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的时候看过江青演的一部电影，忘了叫什么名字，好像不怎么样，但后来作为政治演员，她的演技很棒。
延安时期一直到”文革”前，我对江青的印象都比较不错，觉得这个人贤惠得体，不多说话，不突出自己，没觉得她有什么政治兴趣或政治头脑。延安时期，我们谈话不多，好像没有谈过什么重要的话，我也没看过她演戏。一起跳舞时她抱怨过身体不好，心脏不好，胃不好。她在延安搞了实验电影，请我去看，但我没去， 也不记得看过她们拍的电影。1946年的除夕，我和新华社的几个领导一起到枣园去给毛主席拜年。见毛主席有两个门房，第一个是李克农，他打电话给第二个门 房江青，他说：新华社的同志来给毛主席拜年，里头有李敦白，我们李家有外国人了，你们江家有吗？不知对方讲了什么，李克农又说：你赶快让他们进去，你要不 让他们进去，你们家里要死人的。这是他的原话。李克农是个非常爱开玩笑的人，按延安的标准是个胖子，成天乐呵呵的，随时都在开玩笑。我们经过江青那儿，见 到了主席。
60年代，我们有几次跟主席谈话，江青都未参加，她出现的时候，主席就说：江青同志来请我们吃饭了。饭桌上她也不参加政治性谈话，只是尽女主人的本分。
江青开始搞样板戏的时候，电台有一次把样板戏的唱片送给养病中的陈云听，送回来的时候，陈写了个条子，说革命样板戏很好，但传统戏更好。我们家的人倒都很喜欢样板戏，经常唱，我觉得样板戏去掉了京戏里面那些啰里啰嗦的东西，很好听。孩子们到现在还老说些戏里的话，如：大队长说了，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 货。我特别欣赏《智取威虎山》，前几天还在说黑话：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蜡！
1966年12月18号工人体育场支持越南南方解放阵线大会上我给江青递条子，请她支持广播局的”文化大革命”，她请我到人民大会堂见面。这次见面， 我发现她已经完全变了，完全不是原来那个端庄贤淑的夫人了，变得非常偏激、厉害、霸道。当时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也在场，但根本没有发言权，都是江青指手画脚地在那儿说。在两个小时内，她就把三个部队的首长打成了候补反革命，我记得其中一位是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当时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 江青说，我怀疑你把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都镇压下去了，让他反省，第二天上午八点半之前把检讨送到她办公室。这位老将军脸色煞白，一声不吭。江青根本 不容分说，张牙舞爪的。
她几天前去过广播学院，门卫不让她进，吵起来了。此时她问在场的广播学院红卫兵领袖，学校的大门是否还关着，听说仍然关着，她说：我在中南海有一支干 部队伍，如果他们还不开门，我要领着我的队伍把学校的门墙都砸烂。她还说，我们要把全国所有官僚机构的大门都砸个稀巴烂。这个话太厉害，我们回去都不敢传 达。我跟玉琳说，她就像狄更斯《双城记》里那个老是织着毛衣的充满仇恨的老太太。以后几次见面，也都是这种印象，飞扬跋扈，只有她给别人下命令，没有听别人意见的。但我当时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觉得她代表了”文化大革命”的那股劲，当时都不提倡讲道理。就是觉得变化太大。她对我倒很热情，说中国的”文化 大革命”一般不让外国人参加，但李敦白同志例外，他是一位老同志。人民大会堂见面的那次，李讷也在场，让我说服她妈妈让她参加串联，还给我别了一枚毛主席 像章。
江青让我提两个广播局可靠的造反派领导，我提了，后来我们这一派就上台了。1967年1月，江青到电台来开群众大会，会前在贵宾室接见造反派头头，我也去了。我跟她说，不应该再支持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就是我参加的老造反派），他们也不配以毛泽东思想命名。她问为什么，我说，他们镇压反对派，也镇压自己一派中的反对者，态度很粗暴。正说话间，年轻的播音员李涓进来了，很激动，哭哭啼啼的，她说的意思和我一样。在大会上，江青劝大家要团结，不要内斗，说有些同志很粗暴，这是不对的。但事后并没有处理台上的造反派，还继续支持他们。后来我听说，调查我的间谍案正是从那年春天开始的，也许我的话违逆她的旨意吧。
同年三月，中央文革派联络员张根生（音）找我，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发觉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不行，决定让他们走极端，自己走向反面，然后撤换他们。 他还说，中央文革信任我，先给我打个招呼，让我不要批评他们，就让他们犯错误。我没有泄露谈话内容，但也没听招呼。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是我的战友， 他们有错误，我就要批评，所以继续对王自强等头头提意见，和他们辩论。结果3月份真的把他们撤了，把我扶上去。那时候感觉非常好，觉得中国正在变成一个革命的民主国家。
江青被关进秦城监狱后，正好在我对面的牢房，她的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
现在有人说，江青因为家庭生活不幸福，所以政治上变坏。我觉得，不管什么原因，坏首先还是她自己坏。
来源：李敦白：《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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