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这个历史悠久但又多灾多难的民族而言，一九四九是永远不能被忘记的年份之一。因为国共两党三年的内战，有不计其数的普通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背井离乡，在历史滔滔向前的洪流中，宛如一叶叶浮萍七上八下，无奈地遭受着风吹雨打。我父亲就曾是其时的一叶浮萍。因此，父亲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的经历之于我们家而言，也同样是应该被牢记的。
父亲在一九四九年时刚刚十八岁，如果在当今的和平年代，十八岁还是一个可以向父母撒娇享受父母荫护的年龄。但因为爷爷此前匆忙离世，十八岁的父亲不得不成熟了。没有了爷爷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奶奶带着父亲和年幼的老姑，吃饭穿衣一下子都成了问题。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因为连日的暴雨，家里的庄稼到了秋天收割时所获寥寥。看着自己母亲整日的愁眉不展和小妹妹因为吃不饱饭的日渐消瘦，父亲暗暗地下定决心，想去天津城里找同父异母的三姐帮忙，其时她们全家已经在天津城里定居，还开了一个做帽子的小作坊，生活相对富裕。
父亲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前后的一个深夜离家的。那时解放军正准备攻打国军据守的天津城，兵荒马乱的，为了避免我奶奶和老姑的担心和阻拦，父亲选择在深夜她们熟睡后走出家门。我们老家到天津城的三姑家近二百华里，那时并没有长途火车和汽车等交通工具，虽然有马车或人力车，但是父亲没钱付费，于是唯有靠着自己的一双脚走。那时已是秋末冬初时节，但父亲只有一身单薄的衣裤穿，白天在阳光下走还可以忍受，到了晚上就冻得瑟瑟发抖，只好钻到路边的玉米秸堆里取暖休息。就这样，在忍饥挨饿和风餐露宿两三天之后，父亲敲开了我三姑家的大门。
我三姑是我爷爷的第一个妻子所生，后来三姑的母亲因病辞世，我爷爷又娶了第二个妻子，生下了父亲和老姑两个孩子。我三姑比我父亲要大十几岁，在我父亲还咿呀学语的年纪就出嫁了，他俩的年龄差更像是两代人，缺乏年龄相仿的姐弟从小一起长大的亲近感。因此，当父亲以叫花子一般的落魄模样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并未表现出太多的心痛和欢迎。而且，在那个年代，媳妇在一个大家庭中的地位很是低下，她做出什么决策前都要经过其同住公婆的应允。因此，父亲在我三姑家住了几个月，只是得到了我三姑夫的一套旧的棉裤棉袄，偶尔帮忙打打杂，但一直未能得到他们夫妇要他留下学做帽子挣钱补贴家用的承诺。父亲无奈之下，从做帽子的一个伙计处得知北京郊区的门头沟煤矿需要矿工的信息，就决意前往，我三姑叫人写好了去那里的联系人的名字和地址，给了父亲几块钱作为到门头沟的路费。父亲就义无反顾地去了门头沟。
父亲到了门头沟，很顺利地找到了那个联系人，跟着他到煤矿下挖煤。干了两天，父亲就干不下去了。那时挖煤的设备非常简陋，矿工们头上戴着矿灯，手里拿着铁锹，肩上背着竹筐，在井下用铁锹挖出一块块的煤，装满竹筐后猫着腰，半爬着往地上运煤。父亲刚刚十八岁，骨骼尚未发育成熟，再加上长期吃不饱饭，营养不良，实在没有太多的力气干挖煤的活。更可怕的是，父亲听另一个人讲，就在父亲来前不久，有一位矿工被松落的煤块砸中了头，不幸身亡，其年迈的母亲听闻噩耗就昏了过去，从此一病不起。父亲想到自己独自偷偷离家，如果万一将来让自己的母亲也听闻此类的噩耗，上演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实在是太过不孝了，思前想后之下，就离开了门头沟，到了北京城里，找到一位几年前到北京闯天下的老乡，希望他能施以援手。
没想到，父亲的希望再一次落了空。北京米贵，居大不易。那位老乡历经几年的拼搏也还是处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阶段，没有余力帮父亲在北京找一个事儿做。因此，他听了父亲在天津城和门头沟的遭遇后，也只是无奈地摆摆手，留父亲住了一个星期。期间同在一个四合院住的一位妇女，看到父亲老实文静，帮父亲找了个工作，再过一个星期就能去上班。但不知是那位老乡认为那份工作不适合父亲，还是不想或无能力再留父亲继续住下去，他给了父亲几块钱，催促父亲赶快回家，免得老母亲和妹妹整日的牵挂。
父亲从他家出来，在北京的大街上徘徊难定。如果就此回家，固然满足了我奶奶思儿盼归的期望，但于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并无裨益，更大的可能是起反作用。自我爷爷去世后，父亲就深切地体会到了世态炎凉的滋味。在乡下，一个寡妇带着年幼的孩子这样的家庭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一些在爷爷生前，看在爷爷的面子上，对父亲平视甚至高看两眼的人，在爷爷去世后，见到了他满是鄙夷的神色。如果那些人再看到他此番灰溜溜地回到家，一事无成，闲言碎语和风凉话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不回家，能再去哪里呢？看着北京街头上来来往往的人流，父亲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我爷爷有一个堂妹，我父亲称她为三姑的，在东北的沈阳生活，看来也只好远赴关外，碰碰运气了。
