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粤人留学澳洲档案(廿四)：台山参棚(刘少仙)
与前述中国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根据护照申请者提供的名字之发音、自行填上自己认为接近发音之英文词如出一辙，如果申请者之监护人在澳洲提供的来留学之小留学生的名字是英文拼写的话，那么，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职员则可能根据其读音，自行填上他们认为可行的中文姓名。也许他们自己以为，反正这些都是方块字，洋人也看不懂。参棚显然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的总领事馆职员以为来申请的华人都是文盲，恶作剧地乱写上一个中文名字这样一种可能。
参棚，其英文名字是Thomas Pang，1910年8月7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竹冈村。查现在的台山市地图，难以找到竹冈村这个地名，但水步镇天狮坡管理区下有一竹岗村。也许，此处说的“竹冈”村，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竹岗村”。
1923年8月8日参棚申请护照时提供的个人正面照片
按照澳人姓名的拼写习惯，Pang应该是姓。照广府话的读法，这Pang显然应该读为“彭”。而彭姓在台山也有分布，以从嘉应梅州迁徙到台山之客家人为多，而台山赤溪镇就是客家人主要的聚集区域。但因参棚并非赤溪镇人，故难以推断参棚属于彭姓人氏。最近在墨尔本的国民党党部找到一本一九三十年代初中国领事馆所存之在维多利亚州的中国留学生登记表，在留学生名录中，标明参棚乃护照名，其真名为刘少仙。根据《台山姓氏源流》一书中所列之刘姓分布，水步镇正是刘姓的一大聚居地。可以确定，刘少仙才是参棚的本名。
1923年8月8日，参棚之父针棚(James Pang)，以其在当时维多利亚州之大金山华人聚集地品地高(本迪戈，Bendigo)之“恩记”(Yin Kee)药材店作铺保，承诺每年供给膏火伍拾贰澳镑，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提出申请其子参棚的中国护照和来澳签证。当时，参棚13岁，准备前来就读的学校是位于本迪戈Camp Hill的1976号之本迪戈中央公立学校(Central State School)。总领事馆职员代填的参棚拟前往之“壹玖柒陸学校”，实为中央公立学校所在地的门牌号码。
1923年8月8日参棚申请中国护照时之个人基本情况(中英文)
直到1923年10月26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才将参棚的护照办妥，由总领事魏子京签发，护照号码为343/S/23，签证则在同月30日拿到。随后，总领事馆将护照寄给在中国的参棚。
不过，参棚并没有像现在的人出国留学一样，拿到护照和签证后立马就走，而是在拿到护照签证之后又等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这位申请护照和签证时13岁、现在已满14岁的中国侨乡少年(按照现在的说法和标准，那时候显然也算是个富二代)，才从香港乘坐“Arafura”号班轮，于1924年11月1日抵达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随后，他在家人的陪同下，乘车前往本迪戈，进入中央公立学校就读。
1923年10月26日签发的参棚护照内文
直到1926年中，已在本迪戈上了一年半学的参棚各方面的表现都还不错，除了少数几天病假无法上学之外，其出勤率较高。根据该校校长的报告，参棚的操行尚属正常，各项表现优良，功课进步明显，英语提高也很快。看起来，似乎参棚的学习和生活一切都很顺利。但从1926年9月份起到次年的5月份，参棚就开始旷课逃学。从9月到11月，他曾经有连续三个月不上课；1927年上半年，也有连续近三个星期的时间，在学校里见不到他的人影。海关人员调查后发现，此后的这段时间里，参棚在墨尔本唐人街的一家水果铺头住了三个多星期的日子。在此期间，他到处闲逛，好在其言行举止尚属正常，未惹麻烦。
