奶奶醒过来了。奶奶缓过劲来后不多久放声大哭，她哭我们一家的口粮没有了，四个孙子可吃什么呀。
不知谁把派出所民警找来了，奶奶告诉民警说她这些票证一定是被人偷走了，最可疑的就是翻修厨房时从我们家来来去去的人。民警了解记录情况后安慰奶奶，说可以想办法帮我们看看能否特别补发一些必须的票证。院里的一个邻居借给我们一点粮票，以解燃眉之急。奶奶臭骂没良心的小偷，差一点就害了人命，诅咒没良心的人早晚会被“天打五雷轰的”。
没几天，民警又来我们家，告诉奶奶说那小偷到另一家作案，被抓住了，并供认还偷了我们家的票证。小偷是个临时工，干活时从我家的房间过，看见奶奶把这些票证放在那个木箱里，木箱没有锁，他趁没人看见时，揭开木箱盖子轻而易举地就到手了。其实我们家和大部分邻居一样，除了有一把大门锁，而且几乎派不上什么太多用以外，什么地方都没有锁。上世纪六十年代，治安状况虽不完全平安无事，但总体而言，人们还是比较安分守己的，防范意识也远不如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