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脸上写满了屈辱与苦难
——看电影《归来》
——看电影《归来》
2014年的5月中旬，因为一部电影的问世，在看似热闹，实则沉闷的得如同一潭不动之水的中国影坛上，骤然泛起了一阵阵涟漪，围绕着这部影片，很快出现了一个有关《归来》的话题。不用说这与影片中的时代背景并不遥远有很大关系，因为当年的亲历者们还都健在，并且随着社会的变迁，那些曾经的功过是非还常常被人提起，用来说事儿。
所以关于这个话题有话要说的人很多，这些人从他们的经历里，也从他人的经历中，包括从这部影片里，或是看见了爱情的宝贵与坚贞，或是看见了悲剧对人生的致命影响，或是看见了人性在非常环境下的扭曲与纠结，等等，这一切都成为话题中的话题，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大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感觉。
一部故事影片能引起这样的连锁反馈，不能不说是故事本身触动了人们的神经，揭开了像是愈合了，其实并没有完全愈合好的疤痕。往事并不如烟，人们的感知被影片带到了那个一切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勾起了多少人想起来依然还是触目惊心的往事，或是印证了从他们父辈口里所知悉的、那些光怪陆离般的事情的原貌或本相。
影片一开始，就是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一方面是铿锵有力的红色芭蕾舞剧的排练与演出，剧中的主人公琼花带着深仇大恨立志要当一名红军战士，去打倒一切南霸天，北霸天。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的触角深入到每一个细微末节，正在大西北劳改农场改造的右派分子陆焉识跑了，他的妻子和女儿马上就被叫到舞蹈学校，该校的工宣队长当面警告他们，如果陆犯回家，不得收留，要立即报告。并且还要母女俩当即表态。
这种只有革命原则，没有亲情人伦之情的事情，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得荒唐与反人性，可是在那个时代这一切都是名正言顺的，没有人会想到不妥，或是不应该。因此，夫妻反目，父子如仇人的怪像并不少见。人的狂热一旦被鼓动得走火入魔，那真是可以是非不分，亲情不再了。因此，影片中陆焉识的女儿丹丹的举动也就不足为奇了。她为了自己能够进步，不惜将冒着极大危险跑回来的父亲拒之门外，又说死不让母亲去见她的丈夫，并且还把他们要会面的时间和地点报告给了来抓捕陆焉时的人。
火车站天桥上的那场戏直击人们的心灵，在民兵的追捕下，两个人撕心裂肺地隔空呼喊着，一个高喊：婉瑜！另一个拼命地喊着：焉识，快跑！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另一个挎着一床被子，手里抱着一包馒头，向着丈夫死命地跑去，一心要把她精心准备的东西交到丈夫手上。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就是想互看对方一眼，互道一句珍重。可是他们的这点要求，也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民兵横阻在他们两人之间，就是不让他们相见，也不让她把东西递给丈夫。陆焉识被几个彪形大汉压倒在地，又像是被批斗的牛鬼蛇神，尊严扫地地被架着离开现场。做妻子的被民兵凶悍地推搡倒地，血迹从发际线流了下来。她为丈夫带来的馒头也滚落了一地。
编导一点都没有夸张，这就是那个年代里的正常一幕。当时的人也许不会有什么不正常的感觉，可是今天的人再看这一幕就不会坦然面对了。在那个年代，革命的敌人即使是肉体还在，他们的灵魂与尊严，包括他们家属的一切尊严早就不复存在了。人一旦疯狂起来，真是连野兽都不如。野兽只是在它遇到你的时候给你带来危险，它看不见你的时候你是安全的。可是人却不同，他定义要专政你，你是无处藏身，无处躲避的。他的残酷能叫你生不如死，也能叫你的家人、家属深受其害，无法享有正常的生活。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全民都为曾经的付出的代价而认真反思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是可以从沉重的负担重走出，开始新的里程的时候了。电影《归来》的社会意义便是如此，它从艺术上开启了全民正视那段历史的时刻。反右和文革距今已有五六十年的时间了，当历史被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时，就会是审视它的最佳时机了。相信会有更多的文艺作品在《归来》后接踵而至，在这个话题上继续发挥作用，从而让这段历史真正成为一份资产，即使是那么得不堪，也有可供警惕与借鉴之处。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只有三个，故事细节比较翔实，所以演来很有真实感，也很有艺术感染力。比如陆焉识平反回来后，为了医治妻子的病，想方设法地开启妻子的心智，以便她能够恢复记忆。这期间他当了专门给妻子念信的人，也假扮过钢琴的调音师，到了后来又成了专门送她去火车站迎接陆焉识的人。这其中的每一个情节都是感人至深的。
