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民族资产阶级退出历史舞台，全国资源已经完全置于共产党的掌控之中。毛泽东对于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信心：“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过，社会主义建设若无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他曾说过：“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的“不听话”和“不安分”也是相当警惕的。在他看来，这种“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如果不能根除，将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危害。所以解放以后，知识分子一直被共产党视为某种异已力量，不断经受思想改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不少知识分子受到冲击，逐渐对共产党产生一种且敬且惧、诚惶诚恐的心态。
知识分子尾巴夹得太紧，搞成万马齐喑的局面，也为毛泽东所不喜。他一向倡导“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延安作风，这是一种高贵齐整的小步舞，需要严格训练才能完成。当年唐玄宗曾在兴庆宫观看马舞表演，那些原本桀骜不驯的骏马经过长期调教，能够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表演各种复杂细腻的舞蹈：“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中国知识分子若能改造成这种境界，自然可以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既有革命性又有观赏性，于党于国、于人于己都会是“善莫大焉”。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56年的8年间，全国性的运动共有25起，多得令人咋舌，且均与增强人民体质无关。知识分子经常被卷入运动中心，像糖炒栗子似地在火热的革命烘炉中颠簸翻滚，直至外焦里嫩，香飘四溢。当然也有少数知识分子被烤成了焦炭，但炉膛温度不可能为每颗栗子量身定制，个别人的悲剧并不能成为否定运动大方向的理由。到了1956年，共产党基本上可以放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改造成功，下一步应该考虑如何发挥他们的智商，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关键力量。
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1956年4月，毛泽东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我们所主张的这一方针，是提倡在文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但不少挨过整的知识分子，对这种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尚不适应，虽然中央不断鼓动“大鸣大放”，可是真正敢跳出来的却没有几人。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出笼，才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毛泽东当时的气魄很大，他要在全国营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氛围，知识分子问题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更重要的是发动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据说他在中央做《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内部讲话时，包括刘少奇、林彪等人都借故不出席。他们担心这样的“大民主”会危及共产党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但毛泽东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决心和勇气推行他的“新政”。
1957年3月，毛泽东进行了南巡。所到之处，他都要约见地方官员和学者名流进行座谈，并反复宣讲他的观点。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中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可以看出，毛泽东所憧憬的，是一个十分和谐的社会。这是所有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只可惜从古到今，这个“中国梦”从来就不曾实现过。
2010-0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