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月5月，中国大陆正式拉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那时的魏京生还只是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热血激情的魏京生迅速响应，成为了红卫兵的一份子，在那个最凶恶的群体中，干着各种抄家和打砸抢的勾当。1967年魏京生还参加了“老兵合唱团”。这是个红卫兵的流氓团体，无恶不作，先后盗窃了二十多万的现金、存折和黄金。最后主犯被捕，但其它从犯，包括魏京生都漏网了。
北京的红卫兵早期造反，抄家，写大字报，虐待教师，腻烦了就开始抓附近地区所谓的地痞流氓，疯狂地打砸抢。到了1967年的时候，那些红卫兵开始分化。高官子弟回到家里，基层干部和一般党员的孩子则散在社会上，游手好闲。其中一些家教不好又不管束的，象魏京生那样，慢慢地和地痞流氓合在一起。他们每天逗留街头，惹事生非，聚众打架，藉以发泄自己失落的情绪。一方面他们看不起老百姓，因为他们的父母是中共党员，说起来是干部，还有各种相对于老百姓的特权，可以走门路，讲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嫉恨那些中共高官子弟，因为那些人根本看不起他们。
1968年左右，魏京生和他的弟弟都沦为了三里河地区的地痞恶霸，偷蒙拐骗，无所不作。魏京生曾偷了北航附中王某的自行车，被抓住了还耍无頼。此类种种，不胜列举。短短一年的时间因为他的肆无忌惮也由此得罪了不少人。1969年，魏京生不得不跑到安徽老家插队落户，躲避风头。此后，魏家又通过关系，让他当了兵。复员后，又开后门，如愿回到北京，被分在北京动物园当电工。本来像魏京生这种无名小卒，很可能从此就默默无闻了。但骨子里不安分的红卫兵情节，却让魏京生获得了由此成名的机遇。
1970年代末的中国，刚刚打开封锁已久的国门，西方对于这个这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庞然大物百般好奇。当时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仍然激烈。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当时的西方国家及其媒体急于希望在中国寻找他们心目中的民主苗头，证明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恰逢“西单民主墙”运动如火如荼，骨子里的红卫兵情节，促使不安分的魏京生，不顾父母反对，也凑起了热闹。每天不是偷听大陆禁止的“敌台”，就是积极地在“民主墙”张贴大字报留下大名，动不动就扬言“造反”，要推翻中共政府“搞革命”，继续着他红卫兵的“事业”。1978年底，他曾经在西单墙贴过一张大字报，其中写道：“为民主的斗争是中国人民的目标吗？文化革命是他们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力量，一切反对势力都在它的面前发抖了。”这说明魏京生当时对文化大革命还是肯定和留恋的，还认为文化革命是民主的试验，与民主有关，或者说，魏京生所说的民主就是文化大革命。
正是魏京生这种不安分的红卫兵情节，让他活跃在“西单民主墙”运动之中。也由此进入了当时西方国家的视野，将其捧成了“民主英雄”。甚至此后积极解救入狱的魏京生，还不惜与中国达成政治默契，为他的流亡打开方便之门。可以说，魏京生的前半生因为红卫兵经历以至一事无成，后半生却又因他的红卫兵情节而“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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