但是，父亲手中的钱不足以支付从北京到沈阳的路费，于是父亲便坐车先到了唐山，找他二姐的大儿子寻求帮助。父亲的二姐，也就是我的二姑，和我的三姑是同父同母的亲姐妹。她的大儿子和我父亲的年龄不相上下，那时正在唐山的一家小作坊里做工。看着小舅舅风尘仆仆地前来，我二姑家的大表兄请父亲到街上的餐馆吃了顿好饭，又给了父亲几块钱，作为到沈阳的路费。
父亲辞别我那位表兄，马上前往唐山火车站，等一问到沈阳的火车票价，再数了数口兜中所有的钱，父亲傻了眼，因为父亲的钱与火车票价相去甚远。看来无法去沈阳，难道还是只好回家忍受他人的冷嘲热讽？无奈之下，父亲看到不远处有一位职工，正在挥动着信号旗指挥火车进站，那个人长得慈眉善目的，也许他能帮忙？父亲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走向他，寻求帮助。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老天爷也不忍心让瞎眼的麻雀饿死，父亲遇到的这位信号员是有着一副古道热肠的好心人。他看到眼前的小伙子眉头紧皱，一筹莫展，决心助父亲一臂之力。他让父亲稍等片刻，就去找周围的同事，请大家为父亲捐钱买车票。于是乎，好心的人们你五角，他一块，再加上那位牵头的信号员捐助了剩余的款项，父亲去沈阳的火车票钱总算凑齐了。看着手中的火车票，再回想起离家后几个月来的点点滴滴，父亲感动得热泪直流，哽咽而不能言，忘记问了那位好心人的姓名。那位信号员催促父亲赶紧去上车，因为从北京到沈阳的火车只是路过唐山，只停留短暂的几分钟，晚了就来不及了。就这样，父亲坐上了去沈阳的火车。四十年之后，当父亲回忆到这一幕时，犹自自责不已，恨自己当时没有问那位好心信号员的姓名，乃至以后想还钱报答，也无法再找到他。
沈阳成了父亲离家最后的目的地，也是他一生的福地。父亲的三姑热情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侄儿，父亲三姑的儿子们，有的已经成家另过，隔三差五地请父亲到他们的小家庭吃饭。其中最小的一个名叫顾百祥，比父亲小两岁，与父亲更是一见如故，一有空儿便带着父亲到沈阳城四处游玩。而且，他还积极地为父亲找工作。几个月后，他打听到沈阳铁西区有一个工厂正在招工，便极力鼓励父亲前去应招。他还模仿工厂的考官，草拟了几道考题，对父亲进行面试，以消除父亲的胆怯心理。有了事先的模拟演练，父亲去那家工厂面对考官时，胸有成竹，说得头头是道。当然，这也得益于我爷爷当年的教育启蒙，使得父亲认识不少字，文化程度相当于高小水平。在那个全民识字率极低的年代，识字不算少的父亲在众多的考生中鹤立鸡群，当时就得到了考官的工作承诺。第二天，父亲便兴高采烈地去了那家工厂报到上班。
等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后，父亲给远在关内家乡的奶奶寄去了一封长信，讲述了自己离家后的坎坷经历和如今已在沈阳工作的喜讯，并随信寄去了五块钱补贴家用，那时父亲的月工资也不到十块钱，孝顺的父亲只留下三四块钱作为自己日常的开销。父亲后来得知，奶奶在接到父亲的来信后，喜极而泣，老泪纵横，但奶奶并没有收到钱，不知是邮局的工作人员取出占为己有了，还是帮奶奶念信的同村人打开信后先偷着装到了自己的兜内。因为一年多过去，父亲没有丝毫音信，在那个虽然内战平息但社会还全然称不上太平的岁月，奶奶担心父亲早就已经步爷爷的后尘，父子俩相逢于九泉之下了，村里更有人风言风语，三人成虎地传说父亲在哪哪被流弹打死了。就在奶奶的精神行将崩溃的前夕，父亲的来信适时地到了。虽然“烽火连三月”已经成了历史，但父亲的家书何止抵万金啊？那时已经是一九五零年的春天，积雪已消融，大地正苏醒，桃李齐争艳，燕飞语呢喃。
一生时运不济，命运多舛的父亲在上个世纪末因病辞世，于今已有十多年了。古语云盖棺论定，但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远远未达到能为父亲盖棺论定的程度，是以将父亲的这段往事拖延至今，才忝就此文。我常常想，自己当今还算舒适的生活，是与父亲在一九四九年前后拼搏的脚步密不可分的。多年来，正是父亲那种身处逆境，但毫不气馁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激励着我，指引着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一生清贫的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兄姊三人留下什么值钱的物质遗产，但他这种无形的精神遗产才是更加弥足珍贵的，足以令我们受益终生，并延及子孙。此外，那位好心为父亲捐钱且没有留下姓名的信号员更是让我坚信，人间自有真情在。如果我们民族的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适时地施以援手，而不是冷嘲热讽袖手旁观甚至自相残杀，那么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肯定会更加和谐，我们民族的整体形象肯定会更加靓丽多彩。
本文于2014年6月16日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