丈夫给分离了20年的妻子，一封封地念着他在劳改农场里写在捡来的纸上的，那些不可能寄出来的信，听信的妻子沉浸在对丈夫的思念之中，可是竟不知道眼前这个念信的人，就是自己朝思夜想的丈夫。这些个桥段残酷之极，让人抓狂。观众为冯婉瑜心急如焚，恨不能在她的面前大喝一声，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就是陆焉识！
其实在三个人物中，妻子冯婉瑜是最有个性，也是最坚强，最正面的一位。表面上看是丈夫受尽了苦，因为他去劳改了。实际上是妻子的苦比丈夫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孩子才三岁，家庭就破碎了。一个年轻女人，独立抚养一个年幼的孩子，还要面对政治上的歧视与压力，她所面临的困苦不用想也知道会有多么艰难。雪上加霜的是，革委会里又有一个姓方的人的对冯婉瑜的伤害就更是难以言表。所以，冯婉瑜还能够活着就是一个奇迹，她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的疯掉，只是患上了一种叫做心因性的失忆症，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当陆焉识于三年前偷着跑回来时，冯婉瑜表现得可圈可点。面对工宣队长的高压，她只是勉强地敷衍了事。对于从劳改农场专程跟踪而来的那两个穿狗皮大衣，戴狗皮帽子的人，冯婉瑜不仅不惧怕，反而问他们陆焉时为什么要逃跑，你们把他怎样了！当丈夫来到了家门外，她为了女儿的前程，咬牙没有把陆焉识接到屋子里，可是她却准备好了第二天早上要去见他。对于女儿的指责：你为什么不替我想想？她厉声答道：从小到大都为你想，这件事要为你爸爸想。
后来她得了病了，但是正如她女儿向陆焉时哭诉得那样：她现在什么都记不住了，就是能记住我的不好。是的，在对待陆焉识的态度上，就是她鉴别敌友的试金石，即使那个人是她的女儿，她也会当着她的面斩钉截铁地说：你以前做的那些事，我不会原谅你。并且紧接着又补充上一句不容分辩的宣告：我不原谅你。这就是冯婉瑜，她是一个弱女子，却有令人敬畏的风骨。
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本来有几次就在她要恢复记忆的关键时刻，却功亏一篑了。原因是什么，就是那个方师傅对她的伤害太大了。陆焉识只要稍微对她有一点亲热，她马上就想到方师傅。一定是那个衣冠禽兽的人欺骗了他，说陆焉识被枪毙了，也一定是因为这样的骗局，那个姓方的人才会一次次得手。在陆焉识的追问下，女儿丹丹才不得不说：那时我还小，记得有一次他用勺子打我妈。所以每每在关键之时，冯婉瑜就把陆焉识当作了方师傅，并且口中不停地说：你不可以再这样了，焉识没有被枪毙。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剧，令人无法不对冯婉瑜给予深深的同情。
巩俐扮演的冯婉瑜很逼真，不施粉黛的面孔上写满了沧桑，那都是屈辱与苦难。她用那漠然的表情，呆滞的眼神，准确地塑造了这个人物，也道出了人物内心的独白。她太苦了，也太累了。这是一个从里到外都被严重伤害了的女人。好容易守得云开日出，一家人团聚了，但是她却无法消受这个用20年岁月换回来的福气。她还活着，只是活在以前的记忆里了。她不仅是生病了，智力也严重的退化了。
在写第四个接人的牌子时，陆焉识的焉字，她就忘记该怎么写了。女儿给他跳了一段琼花要革命的舞蹈，舞毕，她竟不知道女儿演的是谁？她坐在凳子上，张着嘴，一幅弱智的举止。让女儿心凉，也让陆焉识欲哭无泪。一个好端端的女子，市里光明中学的冯老师被摧残的，终于失去了最基本的健康，未老先衰了。
影片的结尾处出现了一行字幕：很多年过去了。紧接着的画面是，这一天又是一个5号的日子，大雪纷飞的清晨，陆焉识踏着厚厚的积雪，用三轮车载着冯婉瑜由家里去火车站。到了那里，冯婉瑜坐在三轮车上，呆呆地望向众乘客鱼贯走出出站口，陆焉识手扶着接人的牌子站在冯婉瑜的旁边，牌子上的三个大字是：陆焉识。下车的人都走光了，铁路工作人员把出站口的大铁门关上了。随着咣当的一声响，镜头从铁门的栏杆里拉近了冯婉瑜与陆焉识的画面，最终定格在那里。
