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吴宓有学问，是大家公认的。王国维遗嘱让陈寅恪和吴宓负责整理他的书籍，看重的就是他们的学问。
他晚年的遭遇让人同情，失明、痴呆，文革结束后78年仍被遣送回乡，尤其是临死前最后一句话催人泪下“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吴宓让人费解的行为很多，既反对胡适，也抨击鲁迅；满肚子西方文化，却推崇文言文，鄙视白话文。
他最被人诟病的是其“作风”问题，“拍拖”无数，十足的风流情种。据说，他的名言之一是，除了学术与爱情，一概免谈。他瞄准的对象，很多是其学生，压马路、谈文化，请吃饭，甚至把自己的文章署上女生的名字，送去发表。然而，要说以教授身份玩弄女生，也是冤枉了他。吴宓在与女学生的交往中更满足于填补精神空虚以及享受“护花使者”的荣誉。即便今天看他带女生逛街，举手杖拦住汽车，让女生先走，也是一件极具勇气的事情。如果在欧美，稀松平常。在中国，我想绝少不了挨司机的臭骂。那时，吴宓教授一定很像传说中挺剑救美的大侠。
吴先生和许多文化人一样喜欢《红楼梦》，不同的是，他把自己比作紫鹃。因为他欣赏紫鹃对黛玉怀着一颗不掺杂念的纯粹的爱护之心。在西南联大，听说昆明有家牛肉馆冠以“潇湘馆”的雅名，怒不可遏，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的芳斋，是可忍，孰不可忍，急火火跑去，全然不顾教授形象，抡着手杖一通乱砸。由此或可说明，吴宓既不像辜鸿铭痴迷“品莲”一样怪异，也不像陈独秀酷爱嫖妓一样荒淫，而是另有一种名士爱美的情怀。这一点可能受其好友陈寅恪爱情观的影响。
吴宓的日记里多次提到陈寅恪独特的情爱观，如陈寅恪说:“(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织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的充满理想主义的情爱观，吴宓特意记下，显然是相当认同，至少对他触动不小。观其所为，我以为，吴先生可能最欣赏第二种情爱。
四
蒋梦麟在北大讲演时盛赞蔡元培：“温良恭俭让，蔡先生具中国最好之精神。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腊最好之精神。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个个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莱最好之精神。蔡先生这精神，是那里来的呢？是从学问来的。”当时听者都认为是至公至当之论。蒋是蔡先生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时的学生，说起老师，自然满口都是赞词。但是说蔡先生的思想品德是从学问中来，大致不错。蔡先生的学问新旧混杂，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也几经转换，按说很容易混成一个深不可测、老于世故的官僚，然而始终保持平实透明的状态，实属不易。
蔡先生的新旧混搭也贯穿一生。自幼学习传统文化，二十岁前信奉程朱理学，本不想走科举老路，一不留神，不但考取举人，还拿下二甲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升编修。任职期间，倾向变法。因感戊戌变法失败，清朝无望，辞职回乡。后来四十二岁时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进修，广泛涉猎文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史、实验心理学和美学等学科。这样的学问道路，自然造就了特殊的孑民先生。其实还在出国前，蔡元培再婚典礼就新旧杂陈，礼堂正中挂着写有“孔子”字样的红幛，当天下午，则举行演说会，以代闹洞房旧俗。
蔡先生从同情革命，到投身革命，最初也很激进，曾参加暗杀小组，学习组装使用炸弹。以后才变得比较平和。
近现代的知识分子，热衷把西方的价值观与中国古代的遗训相对接，蔡元培也不例外。他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虽然今天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但在当时未尝不是蔡校长为了打动老派人物的苦心设计。
五四运动前，蔡校长把学生骨干请到家中，告知巴黎和会消息。当学生起来组织游行示威，他又阻止。但学生被抓，他立即与其他学校校长联名保释。六四时的校长，小动作或者会有，公然与当局相左护犊心切，再无其人。
世人说起蔡元培，最重他主持北大这一段。我对他一生中频繁辞职颇为关注。从24岁任浙江上虞县志局总纂始，蔡先生任职及兼职不下三四十种，每遇意见龃龉，人事纠纷，时事变换等等情况，往往辞职，毫不留恋。这里面蕴含了蔡先生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也是那个时期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生存条件的写照。49年后，只有坐等被开除全家失去收入户口粮票的恐惧，没有辞职另谋高就的自由。这一点直接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精神。
五
章士钊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作为名人，他没有多少可称道的，在个人品行上，五毒俱全，然而历代政府，从北洋到蒋介石、毛泽东都待他不薄，出钱供养着他。他只有一点让我感动，对朋友真心实意，尤其是在朋友穷途末路、声名狼藉的时候，不但不会落井下石，还会主动送上温暖。
抗战后，他曾作过汉奸殷汝耕、周佛海的辩护律师。
他和李大钊相互敬重，两家来往密切，当李被捕，他奔走托人说情，死后，赠钱助葬。
章士钊很早就与陈独秀相识，共同办过报纸杂志，虽然思想各异，但是当1932年，陈在上海被捕，由江苏高等法院以“叛国”和“危害民国”罪起诉，公开审判，陈表示自己无钱请律师，章士钊闻讯后，不惧此案由何应钦主管，立即与陈联系，义务为陈辩护。有评论说“顾章与陈之政见，绝不相容，一旦急难，居然援手于不测之渊，斯亦奇矣。”足见侠义心肠。
段祺瑞是章士钊的老长官，曾提拔他做了部级干部，有知遇之恩。对此，章感铭终身。49年后，段祺瑞的名声臭不可闻，殃及子女后代。那时没有人有胆量敢于和段家有任何瓜葛，只有章能仗义执言。当得知段的小儿子蜗居家中，生活困窘时，章向毛泽东反映了情况，毛亲自批条让人安排段的儿子夫妇俩作了小学教师。段的孙子倒卖小五金，东西被扣，因害怕治罪，跑到新疆，章出面保下，才得以回家。段的孙女上小学时，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嘲笑羞辱，因而害怕上学。章又向毛陈情，得到指示：段祺瑞是历史人物，对他的后代不应该上纲上线。从此，段家后代的日子才好过一些了。
1936年，段祺瑞死后，蒋介石拨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要在黄山购置墓地。段的长子不愿葬在那里，而且把钱挥霍了。于是灵柩运回北京，暂厝香山卧佛寺旁。卢沟桥事变爆发，安葬的事情便搁置起来。六十年代重提入土为安，还是章士钊领衔出面，64年将遗骸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并且，亲自书写墓碑。原来要题“故中华民国执政段公芝泉之墓”，后来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与段的历史地位及评价，只写了“段公芝泉之墓”。我想搁笔时，行严老的心里肯定有些遗憾。但是两年后，定会庆幸，不枉一番苦心，终免文革被红卫兵捣毁之灾。
作为“甲寅”派（复古派）的代表人物，章士钊日三省，当无愧于“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