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说，当每个中国人围观了越南的排华暴行，又围观了新疆的排汉暴行之后，再回眸前车屁股上残留的排日暴行，这条“车是日本车，心是中国心”的义和团式招贴，一定会让你脸红的。
脸红什么？脸红自己曾沦为日本车的奴隶？从此要痛改前非，改当德国车的主人啦？
脸红什么？脸红自己仅为保住一台破车就不打自招，向狭隘的民族主义下跪求饶了啦？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本是“白皮黄心”鸡蛋人的海外华人难以融入国际社会，回国来找归属感的唱词；无独有偶，“车是日本车，心是中国心”的招贴不打自招的，不也正是中国人物质生活全盘西化，心灵却抗拒西方文明的供词吗？
像离不开性价比更高的日本车一样，中国人的生存早已离不开从手机到电脑、从微波炉到抽水马桶的全盘西化了。然而中国人却幼稚到以为楼高车快就是西方文明，不知道物质文明只是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派生物。当年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物化目标后感觉不够，我们曾提出过精神文明与“高度民主的政治文明”，如今怎么又不吱声啦？
“我敢说，你们说不出任何一项创新项目、创新变革以及创新产品是来自中国”（拜登语）。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实用实利主义，实足扑杀一切文明的进化”（夏盖尊语）。“在集权体制下，发明、创新很难。发明创新的涵义就是要想出之前别人没想到的，人家要是想到了，就不算什么创新发明了。但问题是，假如一个社会里，你能想些什么，你能谈论些什么，都有限制的话，那么，在常规之外想问题、也就是创新的基本涵义，就无从谈起了”（格林斯潘语）
尼克松在世时指出：“苏联人认为人权主要指公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受教育和充分就业。而我们认为，人权主要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和自由选举”。因而，“俄罗斯做不到发明创新，中国做不到发明创新，北韩就更做不到了”（格林斯潘语）。
“车是日本车，心是中国心”，宣示车属哪国不紧要，心属中国才紧要。因而这个招贴极其催人反思，反思我自己这颗跳动了60余年的中国心，到底是颗什么心呢？
“中国人的心就像他们的住宅一样总是对外人关闭着的。比如，北京城里布满了私人住宅，它们被高高的围墙围着，里面的平房住宅完全隐没在围墙之后，油漆大门紧紧闭着，即使在开门纳客的时候，也只容瞥见一堵装饰性的影壁。只有绕过这堵影壁才能看见里面的东西”（司徒雷登语）。
那么，中国心到底是颗什么心呢？
是创新之心吗？显然不是。中国人不懂得“我们手里的金钱，其实只是保持我们自由的一种工具”（卢梭语），因而我们的心思主要用在““赚票子、买房子、养车子、供婆子、宠孩子”的“五子登科”上，用在攀富比贵、傍官傍权、谄富欺贫、弱肉强食上。很明显，中国社会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成风，哪能容得下不计利害得失的科学探索与十年磨一剑的实验室傻子呢？
中国心到底是什么？是爱心吗？好像不是。我们的爱心小到针尖那么大一点，只给予自己生的，生自己的——中国人盛行亲疏有别、内外有别、内亲外疏的伦理，爱心只给予血缘亲属而肥水不落外人田。我们不但不像西方人那样关心远在达尔富尔的难民，也不关心眼前跌倒的同胞，不是吗？注重亲情是幸福的，但福兮祸所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风，不正是出于中国人格外注重家庭亲情吗？
中国心到底是什么？是团结一心吗？外国人以为大搞“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排外主义，想必中国人内部一定团结得跟一个人似的！大错特错！中国人最喜欢攻击的其实不是外国人，而是自己人。你知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中国人，至今海峡对岸导弹瞄准着，国内菜刀甚至火柴管制着——我们是不是世界上同族同胞骨肉相残最凶狠、最持久的一个国家呢？
打破砂锅问到底，中国心到底是颗什么心呢？罗素曾认为，“贪婪、懦弱和缺乏同情心”是中国心的三大缺点。而“中国通”司徒雷登却认为，“罗素把贪婪、怯懦和冷漠列为中国人最坏的缺点。与各国人民中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恶行和弱点对照起来，我倒要把互相忌妒、互相猜疑这两点作为更具代表性的中国人的特点”（《在华50年》）。
以我跳动60余年的中国心反省一下，“车是日本车，心是中国心”所招供的，不正是中国人妒忌、残害自己同胞的那个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