不知道编导的这个最后的镜头要说明什么？看上去他们是被禁锢在铁栏杆里，可是他们已经走出了人生的磨难，他们应该是来到了铁栏杆外了，除了疾病与衰老，再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因素能够禁锢他们了。难道编导是要说明他们与过去终于了断了吗？这有点儿牵强，文革已经结束十几年了，由于文革而来的政治迫害也早就没有了，那么这个镜头的寓意何在呢？总之，这个镜头确实有点儿无厘头，令人费解。
不过，如果要给这部影片一个公正的评价的话，仍然还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反右和文革题材的好影片。影片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家庭，三个人的命运，形象地呈现了那些政治斗争给中国普通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对于我们众人来说，是再认识那些历史的一个极为生动的艺术浓缩。
可是遗憾的是，这部影片的开头部分还好，而之后的故事却没有跟上开头的那种充实与丰富，而变得单薄与单调了许多，并且还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桥段。尤其是到了最后，故事的落脚点还在女主人公每个月的5号要去火车站接陆焉识上，这个安排就显得既没有新意，也没有了力度。令一个好故事，一部好影片变得虎头蛇尾，在艺术的张力上最终没有上得去。
实际上那十几年的时间，正是中国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期，在那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中，陆焉识的一家不可能置身度外，在他们的家里必然会有所反映。可惜的是，电影里一点这样的蛛丝马迹都没有。观众不难想象得出，陆焉识在事业上怎么也会有点儿成就吧，他的生活条件一定也会获得相当的改观吧。还有他们的女儿丹丹，也是30好几岁了，应该结婚生子了吧，他们的小外孙或是小外孙女一定很可爱了，即便是冯婉瑜还没有等来陆焉识，但是一家人还是可以心情舒畅，其乐融融的吧。
而且，如果陆焉识在事业上重新如鱼得水之后，还要精心照顾病中的妻子，这才能凸显陆焉识的人格与品质。同时也会加重剧情的内涵与丰富度，使这部影片的以小见大，不仅仅是停留在他们遭受的迫害上，也体现在他们获得政治上的新生之后的人生状态。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该有的细节或是剧情，影片里都没有。编导把故事就限定在冯婉瑜不认识眼前的丈夫，却又坚持着去火车站去接那个记忆中的丈夫这个戏剧冲突之中。如此这般地满足于一个单一的桥段，并且不断地使用，自然会使这部影片从剧本开始就已经是先天不足了。
显然，编导或许是为了最大悲剧化，或者也是为了表达冯婉瑜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所以就死死地抓住了冯婉瑜去火车站接陆焉识这么个桥段不放手，这不能不说是编导过渡消费了这个素材。一直在反复地出同一张牌的结果，这张牌就变成了一张彻头彻尾的煽情牌。而且，最严重的是，这样的处置使故事的演变与后来社会的变化严重脱节，让故事滞留在一个静止不变的小格局里。既反常，又不近情理。
本来，陆焉识平反前，他的妻子与女儿是社会上的边缘人，那是因为政治的缘故。可是他平反后，他们一家人还是与社会无关的边缘人，那就不是政治的原因，也不是他们的不是，而是编导的过错了。编导武断地剥夺了他们一家人在新环境下，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权利与机会，让这一家人还是生活在愁云惨雾之中，继续被过去的阴影所笼罩。这一点，是这部片子的最大败笔，也是这部影片的立意无法升华的重要原因。
所以这部片子只是拍出了半部的精彩，看上去还不错，但绝不是一流的，更不是经典之作。看看前苏联电影《合法夫妻》，再看看前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时期的电影《烈日灼人》，就会知道差距有多大。张艺谋在历尽沧桑之后的发轫之作，终究还是没有脱离他的局限。其实，观众也不必苛求，张导毕竟不是大师级的导演，看上去他与大师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实际上却是渐行渐远了。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电影的前景还是要指望那些真正天赋才华的大家。
