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朗西 1956年） （徐朗西 1950年） （父亲与外公 北京 1950年）
回忆我的外公徐朗西
我自幼叫外公“爷爷”，也许，这与陕西关中地区的风俗有关。我在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查看了一些文献资料才得知外公曾与青、洪帮的关系。其实，我虽然出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但是，基本上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对什么帮会一无所知。在我的回忆录中，只想呈现一个我眼中普通的长辈，一个经历过半个多世纪的亲人。用我暮年对人生的看法客观地评估外公徐朗西的一生。
自我懂事起，我没有见到过外婆，她叫王友淑。她在为外公留下三男三女孩子后，于1934年病殁。当时，外公正热中于上海新华艺专的创建，外婆的过死让外公悲痛欲绝，决定创建以“ 友淑”命名的图书馆，以此记念外婆。外公没有续弦，终身独居。
我记忆中的外公是个普通的朴素老人，只是他蓄着长须，看上去有点威严、庄重他爱穿长衫，脚踩一双京式布鞋。双目炯炯有神，但是和蔼可亲。尤其见到我们兄妹，常满面笑容，用低沉的关中口音逗我们乐。他最疼爱我，时常抱我坐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长须。令我至今难忘的是，外公爱用二手指颊我的小腮帮子，弄得我好痛，可是我心里却美滋滋的，因为我知道他有多么爱我们。
每周未母亲总会带我去外公家，早先坐三轮车去萨坡赛路（现名淡水路），弄堂底一幢坐西朝东的老式洋房，陈设简陋，光线昏暗。其实，外公生活很节俭，也许过去支持北伐和中共革命，他的老本已所剩无几。我记得母亲常常在经济上接济外公。后来，他的一个门生高先生移民澳大利亚前，决定把自己的住宅赠送给外公，但被外公拒绝，只愿暂为看管借用。于是，外公搬迁至海格路358号（现名华山路）。那是一幢二层楼的花园洋房。右侧有一个小花园，我曾在花园的左角见到过一块大石碑，当时只当一块破石块，后来才知是一块为外公准备的无字墓碑。院子的左侧有个大车库，里面方着一张乒乓桌。一楼有三厅，墙上挂的都是书法绘画，其中最醒目的就是孙中山先生赠送给外公一幅“天下为公”的条幅笔墨，上款“朗西兄属”，下署“孙文”。另外，挂有一幅外公的头象照片，两目炯炯有神。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至今我还保留一张小尺寸的原版照。墙上还挂着七弦古琴，充满古朴的文化气息。大厅里没有沙发，只有硬木椅子。那里是外公会客的地方。当他独自一人时，外公喜欢坐在进门口小厅室的红木凳子上，手拿一把折扇，默默沉思。二楼有四间卧室，外公住在朝东南的大间，大舅舅、小舅舅和三阿姨分别住在其它三间。
有些文献把我外公说成中国青、洪帮的大字辈人物。其实，外公本是一界书生，赴日学的是铁道专业，本身又热衷于美术和教育事业。外公在日本留学期间认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后就踏上了反清的历程。青年期，外公崇拜孙中山先生的为人和理想，意气风发投入孙中山先生的早期辛亥革命，受命回国组织洪帮反清，目的是为孙中山招兵买马。在此时期，他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赴汤蹈火，不仅入会洪帮，还加入青帮。因为外公为人真挚，扶贫济困，视金如土。所以，不久就在政界、军界呼风唤雨。小时听母亲提起外公“失表复得”的小故事﹕“有一天，外公在天蟾午台看戏，不知哪位小偷偷走了他心爱的怀表，翌日，仍去老地方看戏，失去的怀表又回到了他兜里。” 当时，在我幼小的心里只是对外公多了那么点神秘感。中年时期，外公参加北伐，与蒋介石和陈英士结拜兄弟，对蒋介石和陈英士的革命活动多有资金和人员的资助。后因“4.12事件”，与蒋意见不和，退出政界，专注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的教育事业。为提倡人体素描，需要人体模特儿，但当时封建意识严重，很难找到模特儿，于是，外公与其他老师纷纷主动当模特儿让学生学画。我记得在父亲收藏的“东方画报”中看到留须的外公裸体素描画象，当时我十分惊诧。外公办过许多报刊杂志，如《朔望半月刊》，《生活日报》，《民意报》，《民国日报》。它们口诛笔伐，成为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
外公的后半生又与共产党挂上钩，原因与他反蒋背景有关，加上与陕西籍的上海中共地下党党员胡振家的关系，加入了上海中共地下党外围工作，掩护过周恩来与邓颖超等重要的中共地下党党员。新中国成立后，虽然，1949年10月外公被邀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大会，但是，以后中央并无按排具体职位，只挂名上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的门生与朋友在经历“镇反”、“三反”、“五反”一系列运动后，无一幸免，或被关押、或被劳教、或被镇压。外公开始对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到迷茫。于是，他远离政治，迷恋于佛教和气功，从不对中共政权发表任何评论。正因如此，“反右”运动中逃过一劫。我记得在此时期，华山路358号内高朋满堂，民族音乐界和京剧界人士聚在那里磋商如何发扬中华艺术，我在那里见到过卫仲乐、言慧珠等名流，我听到过卫仲乐先生弹奏的琵琶“十里埋伏”。他们相聚只是交流艺术，从不谈论政见。外公总留大家吃饭，无烟酒招待，素面和包子尽管吃饱。外公一生烟酒不沾，更是厌恶鸦片。1934年外婆王友淑病殁，在筹建“友淑”图书馆时，杜月笙捐赠500元银洋，被外公婉言谢绝，对杜公讲﹕“谢谢你的好意，我怕赠送的书页上闻到鸦片烟昧！”
其实，外公在大舅舅被送安徽劳改，小舅舅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后就郁郁寡欢，再经过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外公对中共政权更已失去信心。一个如此洁身自爱的民主斗士只能以沉默和消沉面对余生。郁闷导致肝病，1961年初秋开始两足浮肿，10月15日下午，父母带我急速赶到华山路358号，我们默默地站立在外公床榻边。四位来自静安寺庙的法师正在念经，香火袅袅，外公平时炯炯有神的双目微微闭合，永远也不会再睁开了。七十六年风风雨雨的人生在此划下了句号。庆幸的是，外公没有活到文革浩劫，不然下场可想而知。
结束本文前提叁件小插曲，首先是我父亲因“特务罪”于61年初被公安局逮捕（此事件完全瞒着外公），经十个月审查于10月12日宣布无罪释放，正巧在外公逝世前二日。其次是外公死后，末经原业主高先生同意，有关单位立即抢占与拆除了华山路358号，这其中的“油水”不知流入何方？最后，在我出国前三阿姨曾临行叮嘱我﹕“到国外遇到困难可找外公的青、洪帮门生帮助你。因为外公曾为他们抛头颅、洒鲜血，耗尽家产。”说实话，在国外我最困难时期，我曾为生存一度有过求助的想法，但咬紧牙关想了一想，我宁可喝西北风，也要走自立自强的路，这才不愧为徐朗西的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