到1927年的7月初，返回本迪戈的参棚，不再返回中央公立学校读书，而是注册入读本迪戈商校。这位已经17岁进入中学的小伙子，此时的表现又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举止优雅，尊师重友，学习努力，追求新学，当然，也很少请假旷课了。就这样，参棚在商校度过了近二个学期。
由于祖母年老体弱，思孙心切，根据父母的安排。参棚遂于1928年5月10日在墨尔本乘坐“常德”号班轮，返回中国探亲。因在商校的良好表现，校长也具书担保，故在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魏子京为其申请再返澳大利亚继续留学的签证时，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但参棚在中国的探亲一呆就是一年半，期间曾二次申请延长入境日期，皆获批准。根据当时参棚的年龄已过18岁的情况来判断，当时的人们在这个年纪大多已到结婚的时候了。又鉴于参棚的家庭，显然也并非贫穷人家，有“南风窗”(粤人对家有侨汇收入、有海外亲友资助的一种说法)财气徐徐地吹，家境殷实，加上祖母年老，极有可能会利用他在中国探亲的这段日子，为他完婚。直到1929年10月11日，参棚才搭乘“太平”号班轮，返回墨尔本。此时，重返澳大利亚留学的参棚已满19岁，已从五年前初来时的翩翩少年成长为玉树临风的小伙子了。
1928年底参棚的照片
重返本迪戈商校读书的参棚，其学习和品行仍与以前的那一年相差无几，校长的学生报告中对此也是赞誉有加，但请病假和旷课的天数却增加了。旷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前往墨尔本进行商业实习。
在这段时间里，参棚皈依了基督教，并在1930年下半年以其父母皆为澳籍并成为大英帝国臣民而他自身又受洗入教为由，向澳洲联邦政府内政部提出永久定居澳大利亚并归化澳籍的申请。为此，他以前就读过的本迪戈中央公立学校校长莫乔治(George Moore)，圣保罗教堂(St. Paul’s Church)的牧师葛理斐(Z. Griffith)，本迪戈基督教男青年会总干事戈润喜(C. J. Greenhill)，甚至包括本迪戈市的市长代表，都纷纷致函曾在1918年至1924年间担任过维多利亚州长、时任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参议院参议员的荣成河(Harry W Lawson)，请他作保，协助参棚顺利申请归化入籍。但是，1930年底，内政部经过调查后，以其父针棚有滥用其归化澳洲证书将其转借于他人以图不正当事务之前科，而他们亦非英国臣民而有夸大之词为由，拒绝了参棚的归化申请。但内政部还是给了参议员荣成河很大的面子，即应允给参棚延长在澳居住学习的期限为四年，换言之，即可以延长签证至1934年，直到他完成所有在商校的学业。
但实际上，到1930年下半年，商校和内政部已经了解到了参棚旷课和老是请病假这个现象，已经责成有关部门知照其监护人亦即其父要对他严加管束。但不凑巧的是，此时的针棚已于1930年7月17日从墨尔本乘坐“常德”号班轮，前往中国探亲去了。按当时的惯例，居澳华人回国探亲，少则几个月，多则超过一年以上，故相关部门无法通过监护人来约束参棚。或许也是因为这个无人监管的缘故，参棚的滑坡就变本加厉，在这条道上愈走愈远。换言之，请假和旷课时间越来越长。据商校校长报告，1930年的8月底到12月初，应该出勤的日子是65天，他居然有31天缺勤。当然，如前所述，他缺勤的原因还是患病和常去墨尔本过夜等等。
对此，海关人员展开了调查。作为病假，参棚都有医生的病假证明，这点从理论上是说得过去的。但他到底患什么病，以致于他不能上学而经常请病假呢？海关方面对此有所怀疑，动议找个医生对他予以全面检查。