影片的音乐出自著名音乐人陈其钢之手，他的音乐纯净入心，自有它的独到之处。可是如果你熟知，同样是他的作品的《山楂树之恋》的电影音乐，你就不难发现，《归来》的音乐风格并没有突破，近乎于是同一个模式，同样的音乐语汇。如果没有《山楂树之恋》在前，这部《归来》的音乐应该来说是很好了。可是毕竟《山楂树之恋》的电影音乐太出色了，沿用它的风格的《归来》就难以让人受用了。这不仅是片子的遗憾，也是音乐人的遗憾。超越自己的确不容易，但也绝不应该把不同的两部作品主题音乐，弄成一对孪生兄弟吧，即便它们的故事背景都是文革，可是故事的性质却是大相径庭的。
值得称道的是，影片的配角都是一些观众熟知并有好感的大牌影视明星，有他们助阵，让剧情更有生气，也更好看。例如，闫妮扮演的街道李主任有点儿特色，不过在那个年代能有那种通情达理的一个掌权者，也是有点儿让人难以置信的。刘佩琦演活了劳改农场的刘同志，在那个年代那种人比比皆是，一个比一个左。那是一个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时代，那些人说话就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口吻，脸上挂着的就是那种一脸的阶级斗争的样子。这个人物的出现，让那段不正常的历史一下子回到了人们的视线里。还有陈小艺的沧桑与无奈，丁嘉丽的愤恨与撒泼，都让人过目难忘，那些角色的镜头虽然都是稍纵即逝的，但却都打上了强烈的时代印记。
在三个主要人物中，除了冯婉瑜，女儿丹丹这个角色刻画得非常成功也很完整。她的思想变化也是一步步，一层层地递进的。她开始不认父亲，到后来能够向父亲坦诚是因为她的不好，才让父母有那么大的不幸。再到后来她开导父亲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你想那么多办法，不就是为了接近她，照顾她吗？其它的事还重要吗？这个时候是她的的睿智，使陆焉识一下子顿悟，从而能够坚持自己，继续充当念信人的角色。同时也说明丹丹成熟了，从一个只为自己打算，不管父母的感受的一个自私的孩子，成为一个懂道理，能够体谅与同情父母的大人了。这位叫张慧雯的年轻演员也演得非常好，淡定又有爆发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后起之秀。
陆焉识这个人物受限于剧本的束缚，在影片中只能表现出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人格上的亮点，因此这个人物怎么看都怎么是一个大配角。本来他平反后，以他的才华应该有一番大作为，可是影片中在这一点上全无一点涉猎，看似集中了主题，实则是弱化了主题。总是翻来复去地在冯婉瑜的失忆上作文章，该有的主题延伸与扩展也都没有了，反过来也使这部影片的布局大不起来，有点陷在作茧自缚的困境里了。要不是影片的时间还不算太长，演员就是演得再好，也会让人有疲劳之感的。
《归来》立足于中国影坛了。它里面的人物也成了有代表性的生活中的人物，而被人们津津乐道了。陆焉识，冯婉瑜，还有丹丹，他们一家三口终于苦尽甘来，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是不会再愿意提起反右，还有文革这些事情的。有关这些记忆在他们的心里消失得越快越好，如果什么都不记得才好。因为那些年月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事，他们何必要记住那些伤心的日子呢！时间是最好的健忘剂，能够忘掉那些大不幸才能够把眼光投向前方，在生活与生命中重新获得愉快与幸福。
但是，忘记了决不等于说那段历史就是正确的。凡是当过右派的人和他们的家属，都绝不会说反右是大好事。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家被抄过的人，他们的自己或亲属被批斗过的人，也绝不会说文化大革命好。时至今日，还有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文化大革命好，这样的人一定是他自己或是他的祖上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要不就是一些人的别有用意，另有企图。但愿这两类人都是痴人说梦而已，他们的目的都不会得逞。
中国不能再折腾了。即使是状况多多，改革的步伐不尽人意，也比天翻地覆的革命好。这一点不需要讲什么大道理，看看陆焉识，冯婉瑜，还有丹丹，就明白了。他们可不是少数，而且站在他们一边，有理性，又有良知的中国人更不是少数，所以他们的悲惨遭遇不应该，也一定不能再出现在后来人的身上。那些脸上写满了屈辱与苦难的中国女人，就到冯婉瑜为止，以后也决不会再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