根据参棚自己的描述，他常常浑身乏力，无精打采，广受便秘困扰，肚子也经常有毛病，还老是失眠，因而搞得他无法去上学，应付学业。但在1930年底，联邦政府卫生部委托海关检疫所的皮兹大夫(Dr. Pitts)所提供的检查结果表明，参棚心脏和肺部都很正常，血压和脉搏率也无异样，运动后的脉搏测试也属良好，对其腹部的触诊也没有发现任何不适；而对其神经系统的测试中，发现其条件反射方面略有一点迟钝，但仍在正常范围里。总体而言，就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他的发育属于良好。从谈吐上观测，参棚很聪明，操说英语流利，对一些提问，他在态度上显得闪烁其辞，答非所问。大夫由此判断，很显然，他过去是蓄意地误导他的医生，让医生给他开具病假证明，使之心安理得地逃学旷课达数月之久。尽管如此，根据他面前的身体状况，大夫认为他没有理由旷课逃学。而对于其请病假时对医生表现出来的萎靡不振之症状，皮兹大夫认为，这极有可能与其过度沉溺于吸食(鸦片)有关。
确实，警察在1930年底提供的调查报告显示，参棚常常进出鸦片烟馆。根据线报，位于本迪戈桥街一座旅馆旁的鸦片烟馆，几乎成了参棚的精神寄托所在：他晚上流连于鸦片烟床上，白天就睡大觉，整个昼夜颠倒。当时，他自己有一辆摩托车，最近一段时间，他至少有三次从本迪戈骑着摩托去墨尔本，驮回所需鸦片。如果谁要见他，凌晨一点到四点或者下午一点到这个烟馆里去找，准能找到他。当然。除此之外，他还在父亲经营的“恩记”药材店里帮工，人也算豪爽，总能给顾客一个好的折扣价，做成生意。他父亲的恩记铺头，是本地较大的一间药材和杂货进出口商行，规模较大，也很有扩张潜力。
根据上述健康检查和警察报告，内政部于1931年初对参棚发出警告，如果他不改正旷课逃学这一错误，返回学校继续学业，将会被取消其留学签证，并将此知照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和本迪戈商校。然而，情况似乎没有多大改变，参棚依然我行我素。根据商校校长的报告，1930年12月3日到次年4月15日，总共应该出勤69天的学习，参棚却有35天是缺勤。这期间，他去墨尔本度假达三周之久；之后从墨尔本返回本迪戈的路上，又因骑摩托出事故，请病假达四个星期之久。而从上次报告后到5月25日，本应有25天的在校时间，可是他只在学校里露了半天脸，就再也见不到他的人影了。当然，根据参棚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在这间商校读完了所有的课程，因而就没有必要再去上学了。但对于他的这一说法，学校和内政部都不接受。
为此，内政部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了。1931年5月27日，内政部作出决定，取消参棚的留学签证，责令其立即离境。6月26日，内政部正式知照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望其协调参棚的监护人，责成其在7月31日之前离境。到了这个地步，参棚想抗争，但已无法改变现实。比如说，他在7月15日写了一封信给内政部长，对于因旷课等造成现在的状况表达他的歉意，并希望能给他一个补过的机会。当然，这不过是在事后尽一下人事，并希望留下一个知书识礼的印象而已，实际上于事无补。7月22日，他在悉尼乘坐“常德”号班轮，不得不离开这个让他从一个少年成长为青年的国家，返回中国。
但在参棚离境后，还有后续故事。当然，这是一件于他不利的事情，颠覆了他离开澳大利亚之前所极力想留下来的印象。1931年8月4日，维多利亚州海关与消费税局人事总监在其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名叫雷福(Louey Foo)的华人，是本迪戈桥街的居民，跟他一起来的，是一名中澳混血的男子，充当他的翻译，他们来此询问参棚是否仍在澳大利亚尚未离境。雷福说，如果他的同乡参棚仍在澳的话，他将代表本迪戈的一批被参棚诈骗了大量钱财的华人同乡，对此人采取法律行动。他表示，参棚对这些人诈骗了超过100澳镑的金钱，每人数额不等，其中他本人就被诈骗达40澳镑之巨，损失极其惨重。
虽然最终因参棚离境，此事不了了之，但参棚还是给人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他不是那个他本来应该成长为的那种人！
1931年7月15日，参棚写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内政部长的信。字写得很漂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